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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传统农业经济和科技得以迅速发展。加之交通网络的形成和秦汉王朝对岭南地区的移民和开发，中原王朝农业科技文化对外交流逐渐兴盛。这一时期作为古老农业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在作物品种、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以及工艺制品等农业科技文化领域有着广泛的交流。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流是两个对等主体的不同文化类型的相互渗透，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在两国间产生了积极的回应，丰富了各自的农业文化体系；同时，也奠定了历史时期两国之间频繁交流的基本内容和模式。
关键词：秦汉时期；中印；农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7）02－0104－05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秦汉时代是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秦汉之际铁制农具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长期发展后，在我国传统农具系统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牛耕技术也更为普遍地应用于农业生产，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得以确立。以都江堰、关中渠系水网、南方的坡塘为代表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为农业和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畜牧业、桑蚕业、园圃业以及林渔业技术也出现了迅速发展态势，从而奠定了以谷物生产为主、多种经营的传统农业生产结构模式。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使我国传统农业经济在秦汉时期得以迅速发展，农业地域不断扩展，农业生产总量不断上升，以农业为主的国民经济体系逐渐确立。
坐落于亚洲南部的印度半岛以喜马拉雅山为屏障与我国背山相隔，半岛的大部分都浴水于印度洋，东靠孟加拉湾，西为阿拉伯海。印度这个名称来源于印度河，它在梵语中音译为“信度”。我国的《史记》称其为“身毒”、《汉书》称“天竺”。秦汉时期正当传统农业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大地蓬勃发展的同时，印度也进入了奴隶制的鼎盛发展时代。这一时期随着当地农业科技的进步，农业经济逐渐居于主导地位，铁器已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耕地开始使用重犁，并出现了牛耕；农田做有畦沟，并已利用粪肥；农作物品种有大麦、小麦、燕麦、水稻、豆类、芝麻等；印度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的地区。除了农业，人们还从事畜牧业、制陶、烧砖、造船，由于棉花的种植，棉纺织业也十分突出。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政治局面形成和中央集权政治确立的阶段。统一的政权、发达的农业经济使秦汉时期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声威，吸引着周边民族远道而来习修中原技艺文化。秦王朝对岭南地区的大量移民和开发、汉朝政府派张骞出使西域及海上、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为当时的中原王朝与海外各国的交流大开方便之门，于是，中国、印度两个文明古国便逐渐开始在科技、文化等领域互通有无。
一、中印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
在秦汉时期，中国同一些远距离地区和国家的交往，如印度、西亚及欧洲诸国等，由于其文明体系基本上是在各自的土壤上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起来的，因此，基本上是一种对等型的远接交往。并且由于秦汉王朝统一政权的建立，铁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普遍应用、各种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以“代田法”、“区田法”为代表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使当时的中国大地进入了封建王朝的第一个鼎盛时代。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声威使中印两国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似乎更主要的呈现出中国农业科技文化诸因子对印度产生影响的特色”。［1］当然在交流的过程中，印度的农业科技文化并非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中国农业科技文化的传入，而是在吸收中国农业科技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对其作出了一些回应，使这一时期二者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呈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当时两国之间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园艺品种
这一时期，原产于中国的桃、梨等传入了印度。如梵语中称桃为“秦地持来”，称梨为“秦地王子”。另外，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说，印度的桃和梨是从河西走廊引进的，因此又称桃为“汉持来”，梨为“汉王子”。“秦地”、“汉”等字样在印度梵语中的出现，反映了印度这些物品与中国的内在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没有这一时期中印农业科技文化深层次的交流，不会有这些特有文化符号的出现。
