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超级有机体对规划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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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城市化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成功将半数以上的人口变为城镇人口。我的问题是,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空间规划有什么潜在的意义及限制因素?
  首先,探讨从上海到南京的长江三角洲出现的史无前例的城市群,通过这个例子说明我所讲的“高复杂性”。其次,我会阐释对这些人口聚集区进行规划的重要性,重点阐释北美城市系统中的城市形式。
  城市超级有机体
  长三角地区占地约10万平方公里,比加拿大纽布伦斯威省大一点。长三角地区包括22个城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上海(2180万人)、苏州(1050万人)、南京(820万人)、宁波(760万人)、无锡(640万人)和杭州(620万人),地区总人口超过1亿人。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的标准:长三角的面积是加拿大国土的百分之一,但人口是加拿大人口的三倍,平均人口密度达到1000人/平方公里,在主要城市的核心地区,人口密度甚至超过4000人/平方公里。
  长三角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该地区GDP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目前仍以8%的年增长速度增长。根据这些数据可以预期,长三角是一个高度互通的地区,城市间有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相连,任意两地之间的交通时间不超过两小时。每个人都有移动电话,计算机市场达到饱和也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20年时间内,再将三亿农民转移到城市。毫无疑问,这将进一步提高该地区的人口总数和人口密度。从空中俯瞰,长三角已经是一个连续的城市带。你可能说,这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极端案例。但城市带在中国并不鲜见,另外两个相似的城市带是京津冀城市群及珠三角城市群。亚洲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多中心城市群,如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城市群,印尼爪哇北岸的雅加达城市群,印度的大孟买地区。
  1961年,法国摄影家简·戈特曼把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绵延700多公里的城市群定义为“超大都市群”。现在,该地区人口约500万,是20世纪60年代的两倍,但其人口聚集程度远低于长三角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城市群。我采取了一种与戈特曼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把亚洲的人口高密集城市地区称为“城市超级有机体”(“urban super-organisms”,简称USOs)。
  在我看来,城市超级有机体是一种独特的人类聚集区形式。我把它定义为一个高度密集、富有活力、五个维度的城市空间,某一个点上的改变都会扩散至整个系统。除了传统物理空间的三个维度,时间是第四个维度,展示了亚洲USOs的内在特色,即经历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社会空间规律变化。最后一个维度,是人类面对面和通过电子渠道建立的联系。这一维度难以测量,但可见的是,组成USOs的几个核心城市之间交通时间和距离在缩短,单位人口拥有的计算机数量在上升。
  城市超级有机体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一般拥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个自我组织的城市系统。其产生过程没有总体规划,其发展过程也没有中央协调。在城市超级有机体中,几百万决策同时产生,且在总体上相互联系,整个系统呈现动态平衡。
  第二,城市超级有机体是围绕相邻的古老城市中心进行的缓慢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叫做城市边缘区,因为每一个城市中心都被不同类型的郊区围绕。这些边缘地区的更外围地区,一般为中心城市的需求服务。在系统扩张过程中,它们也会与相邻城市的边缘地区重叠。相邻城市边缘地区的共同成长,可以称之为城市界限的形成。
  这些低人口密度的城市边缘地区,在USOs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们提供了食物、淡水以及城市人口休闲娱乐的地方,还为中心城的发展和垃圾填埋场、废弃物处理场等提供地块。在亚洲地区,城市边缘地区早已被村庄和生产性用地占据,所以,它们城市化的过程充满了拆迁和冲突。农业用地会越来越多地采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这种现象在欧洲也曾经出现过,被托马斯·西乌尔和其他一些学者称为“中间城市”。
  对一些观察者来说,城市边缘地区是一种混乱又是多用途的土地利用形式。艾伦·伯杰在其《棕地:美国城市中的废弃地景观》(Drosscape: Wasting Land in Urban America.)一书中,记录了城市边缘地区的中间角色。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密集城市边缘地区,与此并无太大差别。农村就地被城镇化,被贯穿整个地区的基础设施网络和更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这些新成长起来的城市聚集地区之间的实际空间时间距离持续缩短,从而让它们在多个地区更像一个城市集体——一个人类聚集区。
  第三个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城市超级有机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被主流经济学家称为“负外部性”的问题,并损害了整个系统稳定性。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仅鼓励缩小公共部门,城市超级有机体就缺少了自我修复的能力。而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有助减缓或可能扭转这些经济增长的“副作用”。
