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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阎连科是当代中国文坛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他在文坛起步较早，却大器晚成。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小说《年月日》《日光流年》等作品的推出，才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他的小说《炸裂志》以“神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直面改革开放以来的“内真实”，开辟出一条批判现实的新路径。本文以《炸裂志》为例，分别从题材、形式、及其理论主张三方面，探讨阎连科小说的新尝试，及其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神实主义；内真实；内因果
一、由对城市的崇拜到对城市的思考
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在某个时期都有崇拜城市的情节，阎连科也不例外。阎连科出生在贫困的乡村，从小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因生活所迫曾经过新乡、洛阳等城市打工。城市生活的繁华与农村生活的清贫形成了巨大反差，使阎连科非常向往城市生活。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我那个乡村离洛阳不是太远，但乡村毕竟是乡村，太穷困太落后，我曾经去过几次洛阳，感到洛阳毕竟是城市，那里的一切都比乡村好，于是，少年时代的我，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能进程当一个城里人，娶一个城市姑娘做老婆。”[1]他对城市的崇拜体现在小说创作中，“和平军旅系列”和“瑶沟系列”充分展露了农村青年的进城情节，构成作者小说创作的潜在动机。《炸裂志》的创作则显现出与崇拜城市情节截然相反的对改革开放后城市迅速发展和崛起的的批判和反思，这体现出阎连科加深了对城市的思考，他由关注贫苦农民的生命轨迹到关注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人的命运，这不仅是题材的拓展，更是作家开始担负起社会责任的标志。
从小说《炸裂志》中我们也能看到作者的这野心。作者想在一个篇幅不长的小说中描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小说也确实反映出一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存在为谋求发展、追逐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社会风气日下，男盗女娼、道德沦丧等问题。但历史是复杂的，在阅读《炸裂志》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作者对这段复杂历史的全面把握。难道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百态仅仅是男盗女娼就能说清楚的吗？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大手就沾满了欲望和堕落吗？作者在《炸裂志》中要表达的对改革开放历史的认识还停留在标签化的，笼统的认识上，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炸裂志》带给我们的震撼仅仅来源于超现实的写作手法和作品中驱使人沉沦的喂不饱的欲望，这并不能不能带给我们更深刻的反思，这大概就是阅读文本后的“虚无感”的来源。
二、新写作形式的尝试
《炸裂志》采用志书的体例，首章以炸裂市市长孔明亮请作家阎连科撰写县志为构思，以尾章孔市长烧毁初稿，形成小说的叙事结构。小说中炸裂市的领导想以编写地方志的记载炸裂的历史变迁，凸显其辉煌和伟大，事实上作品中阎连科所完成的作品是对炸裂市领导想象中县志的解构。
这种志书的体例，和作品中真实人物（阎连科）的出现给作品遮上了一层面纱，形成了两层真实和虚假的对照，使读者在其中穿越。首先，阎连科采用地方志这一体例，但事实上他并没有严格按照志书的格式书写，因此志书这种极为写实的体例与炸裂村骇人听闻的故事形成了第一重对比。其次《炸裂志》附篇中主笔者说和编撰委员会中赫然出现了现实中的人物：阎连科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等字样，真实的人物进入小说与虚构的故事形成了第二重对比。使读者在真实和虚幻间徘徊，渐渐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且何为虚幻，给人以阅读冲击力，增强小说的真实感。
他出于小说形式创新的考虑，采用地方志的形式结构小说，是值得肯定的。但可惜小说的“宋、元、明、清、民国”部分、第九章“自然生态”部分，空有章节标题，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内容。阎连科写这部分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炸裂志”是“志”，他认为如果缺少这部分就不是“志”了。另外地方志的结构，部分与部分之间只有前后、因果的线性关系，其叙事总体上是平铺直叙的，因而使小说显得平面化，不够立体。并且小说缺少史诗性作品的宏大厚重，阎连科完全可以利用地方志的形式使文本更加丰富，但他着力表现的是“志”中“人”而非炸裂这个地方，这一点上没有将志书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三、神实主义与人物刻画的矛盾
在《<风雅颂>后记三章》中，阎连科描绘了在叔伯弟弟冥婚仪式上，弟弟的灵棚里和棺材上落满红红黄黄的蝴蝶的场景： “在那充满红色喜庆的灵棚里的棺材上、帆布上和灵棚的半空里，飞落着几十、上百只铜钱大的红红黄黄的蝴蝶，……这些群群股股的花色蝴蝶，在我弟弟的灵棚里停留飞舞了几分钟后，在众生惊异的目光中，又悄然地飞出了灵棚，消失在了寒冷而白雪飘飘的天空里。”[2]。这群飞舞的蝴蝶改变了阎连科想象和虚构世界的方式，似乎为他开启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这种荒诞、非现实的叙事方式到了《炸裂志》似乎到达了极致，《炸裂志》打破了阎连科小说中写实与非写实的平衡，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超现实描写比比皆是。这就是他后来在《发现小说》中说到的神实主义。“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3]阎连科所说的神实主义就是在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可以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去忽略掉事物真实的模样，去寻找一种事物与事物之间内在的联系，即“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4]