（二）生产工具
发源于中国南方地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在秦汉时代循西路南下，广泛流布于东南亚各地，并远涉南亚诸国。另外，印度境内有分布广泛的细石器，其中几何形细石器遍布南亚次大陆，非几何形细石器则仅限于印度东北部。究其原因，是西藏高原广泛分布的细石器文化可能对南亚次大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几何形细石器和非几何形细石器属于不同来源的两个传统，西藏和印度的共同发现，说明当时两国之间在石器文化方面有着一定的技术交流。而西藏细石器甚至还进入印度东北部，到达恒河中下游。［2］更具历史意义的是，印度贵霜帝国统治时期曾有输入中国铁器的记载。农业生产工具是农业科技文化的主要内容，它的相互传入和交流，体现了中印之间这一时期农业文化交流的广泛深入。
（三）稻米文化
中国同南亚次大陆在稻米文化上同样有着较为深刻的渊源关系。如铜鼓文化，这种“文化传播的神秘信号”似乎昭示了秦汉时期中印稻米文化的某种内在的联接。此外，丁颖先生根据印度稻作文献记载的时间序列断言，印度的稻作起源于我国之后。据Chattejee约于公元前1000年的阿阇婆吠陀赞美诗中始见稻（Vrihi）；北印度巴佛哈那（Hahud hanaka）的游得希亚民族确知有稻是在距今2000年前，其他梵文古籍提到稻的，概在公元前一、二世纪间。［3］实际上，更多学者则是把印度视为中国稻作文化西传的中转站。［4］中国原始稻作农业西传的途径，很可能是从云南西部、西南部到西藏东南部的广大高山峡谷地区传入缅甸和印度的。中印两国在稻米文化方面的交流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战国秦汉时期二者之间农业科技文化进一步的交流和发展，从而也为二者完成稻作农业的历史使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四）棉花种植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的的地区。印度棉花在中国的引种，最早出现在东南滨海岛屿、西北的吐鲁番盆地等地区，然后才逐渐渗透到中原腹地。石声汉先生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要略》一著中认为：“棉布，大概在西汉时曾经由大陆内部输入黄河流域。一条路是从葱岭以北，通过吐鲁番近来；一路是从缅甸通过云南、四川，向北到陕西、河南，当时称为‘橦布’。大致在东汉末，又有了由越南等处经海道输入浙江、江苏的，称为‘越布’。”
（五）工艺制品
在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印度扮演着重要和特殊的中介角色。中国的丝绸、麻纺技术在这一时期在印度有所传播，如见诸于史籍的“蜀布”、“蜀棉”在印度各地均有流布；印度古籍《政事论》和《摩奴法典》对中国的丝绸记为“Cina-Patta”等。当然，这一时期印度的工艺制品也随之传到了华夏腹地，如成都广汉三星堆古蜀王祭祀中的成堆齿贝、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琉璃珠、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坟墓出土的白色图文蚀花肉红石髓珠（产于今印度的德里、康本拜等地）等。在李家山还出土了海贝300多斤，为环纹货贝，当来自印度洋或太平洋深海，从印度或东南亚输入。［5］另外，通过波斯或阿拉伯商人的活动，印度的珍木异草、奇禽怪兽、皮毛制品等也传入到我国。如当时的天竺国，“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6］这些物品，通过商人的辗转运输，逐渐运送到中国内地。
（六）天文历法
由于农业生产注重农时，因而中印两国古代天文历法都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有了长足进步从而也就有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季羡林先生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中曾写道：“在两国的古代天文学上都有二十八星宿的理论。就天文学来讲，二十八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必然性，所以很可能是一个向另一个学习的。中国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年前就已经有了二十八星宿的理论，所以从这个事推断，中印人民的文化交流到现在总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5］
（七）器物文化
从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内涵层次分析，两国之间交流更多地集中于器物文化的层次之内。如《汉书·西域传》载：天竺国“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节，好诸香、石密、胡椒、姜、黑盐”车离国“乘象、骆驼，往来邻国”，等等。这些记载无不表现出中原王朝对域外珍奇的一种好奇视野。
二、中印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客观条件
秦汉时期中印两国之所以能够在农业科技领域进行广泛交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秦汉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秦汉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的时代，统一的政权把历史上形成的泾渭、汾涑、黄淮、江汉等核心农业区连为一体。［7］这种连结使当时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得以迅速推广并发挥整体效应，从而使当时秦汉王朝迅速形成了以传统农业为核心的发达的国民经济体系。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定垦田达827 053 600亩；据相关资料反映，汉代亩均产粟三小石（折合原粮约264市斤）已为当时所公认。发达的农业经济使当时的政治、科技、文化等都发展到了一个前世所不能企及的高度，就连手工业和商业在当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与发达。