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居是城市的一盏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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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旅行有个习惯,一是看博物馆,这是当地历史、文化、人文以及风土人情的浓缩,可以说读懂了这座城市的博物馆,就大致理解了这座城市;二是参观名人故居,我一直认为名人故居是一个城市的指路明灯,有它在,城市就会永远闪烁着精神的光辉,照耀着人们前行的路程。
  多少年来,安妮的故事代代传颂。不仅在《安妮日记》的诞生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关押安妮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在地波兰的克拉科夫,以及安妮出生的德国法兰克福,而是在全世界,安妮作为人们信仰和爱的理想目标,始终被追求着。
  那天一早,我去参观位于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263号的安妮小屋,当地人称之为安妮之家,或者安妮之家博物馆。安妮小屋尚未见着,一条蜿蜒曲折长约两千米的人龙赫然入目,这是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安妮粉丝。他们择树荫而站,慢慢等待着进入自己心中的圣殿——安妮小屋。
  这样站下去,几时才能进入安妮小屋呢,问询工作人员,大概得下午四点左右,那时再来碰碰运气吧,或许人就少了。于是,按照指点我们先去老城參观,接近下午四点的时候原路返回,再到安妮小屋。果然,长龙只有余尾,十几个人一会儿就如愿踏入了神秘的安妮小屋。
  来荷兰之前,有人跟我说,不看安妮小屋就算没到阿姆斯特丹。其实,当时我对安妮小屋,包括著名的《安妮日记》并不熟悉。因为此前尽管《安妮日记》正式出版已经有50多年,而且有近百种文字的版本。但中文版的《安妮日记》直到2011年才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正式出版,国内读者才得以读到这部风靡全球的著名书籍。
  毫无疑问,因为《安妮日记》使全世界的人知道了安妮小屋,而这个被称为安妮之家的所有故事也是始自安妮·弗兰克——一个为了躲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纳粹的迫害,从自己的家乡法兰克福逃亡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小姑娘。
  安妮·弗兰克的人生只有短暂的15年,出生于1929年6月12日的她,儿时记忆是快乐和幸福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是当地一位颇有成就的商人,母亲出身名门,家族地位高贵,大三岁的姐姐对她呵护有加,处处礼让。但是,这样的美好童年没能持续多久,随着1933年纳粹狂人希特勒上台掌权德国,对犹太人的残酷凌辱逐年升级。
  为了躲避纳粹的种族灭绝暴行,父亲奥托带着妻子女儿移居荷兰,并在阿姆斯特丹安家立业,创办了两家食品加工公司。一家叫做欧培克塔,另一家为佩克塔孔,分别生产销售果酱胶凝剂和肉用香料。4岁的安妮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由于父亲经营有方,他们家的食品企业发展很好,收入颇丰,保证了一家人的优裕生活。安妮在一所叫做蒙特梭利的学校读书,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安稳的校园时光。现在保留下来的安妮小屋,就是安妮父亲奥托开设食品公司的旧址。房子由两部分组成,前宅(靠街的门面)与后宅(附属建筑),当时的情形如同今天的那种前店后厂,有一些家庭作坊的意思。
  令安妮一家想不到的是,希特勒的战争进程如此之快,1940年德国闪电般地占领荷兰,并对犹太人一路追杀到了阿姆斯特丹。为了免遭捕杀,父亲奥托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于1942年7月6日被迫躲进了后宅的上面两层里。后来,奥托的合伙人范佩尔斯一家三口及一位犹太人牙医弗里茨也一同躲了进来。这8个人从此在狭窄的两层楼里,组成一个犹太人的小世界,过着暗无天日的可怕生活。
  之前的6月12日,安妮刚刚过了自己的13岁生日,她的父母送她一个红格子的日记本。大概是早对未来局势有所研判,父亲希望安妮从现在开始学习写日记,把每天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记在日记本上。
  打开《安妮日记》我们会看到第一篇的时间是1942年6月14日,即安妮生日的第三天:“前天早上,也就是6月12日,我6点钟就醒了。你可别觉得奇怪,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你(红格子日记本),也许因为你是所有礼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吧。”安妮一家躲起来的那天,她没有写日记,这也是从开始到结束的1944年8月1日,很少出现的特殊情况。但是,安妮并没有忘记带上红格子日记本,在经过了两天的情绪修整之后,《安妮日记》继续了:“从星期天早晨到现在,虽然只过了短短几天,但我却感觉像几年一样漫长。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整个世界突然天翻地覆了……”
  此后的两年时间,安妮一直和家人躲在密室里,靠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等待着纳粹德国的覆灭。1944年4月11日,安妮写到:“终有一天,这可怖的战争会结束,我们终将是人,而并非只是犹太人。”小小的安妮是多么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啊,也是这一天,安妮还写了这样的话:“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有目标,有观点,有信仰,还有爱。”安妮的这些写在日记上的话,被当作经典印在安妮小屋的显眼位置,在行走中可以了解她成长的心路历程,敲人心扉。
