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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年同志是我父母1929年至1933年在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时最亲近的战友。作为出色的秘密交通员，她驻守机关，传送机要文件、钱款、武器，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任务，尤其是在中央特科与叛徒顾顺章的斗争中，她顾大局识大体，化险为夷立下奇功。陈云称她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我从记事起就认识她，在父母的影响下，从小就崇敬喜爱她，亲切地叫她惠年阿姨。惠年阿姨十四五岁参加革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今年是她100周年诞辰，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特依父母生前所谈情况和有关史料编撰此文，以作纪念。
在党的秘密交通工作中独当一面
1911年3月13日，惠年阿姨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县谭家河镇一个殷实家庭。她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母亲省吃俭用仍送她姐妹读书。惠年阿姨从小聪慧伶俐，读了三年跳了两级，进而转入信阳女师附小；后因母亲无力再支撑下去，只好缀学回家。当时她家所处地区正是共产党领导革命活动的区域之一，她那时虽年纪不大，却因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参加了儿童团，还经常参加妇女协会活动、游行示威活动，并宣讲别人拟好的讲演稿。1926年北伐军到了她家乡，发动民众组织起来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宣传革命道理，在原小学校办了一个文化补习班。她正好缀学在家，为了求知识就剪成短发，去文化补习班参加学习，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共产主义ABC”等革命思想教育。由于她学习努力，积极要求进步，成了学校中共党团组织争取发展、重点培养的对象。1927年经周新育、李正中介绍，她加入了共青团。
惠年阿姨很小时就由父母包办订了娃娃亲，婆家是地主。她父亲去世后，家里只有母亲和她们姐妹四人，全家受人白眼，被视为没有男孩子的“绝户头”，说她“成天在外抛头露面不成体统”，“没有家教”等等。婆家强要她进门当童养媳，她母亲不同意与男方争执。团组织知道后就支持她退了婚。从此她就离家到柳林小学一边上学，一边继续参加革命工作，组织上每月发给她两元生活费。不久地方红枪会在土豪劣绅煽动下搞叛乱，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扬言要杀共产党，杀剪短发的。那时她头发还未长起来，在当地呆不下去，只好先后到鄂豫交界的鸡公山、武汉等处躲避，后又回到河南。
1927年冬，党在河南四望山地区组织了一次武装起义，但因受“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没有坚持多久就失败了。起义前，党组织决定不让女同志参加，又考虑到惠年阿姨年龄小，就要她疏散回家。她不肯，坚决要求留下来工作，就被派到县委机关做党的交通工作。
惠年阿姨由于年龄小暂不能转为党员，但做的又是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所以组织决定她“挂党”。她当时主要任务是住机关买纸、买菜、印送传单、送信、送文件。为了工作方便，她经常戴顶帽子把头发藏起来装成男孩子，与另一女同志结伴相互掩护完成任务。那时她们担任交通员，虽工作经验还不足，但依然利用女同志的便利条件，大件东西多缠在腰后，把重要文件和信等小件放在鞋里，别在袜筒等地方，机智地躲过了敌人一次次搜查。惠年阿姨在一篇回忆我父母的文章中谈到这一阶段她的工作：“我第一次见到戚大姐（指我的母亲戚元德——笔者注）印象很深，那天她穿着暗红色的旗袍，头上挽着乌黑的发髻，是个非常年轻漂亮、和蔼可亲的大姐。她一见我就笑着说：‘原来是你，漂亮的小妹妹，我早在河南曾见到过你。’我非常吃惊，因在我的印象中从不认识戚大姐，她看我吃惊的样子又笑着说，你是否有一次在×街××饭铺对面的一个烟摊买过香烟，那天你穿着一件蓝白印花布大襟衣服，梳着一根长辫子在背后，我正好在饭铺窗口边吃早点边等烟摊信号取情报，看见你。我猛然想起，确实有一次在组织的布置下向那个烟摊送过情报。当时我们经常装扮成各种身份去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如陈云同志就经常装扮成‘跑街’（推销员），耳朵上架着一支笔满街跑。那次说起来才知道我和戚大姐在完成同一个任务，我送情报，她取情报。根据当时党的秘密情报工作不许发生任何横向联系的规定，所以我们对面不相识，戚大姐看到了我，但我却连戚大姐的影子都未见到，看来那时我还是缺乏大姐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注意周围环境的习惯和经验。”
1928年惠年阿姨在完成任务时在潢川不幸被捕，三个月后被无罪释放，调回信阳县委工作。组织上仍决定她做机关工作。她向组织申请搞工人运动，组织同意了。
1929年惠年阿姨到信阳工厂做工人运动工作。在一次罢工后，她同三名女工出去贴传单时被敌人发觉。在火车站工人同志的帮助下，她逃出信阳去了湖北广水。
1929年秋天，中共中央交通局往返河南、上海的交通，缺一住机关的女交通员。经河南党组织推荐、中央交通局反复考核，选定了惠年阿姨，并派了交通员到广水接她一同到上海。
到上海后，惠年阿姨见到了时任中央交通局局长的我父亲吴德峰，但她开始并不知道我父亲的职务。她接到的任务是要与去广水接她的交通员假扮夫妻住机关做秘密工作。惠年阿姨因那时还是个没结婚的十八九岁大姑娘，难为情，很不愿意，反复提出要去苏区或去工厂搞工运工作。据我母亲回忆：“当时在上海单身租房子比较困难，且易引起敌人和外人的注意和怀疑，单身的男女同志多假扮成夫妻租房，建立机关或秘密交通联络点。中央交通局工作当时归属中央政治局，受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工作独立，对外绝对保密，人员的调配安排是事先周密调查研究、经组织严格审查考核确认的，且为应付环境、保证工作、人员安全，所需的全部手续证件都是按人定位、量体裁衣、费经周折办妥的，任何一环节的变动，搞不好就会牵出系列问题和麻烦，所以一旦确定无特殊情况就不能随意变换，记得德峰事后对我讲：‘惠年这个小姑娘脑子蛮灵光的，不但有个性、主见，还有胆有识，我讲一句她跟一句，我只好把桌子一拍严肃地提醒她，你是个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在工作上没有理由讨价还价。’她听了愣了一下，回过神来再没讲二话，就服从了组织决定，是有党性原则、懂得组织纪律的好同志，是个搞秘密交通工作的好坯子，要我今后在生活、工作上多多关心照顾她。”
