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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同光体闽派代表诗人郑孝胥，论诗艺在同光体诗人中可以排到第一位。但因为他晚年出任伪满洲国总理，成为民族罪人，故后人在对他诗歌作评价时，总是会受到他出处大节有亏的影响。本文以郑孝胥一向最自负的重九诗为切入点，在注意到郑孝胥是一位功名之士、渴望有所作为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他的重九诗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另外，郑孝胥还有夜起的习惯，坚持长达近30年，且多付之吟咏。这些诗歌在艺术上的特色与得失，都和他的个性与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郑孝胥；重九；夜起
闽派诗人代表郑孝胥（1860-1938）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然与他晚年出任伪满州国总理直接相关。汪辟疆先生《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谈海藏楼》云：“孔子虽有不以人废言之训，而于其人出处大节，不可不以《春秋》之笔著之。不意甲子（1924）溥仪出走津沽。张园会议，海藏即主附倭以延残喘。辛未（1931），倭入沈阳，寝占东省，而海藏果奉溥仪托庇虏廷矣。殷顽犹可恕，托命外族不可恕，而身败名裂，至此益显。”{1}文学即人学，要抛开一个人的人品出处，而对他的诗歌作一纯粹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郑孝胥毕竟是当时享有盛名的一位诗人，而且自视甚高，本文拟从郑孝胥一向颇为自负的重九诗与夜起诗入手，对其人其诗之真面目再作一番探讨。
一、功名之士
汪辟疆先生还录有陈甘簃（灨一）《记郑孝胥》文，其中称郑除了是一诗人、书法家外，同时实一政客，所以日后才会不甘寂寞，低首扶桑{2}。这与陈宝琛所云“太夷功名之士，仪、衍之流，一生为英气所误”③，评价实同。这些，如果我们结合郑孝胥的诗歌、日记与生平，可以看得很清楚。1894年，郑孝胥使日期间，其咏樱花之作，即有“名花身世真堪羡，烈烈轰轰做一场”{4}之叹。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郑孝胥对于国事也非常关注，是坚决的主战派。如其1894年12月25日日记云：“太夷曰：朝廷能坚持力战，不过数月，倭必自困。纵多所丧失，即至突犯陵阙，乘舆播迁，而中国人心尚不至失，创深痛巨，时事或有可为也。”{1}1895年1月8日：“昨夜与爱苍等论及议和，余抵几而起曰：欧制亚，汉叛满，可立而待也。”同年4月日记又云：“入署，闻和议已成，割台湾及辽东，偿兵费三百兆，内地悉许贸易。……闻之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可复问，惨哉！”“中国岂皆狗彘耶？遂为机上之肉！”（第482页）“观南皮谈论，意在明和战之害以悟上意，和则不可为国，战虽不胜，犹未至于不国。其意识度越诸辈。”（第486页）