小说所做细节描写虽然显得荒诞不经，却并非全无逻辑。这些荒诞描写所呈现的是一种感觉上的真实，即作者所谓的“内真实”。与这一真实相关的逻辑更被作者概括为“内因果”。这就与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不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主要靠人物性格的发展来推动故事情节，读者通过人物的心路历程，性格发展探寻其内在原因。但《炸裂志》在一开始就将“真实”，即原本要探索的原因，以感觉形式呈现出来，以至于人物性格毫无发展，作者给读者的阅读感受也始终如一。读者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最直接的阅读感受，就是对超现实描写的审美疲劳，而这恰恰也是作者今后创作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这一点上阎连科也有他的思考“在超现实中进一步刻画人物性格，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比如，靠人物刻画来推动故事情节走不出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而超现实写作却有可能走不进人物心灵的最深处”[5]在与李陀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阎连科感觉到人物性格的塑造将与他的神实主义产生矛盾，加以在超现实中塑造人物形象有其困难之处，这显现出阎连科仅仅有主义的理论还并没有找到革命的道路，在超现实写作中能不能加强人物性格的刻画？或者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们所锤炼出来的很多写作技巧包括人物性格的塑造与现在超现实写作真的矛盾吗？我们要将人物完全抛弃吗？可否在主义与主义之间找到一条道路，是作家应该探索的。
参考文献：
[1]阎连科，晓苏.阎连科访谈录，2001年
[2]阎连科.<风雅颂>后记三章[M].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67页.
[3]阎连科.发现小说[M].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182页.
[4]阎连科.发现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2期.
[5]阎连科.炸裂志[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157-158页.
[6]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J].南方文坛，2004年第2期.
[7]王尧.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神实主义”——<发现小说>与阎连科的小说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8]孙郁.阎连科的“神实主义”[J].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
[9]徐勇.结构寓言写作与感觉现实主义——评阎连科最新长篇<炸裂志>[J].文艺评论，2014年第3期.
[10]陈英群.阎连科小说创作论[M].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
[11]杨剑龙，王童，陈蘅瑾.一部城市化批判的仓促之作[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27卷.
关键词：神实主义；内真实；内因果
一、由对城市的崇拜到对城市的思考
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在某个时期都有崇拜城市的情节，阎连科也不例外。阎连科出生在贫困的乡村，从小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因生活所迫曾经过新乡、洛阳等城市打工。城市生活的繁华与农村生活的清贫形成了巨大反差，使阎连科非常向往城市生活。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我那个乡村离洛阳不是太远，但乡村毕竟是乡村，太穷困太落后，我曾经去过几次洛阳，感到洛阳毕竟是城市，那里的一切都比乡村好，于是，少年时代的我，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能进程当一个城里人，娶一个城市姑娘做老婆。”[1]他对城市的崇拜体现在小说创作中，“和平军旅系列”和“瑶沟系列”充分展露了农村青年的进城情节，构成作者小说创作的潜在动机。《炸裂志》的创作则显现出与崇拜城市情节截然相反的对改革开放后城市迅速发展和崛起的的批判和反思，这体现出阎连科加深了对城市的思考，他由关注贫苦农民的生命轨迹到关注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人的命运，这不仅是题材的拓展，更是作家开始担负起社会责任的标志。
从小说《炸裂志》中我们也能看到作者的这野心。作者想在一个篇幅不长的小说中描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小说也确实反映出一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存在为谋求发展、追逐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社会风气日下，男盗女娼、道德沦丧等问题。但历史是复杂的，在阅读《炸裂志》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作者对这段复杂历史的全面把握。难道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百态仅仅是男盗女娼就能说清楚的吗？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大手就沾满了欲望和堕落吗？作者在《炸裂志》中要表达的对改革开放历史的认识还停留在标签化的，笼统的认识上，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炸裂志》带给我们的震撼仅仅来源于超现实的写作手法和作品中驱使人沉沦的喂不饱的欲望，这并不能不能带给我们更深刻的反思，这大概就是阅读文本后的“虚无感”的来源。
二、新写作形式的尝试
《炸裂志》采用志书的体例，首章以炸裂市市长孔明亮请作家阎连科撰写县志为构思，以尾章孔市长烧毁初稿，形成小说的叙事结构。小说中炸裂市的领导想以编写地方志的记载炸裂的历史变迁，凸显其辉煌和伟大，事实上作品中阎连科所完成的作品是对炸裂市领导想象中县志的解构。