惠年阿姨曾回忆：“那时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机关都是以家庭出现在上海的各个区域。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参加革命根本没有工资待遇可言，月薪金很少，其标准是：真夫妻家庭每月二十五块银元，假夫妻女同志每月十块银元，男交通员依工作任务往返路程等规定领取费用开支。很多同志除完成革命工作外还要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和支持解决不允许外出打工同志的生活费用。不少同志出来参加革命还从家中拿钱。这段时间吴老（指我的父亲吴德峰——笔者注）不仅管交通，还管宣传工作，在我的家中就存放过不少‘马列主义’书籍，都是指定的交通员从我家拿走的。另外，从苏区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得到的钱，也是先送到我这里，然后由我再交给吴老上交党组织经费管理部门统一支配使用。我开始工作机关就在上海西摩路菜场对面，我们租的房子是二房东（将自己租来的房子再租给别人）的厨房，很窄小，在墙上打了一个吊铺为床，我睡在上面，男交通员以往来河南上海跑单帮做生意为名，定期回来落脚，打地铺。按女同志每月十块银元规定，它要用于各方面的开支，我每天只有合四块铜板的生活费，不省吃俭用就不能维持到月尾，别人吃鸡吃肉，我们则吃价格便宜的蔬菜。一吃饭就将门关上，怕二房东看到后引起怀疑。一些好心人看到我生活困难就动员我去工厂做工，每月可以得到二三十块钱的工资，我请示吴老，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看家，如果指定的联络人找不到你，党的工作就会受到损失，应该以大局为重。’”
记得我父母1954年从武汉调回北京后，一次和惠年阿姨、孔原叔叔等碰在一起闲谈，回忆上海秘密工作往事，开玩笑说到惠年阿姨当年一件趣事。与惠年阿姨同住机关的河南交通员后来动了真情，爱上了惠年阿姨。一天男交通员回到上海，晚上正式向惠年阿姨提出求婚。惠年阿姨不同意，由于太年轻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不知所措，自尊心好像受到莫大委屈，突然大哭起来，声音惊动了二房东太太，跑过来敲门问究竟。男交通员傻了，惠年阿姨一看坏了大事，灵机一动把头发散开，反过来故意拉着交通员撕闹，向房东太太诉说“丈夫”常年在外跑单帮不养家，钱都贴了外边的女人，回来吃喝不顺还打她。房东太太信以为真，还帮助惠年阿姨数落“丈夫”的不是，说惠年阿姨在家如何如何苦守苦做，这才将真情掩盖过去。事后父亲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批评他们拿党的事业当儿戏，批评男交通员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规定，批评惠年阿姨“太布尔乔亚”，不同意就好好讲，不应该大哭大闹险些引起大麻烦。父亲对惠年阿姨说，“也难怪，你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幸亏你懂得顾全大局应付得快，不然穿帮就坏事了”。这一情况也提醒了我父亲，专为此事报告了中央，提出今后在安排未婚男女同住机关时，为防范于未然，重申严格组织纪律，注意做好各类人员思想教育工作，所以后来再未发生类似的问题。
我父母经常对我们说，惠年阿姨当年像你们这么大就独当一面，个性很要强，不但工作兢兢业业、非常认真，还机智勇敢，反应和随机应变能力非常强，凡事心有灵犀一点通，能适应各种环境，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她的各项任务。
在与顾顺章叛变的斗争中
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
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时期处置叛徒、预防恶性连环事件发生的紧急应急措施，进行重组特科等善后处理工作。我父亲和一些同志应周恩来伯伯召集，到中央军委上班，参与了以上工作。当时惠年阿姨已调到中央交通局管辖的军委招待所负责接待工作。罗章龙被捕时，在上海的不少红军干部都进行了转移，招待所只有惠年阿姨一人看门。我父亲怕她孤独，又派去一位女同志跟她一起接待往来和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从未出过问题。
顾顺章叛变时，谭忠余是顾顺章的秘书兼三科科长，掌握了解特科全部情况，当时正与顾的妹妹热恋，而组织已确认顾的妹妹亦随之变节。为了防范新的恶性事件发生，康生（当时负责中央组织部工作，参与负责处置叛徒和重组特科，用张姓与假扮张夫人带着孩子的秦邦宪夫人张越霞及陈赓组成所谓“家庭”住机关）将惠年阿姨调至特科做谭（忠余）叔叔工作，排除了隐患。
在特科期间，惠年阿姨仍担任秘密交通员。一次她乘坐黄包车运送武器，由一个男交通员骑车跟在后面“保镖”。惠年阿姨突然发现警察特务封锁前面路口在抄把子（搜查行人），她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地立即叫车夫拐上前面弯道另一条路，避开敌人的搜查，顺利地完成运输任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1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当时秘密工作纪律规定很严，特别是在顾顺章叛变后更严，任何人出去都要打招呼，必须按规定时间回来，否则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撤退疏散、机关转移搬家。那天周恩来伯伯等回来即发现向忠发私自外出未归，预感不妙，立即通知我父亲等派人去找，同时按规定发出危险信号。周恩来伯伯等立即撤离住处转移，并通知所有与向忠发有关系的人也立即转移。为了确保周恩来伯伯安全，将他安排住进当时不为人知、绝对安全可靠的机关新点惠年阿姨住所。在惠年阿姨等的掩护下，周恩来伯伯渡过了最危险关头。