1897年，郑孝胥应张之洞之招入鄂，其《南皮尚书急召入鄂雪中过芜湖》诗云：“绝海浮江短景催，浪花雪片斗清哀。冲寒不觉衣裘薄，为带忧时热泪来。”（卷第三）急于用世之心，跃然纸上。戊戌变法，郑孝胥在入京前，又作有《渡海》诗，其二云：“视海为吾地，方能守此州。可怜志士泪，空作接天流。吾语舟中人曰：‘此水非海，乃豪杰之泪耳。’”语颇豪迈，却不免虚矫。郑虽然对新派人物颇有微辞，但在任总理衙门章京职期间，曾上折言练兵。{2}并在变法失败之后，“步至清慈寺哭暾谷、叔峤而返”，作《哀林暾谷》诗（《日记》第686、690页）。由于郑孝胥参与戊戌变法并不深，并对变法诸子急于求成的做法始终抱怀疑态度，所以事后受到的冲击并不大。1903年，郑孝胥以四品京堂充广西边防督办，开始了他自嘲的“穷塞主”的生涯。期间所作《世已乱身将老长歌当哭莫知我哀》“驻颜却老竟无方，被发缨冠亦太狂。归死未甘同泯泯，言愁始欲对茫茫。”与《又一首》：“一落南荒忽至今，满腔幽恨独沈吟。乱山围绕真何益，难阻龙江北去心。”（卷第五）将他那种眼看大清皇朝日落西山，但又于心不甘的偏执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1905年底郑孝胥从广西任上归来，积极参与了预备立宪公会的筹备，后并任会长三年。③其1909年《哀五十诗》中有“声销影灭夕可死，万一不死能重来”（卷第六）之语。对于辛亥革命，郑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诋毁不遗余力。如在1911年12月的日记中写道：“报言，革党在南京举临时大总统，备选者孙文、黎元洪、黄兴三人，孙文得十六票当选。皇室无人，被逼逊位，忠于清廷者不免愤痛。”（第1376页）其后数年，他隐居在上海海藏楼。他痛感清廷的覆灭，罪在慈禧：“节义岂无人，戊庚略可数。摧残及辛亥，士气久已沮。毒后憎诸贤，要领膏锧斧。女戎真自灭，烈士首袁许。”（卷第九，《陈叔通求题袁爽秋许竹筼遗札》）顽冥不化，以遗老自居：“排满实邪说，不义岂尊汉。斯民既趋利，倒戈复何惮。能发不能收，瓦解变愈幻。人人怀异志，所务在争篡。……夷狄犹有君，诸夏竟俱叛。行天揭日月，顺逆所必辨。……老夫虽遗民，未死火在炭。救民诚吾责，卫道待义战。”（同上，《江阴赵焕文茂才殉节纪书后》）
1923年，郑孝胥由陈宝琛、庄士敦荐，入溥仪宫讲读。他踌躇满志，作有《孝胥以戊戌九月出京至庚戌七月入京凡十三年有诗纪之辛亥九月出京至癸亥七月入京亦十三年且出京皆以九月入京皆以七月悟而嗟叹自念生逢乱世穷老无所就复为此诗》：“世弃天留等可哀，黍离荆棘更能来。还从铜辇寻残梦，早向昆明辨劫灰。吞炭漆身殊未避，触山逐日漫相猜。两朝国士虚名在，骏骨聊堪比郭隗。”（卷第十）郑孝胥还有一件自鸣得意的事，那就是1924年冯玉祥赶溥仪出宫，是由郑护驾的。其《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舆幸日本使馆》其一云：“乘回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殊不知他日后投靠日寇，正是在此迈出的第一步。此后，郑孝胥的诗歌可以说越来越走火入魔。1928年，他在给近卫文麿的诗中写道：“举世同污偶获全，与君握手叹余年。公卿重义应增气，衰朽投闲欲胜天。红叶正酣欲别酒，秋风适起放归船。申胥见比吾何敢，聊为披肝皎日前。”（卷第十一《近卫文麿公爵招宴星冈茶寮小田切万寿之助即席赠诗次其原韵》其二）真是奴颜婢膝，而又糊涂不堪。1931年，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离开天津静园赴旅顺，为此陈宝琛此前与郑孝胥发生了激烈的争执{1}。郑力主接受日本人的“帮助”，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二、绝代崎嵚郑重九
