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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北京市11所高校的1650名本科生为调查对象，考察了大学生的信念与国家认同现状及其信念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力。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对国家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父母受教育水平为硕士及以上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显著高于父母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大学生的政治信念对政治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程度显著低于学科为理/工/农/医的大学生;大学生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对文化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居住地为城镇的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显著高于家庭居住地为农村的大学生。政治信念之于国家认同及爱国主义教育至关重要。
[关键词]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吴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嘉婧，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开宗明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1]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坚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明主题，深入開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是爱国主义精神培育的重中之重。理想信念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而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亦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目标。爱国的首要表现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一个人对归属于哪个国家以及对于所属国的政治、文化因素等表现出来的态度和情感状态。这种认同既包括对国家政治制度、政治主张、政治领袖、政党和政府等的政治认同，也包括对国家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观、道德规范等
精神支柱的文化认同。理想信念和国家认同作为两个独立的范畴，学界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然而，两者之间究竟具有何种相关性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本文通过对“信念伦理与国家认同”课题组进行的“大学生信念伦理与国家认同现状”调研数据的分析，对此问题展开初步探究。
一、 研究方法
（一） 样本
课题组在北京市选择了11所高校，其中，综合类高校为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专业类高校为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戏曲学院，民族类高校为中央民族大学，并按照不同专业、年级再次分层后，对11所高校的本科生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每所高校选取150个样本发放问卷。本次调查的总样本量为1650个，回收1568个样本，有效样本1219个;调查时间为2018年3月至4月。
（二） 研究变量及其测量
1. 因变量
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其所属国政治、文化因素等的态度和情感状态。国家认同包含两个重要层面，一是政治认同，本文将其分为3个维度，即大学生对于主义的认同程度、对于政党的认同程度以及对于政府的认同程度;二是文化认同，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层滋养和源头活水，本文将其分为两个维度，即大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文化的认同程度。问卷采用主观题与客观题两种题型进行测量。本文主要选取对应维度的量表题目进行测量，以李克特五维计分法进行分析。问题采取正向计分与反向计分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后续统计调整，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的认同程度越高。
本文主要进行了三个模型分析，分别为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以探究大学生的信念（信仰）与国家认同的现状，及其与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关系。因此，本文将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的因变量依次设定为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本文的因变量分析采用三项有序变量的方式，将分数取值为0～100分，并划分为三个分数段：X≤60分为低，6080分为高。通过SPSS对因变量的信度进行检验得出：国家认同的α系数为0.778，政治认同的α系数为0.881，文化认同的α系数为0.694，这说明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测量值各自对应的项目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因而可以整合为国家认同维度、政治认同维度和文化认同维度。
2. 自变量
信念是指人们在特定认识的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观念、理论学说、偶像人物或其他事物确信不疑，并以其为范导而身体力行的精神状态，它是知情意行的统一体。信念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具有多样性。根据信念的不同类型，课题组主要通过考察宗教信仰、政治信念、道德信念来把握大学生的信念状况。不同信念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这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各种信念成为信念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政治、道德是三种既相互影响又具有内在联系的主要信念，在个人的信念体系中，它们各自侧重不同领域，又相互依赖，一种信念从另一种信念中汲取支持的力量。之所以将宗教称为信仰，将政治和道德称为信念，并不是指三者在确性程度（信仰是最高层次的信念）上的差别，而是习惯用法使然。课题组赞同宗教用信仰、道德和政治用信念“更适合中国语境，更加易于为人们认同”[2]的看法。其中，政治信念与政治认同同源。政治认同是公民对于某种主义、政党或政府在政治层面上的认可，政治信念则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指对某种主义、政党或政府具有更加坚定不移的信念;道德信念是指公民拥有为善的目的或向善的意图，坚定不移地相信伦理道德之于人类生活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且其内心深深认同某种道德学说、道德观念或道德义务，并以此作为调节和控制自身行为的指导。[3]宗教信仰是坚信神灵的威望和权力，坚信虔诚地参拜神灵能够得到神灵的庇佑。本文将信念划分为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3个维度，相应地将自变量设定为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采用李克特五维计分法进行分析，问题采取正向计分与反向计分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后续统计调整，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的认同程度越高。本文的自变量分析采用百分制连续变量方式，分数取值为0～100分。 根据人口统计学变量，本文以家庭环境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居住地、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独生子女情况、民族）、个人教育影响因素（包括学科、政治面貌、出国情况）等作为控制变量，并将父母受教育程度、学科、家庭年收入等3个多分类变量虚拟化。