谭叔叔与惠年阿姨结婚后，调鄂豫边苏区红军第二十六师工作，任师政委，而惠年阿姨在苏区妇委工作。他们一行五人在去苏区的路上，曾被土匪劫持，身上带的路费被土匪搜刮一空。土匪把他们带进土匪寨子里，要把惠年阿姨和四个男同志分开关押。惠年阿姨坚决不干，向土匪宣讲革命道理，使土匪明白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土匪第三天放谭叔叔、惠年阿姨一行人走，还每人退还三块银元。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惠年阿姨和谭叔叔调回上海。不久党派谭叔叔去苏联，这时惠年阿姨刚生下大女儿12天，未能随谭叔叔同去苏联。谭叔叔临走时留给惠年阿姨一块表，说此次分离不知还能否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说表坏了，我知道你幸福就好了。我母亲曾对我讲过，“共产党人也是有血有肉有亲情的常人，谁不想有个幸福欢乐的家与家人长相守，但残酷的战争年代，夫妻一旦因工作需要分开就意味着分离，相隔千山万水，红白分割交错，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加上秘密工作组织纪律严格，相互工作内容、性质、地址甚至更改的姓名等等一律不准打听，很多夫妻分开不能通信息，生死存亡两不知。有的还活着却误传牺牲了；有的已战死身亡家人还不知，甚至解放后才证实对方已牺牲；有的牺牲了由于年代已久，人事变迁两茫茫，家人都不知遗骨何存。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举不胜举。我和你爸爸能长相守是工作的需要，我们是革命队伍中的幸运、幸存者，但我们也付出了舍弃你几个哥哥姐姐，从小都送人抚养，或夭折，或当养子、童养媳的代价。你由于革命环境好转，是九个兄弟姐妹中唯一跟在我们身边长大的幸运儿。”谭叔叔后来在从苏联回延安途中，在黄河边弯腰洗脸，不慎露出腰中手枪被捕。敌人对其严刑拷打，后绑至城楼为人质，胁迫我围城部队退却。谭叔叔宁死不屈，高呼围城部队不可为他退却，被敌人残酷斩断肢首英勇牺牲。
谭叔叔去苏联后，惠年阿姨继续留在特科工作。这时特科的工作一是营救被捕同志，二是消灭罪大恶极、危害破坏性大的特务和叛徒，专门成立了“打狗队”。对一般的罪恶不大的特务叛徒，特科的原则是不去动他们。
1932年5月，组织决定让我母亲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这才与惠年阿姨分开，直到1938年惠年阿姨从狱中放出后，从重庆回延安途经西安她们才再度重逢。
在狱中与敌人巧妙不懈的顽强斗争
1933年中共中央迁到苏区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分局，李竹声任书记，李得钊任秘书长，负责人还有盛忠亮、秦曼云、黄文杰等，惠年阿姨留分局继续担任交通工作。这个时期李克农叔叔打入外国租界巡捕房做事，掌握不少敌情。他了解到特务行动就随时派人把情报传交惠年阿姨通知中央分局，由此中央分局多次化险为夷，避免了机关遭破坏、人员被抓。
此间，惠年阿姨经组织批准与（李）得钊叔叔结为夫妻，带着女儿谭小余和扮成得钊叔叔母亲的夏娘娘（赵世炎夫人夏之栩的母亲，一位了不起的革命母亲，她随女儿女婿参加革命，住机关、任交通，为革命临危不惧，赤胆忠心，为掩护党组织和同志多次被捕入狱，不惜肝脑涂地，被党和同志们誉称为革命母亲夏娘娘）一起住在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掩护住家。
1934年至1935年，敌人采取撒网、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加大搜捕共产党人的力度，使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关遭到严重破坏。1934年6月下旬，李竹声与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马立斯新村中央分局办公处，被守候在那的特务抓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得钊叔叔、秦曼云及装成娘姨佣人的交通员仇爱贞，随即波及惠年阿姨等的住处，中央分局几乎遭到全部破坏。
惠年阿姨回忆，那时她正怀老二李钊，听到大门被敲得咚咚乱响，不是自己同志来了先敲三下，门不开再敲三下的暗号，意识到出事了。她忙对夏娘娘说，“阿婆！快！”示意她将挂在窗户上的梳头镜摘下来，自己急冲下楼梯去开门应付紧急情况，谁知特务已破门而入正闯上楼梯。她为了拖延时间，挡在楼梯口，故意装糊涂不让特务上，问特务：“你们是谁？！要干什么？”特务恶狠狠地将她推在一边说，“奉命来抄家的！”特务冲进屋内把整个家翻了个底朝天，最后把藏在衣柜的一包党的文件抄出来，追问，“这是什么？！哪来的？”她回答，不识字，不知道是什么，是丈夫的朋友存放在这的。又问她丈夫在哪？她又回答，昨天出去还没回来。一问三不知。特务就把她带走了。被捕后惠年阿姨自称李周氏，过了一个星期没审出什么来，法官宣判时认为她是个无知无识又怀着孩子的家庭妇女，把她和仇爱贞当场无罪释放。
过了几天，惠年阿姨和党组织联系上。组织要惠年阿姨参与配合除掉一个十恶不赦的特务，要她设法带着孩子搬住另一机关。她就对二房东佯说丈夫在天津病重回不来，捎信要她去天津找他，借机搬到另一机关。谁知当天下午就发现二房东也来到惠年阿姨住地隔壁一家，惠年阿姨怀疑他是特务派来跟踪盯梢她的，怕事没办成反而暴露了这个机关。组织考虑惠年阿姨就要临产了，干脆顺理成章让她仍搬与夏娘娘住在一起，便于夏娘娘照顾。上海警察局待李钊生下20来天后，又把惠年阿姨逮捕，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同时还带走了夏娘娘及3岁的小余和还未满月的李钊两个幼童。夏娘娘在敌人抄家时，机智地借抱李钊顺手把保存的赵世炎烈士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塞进婴儿的尿布夹层里。夏娘娘和惠年阿姨及两个孩子被敌人带进巡捕房后，她们知道按常规先拍“嫌犯”照片，然后就要搜身。夏娘娘暗示惠年阿姨抱着孩子去厕所销毁，但侦探紧跟其后未果。惠年阿姨便急中生智，借口孩子哭闹、老人渴了饿了，要来两碗汤面，她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用身体遮住夏娘娘，让她把照片和信撕碎就着面汤吃了下去，避免了暴露政治身份。在敌人的审讯中，惠年阿姨受尽磨难和行刑拷问。她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和组织纪律，与敌人作了巧妙不懈的顽强斗争。敌人多次诱骗惠年阿姨自首，保证释放她祖孙三代。惠年阿姨却一口咬定自己不识字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既交代不出问题，更写不出自首书来。敌人无奈，辱骂他们一家是“死狗”、“老少共产党”。惠年阿姨为了以防万一，事先跟夏娘娘约好，不管问什么，夏娘娘都故意装听不懂，让他们问儿媳妇去，加上夏娘娘假装成天唠叨儿媳妇这不是那不是，装成四六不通、胡搅难缠的封建传统习俗极深的旧式婆婆，宝贝孙子口无遮拦，随手抓屎抓尿，把敌人搞得不耐烦也就懒得问她了。李钊因生下来未满月就随大人和小姐姐入狱，所以成了狱中最小的犯人，备受狱中难友长辈们关怀疼爱，大家给他起名叫囚童。
不幸的是，1936年秋，得钊叔叔牺牲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据我父母和一些老同志讲，得钊叔叔为人正派精干，不仅文才好，而且还精通英、俄等多国文字，撰写翻译过不少文章，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被捕后化名林志明，一次又一次地被严刑拷打，从不屈服，拒绝自首招供和写悔过书。1935年国民党反动派为欺骗民众、笼络人心，对政治犯搞了个所谓“大赦”，重犯轻判，判得钊叔叔15年徒刑，移送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得钊叔叔就是在那里去世的，年仅31岁，死因至今是个谜，惠年阿姨一直认为是敌人故意毒死杀害他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伯伯在得钊叔叔遗属来信上亲笔批复，“李得钊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其为烈士，将烈士遗像和遗著陈列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英魂，教育后人。