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增强了整个民族的自信，也为对外交流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前提和经济基础。繁荣的经济使秦汉王朝有了一种向心力，吸引周边地区和民族络绎来华。兼容并蓄是秦汉王朝在与外界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的基本态度。长距离、大规模的对外交流如果没有坚强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对岭南地区的移民和开发。岭南（相当于今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及越南北部地区），自古以来为我国白越族居住区。公元前214年，岭南归附秦王朝后，秦始皇便在其地设南海、桂林和象郡汉代又相继增设苍梧、郁林、合浦、交趾等九郡。此外，为开发岭南秦汉两朝政府曾下令迁徙大批罪犯充实岭南边地。如秦始皇在岭南并入帝国版图的同一年，即“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即岭南）……以适谴戍”（《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批谴戍的人数大约为50万。另外两朝政府还进行了有组织的移民实边。如秦始皇三十三年下诏：“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百越）杂处。”（《汉书·高帝纪》下）这里所说的“中县之民”即秦朝的编户齐民。另外还有一些在征戍岭南之后落籍于岭南的官兵和为避乱、避役或谋生而自发南迁的北方人民。秦汉400余年中原及内地人口的不断南迁，而且带去了不少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铁器、牛耕得以迅速推广改变了岭南原始落后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使得以水稻为主的农作物栽培技术有了逐步提高。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造船业和纺织业也在政府开发岭南的过程中获得契机。北方移民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使得岭南地区的手工业、商业都得到巨大发展，以番禺、龙编、徐文、合浦等为代表的商业城市逐渐兴起。岭南沿海地区又依山傍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中的社会经济使这些地区逐渐成长为中原王朝对外贸易的中转站。并由此开辟了一条沿北部湾近海航行到达南海诸国的海上交通线。商业的兴盛、贸易的发展、便利的交流为农业科技文化的对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客观条件。中印两国的农业科技文化正是通过这些地区，进一步向各自的腹地推进，完成了更深层次的交流。
第三，交通的发展。汉武帝年间张骞出使西域，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得以开通，于是中印两国的商人、旅行家往往取道西域互通往来。另外，开于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的中印缅道由博南山（今永平县境内）渡澜沧江，经过寯唐（保山）、不韦，西出高黎贡山，沿亲敦江经胡康河谷由曼尼普尔进入阿萨密，再南下达卡地区，溯恒河而西，经华氏城、曲女城到朱木那河畔的马士腊，北上五河流域的奢羯罗、塔克锡拉，越开普尔山口直达达巴克特里亚。这条道路将印度和中国的西南地区以及西北地区衔接起来，成为千百年来中印交通的大动脉。［8］在四川和云南之间的两条重要官道，即始之于秦代的青衣路（从雅安通向晋宁）和僰道（从宜宾至曲靖）也是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通道的主要构成。秦时还修筑了向南直达吴楚的“驰道”，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自秦汉王朝将统治势力扩展到滇西边境后，官道直达今腾冲境内，经济文化在西南支道上的交流亦是自然而然。
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海路在这一时期也是中原王朝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自黄支航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一文献较为明确的记载了当时汉王朝与南方诸国的海上交通航线。其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印海上贸易往来的频繁。通过这条海路的交往，中印两国农业科技文化的日益深入的交流定是不争之事实。便利的交通也为科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大开方便之门，使其迅速流向全国并远至海外。
第四，印度商人阶层的发展。与中国秦汉时代同期的印度随着铁器的普遍应用，剩余农产品的增加和商品货币流通范围的扩大，手工业分工趋精细、市场产品供给不断增加，逐渐进入商人时代。在公元前5世纪形成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商人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商贸以城市为中心，已是一种经常性活动。十车王给罗摩灌顶时，邀请参加典礼的人中就有商人，可见当时商人在印度的社会地位之高。《摩奴法论》及《政事论》中鄙视商人的婆罗门正统观念也随之有所变化，商业已不再被认为是“恶魔的事业”。就连印度王室也开始从事贸易活动如摩揭陀国王瓶沙王(Bimbisāva)、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等。［9］发达的商业和日趋成熟的商人阶层在对内、对外贸易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多是政府主持，除盈利外“炫耀”是其主要目的，如汉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10］而这一时期中印两国的科技文化的传播并非以文化交流为目的进行的，很多都是以对外贸易的形式完成的，因此印度商人在两国科技交流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三、中印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特点