二、大学生群体信念（信仰）与国家认同现状分析
1. 人口统计学变量描述统计
对北京市11所高校本科生进行问卷调研，其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少数民族占比为11.3%，由于样本中有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故样本统计中少数民族占比略高于全国平均数8%[4];党员占比为6.0%，与全国范围的本科生党员占比接近;有19.1%的受访者来自农村，80.6%的受访者的家庭居住地为城镇;非独生子女占比为35.3%，独生子女占比为64.4%;34%的受访者有出国经历;家庭年收入分布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均符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所学专业的分布与学校选择有关，基本覆盖了各个专业门类。
2. 大学生群体信念（信仰）现状分析
本研究将信念划分为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3个维度、11个项目进行测量。第一，“当我的祈祷不能实现时，我会果断放弃信仰宗教”“科学领域的成果为我们揭露了宗教的荒謬”为一个维度，代表宗教信仰客观测量值;第二，“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作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大势已去”“当今中国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为一个维度，代表政治信念客观测量值;第三，“我经常使用粗俗的语言”“当获准给自己作业打分时，我会给自己一个比实际应得分数更高的分数”“我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我认同‘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
“对于自己学习以外的事情我不愿花时间去了解”为一个维度，代表道德信念客观测量值。
一般地，RMSEA低于0.1表示好的拟合;CFI在0到1之间，大于0.9（越大越好）;CFI也应大于或等于0.9;TLT也应当在0到1之间，越接近1表示拟合度越好。由表2可知，本研究的指标均在理想范围内，结构合理。信念3个维度得到验证。
根据对样本的调查结果，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的统计情况如图1所示。
对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的客观测量值进行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政治信念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45.5%的受访者表现出高水平的政治信念，42.4%的受访者表现出中等水平的政治信念。在政治信念方面，87.9%的受访者具有较高的政治信念，普遍表现较好。
道德信念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受访者的道德信念水平呈现出一定的近似正态分布。64.8%的受访者在道德信念的测评中表现出中等水平，道德信念水平为高和低的受访者分别占比为15.1%和20.0%。总的来看，近4/5的受访者具有中等水平以上的道德信念。
宗教信仰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受访者的宗教信仰平均水平不高，频率分布随着信仰水平的升高而递减。41.3%的受访者的宗教信仰水平为低，属于无宗教信仰，39.8%的受访者不具有坚定的宗教信仰，17.5%的受访者的宗教信仰水平高。少数民族大学生信仰宗教的比例为28.06%，单就中央民族大学样本来说，少数民族大学生信仰宗教的比例为40%。
综合来看，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在大学生群体中呈均匀化态势，大部分大学生具有中等水平的道德信念，道德信念水平为高和低者占少数;一小部分大学生具有宗教信仰符合预期，这与当代中国“有神论者多，宗教信徒少”[5]的特征相一致。
3. 大学生群体国家认同现状分析
本文将国家认同测量分为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3个维度、16个项目进行测量。第一，“即使可以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我依然选择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国外，我会很自信地告诉外国友人我是中国人”“外国人在批评中国时，我会觉得是在批评我”“奏唱国歌或升国旗时，我有一种庄严感和神圣感”为一个维度，代表国家认同（总体）客观测量值;第二，“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作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大势已去”“当今中国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员的道德水平比一般群众高”“在危急关头，中国政府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我相信并支持政府在主流媒体中的言论”“中国政府部门的管理效能比多数国家好”为一个维度，代表政治认同客观测量值;第三，“我们应该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坚持和弘扬革命先辈和人民大众创造的革命文化”为一个维度，代表文化认同客观测量值。
由表3可知，本研究的指标均在理想范围内，结构合理。认同的3个维度得到验证。
根据对样本的调查结果，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统计情况如图3所示。
对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客观测量值进行统计，结果如图4所示。
国家认同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57.3%的受访者的国家认同程度为高，36%的受访者的国家认同程度为中。总的来看，有93.3%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在中等以上。总体上看，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普遍较高。
政治认同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43.3%的受访者的政治认同程度为高，45.3%的受访者的政治认同程度为中，共计有88.6%的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程度在中等以上。
文化认同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55.5%的受访者的文化认同程度为高，38.1%的受访者的文化认同程度为中，总的来看，有93.6%的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在中等以上。可见，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很高。 综合来看，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表现出一致的分布情况，绝大多数学生都具有较高的认同水平。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两个维度中，大学生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为重要内容的中国文化形成了深厚的认同感，对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系列理论、制度、价值为基础的国家政治所形成的认同略低于文化认同。这个结果与21世纪初的相关调研数据[6]呈现出的公民文化认同高于政治认同的情况相一致。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的长期稳定，国民的政治认同程度日益提升，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强调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成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与21世纪初调研中只有7.1%的被调查者把政治制度作为“我们国家最让你感到自豪”的选项相比，当前大学生对国家的政治认同程度显著加强。
