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所著《魏晋玄学和文学》，“着眼于窥探玄学之重视精神、天才，如何影响到文学之重视个性、情性及其与风格的关系，玄学对于个性之尊重对于繁荣文学创作的意义。窥探玄学宇宙观方法论对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以及音乐美术思想的影响。玄学怎样促进文学的发展，文学又怎样反作用于玄学。还窥探了玄学怎样影响于诗的创作(包括游仙、招隐、玄言、山水、田园诸类)，通过艺术境界领会言外之意和象外之意的微妙，咀嚼滋味，陶冶性灵(第2页)，是一本从多角度疏析魏晋玄学的哲学风采，勾画玄学与文学的理论的与实践的内在关联的著作。
　　作者考察了魏晋玄学对文学批评的影响，阐明了魏晋评论人物之重视精神、推及之于文学评论便为重视作家之个性及其风格的历史背景。魏晋时期评论人物注重精神与探究个性的风气，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关的，品藻人物在理论上有了起色，不拘礼法的旷达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流。自曹丕《典论·论文》始，文学评论和人物评论相结合，作家的才性问题受到了重视。钟嵘的《诗品》，将创作风格与作家的精神品质相结合，鉴赏作品重视人物精神品质。先天禀赋与后天熏习所形成的才性的不同，产生才性偏至说，于文学则把创作风格与作家才性相联系。“魏晋人物批评受玄学影响，唯才和重神，崇尚虚静旷达，不拘礼法，以老庄之情怀区别精神境界之高低。这表现于文学批评，是重视才性在创作中的意义，将风格与才性相结合，视文学艺术为神理之妙用，透过文章以窥控作家的精神，情景交融，以优美的形象寓深刻的意义，极大地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第23页)作者探讨这一问题时，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人物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结合，是顺应社会思潮的。精神、个性、风格三者是密切相通的。
　　作者把握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理论的指导，揭示了文学家对文学的功用。性质及其发展规律认识深刻的重要原因。汉末黄老刑名思想影响了建安文学，曹丕的“文气”论受道家气禀论的启发，黄老思想在魏晋时期得到了发展。“一旦将文风与才性相联，由才性探讨文学的源泉，便自觉或不自觉地使人着眼于文学的社会意义，从而提高文学的地位，有利于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发展”(第26页)。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动摇，玄学产生了许多流派，其中王弼、何晏派和向秀、郭象派影响深远，探寻了宇宙万物的本原。正始诗人阮籍和嵇康就受“贵无”思想的影响，以“道”为创作的指导，表现于文学创作则是人格的折射。两晋南朝的文论也深受玄学的影响，《文赋》、《文心雕龙》等与玄学存在着深层的联系。作者的论证，捕捉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克服了研究魏晋玄学与文学的课题上的某种隔膜，使人们明了地看到玄学对文学理论的指导意义，玄学宇宙观、认识论等渗透进了文学理论，从而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兴旺。
　　作者还将魏晋玄学言、意之辨与文学创作相联系，深化了言、意之辨的文化内涵。王弼、荀粲所倡的“言不尽意”，重内心之体认，轻向外之追求，“得意忘言”为得“道”的途径。自正始以后，“言不尽意”作为土族观察宇宙人生的重要方法和理论，为清谈家所称道。一些文学家则“言不尽意”，并以之为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思想方法，阮籍、嵇康、陶渊明、刘勰都主张文学艺术规律之奥妙在于象外，《文赋》、《文心雕龙》、《诗品》都触及“言不尽意”在创作中的微妙。“玄学‘得意忘言’、‘言不尽意’，是对老庄静观认识论的发展。它以言、象为得意工具，意通过言、象而又不被言、象滞留。对理性能动性的极度夸张。影响到各个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第56页)文、意、心、物在创作中纳入一个整体。作者把玄学的基本命题与文学创作紧密贯通，使命题与创作的实践水乳交融，就使得“言不尽意”成为一个有实在内容的文化命题。
　　
　　(《魏晋玄学和文学》，孔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1.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