秦汉时期中印之间的农业科技文化之交流，明显地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交流的长距离特征
中印两国虽然在疆土上有较长的接壤之处，但基本上被高高耸立的喜马拉雅山脉所阻隔，因此，两国的直接交往不得不绕道进行。不论是当时的丝绸之路，还是经过东南亚诸国的海路，都大大延长了两国之间直接的科技文化交流的路程。科技文化从一国之腹地进入另外一国之腹地，往往需要经过长距离的递进式的传播才能得以进行。在交流的过程中，往往以沿途各地的国家为中介才得以完成。因此，一国原本输出的科技文化经过中介国家的回应、吸收和创新，才进一步进入另外一国。这种交流方式，不但丰富了各自的科技文化，而且为改造和促使中介国家科技文化的质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交流的双向性特征
与当时的中日、中朝等的科技文化交流不同，中印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双向的互动，是两个对等的科技文化主体之间的双向交流。这是因为两国的科技文化是在不同的社会和传统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具有各自独立的文化特征。因此在交流的过程中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双向互动。当中国的水稻、铁器、“蜀布”、“蜀棉”等农业科技产品传入印度的同时，印度的棉花种植、珍木异草、奇禽怪兽、皮毛制品等也传入到我国。另外，两国在天文历法方面也有互相学习的痕迹。
（三）秦汉王朝在交流过程中的主动性和主导性
秦汉王朝在与印度的科技文化交流过程中，一直较为主动，且处于主导性的地位。无论是张骞出使西域，把中国的科技文化通过西域各国传入印度，抑或是王朝通过海路的开拓与东南亚、南亚诸国发生直接的联系，都体现出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在同域外科技文化的交流中的主导地位和主动性行为特征，一改往昔的盲目性和不自觉行为的格局。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原王朝的大一统格局为农业经济、科技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奠定了对外交流的技术基础；另外，统一的政权使重农及“三才”思想、健全的农官管理体系和完善的农业律令得到有力推行，这无疑会产生一种强劲张力，推动中原农业科技的大规模、远距离向外传播。加之当时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秦汉文化与生俱来的“外倾”色彩使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以其强劲的辐射力和穿透力在对外文化交流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四、中印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
秦汉时期的中印农业科技文化交流是两国科技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这种科技领域的交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奠定了后世两国之间科技文化交流的基本内容和模式。秦汉时期两国之间的交流是多方面的，二者不仅在园艺品种、工艺制品等方面互通有无，而且在稻米文化、器物文化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这些交流的内容同时也产生了很深的“路径依赖”，成为后世两国间交流的主体内容。另外，交流过程中的“长距离”和“双向性”特征从一开始就被逐渐确定下来；中华民族在对外交流过程中的主导性和主动性，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继承。这种文化交流的模式，在以后的岁月中逐渐被固化，在后世的中印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过程中，这些特点更为明显。
其次，这种交流展现了秦汉之盛世，促进了秦汉农业科技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基本色调。是秦汉盛世的自然流露，昭示了当时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的成熟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交往的过程中，秦汉的科技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印度科技文化的精华，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的发展和演进，从而为秦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积蓄了新生力量。在交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外交往政策、管理体系、管理模式，以及兼收并蓄、与邻为善的外交态度，成为后世对外交流的基本态势。
通过这一时期的科技文化交流，中国先进的生产技艺和农业文化逐渐传播到印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任何一种文明体系都不可能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下求发展，总是在不断的对外交流中获得新生的力量和发展的契机。