  我是那天最后一个进入安妮小屋的。那么狭窄的通道,那样陡峭的楼梯,那样小的窗户,不要说在战火纷飞的纳粹统治时期,即便在今天,参观者进去也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根据博物馆的设计,进入安妮小屋首先看到的是当年安妮父亲的公司使用的仓库,工人们就是在这个仓库磨制各种香料的。而安妮和家人的藏身之处就在这个仓库的后面,工人们知道他们老板一家和另外4个人藏在其后的两层楼里吗?1942年7月11日安妮写到:“白天,我们时时刻刻都必须谨言慎行,因为不能让仓库里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通过安妮的话,可以知道仓库里的工人并不知道有人藏在后面,但是公司办公室的员工是知道真情的,因为,安妮的父亲曾经问过他们,是否愿意帮助自己和家人进行藏匿。办公室的4位职员答应了,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一直为奥托·弗兰克的公司工作,并负责为藏身楼上的8位犹太人提供食品、衣物、书籍、报纸。他们从附近的商店和黑市上购买食物,购物券则来自荷兰抵抗力量内的熟人。
  随着战争的日益残酷,食物和衣物越来越难以搞到,负责供给的4位工作人员也承担着更多的生命风险。安妮在1944年5月26日记:“库格勒(4位办公室员工之一),由于承担着对我们8个人的这份过于沉重的责任,神经高度紧绷,有时候都紧张得快说不出话来了。”   看到这里,真的是萬千感慨,尽管最后是谁出卖了8位犹太藏匿者,至今还是一个谜。但这4位办公室的荷兰人始终没有放弃对8位犹太人的帮助,尤其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依然在尽力四处寻找食物,没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持和信念操守,是难以做到的。
  1944年8月4日,得到线索的党卫军突然闯了进来,把8位藏匿者和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两位办公室员工逮捕。不知道为什么,另外的两位办公室员工没有被押走,纳粹党卫军甚至连一指头都没动他们。这也为历史留下了一个永远的未解之谜:告密者是谁?
  这些年来,出现了多种告密者的理论推测,一些参观者走出安妮小屋的第一反应也是——究竟谁是告密者?70多年过去,没有任何一种推测得到证明。战后荷兰、德国的相关机构进行了多项调查,一直无法判定告密者的身份。
  1944年8月1日,安妮写下最后一篇日记,这离被捕还有3天的时间。也许,这不是结束,只是已经成长起来的安妮心有预感,她在为自己的余生呐喊:“哼,等这个世上没人的时候我再请出好安妮吧——你的安妮”。这是《安妮日记》的最后文字……
  1944年9月3日,安妮和她的家人以及其他的藏匿者和两名办公室的荷兰籍员工,被押往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5月,也就是在苏联红军即将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几天,安妮和她的母亲、姐姐,一起被纳粹党卫军毒杀,安妮·弗兰克还差一个月16周岁。
  安妮小屋有一个关于《安妮日记》的展室,安妮使用过的红格子日记本原件和一些散页,被完整地保留在这里。在把日记本写满之后,她又在其他的本子上记。从1944年5月20日开始,安妮在散页上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日记,她希望在战争结束后出版一本关于她们在密室内藏身生活的书籍。安妮还写短篇小说,摘抄从书上读到的那些美丽的句子。娟秀的书法,工整的行书,缜密的思维,密密麻麻的文字,是美丽、善良、聪慧、多情的安妮,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和美好生活的期盼。1944年4月5日安妮写道:“我希望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即使在我死去之后!”
  安妮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写作,能让我进行彻底的宣泄,悲伤也随之消失,然后我就能重新打起精神来”。令小安妮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虽未能成为梦想中的著名作家,她的日记却成为全世界被阅读最多的书籍之一。
  安妮被带走之后,父亲公司另外两位没有被捕的办公室员工,在密室里找到了安妮的日记、笔记本和散页纸,冒着生命危险将其藏在自己的办公室。正是两位饱受舆论和民众猜疑的“告密者”,在战争结束之后完整地将安妮的日记交给了幸免于难的奥托·弗兰克,这位失去所有亲人的犹太商人。
  在做了慎重的考虑之后,父亲奥托决定将女儿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出版。1947年6月25日,荷兰文的安妮日记以《秘密小屋》为名首版正式发行,其后各种文字各种版本相继出版,至今已达1000万册之多。根据《安妮日记》改编的电影、话剧、舞剧、电视剧,从未间断过演出。安妮,一个不到16岁的犹太女孩,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偶像。
  夜已降临,王子运河的船上人家打开五颜六色的灯光,将安妮小屋——一座只有4层高的河边小楼,映衬在烂漫的北欧洁净天空之下。70多年过去,安妮小屋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带着最为真实的历史原貌,向过往的人们讲述着一个感人的历史故事。
  类似的安妮纪念场所在德国和以色列也有,听说每天去参观的人同样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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