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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为”贯穿老子思想，在当今往往被理解为一种无所作为的消极处世态度。然而，“无为”并非不作为，而只是不妄为。不妄为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或修身之道，也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手段或一种良好的国家势态。无论在哪种意义上，不妄为都意味着要顺应自然、合乎情性地“有为”，也就是说，“无为”即适当地“有为”。“无为”与“有为”一体两面，互为体用。
关键词：老子;无为;有为
《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其中直接论及“无为”二字的就有十来章，其余篇章中多有以“不为”“无欲”“清净”“自然”等语词与“无为”思想融会贯通，可见“无为”思想于老子哲学的重要意义。
一、“无为”与“有为”之涵义
“无为”与“有为”之涵义，重点在于“为”字。《说文解字》曰：“为，母猴也”，段玉裁注曰：“凡有所变化者曰为”。所以“为”之本义即引起变化的行为。在老子那里，“为”更多地是一种过度扰乱事物本然的行为，即妄为。如此，“无为”即不妄为，“有为”在老子那里即过度地作为。在此意义上，“无为”与“有为”是一对相对不相容的概念。“无为”成就万物，“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三》），此处第一个“为”是作为的意思，第二个为则是妄为的意思，也就是说，以“无为”的态度去合理地治理国家，不肆意妄为，则天下皆可归于治。“有为”则妨碍、毁坏万物，“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七十五》）。老子认为，统治者不应采取过多的政令扰乱民众本来安宁的生活。
然而，“无”与“有”本就是一对相辅相成、相反相生的概念，“无为”之中也就蕴含着“有为”，只是这个“有为”的“为”是一种顺应自然，合乎情性的适当的作为。也就是说，不妄为，即不做不合时宜的行为，也就意味着要做合时宜的适当的行为，如此“无为”也就蕴含着“有为”。这个“有为”是“为无为，则无不治”中的第一个“为”，此处的“为”是动词意义上的作为;也是“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四十八》）中的第二个“为”，此处的“为”是名词意义上的成就、效果之义。
那么，“无为”究竟是要“不为”什么？或者说“有为”究竟是要“为”什么？“无为”与“有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从修身与治国两个层面探讨。
二、修身：“有为”与“无为”一体两面
于个人修身而言，“无为”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无为”并非消极避世，无所作为，而是在有所作为的基础上，不居功自傲，即“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道德经·二十二》）。老子强调一种谦卑平和的处世态度，认为过分夸耀和彰显自己是一种不合乎情性的妄为。
既然这种“不自见”和“不自是”是在有所作为的基础之上的“无为”的要求，那么，有所作为又是要作为什么呢？在老子那里，修身即是求道，这种修身之道微妙玄通，难以形容。老子言：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道德经·十五》）
也就是说，善于修道的人是审慎，戒惕，端庄，柔和，醇厚，开阔，纯朴的，总的来说就是对外为人谦卑，处事严谨，对内心态纯朴，心胸开阔。
而要想达到这种“善为士者”的境界，需要做到“致虚极，守静笃”。“致虚极”即达到一种极其空明的状态，恢复心灵的清静，使之不为外物、私欲所扰，“守静笃”即牢牢保持住内心的这种宁静和清明。这种“致虚极，守静笃”作为一种身体力行的工夫，是“有为”，但同时作为一种抛弃成见，排解私欲的态度，也是“无为”。
因此，从个人修身的层面，我们可以说“无为”是一种清净无欲，淡然处世的人生态度，而“有为”则是一种明心见性、致虚守静的践行工夫。二者并非有时间先后之分，而是一体两面的，“有为”意味着“无为”，“无为”蕴含着“有为”，只是在逻辑上，可以说“无为”作为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需要“有为”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三、治国：“无为”与“有为”互为体用
于国家治理而言，“无为”可以说一种高明的治国手段，也可以说是一种祥和的国家势态。老子提出“无为”的初衷就在于想要达到一种清静自然、安乐祥和的小国寡民的状态。小国寡民于当今而言是一种固步自封的封建思想，但于老子所处时代而言，确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状态。正是由于其所处时代的纷争，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
老子认为，天下纷争不断是由于君主贪欲过多，施行了太多本不应施行的繁杂政令，扰乱了百姓本来安宁的生活。贪欲是争乱的根本原因，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四十六》），所以要想平息争乱，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控制欲念。欲念并非不可有，作为人性的一部分，欲念是不可灭也不能灭的，但欲念必须被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即知足和知止。“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四十四》）。
