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生于上海，长于香港，居于北京的著名文化人。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并任总编辑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监制及策划多部中国香港及美国电影的制作；从1990年代起，穿梭于内地、台湾及香港之间，从事媒体、文化和娱乐产业经营。著有《香港三部曲》、《我这一代香港人》、《移动的边界》、《事后：本土文化志》、《城市九章》等多部作品。
　　《检察风云》：您写过一本《波西米亚中国》，描述了一个波西米亚的北京，您觉不觉得北京是一个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冲击的产物？
　　陈冠中：那一定是，所有创新都是混杂的结果，或者是把以前遮蔽的事物再翻新出来。所以这一定是和外来文化、改革开放有关的，改革开放之前是另一种混杂，是把苏联和中国的一些传统混合起来，和改革开放后的混杂不一样。当时的历史背景，在北京出现了大规模的波西米亚文化，北京聚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为了理想来到北京。我觉得这有点像19世纪的巴黎。当我看到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文化族群时，就想做这样一本书，但是我的文章不够，于是我、廖伟棠、颜峻三个就把文章集起来，来描述这种感觉。北京以前投射给人的感觉与我们现在的感受不同，它原来是一个政治中心、高科技中心，或是一个老北京——胡同文化的北京、天桥文化的北京、历史文化的北京，这些都有。而现在，北京还多了一种波西米亚文化，而且，现在北京的波西米亚文化已经是很大的产业，在2003年的时候，我还勉强把这个现象写出来，而2003年之后，它又发展太快，根本写都写不过来，你根本没办法把它们包容在一篇文章里。
　　《检察风云》：香港也是一个混杂的城市，它表现出来是一种娱乐化，而北京更多的表现为先锋性，像798聚集了很多艺术家。您觉得这种差别是怎么产生的？
　　陈冠中：北京作为时尚艺人的首都，现在不仅先锋性很强，娱乐性也很强，方方面面都补足了。香港就是七百万人生活的城市，流行文化是很有香港特色的，几乎形成了香港的一种身份。比如小说方面也都跟流行文化有关。但是1970年代的时候，香港也存在着流行文化之外的东西，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内地的全是香港的流行文化，大陆如果有那样的印象当然也没有错，只是不够全面完整，香港也存在其他的，只是它们在1980年代没有进入内地而已。
　　《检察风云》：您觉得大量的新移民会使得北京的身份发生变化吗？
　　陈冠中：北京很明显，很多外来人。除了完全的移民城市深圳之外，不见得还有哪个城市能和北京比。每个城市的身份建造都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不是说亘古不变的。身份都是构建出来的。上海的身份就更明显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上海是吴文化的一部分。19世纪70年代，上海突然出现北京热，“京剧”这个词是上海人说出来的，北京人那时还叫“京剧”为“二黄、皮黄”。还有海派京剧的兴起，为什么热的不是昆剧？广东也是一样，改革开放之初，他们都是看重香港文化，不看北方文化的，这样就在人们的印象中形成了广东先锋、排头兵的感觉。很多在广东长大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看香港的TVB长大的。身份就是如此，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形成和演变。
　　《检察风云》：2000年之后，很多港台艺人到北京定居、开公司，像罗大佑、李宗盛。您觉得北京对台北香港有这么大吸引力，是内地经济腾飞、文化振兴的產物吗？
　　陈冠中：从文化圈我所了解的情况来说，我觉得台湾人来得比较多，香港人不是没有，但少一点。这样的情况当然和中国的经济文化有关系。港台超前大陆落后这样的概念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转过来了，好像这些年北京上海发展更快，反而将港台抛在脑后。肯定是在2003年之后，大家才会有这样的感觉，之前没有。台北到北京的人要比香港人多得多，台北2300万人的大城市，它本身的文化产业就比较大。而香港就只有700万人口，多不起来了。而且聚集在香港的人才大都从事影视娱乐文化这一块，而台北有更多的人才，各方面的都有。
　　《检察风云》：北京这些年建了很多大型建筑，像CCTV、鸟巢、巨蛋等，有很多国际一流设计师的地标性项目，他们改变了北京的整个城市肌理，您对这些建筑怎么看？