战友重逢格外亲
1935年国民党大赦政治犯，惠年阿姨作为轻犯被送至苏州反省院。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我党点名向国民党要人，但反省院迟迟不肯放人。直到日军飞机轰炸苏州，在政治犯强烈抗争下，反省院院长才同意政治犯迁往东山自己家中躲避轰炸。随着日寇侵华，江南形势更趋混乱，院长才不得已同意政治犯自行疏散。惠年阿姨和夏娘娘一家在难友的帮助下，千辛万苦才逃到江浙交界的韩宝春同志家。就在惠年阿姨他们离开东山不久，刚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获释的夏（之栩）妈妈受周恩来伯伯委托赶到苏州反省院，准备接他们到南京办事处，谁知人去院空。夏妈妈几经周折，最后找到韩宝春家才找到他们。此时，我驻南京办事处已迁往武汉，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惠年阿姨一行随同夏妈妈前往武汉与党组织接头。
在武汉，惠年阿姨遇到与得钊叔叔同任过上海中央分局负责人，在国民党反动派大搜捕中于1935年2月被捕入狱，判了15年徒刑，并同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黄文杰叔叔。此间中共中央派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组成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又称为长江局，黄文杰叔叔时任组织部副部长，后任长江局秘书长。黄文杰叔叔曾赴莫斯科大学就读，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革命理想信念坚贞不二、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精神等诸多的品格及经历与得钊叔叔如此相似，加上黄文杰叔叔对烈士遗孤、对惠年阿姨的百般体贴照顾，终赢得了惠年阿姨的爱恋之情。在老同志的撮合和组织批准下，他们结为夫妇。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黄文杰叔叔依照党的需要经常往返奔波于各地，他和惠年阿姨仍过着离多聚少的夫妻生活。他们相互关爱体谅。由于战事时局的动荡不安，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也不敢要，在丈夫的体谅理解下，惠年阿姨怀着复杂心情，忍痛含泪做了人工流产，失去了他们未出生的孩子。这就是我们父辈共产党人革命事业、信仰信念高于一切的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
1938年底，惠年阿姨根据组织决定和在重庆工作的许多干部回延安，途经西安时，我父母得知，还专程接她到家中住了三天，畅谈甚欢。据我妈妈回忆，战友相见格外亲。那次惠年阿姨一见我妈妈就高兴地抱着她满屋打转转，妈妈仿佛又看到了初到上海的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
惠年阿姨回延安后，真正体会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与欢快，她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求知的渴望和理论的学习使她欣喜无比，多年的愿望终于得以满足。但就在此时又传来了噩耗，黄文杰叔叔积劳成疾染上伤寒抢救无效逝世，这对惠年阿姨又是一次沉痛打击，但唯一可使她欣慰的是，黄文杰叔叔和谭叔叔、得钊叔叔一样为革命事业献身，死得其所，党和人民给予了极高评价，充分肯定了黄文杰叔叔革命的一生。当时我党《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均以“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为标题专版刊载了纪念文章；当时在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自为他送葬；叶剑英在悼念文章中，赞扬黄文杰叔叔“做事负责认真，有骆驼般精神”。黄文杰叔叔为革命鞠躬尽瘁的功劳中也包含了惠年阿姨的伟大牺牲、理解、支持和奉献，对黄文杰叔叔的评价也极适用于惠年阿姨。
惠年阿姨从马列主义学院结业后，被分配到社会部（李克农叔叔为负责人）、延安保安处（周兴叔叔为负责人）等部门工作，解放后先后调中央办公厅、中央编译局等部门工作，曾先后任干部科长、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惠年阿姨作为出色的秘密交通员，她的很多英雄事迹不为人知，可称之为我党地下战线的无名英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却被“四人帮”和不知情的“造反派”打成叛徒、特务，被批斗、关押、劳动改造，每月仅靠很少的生活费维持生活。1969年我父亲被解放后，惠年阿姨带着女儿到西松树胡同来看我们。我父亲了解到她当时的处境，眼圈都红了，声音哽咽着说：“你忠于党的事业，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是有功之臣，怎么会是叛徒呢？！党和我们都要对你负责任的。你在与顾顺章叛变的斗争中立下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是最清楚的，我一定会及时向上级反映证明的。”事后，我父亲多次专门向当时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周恩来伯伯、康生和中央编译局领导等）反映情况。在周恩来伯伯等的关怀过问下，惠年阿姨的问题最终得到平反。
1997年6月7日，惠年阿姨在北京逝世。《人民日报》、新华社都作了报道。我得知后，悲痛万分，但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她的遗体告别和追悼会，遗憾终生。
惠年阿姨的革命事迹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周恩来伯伯于1939年7月1日在中央党校全校大会上，赞扬她是“立场坚定，一切服从党的利益的好党员”。“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伯伯又在京西宾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称她“在党处于危急的历史时期，为保卫党做出了重要贡献”。陈云同志称她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