作为一名诗人，郑孝胥在当时以善写重阳诗而著名。如《海藏楼诗》附《名流诗话》云：“公年年重九诗，练萧憀懭悢之气，以平淡语纡折出之，而自然深隽，宜一世人推‘郑重九’也。”（《海藏楼诗集》附录三“各家评论摘要”，第564页）叶参等《郑孝胥传》附《诗话》亦云：“（郑）戏语陈苍虬先生曰：‘予每年九月九日，必有诗，他时当呼作郑重九。’苍虬先生遂赠以诗云：‘诸天龙象表嶙峋，洞口苏龛寂寞身。绝代崎嵚郑重九，不应来作扫花人。’先生评曰：‘那得便真相唤，愧愧！’一时传为西湖佳话。”{2}现存《海藏楼诗》中最早的重阳诗作于1889年，是整个诗集的第三首。此年春夏间，郑孝胥考取内阁中书，座主为翁同龢。秋间，以中书改官同知，分发江南。其诗云：“科头直上翠微亭，吴甸诸峰向我青。新霁云归江浦暗，晓风浪入石头腥。忍饥方朔非真隐，避地梁鸿自客星。意气频年收拾尽，登高何事叩苍冥。”（卷第一《九日独登清凉山》）重阳登高赋诗，是传统的文学题材。郑这年正好30岁，此诗以意气自负，充满了不甘沉沦下僚的用世之心。
1891年，郑孝胥东渡，出任驻日使馆书记官。驻日期间，郑孝胥作有两首颇富异国情调的重阳。其《九日爱宕山登高同秋樵袖海》云：“秋怀闭户兀嵯峨，都付登临眼底过。蛮菊那知佳节重（日本旧用中历，明治以来改用西历矣），霜林也傍醉颜酡。”（ 《日记》第239页：“秋樵来坐，诵《重九》诗，谓颇生新，指‘蛮菊’句以为蕴藉。”）《九日大阪登高》：“未花蛮菊那足道，眼底正喜落日黄。登高聊欲去浊世，负手天际终旁皇。”（卷第二）则当时对于日本尚未一味倾倒，且有一些蔑视。③1894年，郑孝胥从日本归来，恰值中日甲午之战爆发，郑对时局充满了忧虑，但意见又无法上达天听。其《九日与胡康安同登北极阁》云：“雨霁秋高最萧洒，北城登临俯原野。海外归来多感伤，脉脉江山待来者。……吾侪未知所归处，复际中原动兵马。丈夫忘世乃大雅，谋国区区策殊下。”
所幸的是，郑孝胥以其通晓洋务，此后越来越受到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赏识，于1895年底被张延入幕府。其1896年在南京所作《杂诗》五云：“竖子终何成，时哉无好手。狂夫复登高，临江作重九。”（卷第三）虽投闲置散，仍不失狂奴故态。次年在上海又作有《九日五层楼登高》：“市楼便是登高地，我辈方随行路人。一醉不辞中酒病，九秋还斗百年身。书来兄弟颜俱瘦，愁里江山事更新。红紫打围须未老，可能摩眼向风尘？”以登楼代登山，但又仍是传统的重阳怀人兼言志主题，颇富意味。
1898年的重阳，郑孝胥是在北京度过的，当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后党严酷镇压之际。其《九日虎坊桥新馆独坐偶成前一日乞假得允》云：“九日宣南昼闭门，幽花相对更无言。残秋去国人如醉，晚照横窗雀自喧。坐觉宫廷成怨府，仍愁江海有羁魂。孤臣泪眼摩还暗，争忍登高望帝阍。”诗意沉痛。1899年，郑孝胥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办汉口铁路学堂，作有《九日风雨中子培自扬州来见示新作》（卷第四）。次年所作《九月初四日萱妹四十生日栗兄置酒作诗胥及柽弟作一律寄之》：“长兄置酒菊花黄，阿妹归来共一觞。物外年华才四十，眼前风景是重阳。”借重阳叙写兄妹之情，亦自感人。
1904年，郑孝胥在广西龙州任边防督办期间，又作有《九日小连城登高》：“峰罗四野翠成堆，溪绕边州去又回。云树苍苍收百里，洞天郁郁起孤台。”（卷第五）次年《九日不出》云：“此州乃井底，无处见天日。纵■万山巅，犹在千丈窟。”《又》其一：“九秋佳节去堂堂，无酒无花意欲狂。但使弃官仍济胜，登高何日不重阳。”写僻居边城的寂寞无聊，沈曾植曾称郑诗为“清奇僻苦主”{4}，大概正是指的这一类诗歌。