三、 信念及相关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调查数据构建了3个回归模型，分别检验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三种信念对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影响。以家庭环境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居住地、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独生子女情况、民族）、个人教育影响因素（包括学科、政治面貌、出国情况）等作为控制变量，并将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学科、家庭年收入3个多分类变量虚拟化。因变量以3项有序变量（低、中、高）取值，自变量中的信念变量以百分制取值，运用全部输入法对上述变量进行有序Logistics回归分析（见表4），三个模型均达到显著程度。
模型一表明，大学生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对国家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父母受教育水平为硕士及以上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显著高于父母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大学生。模型二表明，大学生的政治信念对政治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程度显著低于学科为理/工/农/医的大学生。模型三表明，大学生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对文化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居住地为城镇的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显著高于家庭居住地为农村的大学生。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
第一，大学生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显著影响国家认同，而宗教信仰对国家认同没有显著影响。对比模型一（见表4）的回归系数，数据表明，政治信念（0.0956）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远大于道德信念（0.0172）。国家认同是人们在对所属国的基本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其政治、文化等要素的正向评价和情感依赖，与总体上做一个好人的道德信念相比，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政治信念，自然会对国家认同产生更大影响。政治信念对国家认同的显著性影响，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根基较为扎实。儒家认为，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懂得处理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关系的“人伦”，拥有“仁义礼智”四端，讲道德是人之为人、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7]爱国是个人品德的首要要求。自古以来，爱国始终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重要的道德品质。当我们把语言文明、讲究诚信、关心他人与社会作为道德信念的基本方面时，一个讲文明、守诚信、热心于他人与社会的人的道德信念会显著影响其国家认同就不难理解了。就世界范围而言，不同民族因为接受了共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跨越民族、国家的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内，共同的宗教信仰会成为他们精神上的黏合剂，维护文化圈所涉及区域的秩序和稳定。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宗教并存且信教人数少是典型特征之一，在我们的调查中，这主要表现为大学生中有佛教（6.1%）、伊斯蘭教（1.3%）、道教（1.2%）、基督教（1.0%）、民间宗教（0.5%）、天主教（0.2%）等各大宗教的信仰者。民族的宗教信仰多与民族认同有关，而民族认同一般说来与国家认同并不具有与生俱来的一致性。[8]由此，是否具有宗教信仰与国家认同程度并无显著关系。
第二，大学生的政治信念显著影响政治认同，而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对政治认同没有显著影响。政治信念主要考察受访者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坚信程度，与政治认同中考察受访者对于主义认同、政党认同、政府认同和政策主张认同的出发点一致，其区别主要在于政治信念的坚定程度更高、更纯粹，而政治认同相较于政治信念更基础，强调的是一种归属感，政治信念是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政治制度、政党和主义的确信不疑，是政治认同的高级形态。基于两者的同源性，大学生的政治信念显著影响其政治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二中因为具有较高影响的政治信念作为自变量的存在，与政治信念相比，道德信念并未显著影响政治认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彼得·哈特米（Peter Hatemi）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准确地从一个人的道德观念推测出其政治态度，但反之可以，即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可以影响道德观念，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政治信念推测他的道德观念。政治立场对道德观念的影响力要大于道德观念对政治立场的影响力。[9]许多宗教徒恪守教规、虔诚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却无心于政治事务，甚至远离国家政治生活，宗教信仰并不必然影响政治行为。由此，大学生的宗教信仰对政治认同没有显著影响就比较好理解。
第三，大学生的道德信念和政治信念显著影响文化认同，而宗教信仰对文化认同则没有显著影响。文化认同选取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认同与否两个维度。道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还是中国革命道德都是当代社会主义道德的源头活水，人们的道德信念与文化认同不是相区隔而是相融合的。由此，道德信念高的大学生，其文化认同也较高。中国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文化的缔造者，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理想的革命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文化的紧密联系，使得包含着政党认同的政治信念显著地影响着文化认同;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的突出和强调，也为政治信念与文化认同的相关性奠定了基础。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融相摄表现在许多方面[10]，从这个层面看，宗教信仰应对文化认同产生影响，但宗教与中国革命文化不易产生共鸣影响了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相关性。 第四，相对于父母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大学生，父母受教育水平为硕士及以上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显著较高。父母的国家认同自然会影响到子女的国家认同，从而对子女的国家认同产生显著影响。我们所得出的受教育程度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结论与章秀英等人的研究结论恰好相反，后者研究认为，受过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公民的国家认同显著高于受过大专和大学教育的群体。[11]实际上，这两种结论在国际研究中都存在，一种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对低，一种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在性格上越开放包容、反国家性低，在国家认同标准上越宽松。[12]