惠年阿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她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和楷模。我们永远怀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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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秘密交通工作中独当一面
1911年3月13日，惠年阿姨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县谭家河镇一个殷实家庭。她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母亲省吃俭用仍送她姐妹读书。惠年阿姨从小聪慧伶俐，读了三年跳了两级，进而转入信阳女师附小；后因母亲无力再支撑下去，只好缀学回家。当时她家所处地区正是共产党领导革命活动的区域之一，她那时虽年纪不大，却因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参加了儿童团，还经常参加妇女协会活动、游行示威活动，并宣讲别人拟好的讲演稿。1926年北伐军到了她家乡，发动民众组织起来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宣传革命道理，在原小学校办了一个文化补习班。她正好缀学在家，为了求知识就剪成短发，去文化补习班参加学习，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共产主义ABC”等革命思想教育。由于她学习努力，积极要求进步，成了学校中共党团组织争取发展、重点培养的对象。1927年经周新育、李正中介绍，她加入了共青团。
惠年阿姨很小时就由父母包办订了娃娃亲，婆家是地主。她父亲去世后，家里只有母亲和她们姐妹四人，全家受人白眼，被视为没有男孩子的“绝户头”，说她“成天在外抛头露面不成体统”，“没有家教”等等。婆家强要她进门当童养媳，她母亲不同意与男方争执。团组织知道后就支持她退了婚。从此她就离家到柳林小学一边上学，一边继续参加革命工作，组织上每月发给她两元生活费。不久地方红枪会在土豪劣绅煽动下搞叛乱，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扬言要杀共产党，杀剪短发的。那时她头发还未长起来，在当地呆不下去，只好先后到鄂豫交界的鸡公山、武汉等处躲避，后又回到河南。
1927年冬，党在河南四望山地区组织了一次武装起义，但因受“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没有坚持多久就失败了。起义前，党组织决定不让女同志参加，又考虑到惠年阿姨年龄小，就要她疏散回家。她不肯，坚决要求留下来工作，就被派到县委机关做党的交通工作。
惠年阿姨由于年龄小暂不能转为党员，但做的又是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所以组织决定她“挂党”。她当时主要任务是住机关买纸、买菜、印送传单、送信、送文件。为了工作方便，她经常戴顶帽子把头发藏起来装成男孩子，与另一女同志结伴相互掩护完成任务。那时她们担任交通员，虽工作经验还不足，但依然利用女同志的便利条件，大件东西多缠在腰后，把重要文件和信等小件放在鞋里，别在袜筒等地方，机智地躲过了敌人一次次搜查。惠年阿姨在一篇回忆我父母的文章中谈到这一阶段她的工作：“我第一次见到戚大姐（指我的母亲戚元德——笔者注）印象很深，那天她穿着暗红色的旗袍，头上挽着乌黑的发髻，是个非常年轻漂亮、和蔼可亲的大姐。她一见我就笑着说：‘原来是你，漂亮的小妹妹，我早在河南曾见到过你。’我非常吃惊，因在我的印象中从不认识戚大姐，她看我吃惊的样子又笑着说，你是否有一次在×街××饭铺对面的一个烟摊买过香烟，那天你穿着一件蓝白印花布大襟衣服，梳着一根长辫子在背后，我正好在饭铺窗口边吃早点边等烟摊信号取情报，看见你。我猛然想起，确实有一次在组织的布置下向那个烟摊送过情报。当时我们经常装扮成各种身份去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如陈云同志就经常装扮成‘跑街’（推销员），耳朵上架着一支笔满街跑。那次说起来才知道我和戚大姐在完成同一个任务，我送情报，她取情报。根据当时党的秘密情报工作不许发生任何横向联系的规定，所以我们对面不相识，戚大姐看到了我，但我却连戚大姐的影子都未见到，看来那时我还是缺乏大姐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注意周围环境的习惯和经验。”
1928年惠年阿姨在完成任务时在潢川不幸被捕，三个月后被无罪释放，调回信阳县委工作。组织上仍决定她做机关工作。她向组织申请搞工人运动，组织同意了。
1929年惠年阿姨到信阳工厂做工人运动工作。在一次罢工后，她同三名女工出去贴传单时被敌人发觉。在火车站工人同志的帮助下，她逃出信阳去了湖北广水。
1929年秋天，中共中央交通局往返河南、上海的交通，缺一住机关的女交通员。经河南党组织推荐、中央交通局反复考核，选定了惠年阿姨，并派了交通员到广水接她一同到上海。
到上海后，惠年阿姨见到了时任中央交通局局长的我父亲吴德峰，但她开始并不知道我父亲的职务。她接到的任务是要与去广水接她的交通员假扮夫妻住机关做秘密工作。惠年阿姨因那时还是个没结婚的十八九岁大姑娘，难为情，很不愿意，反复提出要去苏区或去工厂搞工运工作。据我母亲回忆：“当时在上海单身租房子比较困难，且易引起敌人和外人的注意和怀疑，单身的男女同志多假扮成夫妻租房，建立机关或秘密交通联络点。中央交通局工作当时归属中央政治局，受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工作独立，对外绝对保密，人员的调配安排是事先周密调查研究、经组织严格审查考核确认的，且为应付环境、保证工作、人员安全，所需的全部手续证件都是按人定位、量体裁衣、费经周折办妥的，任何一环节的变动，搞不好就会牵出系列问题和麻烦，所以一旦确定无特殊情况就不能随意变换，记得德峰事后对我讲：‘惠年这个小姑娘脑子蛮灵光的，不但有个性、主见，还有胆有识，我讲一句她跟一句，我只好把桌子一拍严肃地提醒她，你是个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在工作上没有理由讨价还价。’她听了愣了一下，回过神来再没讲二话，就服从了组织决定，是有党性原则、懂得组织纪律的好同志，是个搞秘密交通工作的好坯子，要我今后在生活、工作上多多关心照顾她。”
