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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不仅仅是一种兴趣、一种爱好、一种方法，更应该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形成改变思维的能力、提升交际的能力、构成个人“进化”的能力。
培养国民“读书力”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或许是最被广大国人认可的读书理由。不难发现，从古至今，读书在很多情况下是和某种功利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以致社会为此推出各种各样的“读书法”，却很少看到培养“读书力”的倡议。“读书法”强调的是一种单项技能，而“读书力”则是一种综合能力。这就犹如中国的插花、书法、剑术、柔术、沏茶传到日本以后分别演变成为花道、书道、剑道、柔道、茶道一样，形成了一种含有精神文化的“道”。日本将来是否还会形成“读书道”尚不可知，但这种“读书力”高于“读书法”，应该是不存疑问的。
或许因为有这种对于“读书力”的认识，日本社会对读书的培养不同一般。2010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聂振宁提出在“世界读书日”之外建立中国自己的“国家读书节”的提案，目前还没有结果。正当中国还在为一个“读书日”而讨论不已的时候，日本2010年已经迎来了第一个“国民读书年”。而这个“国民读书年”，是日本国会议员通过国会立法实现的。
按照日本法律规定，凡是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都有义务赠送给国会图书馆一本。也许是因为这样，依靠着全社会出书人的捐书，日本国会图书馆成为目前亚洲最大的图书馆。此外，日本六大报纸每天都在第一版到第三版刊登新书、新杂志的广告。这在中国是不多见的。
当然，曾有“读书大国”美名的日本，如今也是每况愈下。日本读卖新闻社2012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次读书调查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最近一个月里一本书也没有读过”，这一数字较上次的调查结果上升了3个百分点，与20年前相比，更是攀升了14%。尽管如此，日本并没有放弃，而是从官方到企业、到民间，不断采取各种方式，不但呼吁多读书，更在促进“读书力”的提高。
重视对“读书力”的培养，特别重视对青少年“读书力”的培养，非常重要。因为“少年强，则国家强”，青少年具有“读书力”，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具有“读书力”。说到底，“读书力”最终将转化成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日本街头如此多彩的读书风景
在“织围脖”（写微博）的日子里，我刻意观察了一些日本社会的读书风景，时时感到绚丽多彩。今天，把它汇集起来，感觉也很有意思。
经过日本东京城轨有乐町线的要町车站，在车站的3号出口处能看见一个书架，上面有三排书，都是旧的。显然，这是乘客捐赠的书籍。旁边还有一个告示，上面用日文写着：“这里的书您可以随便阅读。但是，请您在阅读以后归还。”我挑选了一本，随后就想，如果北京、上海等城轨车站也摆放上这种图书架，结果会是如何呢？
不久前去东京池袋第二图书馆，看见幼儿园老师领着一队孩子进来。老师领着孩子去二楼儿童阅览室，有的孩子走路还不利索，简直就是爬上楼梯的。我随他们一起进入儿童阅览室，只见孩子们三五成群坐在地上，任意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籍。图书管理员还在旁边帮忙，没有表现出丝毫厌烦。可敬！
在日本的书店买书，售货员都会亲切询问：“要不要给书包上书皮？”如果你点头，售货员就会麻利地为你刚买的书包上书皮，但并不额外收取 “包书皮费”;如果你摇头，售货员就会把书放到纸袋或者塑料袋中，然后收取书费。当然，也不会因为没有包书皮而让书价便宜一些。这种包书皮，体现的是一种对书的敬畏。
在东京池袋车站北口的出口处，每天晚上7点30分都会有两三个流浪汉准时地抬着两三箱书籍和杂志来销售。这些，都是他们白天在车站等处捡来的。一般来说，文库本的口袋书是100日元一本，近日出版的周刊杂志是120日元一册。这些流浪汉不是无家可归的人，而是有家不回的人。他们就这样靠捡书刊、卖书刊为生！
日本东京街头不时地可以看到流浪汉，让我感慨的是，时常在街头看见这些流浪汉捧着一本书或者一本杂志在看。这个时候，书本知识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从他们散发着酸臭味的身边走过时，我常常这样追问。我想，书刊应该也是可以让流浪生活充實的。