通过这一时期科技文化的交流，为古印度文明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为其文明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此外，通过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两国之间取长补短，在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共同完成了历史所赋予各自农业文化的使命，即开垦更多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维持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从这一方面来说，又为世界文明体系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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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秦汉时期；中印；农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7）02－0104－05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秦汉时代是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秦汉之际铁制农具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长期发展后，在我国传统农具系统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牛耕技术也更为普遍地应用于农业生产，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得以确立。以都江堰、关中渠系水网、南方的坡塘为代表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为农业和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畜牧业、桑蚕业、园圃业以及林渔业技术也出现了迅速发展态势，从而奠定了以谷物生产为主、多种经营的传统农业生产结构模式。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使我国传统农业经济在秦汉时期得以迅速发展，农业地域不断扩展，农业生产总量不断上升，以农业为主的国民经济体系逐渐确立。
坐落于亚洲南部的印度半岛以喜马拉雅山为屏障与我国背山相隔，半岛的大部分都浴水于印度洋，东靠孟加拉湾，西为阿拉伯海。印度这个名称来源于印度河，它在梵语中音译为“信度”。我国的《史记》称其为“身毒”、《汉书》称“天竺”。秦汉时期正当传统农业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大地蓬勃发展的同时，印度也进入了奴隶制的鼎盛发展时代。这一时期随着当地农业科技的进步，农业经济逐渐居于主导地位，铁器已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耕地开始使用重犁，并出现了牛耕；农田做有畦沟，并已利用粪肥；农作物品种有大麦、小麦、燕麦、水稻、豆类、芝麻等；印度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的地区。除了农业，人们还从事畜牧业、制陶、烧砖、造船，由于棉花的种植，棉纺织业也十分突出。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政治局面形成和中央集权政治确立的阶段。统一的政权、发达的农业经济使秦汉时期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声威，吸引着周边民族远道而来习修中原技艺文化。秦王朝对岭南地区的大量移民和开发、汉朝政府派张骞出使西域及海上、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为当时的中原王朝与海外各国的交流大开方便之门，于是，中国、印度两个文明古国便逐渐开始在科技、文化等领域互通有无。
一、中印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
在秦汉时期，中国同一些远距离地区和国家的交往，如印度、西亚及欧洲诸国等，由于其文明体系基本上是在各自的土壤上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起来的，因此，基本上是一种对等型的远接交往。并且由于秦汉王朝统一政权的建立，铁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普遍应用、各种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以“代田法”、“区田法”为代表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使当时的中国大地进入了封建王朝的第一个鼎盛时代。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声威使中印两国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似乎更主要的呈现出中国农业科技文化诸因子对印度产生影响的特色”。［1］当然在交流的过程中，印度的农业科技文化并非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中国农业科技文化的传入，而是在吸收中国农业科技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对其作出了一些回应，使这一时期二者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呈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当时两国之间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园艺品种
这一时期，原产于中国的桃、梨等传入了印度。如梵语中称桃为“秦地持来”，称梨为“秦地王子”。另外，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说，印度的桃和梨是从河西走廊引进的，因此又称桃为“汉持来”，梨为“汉王子”。“秦地”、“汉”等字样在印度梵语中的出现，反映了印度这些物品与中国的内在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没有这一时期中印农业科技文化深层次的交流，不会有这些特有文化符号的出现。
（二）生产工具
