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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至27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本次会晤的主题是“金砖国家在非洲：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共谋包容增长和共同繁荣”。会晤发表的《约翰内斯堡宣言》决定启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深化在经贸金融、政治安全、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
众所周知，金砖国家最初是一个投资概念，金砖合作一开始也集中在金融、贸易、政治、安全等领域。2017年厦门峰会以后，人文交流被确立为继政治、经济合作之后的金砖合作“第三根支柱”。人文交流虽然起步较晚，但潜力巨大，将成为金砖合作的新增长点。
进展
从金砖峰会文本的表述来看，人文交流并非是“人文主义的交流”（Humanistic Exchange），而是“人与人的交流”（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金砖人文交流按照性别、年龄、职业等标准，设立了针对不同人群的交流平台。
智库和统计部门合作是金砖人文交流的先行者。在叶卡捷琳堡（2009年）、巴西利亚（2010年）举行的前两届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期间，举办了智库论坛，并连续两年联合发表《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此外，四国还表达了在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合作的意愿。在2011年召开的三亚峰会上，南非首次参加会晤，金砖四国变为金砖国家。在此期间，金砖国家召开了首次卫生部长会议、首次科技高管会议和首届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成为金砖国家在人文交流领域定期举行高级别会晤的开端。
2012年的德里峰会不仅再次举行了卫生、科技、地方政府领域的高级别会谈，在印度协调下，金砖国家卫生部长还于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召开碰头会，形成了卫生部长每年在金砖主席国和日内瓦两次会面的惯例。与此同时，第四届智库论坛发起建立智库理事会，通过了理事会章程，将智库合作由民间论坛升级为民间组织。2013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提出“根据需要，金砖国家常驻纽约、维也纳、罗马、巴黎、华盛顿、内罗毕和日内瓦的代表团/使馆举行磋商”，金砖国家在多边场合举行高级别会晤的部门大大增加。
2014年在巴西福塔莱萨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提出“建设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推动实现一体化大市场、金融大流通、互联互通以及人文大交流”，金砖合作首次将人文交流作为目标之一列入峰会宣言。第七次和第八次领导人会晤以后，金砖人文交流高级别会晤的部门扩展至议会、青年、文化、体育、旅游、妇女、媒体等十余个领域。去年，第九次领导人会晤在厦门举行，峰会宣言第60条提出将人文交流打造成“金砖国家合作的第三支柱”，“巩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民意基础”。今年的约翰内斯堡峰会延续了厦门峰会的会议精神，重申打造经贸金融、政治安全、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升级版。
功能
金砖国家人文交流的外延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人文领域的高级别会晤，除经贸金融、政治安全以外，科教文卫、地方政府等部门的高级别会晤机制都被纳入人文交流的范畴。二是以人为主体的民间合作。例如，参加工商理事会的女性企业家可以同时参与女企业家联盟，区别在于工商理事会的重点是经济发展，女企业家联盟则强调参与者的女性身份，因此前者属于经济合作，后者属于人文交流。
如前所述，金砖国家通常每年举行两次人文领域的高级别会晤，分别代表金砖人文交流的内外两个方面，即成员国间合作和多边合作。在内部合作上，金砖国家通过高级别会晤加强对各领域人文交流的引导，夯实金砖合作的民意基础。在外部合作上，利用参与国际组织定期组织年会的机会，金砖国家代表团单独举行会晤，协调政策立场，发出共同声音。
在民间合作上，金砖人文交流从各领域独立发展向多领域交叉发展转变。2016年印度果阿峰会以后，金砖人文交流机制已基本覆盖所有大的合作门类，转而通过“年龄（或性别） 职业”的模式向纵深发展。例如，自2013年德班峰会提出探讨加强青年对话以来，金砖国家已经形成青年科学家论坛、青年外交官论坛、青年峰会、17岁以下少年足球赛等多种交流形式。与之类似，妇女交流也包括女性议员论坛、女企业家联盟等不同形式，走出复合化的发展趋势。
无论是高级别会晤还是民间合作，都出现从定期会晤到建章立制的趋势。按照政治学家克拉斯纳的经典定义，机制是“一系列隐含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该定义包含着机制化程度的递进关系，原则是机制的基本框架，机制的规范和规则更加细化，有约束力的决策程序构成机制化的最高层次。智库论坛是金砖人文交流最早的形式之一，确立了金砖国家的智库在峰会期间召开会议的惯例。德里峰会将智库论坛升级为智库理事会，通过理事会章程确立金砖国家智库合作的各项规范。其他正在推动的类似机制包括文化理事会、体育理事会、大学联盟、图书馆联盟、博物馆联盟、美术馆联盟、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疫苗研究中心等。
高级别会晤和民间合作并非截然分开的。金砖国家通过定期举行官员和专家年度研讨会、部长级会议等方式，以民间合作获取民意需求和政策建议，以高级别会晤确立合作的方向与方式，二者在功能上不可分离、相互促进。
挑战