在日本一些图书馆门口，经常可以看见那里摆放着一个书架，上面有可以自由拿回家的书刊，让读者挑选。这些书刊，有的是图书馆淘汰的，有的则是一些读者捐赠给图书馆，图书馆再次外捐的。稍微麻烦的是，拿走这些书刊的读者，需要填写一张表格，上面有姓名、住址。有时，姓名是可以不写的，因为它属于隐私。
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的“新日本书籍”店实际上是一家旧书店。它不仅卖旧书，还收购旧书，这些，都不算是新鲜的了。引人注目的是，它还打出“帮助您整理藏书”的广告，告诉你：我这里可以像送外卖一样，到你那里去收书、去卖书。旧书店，帮助人整理藏书，听起来就有一种温馨洋溢的感觉。
图书馆列车
自2009年10月17日，日本“忍者”的故乡—三重县伊贺市的伊贺铁道公司推出新颖别致的“图书馆列车”，让乘客可以在车上自由自在地读书和看漫画。此事虽小，却可以从中看出当今日本的一种创新活力，很有借鉴意义。
首先，这次创新的第一提案人是在日本同志社大学就读的二年级学生森喜骏，今年只有20岁。他向媒体介绍说：“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每天乘坐这趟列车。那时就想，如果能够把自己看过的漫画也留给乘客们看，其他乘客也把看过的漫画给我看，该有多好啊。”就是这样一种经历、一种想法，导致了日本全国第一个“图书馆列车”的出现。由此可见，创新并不一定都要大资本大投入，并非都要高精尖，小人物同样可以用多元化思维做出大创新，关键看你用心不用心。
其次，这次创新还有当地市民的积极参与。如果说大学生森喜骏是作为“个体”参加创新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群体”—“伊贺铁道之友会”也参加了这个活动。据报道，“伊贺铁道之友会”亲自参加了这个创新的整体策划，并且第一次就提供了四十多本藏书，其中大多是反映“忍者”历史的漫画。与东日本铁道公司、西日本铁道公司相比，伊贺铁道公司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铁道公司。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铁道公司，却专门组织了“伊贺铁道之友会”这样的兴趣爱好小组，彼此互动，结果促进了一项创新的产生。目前，还没有听说中国哪家铁路公司有这样的“友会”，尽管伴随着航空事业的发展，“铁老大”的位子已经不在，但“铁老大”的架子依然存在。另外，这种“友会”与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等那种完全依靠积累点数的、充满商业利益的“东方之友”的组织也有所不同，作用和效果自然也不同。
那些讳莫如深的禁书
爱读书之人，其猎奇心也必然旺盛。圣贤书要看，“民间珍品”也不能遗漏。什么叫“民间珍品”呢？就是民间长期流传的，诸如《剪灯新话》《品花宝鉴》等既流芳百世又声名狼藉的禁书。
中国有所谓的十大禁书，日本自然也少不了。据统计，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因“坏乱风俗”而被有关部门下令禁止发行的书就达1万册以上。
有些书籍为逃避遭禁的命运，往往抄袭中国模式—“此处删减×××字”或用“□□□”代替。据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所长井上章一透露，当时的出版社为了通过审核，将有关部门可能关注的关键字都用□代替。但实际上呢，通过邮购还是有可能买到无删节版的。
还有些书籍为逃避遭禁的命运，故意取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比如1930年由画家伊藤晴雨出版的《论语通解》。虽名叫《论语通解》，但里面全是伊藤晴雨的弟子佐藤伦一郎所作的春宫画。其中还包括在墓地里集体侮辱女性的场景等。
也有部分同类书籍的作者，一开始就清楚自己的作品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发行审核的，压根无法“惠泽众生”。于是他们干脆就只面向少数的、腰包富裕的爱好者们限量出版。这样的书，在日本又被叫作“地下书”。
日本爱媛县宇和岛市多贺神社（俗称“凸凹寺”）的第一代宫司（相当于寺院住持）久保盛丸，就是这样一位专门撰写“地下书”的主儿。
1922年，久保盛丸编撰了一本《生殖崇拜话集成》，里面全是他自日本各地搜集来的关于生殖崇拜的故事。该书还介绍道：日本的所有信仰都来源于生殖崇拜。就连人们耳熟能详的日本民间故事《桃太郎》也是如此。据久保盛丸诠释，桃子是女子生殖的象征，和桃太郎一同前往魔鬼岛为民除害的小猴子是男子生殖的象征。幸好这本“地下书”很快就被有关部门没收了，不然所有的和尚还不都得抱头痛哭。不能因为是光头就被看成别有意味的存在啊！真是毁人三观啊！
到了昭和后期，日本政府逐渐放宽了书籍出版审核规定，部分禁书得以“重见天日”。像1931年香川孟所著《裸体女店员》，1932年曼堤隐士所著《女魔的怪窟》等，如今都能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网站上看到。