发源于中国南方地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在秦汉时代循西路南下，广泛流布于东南亚各地，并远涉南亚诸国。另外，印度境内有分布广泛的细石器，其中几何形细石器遍布南亚次大陆，非几何形细石器则仅限于印度东北部。究其原因，是西藏高原广泛分布的细石器文化可能对南亚次大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几何形细石器和非几何形细石器属于不同来源的两个传统，西藏和印度的共同发现，说明当时两国之间在石器文化方面有着一定的技术交流。而西藏细石器甚至还进入印度东北部，到达恒河中下游。［2］更具历史意义的是，印度贵霜帝国统治时期曾有输入中国铁器的记载。农业生产工具是农业科技文化的主要内容，它的相互传入和交流，体现了中印之间这一时期农业文化交流的广泛深入。
（三）稻米文化
中国同南亚次大陆在稻米文化上同样有着较为深刻的渊源关系。如铜鼓文化，这种“文化传播的神秘信号”似乎昭示了秦汉时期中印稻米文化的某种内在的联接。此外，丁颖先生根据印度稻作文献记载的时间序列断言，印度的稻作起源于我国之后。据Chattejee约于公元前1000年的阿阇婆吠陀赞美诗中始见稻（Vrihi）；北印度巴佛哈那（Hahud hanaka）的游得希亚民族确知有稻是在距今2000年前，其他梵文古籍提到稻的，概在公元前一、二世纪间。［3］实际上，更多学者则是把印度视为中国稻作文化西传的中转站。［4］中国原始稻作农业西传的途径，很可能是从云南西部、西南部到西藏东南部的广大高山峡谷地区传入缅甸和印度的。中印两国在稻米文化方面的交流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战国秦汉时期二者之间农业科技文化进一步的交流和发展，从而也为二者完成稻作农业的历史使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四）棉花种植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的的地区。印度棉花在中国的引种，最早出现在东南滨海岛屿、西北的吐鲁番盆地等地区，然后才逐渐渗透到中原腹地。石声汉先生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要略》一著中认为：“棉布，大概在西汉时曾经由大陆内部输入黄河流域。一条路是从葱岭以北，通过吐鲁番近来；一路是从缅甸通过云南、四川，向北到陕西、河南，当时称为‘橦布’。大致在东汉末，又有了由越南等处经海道输入浙江、江苏的，称为‘越布’。”
（五）工艺制品
在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印度扮演着重要和特殊的中介角色。中国的丝绸、麻纺技术在这一时期在印度有所传播，如见诸于史籍的“蜀布”、“蜀棉”在印度各地均有流布；印度古籍《政事论》和《摩奴法典》对中国的丝绸记为“Cina-Patta”等。当然，这一时期印度的工艺制品也随之传到了华夏腹地，如成都广汉三星堆古蜀王祭祀中的成堆齿贝、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琉璃珠、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坟墓出土的白色图文蚀花肉红石髓珠（产于今印度的德里、康本拜等地）等。在李家山还出土了海贝300多斤，为环纹货贝，当来自印度洋或太平洋深海，从印度或东南亚输入。［5］另外，通过波斯或阿拉伯商人的活动，印度的珍木异草、奇禽怪兽、皮毛制品等也传入到我国。如当时的天竺国，“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6］这些物品，通过商人的辗转运输，逐渐运送到中国内地。
（六）天文历法
由于农业生产注重农时，因而中印两国古代天文历法都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有了长足进步从而也就有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季羡林先生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中曾写道：“在两国的古代天文学上都有二十八星宿的理论。就天文学来讲，二十八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必然性，所以很可能是一个向另一个学习的。中国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年前就已经有了二十八星宿的理论，所以从这个事推断，中印人民的文化交流到现在总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5］
（七）器物文化
从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内涵层次分析，两国之间交流更多地集中于器物文化的层次之内。如《汉书·西域传》载：天竺国“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节，好诸香、石密、胡椒、姜、黑盐”车离国“乘象、骆驼，往来邻国”，等等。这些记载无不表现出中原王朝对域外珍奇的一种好奇视野。
二、中印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客观条件
秦汉时期中印两国之所以能够在农业科技领域进行广泛交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秦汉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秦汉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的时代，统一的政权把历史上形成的泾渭、汾涑、黄淮、江汉等核心农业区连为一体。［7］这种连结使当时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得以迅速推广并发挥整体效应，从而使当时秦汉王朝迅速形成了以传统农业为核心的发达的国民经济体系。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定垦田达827 053 600亩；据相关资料反映，汉代亩均产粟三小石（折合原粮约264市斤）已为当时所公认。发达的农业经济使当时的政治、科技、文化等都发展到了一个前世所不能企及的高度，就连手工业和商业在当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与发达。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增强了整个民族的自信，也为对外交流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前提和经济基础。繁荣的经济使秦汉王朝有了一种向心力，吸引周边地区和民族络绎来华。