金砖国家分属不同文明，文化多样性给金砖合作带来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五国之间的文明互鉴创造条件，但也会带来相互认知不足、民众情感疏离等问题，使合作缺乏共同的观念基础。因此，金砖人文交流的核心任务是让民众理解金砖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对政府来说，外交相互倚重、经济相互依赖可以构成金砖合作的有力理由;但对民众来说，文化、价值观甚至舆论的影响更为明显。
当前，金砖人文交流的路径是通过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精英群体进行交流，一是扩大金砖合作的舆论影响，二是塑造五国的国家形象，三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增進相互理解。这种路径的缺陷在于五国倾向于强调本国的特殊性，而缺乏金砖共同观念的塑造。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讲好“中国故事”固然可以加深其他四国民众对中国发展方式的认同，但对金砖国家合作的认同不会因此上升;同样，扩大中国民众对金砖其他成员国文化（如宝莱坞电影）的认知，无法自动地带来中国民众对该国外交政策的支持，也不一定就会加深对与该国共同参与金砖合作的理解。
尽管五国都认同“新兴经济体”或者“新兴国家”的标签，但是新兴经济体首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是新兴经济体。其次，新兴经济体仅仅是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描述，缺少价值层面的判断，不足以构成具有政治影响的观念认同。此外，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将自身视为发展中国家，强调“南南合作”。然而，俄罗斯由于在历史上属于发达国家，顶多将自己视为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印度、巴西、南非还成立了印巴南机制，该机制的成员定位是“自由民主的发展中大国”，中俄则被视为“他者”。“南南合作”与“自由民主”是当今世界影响较为广泛的两种价值观念，而现在这两种观念却成为分化金砖合作的重要因素。
在外交实践中，金砖合作经常被质疑的一点是机制化水平较低，金砖人文交流同样如此。事实上，机制化水平较低并不是阻碍金砖合作的原因，而共同价值取向的缺失才是制约金砖合作机制化程度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五国之间，金砖人文交流建立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多层次合作机制，下一步应吸收不同文明的深厚养分，构建金砖国家都愿意接受的价值规范。在多边场合，五国已经在有关国际组织中建立常态化的交流合作，应在金砖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参与人文领域全球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砖人文交流必须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着眼，构建新的世界性的价值理念，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人文公共产品。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众所周知，金砖国家最初是一个投资概念，金砖合作一开始也集中在金融、贸易、政治、安全等领域。2017年厦门峰会以后，人文交流被确立为继政治、经济合作之后的金砖合作“第三根支柱”。人文交流虽然起步较晚，但潜力巨大，将成为金砖合作的新增长点。
进展
从金砖峰会文本的表述来看，人文交流并非是“人文主义的交流”（Humanistic Exchange），而是“人与人的交流”（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金砖人文交流按照性别、年龄、职业等标准，设立了针对不同人群的交流平台。
智库和统计部门合作是金砖人文交流的先行者。在叶卡捷琳堡（2009年）、巴西利亚（2010年）举行的前两届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期间，举办了智库论坛，并连续两年联合发表《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此外，四国还表达了在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合作的意愿。在2011年召开的三亚峰会上，南非首次参加会晤，金砖四国变为金砖国家。在此期间，金砖国家召开了首次卫生部长会议、首次科技高管会议和首届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成为金砖国家在人文交流领域定期举行高级别会晤的开端。
2012年的德里峰会不仅再次举行了卫生、科技、地方政府领域的高级别会谈，在印度协调下，金砖国家卫生部长还于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召开碰头会，形成了卫生部长每年在金砖主席国和日内瓦两次会面的惯例。与此同时，第四届智库论坛发起建立智库理事会，通过了理事会章程，将智库合作由民间论坛升级为民间组织。2013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提出“根据需要，金砖国家常驻纽约、维也纳、罗马、巴黎、华盛顿、内罗毕和日内瓦的代表团/使馆举行磋商”，金砖国家在多边场合举行高级别会晤的部门大大增加。
2014年在巴西福塔莱萨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提出“建设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推动实现一体化大市场、金融大流通、互联互通以及人文大交流”，金砖合作首次将人文交流作为目标之一列入峰会宣言。第七次和第八次领导人会晤以后，金砖人文交流高级别会晤的部门扩展至议会、青年、文化、体育、旅游、妇女、媒体等十余个领域。去年，第九次领导人会晤在厦门举行，峰会宣言第60条提出将人文交流打造成“金砖国家合作的第三支柱”，“巩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民意基础”。今年的约翰内斯堡峰会延续了厦门峰会的会议精神，重申打造经贸金融、政治安全、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升级版。