（摘编自陕西人民出版社《来自东京》一书）
培养国民“读书力”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或许是最被广大国人认可的读书理由。不难发现，从古至今，读书在很多情况下是和某种功利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以致社会为此推出各种各样的“读书法”，却很少看到培养“读书力”的倡议。“读书法”强调的是一种单项技能，而“读书力”则是一种综合能力。这就犹如中国的插花、书法、剑术、柔术、沏茶传到日本以后分别演变成为花道、书道、剑道、柔道、茶道一样，形成了一种含有精神文化的“道”。日本将来是否还会形成“读书道”尚不可知，但这种“读书力”高于“读书法”，应该是不存疑问的。
或许因为有这种对于“读书力”的认识，日本社会对读书的培养不同一般。2010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聂振宁提出在“世界读书日”之外建立中国自己的“国家读书节”的提案，目前还没有结果。正当中国还在为一个“读书日”而讨论不已的时候，日本2010年已经迎来了第一个“国民读书年”。而这个“国民读书年”，是日本国会议员通过国会立法实现的。
按照日本法律规定，凡是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都有义务赠送给国会图书馆一本。也许是因为这样，依靠着全社会出书人的捐书，日本国会图书馆成为目前亚洲最大的图书馆。此外，日本六大报纸每天都在第一版到第三版刊登新书、新杂志的广告。这在中国是不多见的。
当然，曾有“读书大国”美名的日本，如今也是每况愈下。日本读卖新闻社2012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次读书调查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最近一个月里一本书也没有读过”，这一数字较上次的调查结果上升了3个百分点，与20年前相比，更是攀升了14%。尽管如此，日本并没有放弃，而是从官方到企业、到民间，不断采取各种方式，不但呼吁多读书，更在促进“读书力”的提高。
重视对“读书力”的培养，特别重视对青少年“读书力”的培养，非常重要。因为“少年强，则国家强”，青少年具有“读书力”，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具有“读书力”。说到底，“读书力”最终将转化成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日本街头如此多彩的读书风景
在“织围脖”（写微博）的日子里，我刻意观察了一些日本社会的读书风景，时时感到绚丽多彩。今天，把它汇集起来，感觉也很有意思。
经过日本东京城轨有乐町线的要町车站，在车站的3号出口处能看见一个书架，上面有三排书，都是旧的。显然，这是乘客捐赠的书籍。旁边还有一个告示，上面用日文写着：“这里的书您可以随便阅读。但是，请您在阅读以后归还。”我挑选了一本，随后就想，如果北京、上海等城轨车站也摆放上这种图书架，结果会是如何呢？
不久前去东京池袋第二图书馆，看见幼儿园老师领着一队孩子进来。老师领着孩子去二楼儿童阅览室，有的孩子走路还不利索，简直就是爬上楼梯的。我随他们一起进入儿童阅览室，只见孩子们三五成群坐在地上，任意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籍。图书管理员还在旁边帮忙，没有表现出丝毫厌烦。可敬！
在日本的书店买书，售货员都会亲切询问：“要不要给书包上书皮？”如果你点头，售货员就会麻利地为你刚买的书包上书皮，但并不额外收取 “包书皮费”;如果你摇头，售货员就会把书放到纸袋或者塑料袋中，然后收取书费。当然，也不会因为没有包书皮而让书价便宜一些。这种包书皮，体现的是一种对书的敬畏。
在东京池袋车站北口的出口处，每天晚上7点30分都会有两三个流浪汉准时地抬着两三箱书籍和杂志来销售。这些，都是他们白天在车站等处捡来的。一般来说，文库本的口袋书是100日元一本，近日出版的周刊杂志是120日元一册。这些流浪汉不是无家可归的人，而是有家不回的人。他们就这样靠捡书刊、卖书刊为生！
日本东京街头不时地可以看到流浪汉，让我感慨的是，时常在街头看见这些流浪汉捧着一本书或者一本杂志在看。这个时候，书本知识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从他们散发着酸臭味的身边走过时，我常常这样追问。我想，书刊应该也是可以让流浪生活充實的。
在日本一些图书馆门口，经常可以看见那里摆放着一个书架，上面有可以自由拿回家的书刊，让读者挑选。这些书刊，有的是图书馆淘汰的，有的则是一些读者捐赠给图书馆，图书馆再次外捐的。稍微麻烦的是，拿走这些书刊的读者，需要填写一张表格，上面有姓名、住址。有时，姓名是可以不写的，因为它属于隐私。