惠年阿姨曾回忆：“那时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机关都是以家庭出现在上海的各个区域。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参加革命根本没有工资待遇可言，月薪金很少，其标准是：真夫妻家庭每月二十五块银元，假夫妻女同志每月十块银元，男交通员依工作任务往返路程等规定领取费用开支。很多同志除完成革命工作外还要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和支持解决不允许外出打工同志的生活费用。不少同志出来参加革命还从家中拿钱。这段时间吴老（指我的父亲吴德峰——笔者注）不仅管交通，还管宣传工作，在我的家中就存放过不少‘马列主义’书籍，都是指定的交通员从我家拿走的。另外，从苏区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得到的钱，也是先送到我这里，然后由我再交给吴老上交党组织经费管理部门统一支配使用。我开始工作机关就在上海西摩路菜场对面，我们租的房子是二房东（将自己租来的房子再租给别人）的厨房，很窄小，在墙上打了一个吊铺为床，我睡在上面，男交通员以往来河南上海跑单帮做生意为名，定期回来落脚，打地铺。按女同志每月十块银元规定，它要用于各方面的开支，我每天只有合四块铜板的生活费，不省吃俭用就不能维持到月尾，别人吃鸡吃肉，我们则吃价格便宜的蔬菜。一吃饭就将门关上，怕二房东看到后引起怀疑。一些好心人看到我生活困难就动员我去工厂做工，每月可以得到二三十块钱的工资，我请示吴老，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看家，如果指定的联络人找不到你，党的工作就会受到损失，应该以大局为重。’”
记得我父母1954年从武汉调回北京后，一次和惠年阿姨、孔原叔叔等碰在一起闲谈，回忆上海秘密工作往事，开玩笑说到惠年阿姨当年一件趣事。与惠年阿姨同住机关的河南交通员后来动了真情，爱上了惠年阿姨。一天男交通员回到上海，晚上正式向惠年阿姨提出求婚。惠年阿姨不同意，由于太年轻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不知所措，自尊心好像受到莫大委屈，突然大哭起来，声音惊动了二房东太太，跑过来敲门问究竟。男交通员傻了，惠年阿姨一看坏了大事，灵机一动把头发散开，反过来故意拉着交通员撕闹，向房东太太诉说“丈夫”常年在外跑单帮不养家，钱都贴了外边的女人，回来吃喝不顺还打她。房东太太信以为真，还帮助惠年阿姨数落“丈夫”的不是，说惠年阿姨在家如何如何苦守苦做，这才将真情掩盖过去。事后父亲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批评他们拿党的事业当儿戏，批评男交通员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规定，批评惠年阿姨“太布尔乔亚”，不同意就好好讲，不应该大哭大闹险些引起大麻烦。父亲对惠年阿姨说，“也难怪，你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幸亏你懂得顾全大局应付得快，不然穿帮就坏事了”。这一情况也提醒了我父亲，专为此事报告了中央，提出今后在安排未婚男女同住机关时，为防范于未然，重申严格组织纪律，注意做好各类人员思想教育工作，所以后来再未发生类似的问题。
我父母经常对我们说，惠年阿姨当年像你们这么大就独当一面，个性很要强，不但工作兢兢业业、非常认真，还机智勇敢，反应和随机应变能力非常强，凡事心有灵犀一点通，能适应各种环境，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她的各项任务。
在与顾顺章叛变的斗争中
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
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时期处置叛徒、预防恶性连环事件发生的紧急应急措施，进行重组特科等善后处理工作。我父亲和一些同志应周恩来伯伯召集，到中央军委上班，参与了以上工作。当时惠年阿姨已调到中央交通局管辖的军委招待所负责接待工作。罗章龙被捕时，在上海的不少红军干部都进行了转移，招待所只有惠年阿姨一人看门。我父亲怕她孤独，又派去一位女同志跟她一起接待往来和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从未出过问题。
顾顺章叛变时，谭忠余是顾顺章的秘书兼三科科长，掌握了解特科全部情况，当时正与顾的妹妹热恋，而组织已确认顾的妹妹亦随之变节。为了防范新的恶性事件发生，康生（当时负责中央组织部工作，参与负责处置叛徒和重组特科，用张姓与假扮张夫人带着孩子的秦邦宪夫人张越霞及陈赓组成所谓“家庭”住机关）将惠年阿姨调至特科做谭（忠余）叔叔工作，排除了隐患。
在特科期间，惠年阿姨仍担任秘密交通员。一次她乘坐黄包车运送武器，由一个男交通员骑车跟在后面“保镖”。惠年阿姨突然发现警察特务封锁前面路口在抄把子（搜查行人），她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地立即叫车夫拐上前面弯道另一条路，避开敌人的搜查，顺利地完成运输任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1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当时秘密工作纪律规定很严，特别是在顾顺章叛变后更严，任何人出去都要打招呼，必须按规定时间回来，否则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撤退疏散、机关转移搬家。那天周恩来伯伯等回来即发现向忠发私自外出未归，预感不妙，立即通知我父亲等派人去找，同时按规定发出危险信号。周恩来伯伯等立即撤离住处转移，并通知所有与向忠发有关系的人也立即转移。为了确保周恩来伯伯安全，将他安排住进当时不为人知、绝对安全可靠的机关新点惠年阿姨住所。在惠年阿姨等的掩护下，周恩来伯伯渡过了最危险关头。
谭叔叔与惠年阿姨结婚后，调鄂豫边苏区红军第二十六师工作，任师政委，而惠年阿姨在苏区妇委工作。他们一行五人在去苏区的路上，曾被土匪劫持，身上带的路费被土匪搜刮一空。土匪把他们带进土匪寨子里，要把惠年阿姨和四个男同志分开关押。惠年阿姨坚决不干，向土匪宣讲革命道理，使土匪明白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土匪第三天放谭叔叔、惠年阿姨一行人走，还每人退还三块银元。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惠年阿姨和谭叔叔调回上海。不久党派谭叔叔去苏联，这时惠年阿姨刚生下大女儿12天，未能随谭叔叔同去苏联。谭叔叔临走时留给惠年阿姨一块表，说此次分离不知还能否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说表坏了，我知道你幸福就好了。我母亲曾对我讲过，“共产党人也是有血有肉有亲情的常人，谁不想有个幸福欢乐的家与家人长相守，但残酷的战争年代，夫妻一旦因工作需要分开就意味着分离，相隔千山万水，红白分割交错，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加上秘密工作组织纪律严格，相互工作内容、性质、地址甚至更改的姓名等等一律不准打听，很多夫妻分开不能通信息，生死存亡两不知。有的还活着却误传牺牲了；有的已战死身亡家人还不知，甚至解放后才证实对方已牺牲；有的牺牲了由于年代已久，人事变迁两茫茫，家人都不知遗骨何存。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举不胜举。我和你爸爸能长相守是工作的需要，我们是革命队伍中的幸运、幸存者，但我们也付出了舍弃你几个哥哥姐姐，从小都送人抚养，或夭折，或当养子、童养媳的代价。你由于革命环境好转，是九个兄弟姐妹中唯一跟在我们身边长大的幸运儿。”谭叔叔后来在从苏联回延安途中，在黄河边弯腰洗脸，不慎露出腰中手枪被捕。敌人对其严刑拷打，后绑至城楼为人质，胁迫我围城部队退却。谭叔叔宁死不屈，高呼围城部队不可为他退却，被敌人残酷斩断肢首英勇牺牲。
