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达科他州一个小镇的汽车旅馆住过一夜，一进房间就看到桌子上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本《圣经》，后来在佛罗里达又住过几家或大或小的旅店，拉开房间里床头柜或写字台的抽屉，无一例外都会发现有一本《圣经》。美国的很多星级酒店房间里不给客人配备牙刷牙膏和梳子，但却不能不配《圣经》。当时我想，除了《圣经》之外，其实还可以给每个房间配上一本诗集，可以是惠特曼的，可以是狄金森的，也可以是其他美国优秀诗人的。我一边这么想着的时候，一边就意识到人家布罗茨基早就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了，他认为在汽车旅馆里《圣经》既然不嫌弃跟电话号码簿为伍，那么《圣经》肯定也不会反对跟一本美国诗歌全集摆放在一起。布罗茨基还建议把诗集摆放到柜子上、壁炉上和窗台上，甚至还可以摆放在药店里作为治疗精神和心理的药物出售，他想让诗歌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
　　据说在文革时期最革命的时候，大家见面不说“你好”或“吃了么？”而是互相背诵毛主席一句语录，作为问候语，就是吃饭前也要背上一段最高指示，意义大约就相当于教徒在餐桌前祈祷，在胸前画过十字说了“阿门”之后才开始吃饭，这饭吃得多么隆重。设想，如果大家在路上或单位里见了面，用一句两句相关的诗来打打招呼会不会很有趣？吃饭时则可以背上一段与庄稼或美食有关的诗，比如，吃白菜可以想起苏东坡的“白菘类羔豚，冒土出熊蹯”，吃豆腐可以想起陆游的“洗釜煮黎祁”之句，在咖啡馆喝咖啡的时候，则很容易联想起T·S·艾略特的名句“我用咖啡匙量走了我的生命”，一喝酒或许就是“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了……进一步联想吧，在婚礼仪式上，不要说那么多祝贺的俗套话，干脆就一首接一首地诵读古今中外的爱情诗，像叶芝的《当你老了》和聂鲁达的《你的微笑》都是很合适的，等入洞房的时候也要诵诗，此时的诗可能是有着情欲暗示的，学苏小妹考秦少游，作不出或背不出诗来，就在门外呆着。同理在葬礼上，除了悼词、哀乐和必要的宗教儀式之外，还可以诵读诗歌，比如像W·H·奥登的《葬礼蓝调》就很适合，“……让直升机在头顶悲旋，/在天空狂草着信息他已逝去，/ 把黑纱系在信鸽的白颈，/让交通警戴上黑色的手套……”至于墓志铭也可以用诗来写，可以是类似顾城《墓床》里那样的句子“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在我的学生时代，“聊斋志异研究”选修课期末考试，要求写一篇论文，到了临交论文的前一天夜里，我还是没能写出来，宿舍里熄灯之后，我点上蜡烛硬写论文，烛光把我的身影放大，恍恍惚惚地映在墙上，仿佛狐仙就要来造访了，论文我一个字也写不出，夜越来越深了，最后我狗急跳墙地写了一首诗出来，题目叫《冬夜秉烛读聊斋遥寄蒲松龄先生》。第二天大家走到讲台上去交论文，我不敢看老师，低着头红着脸，怀着豁出去的心情，把诗当论文交了上去，自己的脸皮真是太厚了。意想不到的是，这门课最后竟然通过了，成绩还不错，老师宽广博大的胸怀让我感念至今。如果，我是说如果，所有写不出论文来的学生都被允许以写作诗歌代替写论文，那上学读书就真的成了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了。
　　有一天我走过一个正在施工的生活住宅建筑工地，看到悬挂得跟脚手架同高的大幅标语上写着口号“建优质工程，树千秋丰碑”，我想如果改用诗歌来写这标语该多么好，可以写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可以写成“筑室百堵，西南其户”，那样的话这个到处都是水泥钢筋混凝土的乏味地方就诗意盎然起来了。
　　我的一个朋友经常被她的顶头上司——一个跟农村生产队小队长一般大的官——所欺负，遭受不公正待遇，每当这时她都要打电话来向我倾诉，有一次说着说着还引用了布罗茨基的著名诗句来表达她的心情：“……自由 / 是你忘记如何拼写暴君姓氏的时候。”
　　其实，只要愿意，生活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可以充满了诗。可以说，我诗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