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的“新日本书籍”店实际上是一家旧书店。它不仅卖旧书，还收购旧书，这些，都不算是新鲜的了。引人注目的是，它还打出“帮助您整理藏书”的广告，告诉你：我这里可以像送外卖一样，到你那里去收书、去卖书。旧书店，帮助人整理藏书，听起来就有一种温馨洋溢的感觉。
图书馆列车
自2009年10月17日，日本“忍者”的故乡—三重县伊贺市的伊贺铁道公司推出新颖别致的“图书馆列车”，让乘客可以在车上自由自在地读书和看漫画。此事虽小，却可以从中看出当今日本的一种创新活力，很有借鉴意义。
首先，这次创新的第一提案人是在日本同志社大学就读的二年级学生森喜骏，今年只有20岁。他向媒体介绍说：“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每天乘坐这趟列车。那时就想，如果能够把自己看过的漫画也留给乘客们看，其他乘客也把看过的漫画给我看，该有多好啊。”就是这样一种经历、一种想法，导致了日本全国第一个“图书馆列车”的出现。由此可见，创新并不一定都要大资本大投入，并非都要高精尖，小人物同样可以用多元化思维做出大创新，关键看你用心不用心。
其次，这次创新还有当地市民的积极参与。如果说大学生森喜骏是作为“个体”参加创新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群体”—“伊贺铁道之友会”也参加了这个活动。据报道，“伊贺铁道之友会”亲自参加了这个创新的整体策划，并且第一次就提供了四十多本藏书，其中大多是反映“忍者”历史的漫画。与东日本铁道公司、西日本铁道公司相比，伊贺铁道公司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铁道公司。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铁道公司，却专门组织了“伊贺铁道之友会”这样的兴趣爱好小组，彼此互动，结果促进了一项创新的产生。目前，还没有听说中国哪家铁路公司有这样的“友会”，尽管伴随着航空事业的发展，“铁老大”的位子已经不在，但“铁老大”的架子依然存在。另外，这种“友会”与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等那种完全依靠积累点数的、充满商业利益的“东方之友”的组织也有所不同，作用和效果自然也不同。
那些讳莫如深的禁书
爱读书之人，其猎奇心也必然旺盛。圣贤书要看，“民间珍品”也不能遗漏。什么叫“民间珍品”呢？就是民间长期流传的，诸如《剪灯新话》《品花宝鉴》等既流芳百世又声名狼藉的禁书。
中国有所谓的十大禁书，日本自然也少不了。据统计，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因“坏乱风俗”而被有关部门下令禁止发行的书就达1万册以上。
有些书籍为逃避遭禁的命运，往往抄袭中国模式—“此处删减×××字”或用“□□□”代替。据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所长井上章一透露，当时的出版社为了通过审核，将有关部门可能关注的关键字都用□代替。但实际上呢，通过邮购还是有可能买到无删节版的。
还有些书籍为逃避遭禁的命运，故意取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比如1930年由画家伊藤晴雨出版的《论语通解》。虽名叫《论语通解》，但里面全是伊藤晴雨的弟子佐藤伦一郎所作的春宫画。其中还包括在墓地里集体侮辱女性的场景等。
也有部分同类书籍的作者，一开始就清楚自己的作品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发行审核的，压根无法“惠泽众生”。于是他们干脆就只面向少数的、腰包富裕的爱好者们限量出版。这样的书，在日本又被叫作“地下书”。
日本爱媛县宇和岛市多贺神社（俗称“凸凹寺”）的第一代宫司（相当于寺院住持）久保盛丸，就是这样一位专门撰写“地下书”的主儿。
1922年，久保盛丸编撰了一本《生殖崇拜话集成》，里面全是他自日本各地搜集来的关于生殖崇拜的故事。该书还介绍道：日本的所有信仰都来源于生殖崇拜。就连人们耳熟能详的日本民间故事《桃太郎》也是如此。据久保盛丸诠释，桃子是女子生殖的象征，和桃太郎一同前往魔鬼岛为民除害的小猴子是男子生殖的象征。幸好这本“地下书”很快就被有关部门没收了，不然所有的和尚还不都得抱头痛哭。不能因为是光头就被看成别有意味的存在啊！真是毁人三观啊！
到了昭和后期，日本政府逐渐放宽了书籍出版审核规定，部分禁书得以“重见天日”。像1931年香川孟所著《裸体女店员》，1932年曼堤隐士所著《女魔的怪窟》等，如今都能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网站上看到。
（摘编自陕西人民出版社《来自东京》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