  “负外部性”的四个典型类型为:空气、土壤、水及地下储水层的退化;日益增加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大规模失业,尤其是青年人失业;政治腐败和犯罪率上升。这些“负外部性”会威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城市规划的真正意义
  在高度复杂的城市系统中谈论空间规划的意义。我们将视线转出中国,回到北美大陆,尤其是加拿大。
  加拿大的主要城市群蒙特利尔-温哥华-大多伦多地区,与中国的城市超级有机体相比发展等级远远不够,但同样具有高度复杂性,也适用于类似的规划逻辑。
  城市超级有机体是非线性、规模巨大、迅速变化的城市系统,它们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而且处于一种“自驾驶模式”。进一步说,城市超级有机体五个维度中有两个涉及空间规划。这两个维度并非驾驭城市进化过程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规划主要是让基础设施公共投资顺应需求。
  我用一些特例说明规划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城市变化不是政府规划文件能指导的,而是百万个行为个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半个世纪前,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曾表示,全面规划是不可行的。他在其经典著作《民主的智能》(1965)中提出了一套决策方法,即“离散渐进主义”和“分离的相互调整”。我不知道林德布洛姆那时是否知道,英国控制论专家罗斯·艾什比有关需要多样化定律的理论,比他的理论早了十年。艾什比的法则是:对任何问题的解决必须与问题本身一样复杂。科学模型本质上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化。然而,没有哪个模型能够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模型缺少必要的多样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没有适合长三角地区发展的天才完美计划。   林德布洛姆的“分离的相互调整”理论,提供了一个更为先进的方法,但没有解决恶化的自然环境、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等四个问题。林德布洛姆在规划社会福利方面也是不适当的。
  首先,在五个维度的城市系统中,我们必须在最低层次上利用其自我组织和解决问题的内在能力。这称为辅助性原则,这个原则提倡权力应该被下放到能够有效决定的最低层公共机构。因为高度复杂性的系统,只能通过使用最小可能决策单位来有效管理。但是,中央权威机构在一个分散化的系统管理中同样需要。不仅仅是为了监控系统表现的各种指标,也是为了完备市场之外的公共服务领域。
  第二,由于USOs决策环境不稳定,产生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高度不确定性导致投资者需要更高的收益率折算未来的成本,所以,他们会偏好能快速产生较高收益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主要在房地产行业而非基础设施项目。基础设施主要是公共责任,投资回报期较长,一般从30年到100年不等。如果能够通过更加全面的社会规划减少不确定性,那将产生多重社会收益。例如,长期投资将变得可行,房地产泡沫的周期性威胁降低,更多的资源将会被用于解决人力资源等关键问题,社会就业机会将增加,社会不平等将降低。
  为达到上述目的,最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会媒体与相关利益方分享信息。我们可以想象,规划是在公民行动的分散点上精准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合作性举动。
  派特斯·希利及其他一些学者提出了降低不确定性的另一种方法,即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有三层意思:第一是在特定政策方向中选择优先项目;第二是公民组织对现有政策的创造性补充;第三是二战后法国国家规划者称之为“说明性规划”的内容。
  “说明性规划”由让·莫奈和他的同事发明。法国商业精英们在战前偏好稳定。革新者们把法国经济体和政府中的利益相关者召集起来,通过一系列圆桌会议和现代委员会机构,讨论投资计划和相关政策。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曾表示,“战后法国的经济复苏,主要是因为向经济中输入了新的人力和新的态度”。现在,我们可能会使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说明性规划”,例如沟通性规划或社会学习。但不管术语是什么,这种规划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分享信息的结果。
  跟随这个逻辑,USOs需要动员社会能量,共同进行创造性思维。然而,分散的政策创新最终分散智慧政治能量。在任何一个试点,城市规划者只能追求和达到有限度的规划。
  这就需要重新思考城市规划者使用的语言。有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位于圣地亚哥的全球行动研究中心。该中心最近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凯斯·佩佐利创立,聚焦在四个项目上:社会学习和公民参与;创造能够持续管理的新的政治生态环境;民主化科学和技术;创造新的持续的就业机会。佩佐利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邻居同事关系网,作为推进该项工作的机构。他们的全球行动研究也正在进行。
  第二个是由莱奥尼·桑德罗克建立的行动,他们相信需要一种新的规划实践的语言。他们认为,如果想要使普通公民融入改变社会的合力中,必须调动他们的感情因素,而不仅仅是理性思维。为了吸引人们,规划者必须摒弃官僚语言和学术语言,应该使用多媒体和其他能够打动人心的形式。
  所有这些都不是容易的。我们要面对的是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些努力是必须的。受到最少阻力的路径,并不是人类繁荣发展的道路。
  (《中国经济报告》编辑王艺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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