这种志书的体例，和作品中真实人物（阎连科）的出现给作品遮上了一层面纱，形成了两层真实和虚假的对照，使读者在其中穿越。首先，阎连科采用地方志这一体例，但事实上他并没有严格按照志书的格式书写，因此志书这种极为写实的体例与炸裂村骇人听闻的故事形成了第一重对比。其次《炸裂志》附篇中主笔者说和编撰委员会中赫然出现了现实中的人物：阎连科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等字样，真实的人物进入小说与虚构的故事形成了第二重对比。使读者在真实和虚幻间徘徊，渐渐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且何为虚幻，给人以阅读冲击力，增强小说的真实感。
他出于小说形式创新的考虑，采用地方志的形式结构小说，是值得肯定的。但可惜小说的“宋、元、明、清、民国”部分、第九章“自然生态”部分，空有章节标题，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内容。阎连科写这部分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炸裂志”是“志”，他认为如果缺少这部分就不是“志”了。另外地方志的结构，部分与部分之间只有前后、因果的线性关系，其叙事总体上是平铺直叙的，因而使小说显得平面化，不够立体。并且小说缺少史诗性作品的宏大厚重，阎连科完全可以利用地方志的形式使文本更加丰富，但他着力表现的是“志”中“人”而非炸裂这个地方，这一点上没有将志书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三、神实主义与人物刻画的矛盾
在《<风雅颂>后记三章》中，阎连科描绘了在叔伯弟弟冥婚仪式上，弟弟的灵棚里和棺材上落满红红黄黄的蝴蝶的场景： “在那充满红色喜庆的灵棚里的棺材上、帆布上和灵棚的半空里，飞落着几十、上百只铜钱大的红红黄黄的蝴蝶，……这些群群股股的花色蝴蝶，在我弟弟的灵棚里停留飞舞了几分钟后，在众生惊异的目光中，又悄然地飞出了灵棚，消失在了寒冷而白雪飘飘的天空里。”[2]。这群飞舞的蝴蝶改变了阎连科想象和虚构世界的方式，似乎为他开启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这种荒诞、非现实的叙事方式到了《炸裂志》似乎到达了极致，《炸裂志》打破了阎连科小说中写实与非写实的平衡，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超现实描写比比皆是。这就是他后来在《发现小说》中说到的神实主义。“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3]阎连科所说的神实主义就是在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可以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去忽略掉事物真实的模样，去寻找一种事物与事物之间内在的联系，即“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4]
小说所做细节描写虽然显得荒诞不经，却并非全无逻辑。这些荒诞描写所呈现的是一种感觉上的真实，即作者所谓的“内真实”。与这一真实相关的逻辑更被作者概括为“内因果”。这就与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不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主要靠人物性格的发展来推动故事情节，读者通过人物的心路历程，性格发展探寻其内在原因。但《炸裂志》在一开始就将“真实”，即原本要探索的原因，以感觉形式呈现出来，以至于人物性格毫无发展，作者给读者的阅读感受也始终如一。读者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最直接的阅读感受，就是对超现实描写的审美疲劳，而这恰恰也是作者今后创作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这一点上阎连科也有他的思考“在超现实中进一步刻画人物性格，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比如，靠人物刻画来推动故事情节走不出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而超现实写作却有可能走不进人物心灵的最深处”[5]在与李陀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阎连科感觉到人物性格的塑造将与他的神实主义产生矛盾，加以在超现实中塑造人物形象有其困难之处，这显现出阎连科仅仅有主义的理论还并没有找到革命的道路，在超现实写作中能不能加强人物性格的刻画？或者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们所锤炼出来的很多写作技巧包括人物性格的塑造与现在超现实写作真的矛盾吗？我们要将人物完全抛弃吗？可否在主义与主义之间找到一条道路，是作家应该探索的。
参考文献：
[1]阎连科，晓苏.阎连科访谈录，2001年
[2]阎连科.<风雅颂>后记三章[M].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67页.
[3]阎连科.发现小说[M].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182页.
[4]阎连科.发现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2期.
[5]阎连科.炸裂志[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157-158页.
[6]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J].南方文坛，2004年第2期.
[7]王尧.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神实主义”——<发现小说>与阎连科的小说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8]孙郁.阎连科的“神实主义”[J].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
[9]徐勇.结构寓言写作与感觉现实主义——评阎连科最新长篇<炸裂志>[J].文艺评论，2014年第3期.
[10]陈英群.阎连科小说创作论[M].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
[11]杨剑龙，王童，陈蘅瑾.一部城市化批判的仓促之作[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2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