回到上海后，可能因为沪上无山，现存诗集中连续几年都不见重阳诗。夏敬观《学山诗话》云：“苏堪自龙州还，终慈禧垂帘之日，遂不复出。于海上筑海藏楼，有终焉之志。”{1}直至1912年，在经历了民国的鼎革后，郑孝胥才作有《九日与鉴泉介庵同游徐园》：“空将目力送归鸿，意气颓然一秃翁。辟世犹能作重九，污人终自厌西风。无山易败登高兴，得酒聊忘失路穷。霜菊名园堪徙倚，未妨同恋夕阳红。”（卷第八）次年又作有《九日病愈出游》：“郁郁药炉经卷边，偶闻重九意萧然。国亡安用频伤世，病起犹思一仰天。几换园林吾亦老，休谈人物梦何年？菊前桂后秋光断，却负登高半日颠。”俨然以遗老自居。次年又作有《重九雨中作》：“风雨重阳秋愈深，却因对雨废登临。楼居每觉诗为祟，腹疾翻愁酒见侵。东海可堪孤士蹈，神州遂付百年沉。等闲难遣黄昏后，起望残阳奈暮阴。”据说沈曾植在读到“楼居每觉诗为崇”时，大为赞赏，云：“但愁对句难佳。”及见下句云“腹疾翻愁酒见侵”，为之倾倒不已。{2}
1916年，郑孝胥又作《重九》诗，由于他没有参加逸社的重九诗会活动，诗友陈曾寿来书询及。郑诗云：“云敛吴天日愈凉，风生雁影气初霜。添衣犹觉楼难倚，入肆翻怜酒未尝。短发谁从蓝田客，放歌聊试接舆狂。栖迟自是违天者，莫为违人讶海藏（陈仁先自西湖寄书云：‘闻九日逸社有高会，先生踽踽于何处登高耶？’杜有《九日蓝田崔氏庄诗》）。”（卷第九）此年袁世凯称帝失败，郑心情郁闷，其后可以说一直抱着复辟的幻想。1919年，他在《六十感愤诗》中写道：“微闻世人讥，舍灶反媚奥。亲交颇相闵，欲谏奈自暴。苍苍岂无意，留此时未到。廉颇得赵卒，妖孽犹可扫。”同年《九日》诗云：“遂付虫沙期共灭，并疏文字但余哀。朋侪乱后凋零甚，怅望斜阳更不回。”
1922年，郑孝胥蜇居上海，又作有《九日》诗云：“十年几见海扬尘，犹是登高北望人。霜菊有情全性命，夜楼何地数星辰？晚途莫问功名意，往事惟余梦寐亲。枉被人称郑重九，更无豪情压悲辛。”（卷第十）情绪低沉。1924年，北上的郑孝胥作有《重九日曹■蘅向仲坚邀至灵光寺登高》：“白日销沉兵气昏，漫持热泪洒中原。燕辽一战民应尽，江海横流溺岂援。”次年，郑在天津侍讲溥仪，又作有《九日天津公园登高复过李公祠》：“疏林亦解纵秋声，堆阜填胸故未平。如此登高元失路，何须感事任孤行。”（卷第十一）可以看出仍是愤愤不平，期待有所作为。陈宝琛亦为作和诗。（《郑孝胥日记》，第2070页）1926年，作有《九日招客集李氏园登高》。次年《九日》诗云：“亢龙用九曾何悔，旅雁随阳岂自谋。见说战场丛菊在，归心一放忽难收。”1928年，郑孝胥偕长子垂东渡日本，广泛接触日本政界，《九日雨中日光山湖楼》诗云：“江户东超揭日光，泉飞枫醉及重阳。正从云里窥山态，却向峰头得水乡。”虽外示闲雅，其实正是从此一步步滑向错误的深渊。 1929年，《九日中原露台登高示同游诸子》：“枉负刘郎一世豪，登临犹自怯醇醪。河流贯市潮痕上，夕照当楼朔气高。”（卷第十二）后面四句照例又是“忧国忧民”等。1932年，伪“满州国”成立，是年郑孝胥《九日》诗云：“壮年犹记戍南荒，晚向空桐惜鬓霜。自窜岂甘作遗民，独醒谁与遣重阳？菊花未见秋无色，雁信常迟海已桑。定有遗黎思故主，登高试为叩苍苍。”林庚白《丽白楼诗话》上编批评“孝胥诗情感多虚伪，一以矜才使气震惊人”③，则此类诗歌多读确有令人生厌之处。除了词句重复无新意外，明明是自己热衷功利，却又伪托“遗黎思故主”，艺术水平的高低真可以不作评价了{4}。