　　陈冠中：建筑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因为两件大事，一件是弗兰克·盖瑞做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另一个大事是北京奥运会，这两件事让人们发现，一个城市可以靠一座建筑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像迪拜。所以大家都找一些名设计师来设计、建造地标性的建筑来提升或改变城市的形象，这往往是有效的。北京在这方面就给全世界做了一个示范。回头再看肌理问题，一个超大城市建几个地标建筑物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建在哪里，怎么建法。比如说，大剧院有必要建在天安门附近么？可能没必要。如果在奥运村那里建一个大剧院，不会有人反对的。不能仅仅从美学的角度看建筑，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再比如中央电视台是不是应该建在CBD？新区总是好一点，新区有这样的建筑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景点。但是在已经这么密集的CBD，你可以想象以后的交通会多糟糕。当时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交通等因素也是值得反思的地方。
　　建筑物本身好看不好看还可以再讨论，但是我觉得建筑对环境的影响一定要放在考虑的重心。外界给予很多批评，说有的建筑物的钢材会增加城市的温度，比如南加州有一个音乐厅，给当地的温度增加了十五度。我们应该考虑是否该容许一个建筑物对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北京可以有这样漂亮的建筑物，但是千万不要每一个发展商每个小区都建造这种建筑物，那就不好了！香港曾经被一家杂志评为世界十大奇观城市之一。香港有海峡，有那么多的高楼，有山岭，如果再造什么奇观的高楼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悉尼只要一个歌剧院就够了，上海也不需要了，外滩再加上陆家嘴也够奇观的了。
　　《检察风云》：现在您在北京常去什么地方？还常去香港么？
　　陈冠中：如果有朋友来，就去“798”，不管怎么说那都是北京的一张大名片，对文艺感兴趣的人不会说不想去“798”看看的。书店方面我挺喜欢的万圣书园，那里常有一些别的地方没有的书。但是因为交通不太方便，所以去的机会其实也不多，如果没有外地朋友来，我一般不会去，就在楼下小区里面走走。不过我前后在北京到底住了十几年，北京的东南西北几乎都去过了。香港的话，如果有人叫我演讲，我会去。大概一年四次吧。因为我现在还是绿色和平的国际董事，起码一年要去四次。我爸妈在加拿大，一年去看他们两次，所以一年有十次固定旅行。
　　《检察风云》：既然不常去香港，那您以旁观者的身份看香港有什么变化？
　　陈冠中：我2003年到北京之后写了很多有关香港的东西，原因之一就是在大陆看了很多文章对我很有启发。2003年之后，香港其实有很大的变化，只是大家一提起香港，印象还停留在1997年前，那是英国殖民地皇冠上的明珠。那个故事说完了，没人再说了。其实香港也在发展，也正因为大家不再关注香港，香港人也感到失落，也在研究香港。所以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更多地思考香港，香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1997前反而没有这样的思考。1997年的时候虽然也有很多人写关于香港的文章，但是远没有1997之后大家的思考来得深入。大家对香港的思考比以前清楚了很多，以前傻乎乎地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现在开始没有那么自大。
　　我一直在想的是，香港应该和广东人在一起，可以形成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个文化中心，让世界想起中国就想起三个地方：北京、上海和粤港。现在他们往往只想到北京和上海，他们对原来的香港很熟悉，但是他们已经不去香港了。粤港，我叫它Can Kong，这个形象如果做出来，人们就知道，在中国，不能只去北京上海了，可能一年去北京，隔一年去上海，再一年去Can Kong，这就是香港的新故事。这个新故事会刺激新的想象。广东和香港的问题是大家没有想象力，因为它的老故事刚刚说完。
　　《检察风云》：香港娱乐工业原来是非常发达的，曾经，它就是一个神话，但是近十年来，下滑得非常严重，您觉得原因何在？
　　陈冠中：香港的媒体周期也到了，电影电视流行音乐都在走下坡路，大陆反而在腾飞。大陆的朋友对香港的兴趣大大降低，那是因为有太多地方可以把吸引力拉走，香港失去了独占的能力。张国荣的自杀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香港整个城市似乎已经失去了想象力，张国荣走了，梅艳芳也走了，香港就好像可以被纸包起来当做文物一样观赏。不光是外国人，大陆人也这样想。所以我说香港需要想象，而且还不是小的想象，一定要大的想象，Can Kong就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采访：河西
　　编辑：薛华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