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演进的心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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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心理认知是随着实践行为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深化的,了解陶行知教育思想形成的心理基础必须置身于其教育实践的探索中去。青年陶行知经历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行为选择,经历了“李杜文章”的震撼,经历了把中国社会问题归因于“伪君子”和“国民程度不足”等的社会认知,以及最终发现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源不在政治,而在教育,并确立了“教育救国”的行为方向。
  理论提出的心理“伏笔”
  1914年至1917年,陶行知的美国求学之行对其心理认知的影响很关键。在美国社会自由政策和进步教育运动这一特色政治文化环境中,他感受到中国国民与美国国民的差异,并在此过程中接纳了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造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教育,改变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提高国民素质,最终实现中国的“民主共和”。
  回国后,陶行知一方面致力于宣传、推进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教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1923年,陶行知认识到,要想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必须深入到下层,把教育活动转向“98.5%得不到教育机会”的平民上。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平民教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随着平民教育的深入,陶行知渐渐发现“要想普及平民教育,第一件事就要便民”。
  正是对这种“便民”的理解,为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埋下了心理的“伏笔”。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衰落,陶行知在“便民”的心理认知引导下,渐渐找到一条新路——把教育下到乡村,融入生活,提倡乡村教育,推行“生活即教育”。生活教育理论的正式提出,是陶行知在教育实践探索中最光辉的一页。
  理论发展的心理“寄托”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主要是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部分组成。 “生活即教育”是该理论的核心,其内涵包括:生活是教育的源泉,即教育的内容源于生活;生活是教育的中心,即教育实践需要围绕生活;教育是为了改进生活,即教育最终目标是为了改进人们的生活。“社会即学校”,是“生活即教育”思想在社会与学校关系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教学做合一”,是“生活即教育”思想在教学方法上的具体化。
  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形成和演进的心理基础,主要归因于其认知的改变。他不仅想改变许多留学归国者,像拉东洋车一样,把外国学来的教育制度直接拉到中国来的现象;也想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教育是教育,生活是生活”的模式,把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死教育改变为“教学做合一”的活教育。正如其所言:“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在总结平民教育运动失败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了“我们应当拿我们的思想来凑他们(指农民)实际,不要拿他们前途来供我们牺牲”的“便民”认识。此外,还有一个促成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形成的心理认知,是他从实业家、教育家张骞那儿得来的:“他曾告诉我,要替农民做事,第一就得和农民打成一片,不然农民就怕你,什么真心话也不同你说……他对我的生活,影响不浅,我搞生活教育,他就是我第一个先生。”也正是由于生活教育思想“从群众中来,再指导教育实践到群众中去,并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这样的思想才能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理论完善的心理“落脚”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理论。它的不断完善,首先是基于陶行知“求真”的心理特质,正如他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中,将生活教育的目的提炼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并坚持“行出一真是一真,谢绝一伪是一伪”等自我概念;其次是陶行知“力行”的实践态度,从其一生的教育实践可以看出,他真正践行了对人民大众和国家的“做”与“行”,在不断的“力行”中对生活教育理论的认知也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最后是陶行知希望生活教育达到的目标,他认为这里所说的“生活”,是一种“應然的民主共和国民的生活”,而不是“实然的农民的生活”。综上所述,在不同的时期,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有不同的表述;但“提高国民素质,建立民主共和国家”,作为一种目标牵引力,是陶行知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形成的根本心理动机。只有以此为主线,我们才能理解和领会陶行知一生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真正精神及内涵。
  心理学视角下的教育启示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陶行知坚持以“做”为核心的认识论,帮助我们在教育教学中不断推动以动手实践为主体的目标教学及评价方式,剪除了传统教学中“大水漫灌”式非科学手段,帮助教师更好地改变自身的行走方式,不再依托死记硬背、盲目练提等粗放野蛮的教学形式,而是从生命化、人本化、个性化的方式,尤其是基于每个人的不同生活经验和背景的心理化,得到“因材施教”的教育目的。
  此外,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透过方法、技术、知识的层面,察觉到了一个教育者所应具备的教育情怀和教育哲学。恰恰是这些类似“形而上”的东西,不断支撑着陶行知在万般的困难面前,矻矻前行,做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绩。我们作为后来者,如何建立个人的价值体系,如何完善个人的教育哲学,可能是在心理学之上的一个更加重要和急迫的问题。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以陶行知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奉献精神为指导,明天的道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光明。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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