第五，所学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相对于理/工/农/医的大学生，其政治认同显著低。总体上看，相较于理/工/农/医科的大学生，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科的大学生在专业教育内容及课程设置上更易于接触到影响其政治认同的思想观念、知识理论、人物事件等。学科为艺/教/体的大学生，可能易受艺术、教育、体育无国界或艺术远离政治等思潮的影响;专业为文/史/哲的大学生受相关学科的熏陶，对国家历史、文化和政治等会表现出更强的反思、质疑精神;专业为经/法/军的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则更容易受到西方经济学、西方法学等理论和西方经济体制、司法实践的影响。由于样本多为大一、大二学生，其对专业所学知识尚未形成全面理性的认识，对西方理论和各种社会思潮知而非真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思维活跃而不够理性客观，从而导致其在政治认同上偏低。
第六，家庭居住地为城镇的大学生，相对于家庭居住地为农村的大学生，其文化认同程度显著较高。受城乡差异的影响，与城镇相比，农村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教育水平等方面偏弱，人们受文化熏陶的机会也较少，文化生活也不够丰富，这或许是导致家庭居住地在农村的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较低的原因之一。
四、 结论与建议
由数据分析可知，相较于宗教信仰对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影响，政治信念与道德信念的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道德信念对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影响，政治信念的影响更为显著，政治信念对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均显著相关。可见，政治信念最关键，加强新时代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要从政治信念入手，坚定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教育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同时，对道德观念的传播和养成教育亦不能放松。
如前所述，我们通过客观题测量得出受访者具有较高的政治信念，普遍表现较好。然而，当我们对政治信念主观认知状况进行检测时，部分受访者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具有政治信念。为什么有人主观上无法确定自己有政治信念，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在主观上对自己有无政治信念较为模糊？一种观点认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精神生活娱乐化的影响，人们趋于淡化自己的政治兴趣、政治信念，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问题也有暂时搁置的倾向。[13]笔者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道德”一词耳熟能详，进而对于什么是道德信念也有较好的认识，而对政治则没有像道德那么熟悉，对于何为政治信念以及一个人具有怎样的行为才能视其为具有政治信念的认识不是很清晰，因此也无法明确地判断出自己是否具有政治信念。总之，政治信念教育仍任重道远，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教育学生，打牢政治信念的思想理论根基。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人们信什么、不信什么以及为什么持有某种信念，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知识理论教育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生的政治信念水平。只有把理论搞懂了，思想上弄通了，大学生才会逐步地接受理论，进而拥护理论，对这种理论产生坚定的信念。在我们的调研中，对于“我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一表述，选择“比较符合”“完全符合”的受访者占比约32%，选择“一般”的受访者占比最高（41.3%），受访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呈现出近似正态分布状态，信仰马克思主义者和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者均为少数。一方面，我们应当正视大学生信仰的多样化态势;另一方面，我们仍要继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为学生所认识，而且为学生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相对于理/工/农/医科的大学生，政治认同程度显著低，基于这一调研结果，我们要引导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加强理论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剖析西方理论、社会思潮，观察和解决现实问题，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逐步提升政治认同，形成政治信念。
第二，加强道德建设不能局限于道德规范及其如何内化为个体行为的品德教育，还应注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政治性、思想性和价值引领，筑牢道德建设的信念之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信仰信念指引人生方向，引领道德追求。”[1]27信念与道德的密切性不言而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要求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性修养的最高原则，如此，其政治信仰要求完全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相重合，拥有坚定政治信仰的共产党员必定不难形成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念。对于普通群众而言，一旦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信念，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信赖中国共产党，并认可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易于理解为什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易于认同为人民服务这一社会道德要求，从而也易于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对自身的道德要求。毋庸置疑，社會主义道德建设需要信念的支撑。
第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应各有侧重、循序渐进，实现政治信念教育教学的螺旋式上升。在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理想信念是重要的教学内容，有些教师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个人职业理想、生活理想上，这固然也是教学内容之一，但它不是重点，与政治信念相关的社会理想信念教育才是教学重点，甚至可以说，让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以及搞明白为什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才是这一部分教学的主要目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应通过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教学，引导学生们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应结合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让学生们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帮助学生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应主要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让学生们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在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基础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道理，为服膺马克思主义打牢基础。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应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通过系统化的教学，帮助学生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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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峻岭）