功能
金砖国家人文交流的外延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人文领域的高级别会晤，除经贸金融、政治安全以外，科教文卫、地方政府等部门的高级别会晤机制都被纳入人文交流的范畴。二是以人为主体的民间合作。例如，参加工商理事会的女性企业家可以同时参与女企业家联盟，区别在于工商理事会的重点是经济发展，女企业家联盟则强调参与者的女性身份，因此前者属于经济合作，后者属于人文交流。
如前所述，金砖国家通常每年举行两次人文领域的高级别会晤，分别代表金砖人文交流的内外两个方面，即成员国间合作和多边合作。在内部合作上，金砖国家通过高级别会晤加强对各领域人文交流的引导，夯实金砖合作的民意基础。在外部合作上，利用参与国际组织定期组织年会的机会，金砖国家代表团单独举行会晤，协调政策立场，发出共同声音。
在民间合作上，金砖人文交流从各领域独立发展向多领域交叉发展转变。2016年印度果阿峰会以后，金砖人文交流机制已基本覆盖所有大的合作门类，转而通过“年龄（或性别） 职业”的模式向纵深发展。例如，自2013年德班峰会提出探讨加强青年对话以来，金砖国家已经形成青年科学家论坛、青年外交官论坛、青年峰会、17岁以下少年足球赛等多种交流形式。与之类似，妇女交流也包括女性议员论坛、女企业家联盟等不同形式，走出复合化的发展趋势。
无论是高级别会晤还是民间合作，都出现从定期会晤到建章立制的趋势。按照政治学家克拉斯纳的经典定义，机制是“一系列隐含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该定义包含着机制化程度的递进关系，原则是机制的基本框架，机制的规范和规则更加细化，有约束力的决策程序构成机制化的最高层次。智库论坛是金砖人文交流最早的形式之一，确立了金砖国家的智库在峰会期间召开会议的惯例。德里峰会将智库论坛升级为智库理事会，通过理事会章程确立金砖国家智库合作的各项规范。其他正在推动的类似机制包括文化理事会、体育理事会、大学联盟、图书馆联盟、博物馆联盟、美术馆联盟、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疫苗研究中心等。
高级别会晤和民间合作并非截然分开的。金砖国家通过定期举行官员和专家年度研讨会、部长级会议等方式，以民间合作获取民意需求和政策建议，以高级别会晤确立合作的方向与方式，二者在功能上不可分离、相互促进。
挑战
金砖国家分属不同文明，文化多样性给金砖合作带来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五国之间的文明互鉴创造条件，但也会带来相互认知不足、民众情感疏离等问题，使合作缺乏共同的观念基础。因此，金砖人文交流的核心任务是让民众理解金砖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对政府来说，外交相互倚重、经济相互依赖可以构成金砖合作的有力理由;但对民众来说，文化、价值观甚至舆论的影响更为明显。
当前，金砖人文交流的路径是通过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精英群体进行交流，一是扩大金砖合作的舆论影响，二是塑造五国的国家形象，三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增進相互理解。这种路径的缺陷在于五国倾向于强调本国的特殊性，而缺乏金砖共同观念的塑造。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讲好“中国故事”固然可以加深其他四国民众对中国发展方式的认同，但对金砖国家合作的认同不会因此上升;同样，扩大中国民众对金砖其他成员国文化（如宝莱坞电影）的认知，无法自动地带来中国民众对该国外交政策的支持，也不一定就会加深对与该国共同参与金砖合作的理解。
尽管五国都认同“新兴经济体”或者“新兴国家”的标签，但是新兴经济体首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是新兴经济体。其次，新兴经济体仅仅是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描述，缺少价值层面的判断，不足以构成具有政治影响的观念认同。此外，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将自身视为发展中国家，强调“南南合作”。然而，俄罗斯由于在历史上属于发达国家，顶多将自己视为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印度、巴西、南非还成立了印巴南机制，该机制的成员定位是“自由民主的发展中大国”，中俄则被视为“他者”。“南南合作”与“自由民主”是当今世界影响较为广泛的两种价值观念，而现在这两种观念却成为分化金砖合作的重要因素。
在外交实践中，金砖合作经常被质疑的一点是机制化水平较低，金砖人文交流同样如此。事实上，机制化水平较低并不是阻碍金砖合作的原因，而共同价值取向的缺失才是制约金砖合作机制化程度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五国之间，金砖人文交流建立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多层次合作机制，下一步应吸收不同文明的深厚养分，构建金砖国家都愿意接受的价值规范。在多边场合，五国已经在有关国际组织中建立常态化的交流合作，应在金砖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参与人文领域全球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砖人文交流必须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着眼，构建新的世界性的价值理念，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人文公共产品。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