谭叔叔去苏联后，惠年阿姨继续留在特科工作。这时特科的工作一是营救被捕同志，二是消灭罪大恶极、危害破坏性大的特务和叛徒，专门成立了“打狗队”。对一般的罪恶不大的特务叛徒，特科的原则是不去动他们。
1932年5月，组织决定让我母亲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这才与惠年阿姨分开，直到1938年惠年阿姨从狱中放出后，从重庆回延安途经西安她们才再度重逢。
在狱中与敌人巧妙不懈的顽强斗争
1933年中共中央迁到苏区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分局，李竹声任书记，李得钊任秘书长，负责人还有盛忠亮、秦曼云、黄文杰等，惠年阿姨留分局继续担任交通工作。这个时期李克农叔叔打入外国租界巡捕房做事，掌握不少敌情。他了解到特务行动就随时派人把情报传交惠年阿姨通知中央分局，由此中央分局多次化险为夷，避免了机关遭破坏、人员被抓。
此间，惠年阿姨经组织批准与（李）得钊叔叔结为夫妻，带着女儿谭小余和扮成得钊叔叔母亲的夏娘娘（赵世炎夫人夏之栩的母亲，一位了不起的革命母亲，她随女儿女婿参加革命，住机关、任交通，为革命临危不惧，赤胆忠心，为掩护党组织和同志多次被捕入狱，不惜肝脑涂地，被党和同志们誉称为革命母亲夏娘娘）一起住在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掩护住家。
1934年至1935年，敌人采取撒网、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加大搜捕共产党人的力度，使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关遭到严重破坏。1934年6月下旬，李竹声与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马立斯新村中央分局办公处，被守候在那的特务抓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得钊叔叔、秦曼云及装成娘姨佣人的交通员仇爱贞，随即波及惠年阿姨等的住处，中央分局几乎遭到全部破坏。
惠年阿姨回忆，那时她正怀老二李钊，听到大门被敲得咚咚乱响，不是自己同志来了先敲三下，门不开再敲三下的暗号，意识到出事了。她忙对夏娘娘说，“阿婆！快！”示意她将挂在窗户上的梳头镜摘下来，自己急冲下楼梯去开门应付紧急情况，谁知特务已破门而入正闯上楼梯。她为了拖延时间，挡在楼梯口，故意装糊涂不让特务上，问特务：“你们是谁？！要干什么？”特务恶狠狠地将她推在一边说，“奉命来抄家的！”特务冲进屋内把整个家翻了个底朝天，最后把藏在衣柜的一包党的文件抄出来，追问，“这是什么？！哪来的？”她回答，不识字，不知道是什么，是丈夫的朋友存放在这的。又问她丈夫在哪？她又回答，昨天出去还没回来。一问三不知。特务就把她带走了。被捕后惠年阿姨自称李周氏，过了一个星期没审出什么来，法官宣判时认为她是个无知无识又怀着孩子的家庭妇女，把她和仇爱贞当场无罪释放。
过了几天，惠年阿姨和党组织联系上。组织要惠年阿姨参与配合除掉一个十恶不赦的特务，要她设法带着孩子搬住另一机关。她就对二房东佯说丈夫在天津病重回不来，捎信要她去天津找他，借机搬到另一机关。谁知当天下午就发现二房东也来到惠年阿姨住地隔壁一家，惠年阿姨怀疑他是特务派来跟踪盯梢她的，怕事没办成反而暴露了这个机关。组织考虑惠年阿姨就要临产了，干脆顺理成章让她仍搬与夏娘娘住在一起，便于夏娘娘照顾。上海警察局待李钊生下20来天后，又把惠年阿姨逮捕，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同时还带走了夏娘娘及3岁的小余和还未满月的李钊两个幼童。夏娘娘在敌人抄家时，机智地借抱李钊顺手把保存的赵世炎烈士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塞进婴儿的尿布夹层里。夏娘娘和惠年阿姨及两个孩子被敌人带进巡捕房后，她们知道按常规先拍“嫌犯”照片，然后就要搜身。夏娘娘暗示惠年阿姨抱着孩子去厕所销毁，但侦探紧跟其后未果。惠年阿姨便急中生智，借口孩子哭闹、老人渴了饿了，要来两碗汤面，她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用身体遮住夏娘娘，让她把照片和信撕碎就着面汤吃了下去，避免了暴露政治身份。在敌人的审讯中，惠年阿姨受尽磨难和行刑拷问。她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和组织纪律，与敌人作了巧妙不懈的顽强斗争。敌人多次诱骗惠年阿姨自首，保证释放她祖孙三代。惠年阿姨却一口咬定自己不识字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既交代不出问题，更写不出自首书来。敌人无奈，辱骂他们一家是“死狗”、“老少共产党”。惠年阿姨为了以防万一，事先跟夏娘娘约好，不管问什么，夏娘娘都故意装听不懂，让他们问儿媳妇去，加上夏娘娘假装成天唠叨儿媳妇这不是那不是，装成四六不通、胡搅难缠的封建传统习俗极深的旧式婆婆，宝贝孙子口无遮拦，随手抓屎抓尿，把敌人搞得不耐烦也就懒得问她了。李钊因生下来未满月就随大人和小姐姐入狱，所以成了狱中最小的犯人，备受狱中难友长辈们关怀疼爱，大家给他起名叫囚童。
不幸的是，1936年秋，得钊叔叔牺牲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据我父母和一些老同志讲，得钊叔叔为人正派精干，不仅文才好，而且还精通英、俄等多国文字，撰写翻译过不少文章，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被捕后化名林志明，一次又一次地被严刑拷打，从不屈服，拒绝自首招供和写悔过书。1935年国民党反动派为欺骗民众、笼络人心，对政治犯搞了个所谓“大赦”，重犯轻判，判得钊叔叔15年徒刑，移送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得钊叔叔就是在那里去世的，年仅31岁，死因至今是个谜，惠年阿姨一直认为是敌人故意毒死杀害他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伯伯在得钊叔叔遗属来信上亲笔批复，“李得钊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其为烈士，将烈士遗像和遗著陈列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英魂，教育后人。
战友重逢格外亲