本文系2014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信念伦理与国家认同”（项目批准号：14BXZ0120）、2019年清华大学青少年德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吴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嘉婧，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开宗明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1]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坚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明主题，深入開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是爱国主义精神培育的重中之重。理想信念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而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亦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目标。爱国的首要表现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一个人对归属于哪个国家以及对于所属国的政治、文化因素等表现出来的态度和情感状态。这种认同既包括对国家政治制度、政治主张、政治领袖、政党和政府等的政治认同，也包括对国家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观、道德规范等
精神支柱的文化认同。理想信念和国家认同作为两个独立的范畴，学界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然而，两者之间究竟具有何种相关性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本文通过对“信念伦理与国家认同”课题组进行的“大学生信念伦理与国家认同现状”调研数据的分析，对此问题展开初步探究。
一、 研究方法
（一） 样本
课题组在北京市选择了11所高校，其中，综合类高校为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专业类高校为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戏曲学院，民族类高校为中央民族大学，并按照不同专业、年级再次分层后，对11所高校的本科生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每所高校选取150个样本发放问卷。本次调查的总样本量为1650个，回收1568个样本，有效样本1219个;调查时间为2018年3月至4月。
（二） 研究变量及其测量
1. 因变量
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其所属国政治、文化因素等的态度和情感状态。国家认同包含两个重要层面，一是政治认同，本文将其分为3个维度，即大学生对于主义的认同程度、对于政党的认同程度以及对于政府的认同程度;二是文化认同，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层滋养和源头活水，本文将其分为两个维度，即大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文化的认同程度。问卷采用主观题与客观题两种题型进行测量。本文主要选取对应维度的量表题目进行测量，以李克特五维计分法进行分析。问题采取正向计分与反向计分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后续统计调整，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的认同程度越高。
本文主要进行了三个模型分析，分别为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以探究大学生的信念（信仰）与国家认同的现状，及其与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关系。因此，本文将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的因变量依次设定为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本文的因变量分析采用三项有序变量的方式，将分数取值为0～100分，并划分为三个分数段：X≤60分为低，6080分为高。通过SPSS对因变量的信度进行检验得出：国家认同的α系数为0.778，政治认同的α系数为0.881，文化认同的α系数为0.694，这说明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测量值各自对应的项目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因而可以整合为国家认同维度、政治认同维度和文化认同维度。
2. 自变量
信念是指人们在特定认识的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观念、理论学说、偶像人物或其他事物确信不疑，并以其为范导而身体力行的精神状态，它是知情意行的统一体。信念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具有多样性。根据信念的不同类型，课题组主要通过考察宗教信仰、政治信念、道德信念来把握大学生的信念状况。不同信念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这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各种信念成为信念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政治、道德是三种既相互影响又具有内在联系的主要信念，在个人的信念体系中，它们各自侧重不同领域，又相互依赖，一种信念从另一种信念中汲取支持的力量。之所以将宗教称为信仰，将政治和道德称为信念，并不是指三者在确性程度（信仰是最高层次的信念）上的差别，而是习惯用法使然。课题组赞同宗教用信仰、道德和政治用信念“更适合中国语境，更加易于为人们认同”[2]的看法。其中，政治信念与政治认同同源。政治认同是公民对于某种主义、政党或政府在政治层面上的认可，政治信念则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指对某种主义、政党或政府具有更加坚定不移的信念;道德信念是指公民拥有为善的目的或向善的意图，坚定不移地相信伦理道德之于人类生活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且其内心深深认同某种道德学说、道德观念或道德义务，并以此作为调节和控制自身行为的指导。[3]宗教信仰是坚信神灵的威望和权力，坚信虔诚地参拜神灵能够得到神灵的庇佑。本文将信念划分为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3个维度，相应地将自变量设定为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采用李克特五维计分法进行分析，问题采取正向计分与反向计分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后续统计调整，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的认同程度越高。本文的自变量分析采用百分制连续变量方式，分数取值为0～100分。 根据人口统计学变量，本文以家庭环境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居住地、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独生子女情况、民族）、个人教育影响因素（包括学科、政治面貌、出国情况）等作为控制变量，并将父母受教育程度、学科、家庭年收入等3个多分类变量虚拟化。
二、大学生群体信念（信仰）与国家认同现状分析
1. 人口统计学变量描述统计
对北京市11所高校本科生进行问卷调研，其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少数民族占比为11.3%，由于样本中有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故样本统计中少数民族占比略高于全国平均数8%[4];党员占比为6.0%，与全国范围的本科生党员占比接近;有19.1%的受访者来自农村，80.6%的受访者的家庭居住地为城镇;非独生子女占比为35.3%，独生子女占比为64.4%;34%的受访者有出国经历;家庭年收入分布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均符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所学专业的分布与学校选择有关，基本覆盖了各个专业门类。
