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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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于1960年安保运动期间访问中国,这段经历对处于写作转型期的大江具有特殊意义。对有志于突破文坛封闭性、克服日本人去政治化状态的大江而言,1960年的安保斗争为他提供了介入现实的契机,中国则成为他反观日本的透镜,他藉此对安保运动做出定位,以第三世界为参照系来构想日本的未来。但大江在内化这种政治意识时所遇到的困难,也反映出冷战中日本文学的结构性问题。本文尝试探讨大江介入安保运动的内在逻辑,同时也考察中国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由此思考中国及亚非拉世界对于战后日本文学的意义。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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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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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于1960年安保运动期间访问中国,这段经历对处于写作转型期的大江具有特殊意义。对有志于突破文坛封闭性、克服日本人去政治化状态的大江而言,1960年的安保斗争为他提供了介入现实的契机,中国则成为他反观日本的透镜,他藉此对安保运动做出定位,以第三世界为参照系来构想日本的未来。但大江在内化这种政治意识时所遇到的困难,也反映出冷战中日本文学的结构性问题。本文尝试探讨大江介入安保运动的内在逻辑,同时也考察中国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由此思考中国及亚非拉世界对于战后日本文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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