1935年国民党大赦政治犯，惠年阿姨作为轻犯被送至苏州反省院。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我党点名向国民党要人，但反省院迟迟不肯放人。直到日军飞机轰炸苏州，在政治犯强烈抗争下，反省院院长才同意政治犯迁往东山自己家中躲避轰炸。随着日寇侵华，江南形势更趋混乱，院长才不得已同意政治犯自行疏散。惠年阿姨和夏娘娘一家在难友的帮助下，千辛万苦才逃到江浙交界的韩宝春同志家。就在惠年阿姨他们离开东山不久，刚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获释的夏（之栩）妈妈受周恩来伯伯委托赶到苏州反省院，准备接他们到南京办事处，谁知人去院空。夏妈妈几经周折，最后找到韩宝春家才找到他们。此时，我驻南京办事处已迁往武汉，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惠年阿姨一行随同夏妈妈前往武汉与党组织接头。
在武汉，惠年阿姨遇到与得钊叔叔同任过上海中央分局负责人，在国民党反动派大搜捕中于1935年2月被捕入狱，判了15年徒刑，并同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黄文杰叔叔。此间中共中央派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组成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又称为长江局，黄文杰叔叔时任组织部副部长，后任长江局秘书长。黄文杰叔叔曾赴莫斯科大学就读，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革命理想信念坚贞不二、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精神等诸多的品格及经历与得钊叔叔如此相似，加上黄文杰叔叔对烈士遗孤、对惠年阿姨的百般体贴照顾，终赢得了惠年阿姨的爱恋之情。在老同志的撮合和组织批准下，他们结为夫妇。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黄文杰叔叔依照党的需要经常往返奔波于各地，他和惠年阿姨仍过着离多聚少的夫妻生活。他们相互关爱体谅。由于战事时局的动荡不安，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也不敢要，在丈夫的体谅理解下，惠年阿姨怀着复杂心情，忍痛含泪做了人工流产，失去了他们未出生的孩子。这就是我们父辈共产党人革命事业、信仰信念高于一切的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
1938年底，惠年阿姨根据组织决定和在重庆工作的许多干部回延安，途经西安时，我父母得知，还专程接她到家中住了三天，畅谈甚欢。据我妈妈回忆，战友相见格外亲。那次惠年阿姨一见我妈妈就高兴地抱着她满屋打转转，妈妈仿佛又看到了初到上海的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
惠年阿姨回延安后，真正体会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与欢快，她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求知的渴望和理论的学习使她欣喜无比，多年的愿望终于得以满足。但就在此时又传来了噩耗，黄文杰叔叔积劳成疾染上伤寒抢救无效逝世，这对惠年阿姨又是一次沉痛打击，但唯一可使她欣慰的是，黄文杰叔叔和谭叔叔、得钊叔叔一样为革命事业献身，死得其所，党和人民给予了极高评价，充分肯定了黄文杰叔叔革命的一生。当时我党《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均以“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为标题专版刊载了纪念文章；当时在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自为他送葬；叶剑英在悼念文章中，赞扬黄文杰叔叔“做事负责认真，有骆驼般精神”。黄文杰叔叔为革命鞠躬尽瘁的功劳中也包含了惠年阿姨的伟大牺牲、理解、支持和奉献，对黄文杰叔叔的评价也极适用于惠年阿姨。
惠年阿姨从马列主义学院结业后，被分配到社会部（李克农叔叔为负责人）、延安保安处（周兴叔叔为负责人）等部门工作，解放后先后调中央办公厅、中央编译局等部门工作，曾先后任干部科长、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惠年阿姨作为出色的秘密交通员，她的很多英雄事迹不为人知，可称之为我党地下战线的无名英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却被“四人帮”和不知情的“造反派”打成叛徒、特务，被批斗、关押、劳动改造，每月仅靠很少的生活费维持生活。1969年我父亲被解放后，惠年阿姨带着女儿到西松树胡同来看我们。我父亲了解到她当时的处境，眼圈都红了，声音哽咽着说：“你忠于党的事业，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是有功之臣，怎么会是叛徒呢？！党和我们都要对你负责任的。你在与顾顺章叛变的斗争中立下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是最清楚的，我一定会及时向上级反映证明的。”事后，我父亲多次专门向当时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周恩来伯伯、康生和中央编译局领导等）反映情况。在周恩来伯伯等的关怀过问下，惠年阿姨的问题最终得到平反。
1997年6月7日，惠年阿姨在北京逝世。《人民日报》、新华社都作了报道。我得知后，悲痛万分，但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她的遗体告别和追悼会，遗憾终生。
惠年阿姨的革命事迹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周恩来伯伯于1939年7月1日在中央党校全校大会上，赞扬她是“立场坚定，一切服从党的利益的好党员”。“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伯伯又在京西宾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称她“在党处于危急的历史时期，为保卫党做出了重要贡献”。陈云同志称她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
惠年阿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她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和楷模。我们永远怀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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