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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部分乡村是美好的，那里空气比较清新，至少不会像城市里越来越严重的雾霾天气，让人们心慌和恐惧；那里生活相对简单，虽然没有城市里的五颜六色，但是洁净的含义是要超越城市所谓的“五彩缤纷”很多倍的……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由“去乡村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晋升到“在乡村多待几天放松自己”的“高度”，以至于今，时常有一种错觉，是不是老了？思来想去，当然不是，告老还乡为时尚早，只不过自记事起，为数不多的乡村感受却成为我头脑中年少时的独特记忆。
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形态而言，估计“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村人”这句话最能反映中国乡土基础的广度与宽度，虽然它最初的出现是被当作反击傲慢与偏见的语言而用。
第一次回农村老家是在30年前，那里有我的亲祖母。当然，处在孩提年纪的我，自然不会在意为什么我的曾祖父很小的时候就去了当时的省会开封，而我的祖父为什么还为我在乡下留了一个亲祖母这个复杂的问题。只依稀记得，每天在大院子里推着四轮车，生锈的铁轱辘在我的全力推动下，与地面摩擦产生的噪音，造成在田地里劳作一天回来的长辈们无法安稳休息，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祖母总是在旁边喊着，“孩儿啊，你歇会儿吧……”
已经记不清跟着谁下地里干活儿了，只记得锄头比我高得多。用力搬起，学着大人往地里夯，只一个回合，锄头把便砸在脚上，哭成稀里哗啦，惹得我与锄头和土地之间很快就不欢而散。
第二次回到农村老家是10年前。回去的原因是表弟结婚，然而到地方又更多了一层欢喜的含义，结婚和满月一起办。
祖母明显老了很多，祖宅的房子因为表弟结婚又重盖一新，但是回村的路还是一寸都没有改变方向。婶婶与我母亲挽手长谈，父亲也在祖母面前问着生活、说着温暖。我在表弟的陪同下，从村东头往西走，再从西头走回来，就这样一边听他讲家里的事情，一边感受着中国最地道农村的点点滴滴。两天的时间很短，留下的印象除了比城市冷之外，还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我的根在这里，在村里长者手编的家谱里，我的生命起源仿佛能追溯更远。
相对于父亲的农村老家，母亲的农村老家对我似乎要抽象一些。然而，从小在外祖母家长大的我，时常听她给我讲述母亲老家的故事。外祖母是童养媳，很小就到外祖父家了，小时候每天干农活儿，做饭，洗衣，放牛……外祖母说，那时的河水很清澈，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看得可清楚了！去远处的山坡放牛，有时睡着了，搭黑回家，找不到路，还会遇到“鬼打墙”的怪事。
外祖父家境殷实，又是家中长子，儿时还是很自在的。但是，自从有一次正在乡间小路上蹲便时，被她的母亲忽的一把捂着嘴，气都不敢大喘后，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就不一样了。后来，外祖父终体会到那天的危险——日本兵从村庄路过，当时距离他已经很近很近。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百废待兴，农村也在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外祖父来到当时的省会开封，投奔他在城里搞实业办厂的舅舅。不几年，政府对民族资本家的“公私合营”政策，把我的外祖父由一个跟着舅舅在自己家族企业里做工的农村少年，彻底变成了有无产阶级先进觉悟的在国营企业上班的共产党员。当然，还有了我的母亲。
还有不得不提的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使得我的祖父在早已是城里人的情况下，代表曾祖父回到老家得了房子和土地，同时还和“被革命对象”家里的女儿好上了，有没有结婚证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是我父亲却是实实在在地出现了。结果呢，由于阶级划分和成分问题，父亲跟着祖父回到了城里，祖母最终留在了那里。
乡村是可以锻炼人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火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在毛主席提出时是基于很多主客观因素，但是现在看来，确实也锻炼了一代人。严肃又活泼地说，习总书记如今这么了解农村、重视农村，是与他当时的知情岁月不无关系的。
