“是药三分毒”。这是句老话。
　　虽然据说源自《黄帝内经》，已经在中国人的医疗实践中被遵循了上千年，但在西医看来，这个结论还是有点儿模糊，难以把握。
　　中医与西医的一个重要区别，体现在对药物的定性和定量上。几味、十几味甚至几十味中药，混在砂锅里反复煎煮，最终熬成一碗汤，患者喝下去，到底是哪味药起作用、怎么起作用、起了多大的作用，有没有不起作用的药、去掉行不行……这些“刁钻”问题，想必绝大多数中医回答不上来，如果再加上剂量或疗程是否可以增减、治愈率能达几何之类的细致询问，估计回答的难度就更大。而西医在这方面就显得比较有优势，什么药治什么病，用药几何、疗效好坏、有什么副作用、副作用发生的概率有多大、如何预防或缓解之类的，一般都有大数据支撑，让人看了一目了然。
　　虽然过去、现在褒贬中医的人挺多（将来肯定还会有），但在医疗实践中，中医从来能治病，也是事实。中国的人口规模从古至今一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其中肯定有中医的莫大功劳。但中医走到今天，如果还是依了老祖宗的规矩，只知因循着糊里糊涂地往前走，大约就不行。对此，屠呦呦对青蒿素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其实就是为中医今后的发展树立的榜样。别管是一味药也好，一服药也罢，抑或是什么疗法，恐怕都需要按照现代实验流程走一遍，直到一切有关的数据都能说得清清楚楚了，在天下行走起来，才能格外理直气壮;而在这个走流程的过程中，或许就会有许多可为外人接受的新发现和新体悟。
　　有人对中国的“保肝药”进行了一次深度探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几跳。一跳是，中国患者一年居然要吃掉百亿量级的“保肝药”。二跳是，“保肝药”的实际疗效，尤其在结核病患者身上的疗效，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而且国外根本就没有这类所谓的“保肝药”的提法和用法。三跳是，作为结核病患者“标配”的辅助治疗用药，居然比主药还贵，而且贵得还不是一点半点儿，逼得钱紧的患者自己停了药，最后居然什么事都没有。四跳是，国内外权威文献和治疗指南中，都未指出“保肝药”有确切疗效。五跳是，吃“保肝药”的“保肝疗法”，居然没有医生敢保证疗效。六跳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保肝疗法”，让许多患者耽误了病情，甚至到了难以挽回的程度。
　　雖然这些所谓的“保肝药”里有中成药，也有西药，但以此保肝、护肝的思路，倒很得老规矩的真传：没双盲试验，没疗效对比，没数据支撑，至于药物对身体的作用机理之类的内容，当然就更别提了。在许多东西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把这种疗法作为一种“标配”，说好听点，是为了保险;说难听点，恐怕就是利益作祟了。
　　眼睛总是死盯着这种利益，当然就很难把心思用到科研上，要想实现真正的进步——别管是中医还是中药，抑或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当然也就毫无可能。要改变这种局面，恐怕还是要从相关的制度层面入手，没有制度的硬框框，认知、做法要想取得显著变化，也毫无可能。或许，只有到了能把“是药三分毒”说得清清楚楚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坦言取得了真的进步吧。
　　（木木/文，摘自《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