2. 大学生群体信念（信仰）现状分析
本研究将信念划分为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3个维度、11个项目进行测量。第一，“当我的祈祷不能实现时，我会果断放弃信仰宗教”“科学领域的成果为我们揭露了宗教的荒謬”为一个维度，代表宗教信仰客观测量值;第二，“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作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大势已去”“当今中国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为一个维度，代表政治信念客观测量值;第三，“我经常使用粗俗的语言”“当获准给自己作业打分时，我会给自己一个比实际应得分数更高的分数”“我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我认同‘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
“对于自己学习以外的事情我不愿花时间去了解”为一个维度，代表道德信念客观测量值。
一般地，RMSEA低于0.1表示好的拟合;CFI在0到1之间，大于0.9（越大越好）;CFI也应大于或等于0.9;TLT也应当在0到1之间，越接近1表示拟合度越好。由表2可知，本研究的指标均在理想范围内，结构合理。信念3个维度得到验证。
根据对样本的调查结果，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的统计情况如图1所示。
对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的客观测量值进行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政治信念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45.5%的受访者表现出高水平的政治信念，42.4%的受访者表现出中等水平的政治信念。在政治信念方面，87.9%的受访者具有较高的政治信念，普遍表现较好。
道德信念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受访者的道德信念水平呈现出一定的近似正态分布。64.8%的受访者在道德信念的测评中表现出中等水平，道德信念水平为高和低的受访者分别占比为15.1%和20.0%。总的来看，近4/5的受访者具有中等水平以上的道德信念。
宗教信仰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受访者的宗教信仰平均水平不高，频率分布随着信仰水平的升高而递减。41.3%的受访者的宗教信仰水平为低，属于无宗教信仰，39.8%的受访者不具有坚定的宗教信仰，17.5%的受访者的宗教信仰水平高。少数民族大学生信仰宗教的比例为28.06%，单就中央民族大学样本来说，少数民族大学生信仰宗教的比例为40%。
综合来看，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在大学生群体中呈均匀化态势，大部分大学生具有中等水平的道德信念，道德信念水平为高和低者占少数;一小部分大学生具有宗教信仰符合预期，这与当代中国“有神论者多，宗教信徒少”[5]的特征相一致。
3. 大学生群体国家认同现状分析
本文将国家认同测量分为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3个维度、16个项目进行测量。第一，“即使可以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我依然选择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国外，我会很自信地告诉外国友人我是中国人”“外国人在批评中国时，我会觉得是在批评我”“奏唱国歌或升国旗时，我有一种庄严感和神圣感”为一个维度，代表国家认同（总体）客观测量值;第二，“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作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大势已去”“当今中国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员的道德水平比一般群众高”“在危急关头，中国政府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我相信并支持政府在主流媒体中的言论”“中国政府部门的管理效能比多数国家好”为一个维度，代表政治认同客观测量值;第三，“我们应该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坚持和弘扬革命先辈和人民大众创造的革命文化”为一个维度，代表文化认同客观测量值。
由表3可知，本研究的指标均在理想范围内，结构合理。认同的3个维度得到验证。
根据对样本的调查结果，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统计情况如图3所示。
对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客观测量值进行统计，结果如图4所示。
国家认同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57.3%的受访者的国家认同程度为高，36%的受访者的国家认同程度为中。总的来看，有93.3%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在中等以上。总体上看，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普遍较高。
政治认同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43.3%的受访者的政治认同程度为高，45.3%的受访者的政治认同程度为中，共计有88.6%的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程度在中等以上。
文化认同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55.5%的受访者的文化认同程度为高，38.1%的受访者的文化认同程度为中，总的来看，有93.6%的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在中等以上。可见，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很高。 综合来看，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表现出一致的分布情况，绝大多数学生都具有较高的认同水平。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两个维度中，大学生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为重要内容的中国文化形成了深厚的认同感，对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系列理论、制度、价值为基础的国家政治所形成的认同略低于文化认同。这个结果与21世纪初的相关调研数据[6]呈现出的公民文化认同高于政治认同的情况相一致。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的长期稳定，国民的政治认同程度日益提升，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强调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成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与21世纪初调研中只有7.1%的被调查者把政治制度作为“我们国家最让你感到自豪”的选项相比，当前大学生对国家的政治认同程度显著加强。
三、 信念及相关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调查数据构建了3个回归模型，分别检验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三种信念对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影响。以家庭环境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居住地、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独生子女情况、民族）、个人教育影响因素（包括学科、政治面貌、出国情况）等作为控制变量，并将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学科、家庭年收入3个多分类变量虚拟化。因变量以3项有序变量（低、中、高）取值，自变量中的信念变量以百分制取值，运用全部输入法对上述变量进行有序Logistics回归分析（见表4），三个模型均达到显著程度。