豫剧《朝阳沟》里曾有这么一个片段，城里长来城里生的银环，在朝阳沟这个好地方，竟遇到了“五谷杂粮难分辨，麦苗韭菜分不清”的尴尬。其实，这种情况对于城里孩子来说是很现实的问题，尤其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更是明显。
在我的脑海中，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城市生活还是比较“无色无味”的，大部分家庭除了下班回家看看当时很是流行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里播出的几个节目外，其他文娱项目并不多。不过，到了秋天，生活会多彩一些。花生成熟了。母亲总会在这一段时间里，在周末约上几个同事，骑着自行车，车篓里装上编织袋、铁抓钩、几瓶水和一些食物，去近郊拾花生。我也是拾花生队伍中的一员。
到了地里，看着大片大片的黄土好像被翻过很多遍似的，费了老半天劲，才零零散散搞到一把花生，我就会问母亲，花生怎么这么少？母亲的解答我当时并不是很清楚。反正后来知道了，锄花生是农民的正常工作，拾花生是城里人的休闲娱乐。小孩儿总是会对一件久做不见效果的事情快速显出不耐烦之态的，母亲也自然看得出我的情绪，便哄着说：“你看，那面有一片长得很高的玉米地，你去拾几个玉米吧。”新鲜事我当然乐意，只是拿着铁抓钩在玉米地里刨到我浑身是汗，也还是没见到母亲说的玉米。回去一说，可把母亲乐坏了。从那一刻起，我想我以后绝对不会忘记，玉米是长在上面，而不是土里的……
经过几次这样的事儿，我还是有所收获的，比如我知道了玉米长在玉米秆上，白薯长在地里，当然还有横穿土路的蛇都是蜿蜒前行……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再长大一些，我会到在郊区居住的同学家帮助割稻子，以示友谊；在大学里，参加暑期下乡实践，以示进步。
如今，我有了很多机会去接触乡村、了解乡村，这种感受与我曾经听到的乡村故事、拥有的乡村记忆是不同的。虽然，我早已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体味到了更多中国乡村的基本生活方式，甚至在马克思的有关书籍里还了解了一些欧洲国家乡村的种种情况，也写了很多关于乡村那些人和物的文章……然而，这都比不上我曾经最最真切的乡村记忆，无论是在祖母家的大院里，还是在外祖母的故事中，抑或是我跟随母亲骑车穿行在城郊之间的童年里。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由“去乡村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晋升到“在乡村多待几天放松自己”的“高度”，以至于今，时常有一种错觉，是不是老了？思来想去，当然不是，告老还乡为时尚早，只不过自记事起，为数不多的乡村感受却成为我头脑中年少时的独特记忆。
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形态而言，估计“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村人”这句话最能反映中国乡土基础的广度与宽度，虽然它最初的出现是被当作反击傲慢与偏见的语言而用。
第一次回农村老家是在30年前，那里有我的亲祖母。当然，处在孩提年纪的我，自然不会在意为什么我的曾祖父很小的时候就去了当时的省会开封，而我的祖父为什么还为我在乡下留了一个亲祖母这个复杂的问题。只依稀记得，每天在大院子里推着四轮车，生锈的铁轱辘在我的全力推动下，与地面摩擦产生的噪音，造成在田地里劳作一天回来的长辈们无法安稳休息，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祖母总是在旁边喊着，“孩儿啊，你歇会儿吧……”
已经记不清跟着谁下地里干活儿了，只记得锄头比我高得多。用力搬起，学着大人往地里夯，只一个回合，锄头把便砸在脚上，哭成稀里哗啦，惹得我与锄头和土地之间很快就不欢而散。
第二次回到农村老家是10年前。回去的原因是表弟结婚，然而到地方又更多了一层欢喜的含义，结婚和满月一起办。
祖母明显老了很多，祖宅的房子因为表弟结婚又重盖一新，但是回村的路还是一寸都没有改变方向。婶婶与我母亲挽手长谈，父亲也在祖母面前问着生活、说着温暖。我在表弟的陪同下，从村东头往西走，再从西头走回来，就这样一边听他讲家里的事情，一边感受着中国最地道农村的点点滴滴。两天的时间很短，留下的印象除了比城市冷之外，还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我的根在这里，在村里长者手编的家谱里，我的生命起源仿佛能追溯更远。
