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老友陈忠实西归的消息，我正在澳大利亚访问，当即用微信给文学圈的朋友传去了我的哀伤：“痛哭忠实！噩耗传到南太平洋，恳让高天远云、兰海白浪，送去我这位痴长两岁的老人的悲恸！他的作品写出了民族心灵的秘史，他的人生胜任了历史变幻的书记；他用自己的作品提炼出这块土地骨子里的精魂，他以自己的人格凝聚着这方乡亲骨子里的性情！”
　　回国后，我取消了在京滞留办事的安排，直接转机回西安，又从机场直接赶到陕西作协陈忠实追思灵堂，一躬到地：忠实，我来晚了！其实三天前已有预象，而我浑然不觉。在悉尼收到陈忠实研究专家冯希哲教授的短信云，他执笔的《陈忠实对话录》书稿已杀青，盼能抢时间尽早面世，让老陈看到。因老陈病情恶化，已开始吐血，不能进食，体重只有40公斤。陕西文联即将推出“老文艺家丛书”，我是主编，忠实这本是丛书的重中之重。当即给省文联领导转达此讯信，书稿随后便发往印厂……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的遗憾不只是因了一本书，因了一位挚友，更是因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黑体字的人。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忠实都是一个标志，一个文学的、文化的Logo。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的Logo；他的人格精神，是北方汉子的Logo；他的形象神态，是古城长安的Logo。
　　一位作家不但以自己的作品，而且以自己和作品里传达的人格精神成为一个民族、一块土地的文化标志，并不多见。更少见的是，还能以自己的个人形象和生活习俗成为民众的谈资，融进城乡生活。在陕西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都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家。忠实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就是手拿巴山雪茄烟，侧身回眸思考着的那张，严峻的眼神透过淡淡散开的烟雾，像是在叩问这个世界；而满脸纵横的褶皱，正是哺育我们黄土地上的沟壑。在陕西，忠实这张脸家喻户晓，堪称三秦文人和血性汉子的Logo，人们甚至给他编了“陈年陈酿陈忠实”的类广告词和相关的段子，从非此烟不抽、非此地此牌子的烟不抽，到“长安第一喝”的美称。让多少三秦儿女引为自豪。
　　《白鹿原》的成就已经众所公认、史所公认。一部作品能够被文学和社会舆论公认而达到少有争辩的程度，已经说明了一切。《白鹿原》撷取中国历史文化由传统转型现代的一段历史，撷取中国社会各方面基因最为富集的村社和家族细胞，从精神地层的深处採矿冶炼出骨子里的中华文化人格。又如此深刻地写出了中国古典村社文明如何在社会运动和人性奔突的双重冲突下，无可奈何花落去。我曾經说过，书里写了那么多“最后”人物和“最后”现象：“最后”一位好族长，“最后”一位好长工，“最后”一位好先生。但所有这些“最后”，都有着夕阳的光彩，是那么美善，饱含着作者的依依惜别之情。小说也写了那么多“最先”：“最先”的叛逆者，“最先”以人性冲决礼教的殉道者。而所有这些“最先”，更有着朝霞般的绚丽。历史和道德、秩序和人情、行为和感情的一切复杂性、深刻性都在其中了。何等的大手笔、大格局、大思考！由此小说《白鹿原》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与历史的Logo。
　　忠实这个人，胸怀若关中平原，是那种一览无余的阳春烟景、大块文革，而人格和性情中却有着关中汉子“生冷蹭倔”的劲儿，只是被文化化育为刚强、执着、厚道和率真，晚年更平添了几分慈爱。对自己的见解执守到几近执拗，这我是领教过的。有次电视台邀他、建筑大师张锦秋院士和我，三人做一期谈长安文化的人文节目，开始主持人提出，有人认为西安的城墙象征着封闭，局限了秦人的创造开放精神，不料忠实立即激越地反驳，认为西安自古以来就是开放的，不要总拿城墙说事。我说，作为一种比喻，这未尝不可，西安地处内陆，开放创新精神的确需要加强。两人唇枪舌剑，都动了肝火。节目完后，饭也未吃各自扬长而去。到晚上，又互通电话，调侃笑道“老了，老了，还肝火这么旺。”但他依然声明观点不变，要再写文章展开谈。还有一次，他赴京领茅盾文学奖回来，省上开了盛大的庆功会，大家争相发言，我发言时除了祝贺之词，神使鬼差地多了一句嘴：“当然，像一切优秀作品一样，《白鹿原》也不是没有缺陷。”让全场愕然，记者们围住问：这“缺陷”指的什么，能否详说。我怕引发新闻事件，说今天过喜事呢，以后写文章吧。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了一个多月，忠实约我在一家小茶馆长谈。他说，知道我不会是无心说那句话的，想认真请教“老师”（他有时称评论家“老师”）谈谈《白鹿原》的缺陷。这也太隆重了。我只好直说个人的一点感觉——全书的总体构思切入了民族文化主体与文化接受的深处，固然是大优长，但也不是不可以更多从整个人类的审美认知结构的方位上，思索自己的人物与故事。黑娃与田小娥形象的文化与人性内涵是否可以更细腻丰腴？对社会政治风云的描绘是否过于繁复……这一晚，我们聊得很久很真诚，真诚营养了友谊的浓度。记得就是这年的除夕之夜，“春晚”结束后很久，早已入睡了，却收到他的电话，互相拜年后，又谈到一些文学与文学界的话题，而不知东方之既白。
　　对于有差异的声音，如此加倍的看重，在他心里，文学真是“依然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