兼容并蓄是秦汉王朝在与外界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的基本态度。长距离、大规模的对外交流如果没有坚强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对岭南地区的移民和开发。岭南（相当于今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及越南北部地区），自古以来为我国白越族居住区。公元前214年，岭南归附秦王朝后，秦始皇便在其地设南海、桂林和象郡汉代又相继增设苍梧、郁林、合浦、交趾等九郡。此外，为开发岭南秦汉两朝政府曾下令迁徙大批罪犯充实岭南边地。如秦始皇在岭南并入帝国版图的同一年，即“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即岭南）……以适谴戍”（《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批谴戍的人数大约为50万。另外两朝政府还进行了有组织的移民实边。如秦始皇三十三年下诏：“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百越）杂处。”（《汉书·高帝纪》下）这里所说的“中县之民”即秦朝的编户齐民。另外还有一些在征戍岭南之后落籍于岭南的官兵和为避乱、避役或谋生而自发南迁的北方人民。秦汉400余年中原及内地人口的不断南迁，而且带去了不少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铁器、牛耕得以迅速推广改变了岭南原始落后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使得以水稻为主的农作物栽培技术有了逐步提高。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造船业和纺织业也在政府开发岭南的过程中获得契机。北方移民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使得岭南地区的手工业、商业都得到巨大发展，以番禺、龙编、徐文、合浦等为代表的商业城市逐渐兴起。岭南沿海地区又依山傍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中的社会经济使这些地区逐渐成长为中原王朝对外贸易的中转站。并由此开辟了一条沿北部湾近海航行到达南海诸国的海上交通线。商业的兴盛、贸易的发展、便利的交流为农业科技文化的对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客观条件。中印两国的农业科技文化正是通过这些地区，进一步向各自的腹地推进，完成了更深层次的交流。
第三，交通的发展。汉武帝年间张骞出使西域，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得以开通，于是中印两国的商人、旅行家往往取道西域互通往来。另外，开于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的中印缅道由博南山（今永平县境内）渡澜沧江，经过寯唐（保山）、不韦，西出高黎贡山，沿亲敦江经胡康河谷由曼尼普尔进入阿萨密，再南下达卡地区，溯恒河而西，经华氏城、曲女城到朱木那河畔的马士腊，北上五河流域的奢羯罗、塔克锡拉，越开普尔山口直达达巴克特里亚。这条道路将印度和中国的西南地区以及西北地区衔接起来，成为千百年来中印交通的大动脉。［8］在四川和云南之间的两条重要官道，即始之于秦代的青衣路（从雅安通向晋宁）和僰道（从宜宾至曲靖）也是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通道的主要构成。秦时还修筑了向南直达吴楚的“驰道”，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自秦汉王朝将统治势力扩展到滇西边境后，官道直达今腾冲境内，经济文化在西南支道上的交流亦是自然而然。
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海路在这一时期也是中原王朝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自黄支航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一文献较为明确的记载了当时汉王朝与南方诸国的海上交通航线。其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印海上贸易往来的频繁。通过这条海路的交往，中印两国农业科技文化的日益深入的交流定是不争之事实。便利的交通也为科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大开方便之门，使其迅速流向全国并远至海外。
第四，印度商人阶层的发展。与中国秦汉时代同期的印度随着铁器的普遍应用，剩余农产品的增加和商品货币流通范围的扩大，手工业分工趋精细、市场产品供给不断增加，逐渐进入商人时代。在公元前5世纪形成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商人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商贸以城市为中心，已是一种经常性活动。十车王给罗摩灌顶时，邀请参加典礼的人中就有商人，可见当时商人在印度的社会地位之高。《摩奴法论》及《政事论》中鄙视商人的婆罗门正统观念也随之有所变化，商业已不再被认为是“恶魔的事业”。就连印度王室也开始从事贸易活动如摩揭陀国王瓶沙王(Bimbisāva)、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等。［9］发达的商业和日趋成熟的商人阶层在对内、对外贸易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多是政府主持，除盈利外“炫耀”是其主要目的，如汉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10］而这一时期中印两国的科技文化的传播并非以文化交流为目的进行的，很多都是以对外贸易的形式完成的，因此印度商人在两国科技交流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三、中印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特点
秦汉时期中印之间的农业科技文化之交流，明显地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交流的长距离特征