相对于父亲的农村老家，母亲的农村老家对我似乎要抽象一些。然而，从小在外祖母家长大的我，时常听她给我讲述母亲老家的故事。外祖母是童养媳，很小就到外祖父家了，小时候每天干农活儿，做饭，洗衣，放牛……外祖母说，那时的河水很清澈，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看得可清楚了！去远处的山坡放牛，有时睡着了，搭黑回家，找不到路，还会遇到“鬼打墙”的怪事。
外祖父家境殷实，又是家中长子，儿时还是很自在的。但是，自从有一次正在乡间小路上蹲便时，被她的母亲忽的一把捂着嘴，气都不敢大喘后，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就不一样了。后来，外祖父终体会到那天的危险——日本兵从村庄路过，当时距离他已经很近很近。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百废待兴，农村也在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外祖父来到当时的省会开封，投奔他在城里搞实业办厂的舅舅。不几年，政府对民族资本家的“公私合营”政策，把我的外祖父由一个跟着舅舅在自己家族企业里做工的农村少年，彻底变成了有无产阶级先进觉悟的在国营企业上班的共产党员。当然，还有了我的母亲。
还有不得不提的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使得我的祖父在早已是城里人的情况下，代表曾祖父回到老家得了房子和土地，同时还和“被革命对象”家里的女儿好上了，有没有结婚证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是我父亲却是实实在在地出现了。结果呢，由于阶级划分和成分问题，父亲跟着祖父回到了城里，祖母最终留在了那里。
乡村是可以锻炼人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火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在毛主席提出时是基于很多主客观因素，但是现在看来，确实也锻炼了一代人。严肃又活泼地说，习总书记如今这么了解农村、重视农村，是与他当时的知情岁月不无关系的。
豫剧《朝阳沟》里曾有这么一个片段，城里长来城里生的银环，在朝阳沟这个好地方，竟遇到了“五谷杂粮难分辨，麦苗韭菜分不清”的尴尬。其实，这种情况对于城里孩子来说是很现实的问题，尤其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更是明显。
在我的脑海中，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城市生活还是比较“无色无味”的，大部分家庭除了下班回家看看当时很是流行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里播出的几个节目外，其他文娱项目并不多。不过，到了秋天，生活会多彩一些。花生成熟了。母亲总会在这一段时间里，在周末约上几个同事，骑着自行车，车篓里装上编织袋、铁抓钩、几瓶水和一些食物，去近郊拾花生。我也是拾花生队伍中的一员。
到了地里，看着大片大片的黄土好像被翻过很多遍似的，费了老半天劲，才零零散散搞到一把花生，我就会问母亲，花生怎么这么少？母亲的解答我当时并不是很清楚。反正后来知道了，锄花生是农民的正常工作，拾花生是城里人的休闲娱乐。小孩儿总是会对一件久做不见效果的事情快速显出不耐烦之态的，母亲也自然看得出我的情绪，便哄着说：“你看，那面有一片长得很高的玉米地，你去拾几个玉米吧。”新鲜事我当然乐意，只是拿着铁抓钩在玉米地里刨到我浑身是汗，也还是没见到母亲说的玉米。回去一说，可把母亲乐坏了。从那一刻起，我想我以后绝对不会忘记，玉米是长在上面，而不是土里的……
经过几次这样的事儿，我还是有所收获的，比如我知道了玉米长在玉米秆上，白薯长在地里，当然还有横穿土路的蛇都是蜿蜒前行……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再长大一些，我会到在郊区居住的同学家帮助割稻子，以示友谊；在大学里，参加暑期下乡实践，以示进步。
如今，我有了很多机会去接触乡村、了解乡村，这种感受与我曾经听到的乡村故事、拥有的乡村记忆是不同的。虽然，我早已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体味到了更多中国乡村的基本生活方式，甚至在马克思的有关书籍里还了解了一些欧洲国家乡村的种种情况，也写了很多关于乡村那些人和物的文章……然而，这都比不上我曾经最最真切的乡村记忆，无论是在祖母家的大院里，还是在外祖母的故事中，抑或是我跟随母亲骑车穿行在城郊之间的童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