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几个月前，作家史铁生的逝世成为网上热点。这不只是因为他知名，还因为他为“离去”选择的方式：家人按照他的意愿，没有举行告别仪式，进行了遗体器官捐赠，他的遗体还将作为肥料滋养自然。就像他所说：“我愿意这样走，就像徐志摩在《再别康桥》里写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面对“离去”，保持一份从容优雅，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正越来越被众人欣赏和接受。成千上万的网友悼念史铁生和自发留言就是一个证明。
史铁生：死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在陕西插队时双腿瘫痪，后来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
2010年12月30日下午，史铁生突发脑溢血，被送至离家不远的北京朝阳医院。晚上9点多，临床教授凌锋闻讯赶来，轻轻翻开史铁生的眼皮，发现瞳孔已经渐渐放大。于是，凌锋迅速联络，将史铁生转到宣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这里有全北京最先进的急救设备)单间。作为有丰富颅脑外科急救经验的临床教授，她将预后告知了史夫人陈希米。没有太多的解释，陈希米告诉凌锋，放弃一切介入性的急救举措，她平静地签署了停止治疗的知情同意书。陈希米说，这不是她即兴的决定，而是史铁生生前郑重的预嘱。他们夫妇在一起的日子里，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死亡，安排如何应对死亡，处置遗体。
根据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的程序安排，凌锋联系了协调华北地区器官捐献的天津红十字会，陈希米郑重地签署了捐献肝脏和角膜的文件一“铁生讲过，把能用的器官都捐了。”她还说，轮椅生涯几十年，铁生很想知道他的脊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病变。
那时，铁生的呼吸越来越微弱，然而，他硬是坚持到天津红十字会取器官的大夫赶到，才舒缓地呼出最后一口气，让每一个捐献的脏器都处在血液正常灌注状态。凌锋大夫不由得感慨：铁生真坚强，真配合。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在安魂曲中向铁生鞠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然后虔诚地取出他捐献的器官，认真、细密地缝合好躯壳，整理好妆容。铁生的器官被火速送往天津，那里，接受移植手术的病友及手术团队正急切地等待着……9个小时后，史铁生的肝脏、角膜在两个新的生命体中尽职地工作，他的生命依然在欢快地延续。
史铁生一生创作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务虚笔记》、《病隙碎笔》、《我与地坛》、《我的丁一之旅》等作品。他多次在自己的小说、散文、诗歌、书信中表达对死亡的想法。他说：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多次表示，只要自己身上还有一件对别人有用的器官，那么当他最后离开现实世界时，就一定无保留、无条件捐赠他人。在一篇叫做《说生说死》的散文里，史铁生说：“史铁生仍不失为一份很好的肥料，可以让它去滋养林中的一棵树，或海里的一群鱼。”字里行间透着他乐天知命的态度。
莫艾：死是生的归宿
由史铁生的逝世我想到了我十分尊敬的老领导_原《光明日报》总编辑莫艾。
莫艾，原名戴厚明，1917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一个小职员家庭。莫艾幼年时在家乡念过私塾和小学。16岁时在上海一家酒行做学徒。
抗日战争时期，莫艾在《解放日报》，是活跃在延安的著名记者。他发现和报道了劳动模范吴满有的先进事迹，推动了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受到毛泽东主席三次接见。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文藝座谈会上称赞他写的报道“顶延安一年的公粮”。
莫艾后来在新华社西北分社、天津分社、北京分社、云南分社、《光明日报》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
莫艾在《光明日报》任总编辑的时段是1973年至1975年，只有短暂的3年，但他深入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热情培养年轻人，关心同志疾苦的高尚品德……在报社职工中有口皆碑。
“莫艾是我一生中遇见的最好的领导。”报社里许多人都这样说。然而，对于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老领导，人们却没有机会在他逝世时跟他告个别。莫艾于2003年2月17日以86岁高龄悄然离去，没有举行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仪式，甚至没有发讣告。
我知道莫艾确切的离世时间是2011年2月，已经是他去世的8年之后了。我是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从一本叫做《记者莫艾》的书中看到有关他的信息的。
在书的最后一页印有莫艾1988年12月24日立的遗嘱，展示了这位我国新闻战线老战士最后的情怀。遗嘱如下：
人有生则有死。生和死都是客观法则。就人类来说，生是死的更新；就个人来说，死是生的归宿，更是对我的彻底解放。因此，我死之后，遗体即交医院解剖，供医学研究之用；剩余的无用部分，可和其他动物解剖后的遗骸一样，投入焚尸器内焚化肥田。我的家属应善体我意，毋作无益的世俗悲痛，更不要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也不要留骨灰，发讣告，写通知，更不要登报。亲友如来询问，可按我生前所写的通知填写死亡时间后邮复。我对我的儿孙家属寄以下希望……