中印两国虽然在疆土上有较长的接壤之处，但基本上被高高耸立的喜马拉雅山脉所阻隔，因此，两国的直接交往不得不绕道进行。不论是当时的丝绸之路，还是经过东南亚诸国的海路，都大大延长了两国之间直接的科技文化交流的路程。科技文化从一国之腹地进入另外一国之腹地，往往需要经过长距离的递进式的传播才能得以进行。在交流的过程中，往往以沿途各地的国家为中介才得以完成。因此，一国原本输出的科技文化经过中介国家的回应、吸收和创新，才进一步进入另外一国。这种交流方式，不但丰富了各自的科技文化，而且为改造和促使中介国家科技文化的质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交流的双向性特征
与当时的中日、中朝等的科技文化交流不同，中印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双向的互动，是两个对等的科技文化主体之间的双向交流。这是因为两国的科技文化是在不同的社会和传统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具有各自独立的文化特征。因此在交流的过程中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双向互动。当中国的水稻、铁器、“蜀布”、“蜀棉”等农业科技产品传入印度的同时，印度的棉花种植、珍木异草、奇禽怪兽、皮毛制品等也传入到我国。另外，两国在天文历法方面也有互相学习的痕迹。
（三）秦汉王朝在交流过程中的主动性和主导性
秦汉王朝在与印度的科技文化交流过程中，一直较为主动，且处于主导性的地位。无论是张骞出使西域，把中国的科技文化通过西域各国传入印度，抑或是王朝通过海路的开拓与东南亚、南亚诸国发生直接的联系，都体现出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在同域外科技文化的交流中的主导地位和主动性行为特征，一改往昔的盲目性和不自觉行为的格局。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原王朝的大一统格局为农业经济、科技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奠定了对外交流的技术基础；另外，统一的政权使重农及“三才”思想、健全的农官管理体系和完善的农业律令得到有力推行，这无疑会产生一种强劲张力，推动中原农业科技的大规模、远距离向外传播。加之当时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秦汉文化与生俱来的“外倾”色彩使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以其强劲的辐射力和穿透力在对外文化交流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四、中印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
秦汉时期的中印农业科技文化交流是两国科技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这种科技领域的交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奠定了后世两国之间科技文化交流的基本内容和模式。秦汉时期两国之间的交流是多方面的，二者不仅在园艺品种、工艺制品等方面互通有无，而且在稻米文化、器物文化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这些交流的内容同时也产生了很深的“路径依赖”，成为后世两国间交流的主体内容。另外，交流过程中的“长距离”和“双向性”特征从一开始就被逐渐确定下来；中华民族在对外交流过程中的主导性和主动性，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继承。这种文化交流的模式，在以后的岁月中逐渐被固化，在后世的中印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过程中，这些特点更为明显。
其次，这种交流展现了秦汉之盛世，促进了秦汉农业科技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基本色调。是秦汉盛世的自然流露，昭示了当时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的成熟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交往的过程中，秦汉的科技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印度科技文化的精华，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的发展和演进，从而为秦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积蓄了新生力量。在交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外交往政策、管理体系、管理模式，以及兼收并蓄、与邻为善的外交态度，成为后世对外交流的基本态势。
通过这一时期的科技文化交流，中国先进的生产技艺和农业文化逐渐传播到印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任何一种文明体系都不可能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下求发展，总是在不断的对外交流中获得新生的力量和发展的契机。通过这一时期科技文化的交流，为古印度文明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为其文明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此外，通过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两国之间取长补短，在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共同完成了历史所赋予各自农业文化的使命，即开垦更多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维持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从这一方面来说，又为世界文明体系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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