模型一表明，大学生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对国家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父母受教育水平为硕士及以上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显著高于父母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大学生。模型二表明，大学生的政治信念对政治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程度显著低于学科为理/工/农/医的大学生。模型三表明，大学生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对文化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居住地为城镇的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显著高于家庭居住地为农村的大学生。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
第一，大学生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显著影响国家认同，而宗教信仰对国家认同没有显著影响。对比模型一（见表4）的回归系数，数据表明，政治信念（0.0956）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远大于道德信念（0.0172）。国家认同是人们在对所属国的基本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其政治、文化等要素的正向评价和情感依赖，与总体上做一个好人的道德信念相比，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政治信念，自然会对国家认同产生更大影响。政治信念对国家认同的显著性影响，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根基较为扎实。儒家认为，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懂得处理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关系的“人伦”，拥有“仁义礼智”四端，讲道德是人之为人、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7]爱国是个人品德的首要要求。自古以来，爱国始终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重要的道德品质。当我们把语言文明、讲究诚信、关心他人与社会作为道德信念的基本方面时，一个讲文明、守诚信、热心于他人与社会的人的道德信念会显著影响其国家认同就不难理解了。就世界范围而言，不同民族因为接受了共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跨越民族、国家的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内，共同的宗教信仰会成为他们精神上的黏合剂，维护文化圈所涉及区域的秩序和稳定。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宗教并存且信教人数少是典型特征之一，在我们的调查中，这主要表现为大学生中有佛教（6.1%）、伊斯蘭教（1.3%）、道教（1.2%）、基督教（1.0%）、民间宗教（0.5%）、天主教（0.2%）等各大宗教的信仰者。民族的宗教信仰多与民族认同有关，而民族认同一般说来与国家认同并不具有与生俱来的一致性。[8]由此，是否具有宗教信仰与国家认同程度并无显著关系。
第二，大学生的政治信念显著影响政治认同，而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对政治认同没有显著影响。政治信念主要考察受访者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坚信程度，与政治认同中考察受访者对于主义认同、政党认同、政府认同和政策主张认同的出发点一致，其区别主要在于政治信念的坚定程度更高、更纯粹，而政治认同相较于政治信念更基础，强调的是一种归属感，政治信念是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政治制度、政党和主义的确信不疑，是政治认同的高级形态。基于两者的同源性，大学生的政治信念显著影响其政治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二中因为具有较高影响的政治信念作为自变量的存在，与政治信念相比，道德信念并未显著影响政治认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彼得·哈特米（Peter Hatemi）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准确地从一个人的道德观念推测出其政治态度，但反之可以，即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可以影响道德观念，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政治信念推测他的道德观念。政治立场对道德观念的影响力要大于道德观念对政治立场的影响力。[9]许多宗教徒恪守教规、虔诚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却无心于政治事务，甚至远离国家政治生活，宗教信仰并不必然影响政治行为。由此，大学生的宗教信仰对政治认同没有显著影响就比较好理解。
第三，大学生的道德信念和政治信念显著影响文化认同，而宗教信仰对文化认同则没有显著影响。文化认同选取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认同与否两个维度。道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还是中国革命道德都是当代社会主义道德的源头活水，人们的道德信念与文化认同不是相区隔而是相融合的。由此，道德信念高的大学生，其文化认同也较高。中国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文化的缔造者，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理想的革命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文化的紧密联系，使得包含着政党认同的政治信念显著地影响着文化认同;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的突出和强调，也为政治信念与文化认同的相关性奠定了基础。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融相摄表现在许多方面[10]，从这个层面看，宗教信仰应对文化认同产生影响，但宗教与中国革命文化不易产生共鸣影响了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相关性。 第四，相对于父母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大学生，父母受教育水平为硕士及以上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显著较高。父母的国家认同自然会影响到子女的国家认同，从而对子女的国家认同产生显著影响。我们所得出的受教育程度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结论与章秀英等人的研究结论恰好相反，后者研究认为，受过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公民的国家认同显著高于受过大专和大学教育的群体。[11]实际上，这两种结论在国际研究中都存在，一种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对低，一种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在性格上越开放包容、反国家性低，在国家认同标准上越宽松。[12]
第五，所学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相对于理/工/农/医的大学生，其政治认同显著低。总体上看，相较于理/工/农/医科的大学生，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科的大学生在专业教育内容及课程设置上更易于接触到影响其政治认同的思想观念、知识理论、人物事件等。学科为艺/教/体的大学生，可能易受艺术、教育、体育无国界或艺术远离政治等思潮的影响;专业为文/史/哲的大学生受相关学科的熏陶，对国家历史、文化和政治等会表现出更强的反思、质疑精神;专业为经/法/军的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则更容易受到西方经济学、西方法学等理论和西方经济体制、司法实践的影响。由于样本多为大一、大二学生，其对专业所学知识尚未形成全面理性的认识，对西方理论和各种社会思潮知而非真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思维活跃而不够理性客观，从而导致其在政治认同上偏低。
