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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伦理概念，形而上学的“忠实”观念试图将翻译束缚在“忠”与“不忠”的两个极端，从而引起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德里达提出的“延异”概念指出，能指所指涉的事物只是一个虚幻的在场，而不是事物本身。这就消解了意义的绝对性，也终结了“忠实”的神话。这样的解构促成了翻译批评转向关注译者本身，关注影响译文面貌的其他因素，从而更加适用于当代全球语境下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