我相信，他们在离开人世的时候一定是平静和坦然的。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们都透彻、深^地思考过人的生死，这个思考贯彻在他们一生的行动中，贯彻在他们所有的作品里。他的思考不仅让他自己拥有生与死的尊严，同时也教会我们这些普通的人，如何有尊严地生，有尊严地死。
面对“离去”，保持一份从容优雅，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正越来越被众人欣赏和接受。成千上万的网友悼念史铁生和自发留言就是一个证明。
史铁生：死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在陕西插队时双腿瘫痪，后来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
2010年12月30日下午，史铁生突发脑溢血，被送至离家不远的北京朝阳医院。晚上9点多，临床教授凌锋闻讯赶来，轻轻翻开史铁生的眼皮，发现瞳孔已经渐渐放大。于是，凌锋迅速联络，将史铁生转到宣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这里有全北京最先进的急救设备)单间。作为有丰富颅脑外科急救经验的临床教授，她将预后告知了史夫人陈希米。没有太多的解释，陈希米告诉凌锋，放弃一切介入性的急救举措，她平静地签署了停止治疗的知情同意书。陈希米说，这不是她即兴的决定，而是史铁生生前郑重的预嘱。他们夫妇在一起的日子里，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死亡，安排如何应对死亡，处置遗体。
根据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的程序安排，凌锋联系了协调华北地区器官捐献的天津红十字会，陈希米郑重地签署了捐献肝脏和角膜的文件一“铁生讲过，把能用的器官都捐了。”她还说，轮椅生涯几十年，铁生很想知道他的脊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病变。
那时，铁生的呼吸越来越微弱，然而，他硬是坚持到天津红十字会取器官的大夫赶到，才舒缓地呼出最后一口气，让每一个捐献的脏器都处在血液正常灌注状态。凌锋大夫不由得感慨：铁生真坚强，真配合。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在安魂曲中向铁生鞠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然后虔诚地取出他捐献的器官，认真、细密地缝合好躯壳，整理好妆容。铁生的器官被火速送往天津，那里，接受移植手术的病友及手术团队正急切地等待着……9个小时后，史铁生的肝脏、角膜在两个新的生命体中尽职地工作，他的生命依然在欢快地延续。
史铁生一生创作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务虚笔记》、《病隙碎笔》、《我与地坛》、《我的丁一之旅》等作品。他多次在自己的小说、散文、诗歌、书信中表达对死亡的想法。他说：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多次表示，只要自己身上还有一件对别人有用的器官，那么当他最后离开现实世界时，就一定无保留、无条件捐赠他人。在一篇叫做《说生说死》的散文里，史铁生说：“史铁生仍不失为一份很好的肥料，可以让它去滋养林中的一棵树，或海里的一群鱼。”字里行间透着他乐天知命的态度。
莫艾：死是生的归宿
由史铁生的逝世我想到了我十分尊敬的老领导_原《光明日报》总编辑莫艾。
莫艾，原名戴厚明，1917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一个小职员家庭。莫艾幼年时在家乡念过私塾和小学。16岁时在上海一家酒行做学徒。
抗日战争时期，莫艾在《解放日报》，是活跃在延安的著名记者。他发现和报道了劳动模范吴满有的先进事迹，推动了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受到毛泽东主席三次接见。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文藝座谈会上称赞他写的报道“顶延安一年的公粮”。
莫艾后来在新华社西北分社、天津分社、北京分社、云南分社、《光明日报》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
莫艾在《光明日报》任总编辑的时段是1973年至1975年，只有短暂的3年，但他深入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热情培养年轻人，关心同志疾苦的高尚品德……在报社职工中有口皆碑。
“莫艾是我一生中遇见的最好的领导。”报社里许多人都这样说。然而，对于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老领导，人们却没有机会在他逝世时跟他告个别。莫艾于2003年2月17日以86岁高龄悄然离去，没有举行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仪式，甚至没有发讣告。
我知道莫艾确切的离世时间是2011年2月，已经是他去世的8年之后了。我是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从一本叫做《记者莫艾》的书中看到有关他的信息的。
在书的最后一页印有莫艾1988年12月24日立的遗嘱，展示了这位我国新闻战线老战士最后的情怀。遗嘱如下：
人有生则有死。生和死都是客观法则。就人类来说，生是死的更新；就个人来说，死是生的归宿，更是对我的彻底解放。因此，我死之后，遗体即交医院解剖，供医学研究之用；剩余的无用部分，可和其他动物解剖后的遗骸一样，投入焚尸器内焚化肥田。我的家属应善体我意，毋作无益的世俗悲痛，更不要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也不要留骨灰，发讣告，写通知，更不要登报。亲友如来询问，可按我生前所写的通知填写死亡时间后邮复。我对我的儿孙家属寄以下希望……
我相信，他们在离开人世的时候一定是平静和坦然的。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们都透彻、深^地思考过人的生死，这个思考贯彻在他们一生的行动中，贯彻在他们所有的作品里。他的思考不仅让他自己拥有生与死的尊严，同时也教会我们这些普通的人，如何有尊严地生，有尊严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