如此，知足知止可以说是一种适当的“有为”，即一种可达到清静自然的“无为”状态的手段。但同时，也可以说“有为”即意味着“无为”，因为统治者在实行一种适当的“有为”的治理时，也就是在实行一种不妄加欲念，不肆意妄为的“无为”之治。在此意义上，“无为”也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手段，而通过“无为”这种手段可达到的效果，也可以说就是“有为”，即有所成就，这种成就即“民化”、“民正”、“民富”、“民朴”。因此，在治理国家的层面，“无为”与“有为”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很难分清何为手段，何为目的，二者相融相生，互为体用。
四、结语
总之，“无为”即适当地“有为”，适当的标准就在于合乎情性，顺应自然。“无为”与“有为”一体两面，相辅相成，互为体用。当然，我们需要严格区分“无为”与“有为”之涵义：作为动词，“无为”乃不妄为，不扰乱之意，“有为”则是适当地作为之意;作为名词，“无为”是一种清心寡欲、自然安宁的状态，“有为”则是有所成就，功效自成的结果。
另外，修身与治国也并非是完全分离的两个层面，二者统摄于“无为而无不为”之道，这种道似水般“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这种道于个人，是“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二十九》）的宠辱不惊;于国家，是百姓“不知有之”（《道德经·十七》）的轻刑罚，少政令。
当然，这种“无为”之道也并非没有缺陷。首先，老子强调“无为”就应顺应自然，复归本性，这就意味着老子是持性善论或性朴论的，认为只要按照人的本性去行事，就能修成大道。但是，老子并没有给出关于性善或性朴的有效论证，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质疑，若人性为恶，老子的这种“无为”思想是否有效？其次，老子在提倡国家层面的“無为”思想时，显然有一种反智主义的愚民倾向，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正是导致百姓私欲盛行的原因。因此，老子提倡“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如此则能“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十九》）。如此种种，老子思想中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老子：《道德经》，陈默译注，吉林美术出版社，2015年。
[2]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2015年。
[3]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2015年，第60页。
关键词：老子;无为;有为
《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其中直接论及“无为”二字的就有十来章，其余篇章中多有以“不为”“无欲”“清净”“自然”等语词与“无为”思想融会贯通，可见“无为”思想于老子哲学的重要意义。
一、“无为”与“有为”之涵义
“无为”与“有为”之涵义，重点在于“为”字。《说文解字》曰：“为，母猴也”，段玉裁注曰：“凡有所变化者曰为”。所以“为”之本义即引起变化的行为。在老子那里，“为”更多地是一种过度扰乱事物本然的行为，即妄为。如此，“无为”即不妄为，“有为”在老子那里即过度地作为。在此意义上，“无为”与“有为”是一对相对不相容的概念。“无为”成就万物，“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三》），此处第一个“为”是作为的意思，第二个为则是妄为的意思，也就是说，以“无为”的态度去合理地治理国家，不肆意妄为，则天下皆可归于治。“有为”则妨碍、毁坏万物，“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七十五》）。老子认为，统治者不应采取过多的政令扰乱民众本来安宁的生活。
然而，“无”与“有”本就是一对相辅相成、相反相生的概念，“无为”之中也就蕴含着“有为”，只是这个“有为”的“为”是一种顺应自然，合乎情性的适当的作为。也就是说，不妄为，即不做不合时宜的行为，也就意味着要做合时宜的适当的行为，如此“无为”也就蕴含着“有为”。这个“有为”是“为无为，则无不治”中的第一个“为”，此处的“为”是动词意义上的作为;也是“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四十八》）中的第二个“为”，此处的“为”是名词意义上的成就、效果之义。
那么，“无为”究竟是要“不为”什么？或者说“有为”究竟是要“为”什么？“无为”与“有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从修身与治国两个层面探讨。
二、修身：“有为”与“无为”一体两面
于个人修身而言，“无为”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无为”并非消极避世，无所作为，而是在有所作为的基础上，不居功自傲，即“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道德经·二十二》）。老子强调一种谦卑平和的处世态度，认为过分夸耀和彰显自己是一种不合乎情性的妄为。