第六，家庭居住地为城镇的大学生，相对于家庭居住地为农村的大学生，其文化认同程度显著较高。受城乡差异的影响，与城镇相比，农村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教育水平等方面偏弱，人们受文化熏陶的机会也较少，文化生活也不够丰富，这或许是导致家庭居住地在农村的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较低的原因之一。
四、 结论与建议
由数据分析可知，相较于宗教信仰对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影响，政治信念与道德信念的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道德信念对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影响，政治信念的影响更为显著，政治信念对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均显著相关。可见，政治信念最关键，加强新时代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要从政治信念入手，坚定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教育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同时，对道德观念的传播和养成教育亦不能放松。
如前所述，我们通过客观题测量得出受访者具有较高的政治信念，普遍表现较好。然而，当我们对政治信念主观认知状况进行检测时，部分受访者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具有政治信念。为什么有人主观上无法确定自己有政治信念，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在主观上对自己有无政治信念较为模糊？一种观点认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精神生活娱乐化的影响，人们趋于淡化自己的政治兴趣、政治信念，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问题也有暂时搁置的倾向。[13]笔者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道德”一词耳熟能详，进而对于什么是道德信念也有较好的认识，而对政治则没有像道德那么熟悉，对于何为政治信念以及一个人具有怎样的行为才能视其为具有政治信念的认识不是很清晰，因此也无法明确地判断出自己是否具有政治信念。总之，政治信念教育仍任重道远，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教育学生，打牢政治信念的思想理论根基。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人们信什么、不信什么以及为什么持有某种信念，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知识理论教育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生的政治信念水平。只有把理论搞懂了，思想上弄通了，大学生才会逐步地接受理论，进而拥护理论，对这种理论产生坚定的信念。在我们的调研中，对于“我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一表述，选择“比较符合”“完全符合”的受访者占比约32%，选择“一般”的受访者占比最高（41.3%），受访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呈现出近似正态分布状态，信仰马克思主义者和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者均为少数。一方面，我们应当正视大学生信仰的多样化态势;另一方面，我们仍要继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为学生所认识，而且为学生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相对于理/工/农/医科的大学生，政治认同程度显著低，基于这一调研结果，我们要引导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加强理论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剖析西方理论、社会思潮，观察和解决现实问题，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逐步提升政治认同，形成政治信念。
第二，加强道德建设不能局限于道德规范及其如何内化为个体行为的品德教育，还应注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政治性、思想性和价值引领，筑牢道德建设的信念之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信仰信念指引人生方向，引领道德追求。”[1]27信念与道德的密切性不言而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要求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性修养的最高原则，如此，其政治信仰要求完全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相重合，拥有坚定政治信仰的共产党员必定不难形成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念。对于普通群众而言，一旦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信念，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信赖中国共产党，并认可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易于理解为什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易于认同为人民服务这一社会道德要求，从而也易于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对自身的道德要求。毋庸置疑，社會主义道德建设需要信念的支撑。
第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应各有侧重、循序渐进，实现政治信念教育教学的螺旋式上升。在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理想信念是重要的教学内容，有些教师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个人职业理想、生活理想上，这固然也是教学内容之一，但它不是重点，与政治信念相关的社会理想信念教育才是教学重点，甚至可以说，让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以及搞明白为什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才是这一部分教学的主要目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应通过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教学，引导学生们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应结合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让学生们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帮助学生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应主要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让学生们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在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基础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道理，为服膺马克思主义打牢基础。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应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通过系统化的教学，帮助学生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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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峻岭）
本文系2014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信念伦理与国家认同”（项目批准号：14BXZ0120）、2019年清华大学青少年德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