既然这种“不自见”和“不自是”是在有所作为的基础之上的“无为”的要求，那么，有所作为又是要作为什么呢？在老子那里，修身即是求道，这种修身之道微妙玄通，难以形容。老子言：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道德经·十五》）
也就是说，善于修道的人是审慎，戒惕，端庄，柔和，醇厚，开阔，纯朴的，总的来说就是对外为人谦卑，处事严谨，对内心态纯朴，心胸开阔。
而要想达到这种“善为士者”的境界，需要做到“致虚极，守静笃”。“致虚极”即达到一种极其空明的状态，恢复心灵的清静，使之不为外物、私欲所扰，“守静笃”即牢牢保持住内心的这种宁静和清明。这种“致虚极，守静笃”作为一种身体力行的工夫，是“有为”，但同时作为一种抛弃成见，排解私欲的态度，也是“无为”。
因此，从个人修身的层面，我们可以说“无为”是一种清净无欲，淡然处世的人生态度，而“有为”则是一种明心见性、致虚守静的践行工夫。二者并非有时间先后之分，而是一体两面的，“有为”意味着“无为”，“无为”蕴含着“有为”，只是在逻辑上，可以说“无为”作为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需要“有为”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三、治国：“无为”与“有为”互为体用
于国家治理而言，“无为”可以说一种高明的治国手段，也可以说是一种祥和的国家势态。老子提出“无为”的初衷就在于想要达到一种清静自然、安乐祥和的小国寡民的状态。小国寡民于当今而言是一种固步自封的封建思想，但于老子所处时代而言，确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状态。正是由于其所处时代的纷争，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
老子认为，天下纷争不断是由于君主贪欲过多，施行了太多本不应施行的繁杂政令，扰乱了百姓本来安宁的生活。贪欲是争乱的根本原因，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四十六》），所以要想平息争乱，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控制欲念。欲念并非不可有，作为人性的一部分，欲念是不可灭也不能灭的，但欲念必须被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即知足和知止。“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四十四》）。
如此，知足知止可以说是一种适当的“有为”，即一种可达到清静自然的“无为”状态的手段。但同时，也可以说“有为”即意味着“无为”，因为统治者在实行一种适当的“有为”的治理时，也就是在实行一种不妄加欲念，不肆意妄为的“无为”之治。在此意义上，“无为”也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手段，而通过“无为”这种手段可达到的效果，也可以说就是“有为”，即有所成就，这种成就即“民化”、“民正”、“民富”、“民朴”。因此，在治理国家的层面，“无为”与“有为”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很难分清何为手段，何为目的，二者相融相生，互为体用。
四、结语
总之，“无为”即适当地“有为”，适当的标准就在于合乎情性，顺应自然。“无为”与“有为”一体两面，相辅相成，互为体用。当然，我们需要严格区分“无为”与“有为”之涵义：作为动词，“无为”乃不妄为，不扰乱之意，“有为”则是适当地作为之意;作为名词，“无为”是一种清心寡欲、自然安宁的状态，“有为”则是有所成就，功效自成的结果。
另外，修身与治国也并非是完全分离的两个层面，二者统摄于“无为而无不为”之道，这种道似水般“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这种道于个人，是“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二十九》）的宠辱不惊;于国家，是百姓“不知有之”（《道德经·十七》）的轻刑罚，少政令。
当然，这种“无为”之道也并非没有缺陷。首先，老子强调“无为”就应顺应自然，复归本性，这就意味着老子是持性善论或性朴论的，认为只要按照人的本性去行事，就能修成大道。但是，老子并没有给出关于性善或性朴的有效论证，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质疑，若人性为恶，老子的这种“无为”思想是否有效？其次，老子在提倡国家层面的“無为”思想时，显然有一种反智主义的愚民倾向，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正是导致百姓私欲盛行的原因。因此，老子提倡“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如此则能“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十九》）。如此种种，老子思想中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老子：《道德经》，陈默译注，吉林美术出版社，2015年。
[2]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2015年。
[3]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2015年，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