1933年，郑孝胥作有《九日文教部登高》。1934年《九日》云：“天外飞翔莫计程，登高谁忆旧诗名。半生重九人空许，七十残年世共轻。晚倚无闾看禹域，端回绝漠作神京。探囊余智应将尽，却笑南归计未成。”（卷第十三）为虎作伥，却还搔首弄姿，洋洋自得，殊为可笑，令人不忍置评。1935年《重九》诗其一云：“登高还有壮心无？诗酒阑珊兴亦孤。付与闲人话《心史》，却收余论作《潜夫》。”其二云：“天倾西北漫仓皇，地缺东南孰主张。俯视中原三万里，不妨抱膝过重阳。”这应该也是郑孝胥一生传世的最后两首重阳诗。郑友人灵贶（叶玉麟）曾曰：“读《海藏楼诗》日久，如饮沆瀣，时有清景，置人胸膈间，触处便与神会。……乙丙岁居辽左，诵公‘俯视中原三万里，不妨抱膝过重阳’句，为之神王。”（《海藏楼诗》附《名流诗话》，《海藏楼诗集》附录三“各家评论摘要”，第563-564页）此年郑孝胥辞“国务总理大臣”，感觉如释重负。其《四月十九日辞国务总理得允》诗称：“今朝得解官，快若碎玉斗。”（卷第十三）诗固然写得不错，然人终究已不值一提。
三、夜起庵主人
除了重阳诗以外，郑孝胥还喜作夜起诗，同样值得研究。据叶参等《郑孝胥传》附《轶事》：“先生生平，自奉简朴，其暮年生活，尤有规则，盖自追随行在移居津沽时，即开始夜起习惯，《夜起庵赋》即作于此时，是为民国十四年秋间，先生年六十六岁。其序曰‘予戌而寝，丑而兴，岁一星矣。乙丑（1925）孟秋，赁宅依于行在，率其素而不懈，遂名之夜起庵’云云。以上略述其夜起之由来，所谓戌时（午后九时）就寝，丑时（午前三时）起床，盖纪实也。嗣后来满‘建国’以后，北地苦寒，且冬季天明甚迟，午前三时，犹在半夜中，而先生仍习之如常，老而弥坚，此亦习久成自然欤？”又据郑1933年6月日记：“吾自辛亥至今二十二年，半夜即起，坐以待旦，乃得练魄制魂之说。《孟子》所谓养心寡欲，《周易》所言无思无为，皆不外此。”（《郑孝胥日记》，第2468页，“练魄制魂说”。）其实郑的夜起诗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以下便围绕此主题作一考察。
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谈海藏楼》云：“吾尝见孝胥为其侄孙彦纶书箑一诗云：‘山如旗鼓开，舟自南塘下。海日生未生，有人起长夜。’此为其早年居福州南台山之作，凌厉无前，寄意深远。……此诗未收入《海藏楼集》，盖不轻示人也。”（第552页）现存《海藏楼诗》始自1889年，是由郑孝胥自己编定的。1890年，郑孝胥在北京充官学堂教习，九月出京，还抵福建，集中已经开始出现夜坐诗。如《官学雨中与陈笙陔夜坐》：“聊喜素心共今夕，忽惊浪迹近中年。清谈忍刺当时事，归梦贪寻自在眠。”（卷第一）《八月二十八日夜坐时将出都》：“生计坐怜秋一叶，归程冥想浪千层。寒心国事浑难料，堆眼官资信可憎。”及《听水楼偕伯潜夜坐》：“月黑忽惊林突兀，泉枯惟对石嶕峣。宣南气类今难问，楼上诗魂我欲招。”{1}1895年，又作有《同季直夜坐吴氏草堂》：“一听秋堂雨，知君病渐苏。欲论十年事，庭树已模糊。”（卷第二）多是描写与友朋夜谈论诗，以及担忧国事，自伤沉沦下僚等。
1900年，义和团运动起，郑孝胥为张之洞筹划保全东南之策。其《夜起》云：“林杪春江月上时，楼中清影久参差。四更欲尽五更转，犹有幽人恋夜迟。”（卷第四）《四月二十日夜起》又云：“坐觉楼前江水深，江风收雨动高林。半规凉月通宵色，一枕劳生向晓心。故里欲归真自罔，幽忧为疾独难禁。好怀不惜销沉尽，那向人间罪陆沉。”1904年在连城，《月下作》云：“照眼溪山夜色新，不辞风露湿衣巾。千秋冷落龙州月，暂遣高楼作主人。”（卷第五）《四月廿二日晨起》云：“拔木破山风到处，翻江倒海雨来时。平生未尽飞腾意，只有虚帘铁马知。”皆借夜起以抒发平生志慨也。1908年，作《十月十四夜月下》其一云：“风从北来寒，吹此一街月。道人默倚楼，手理冲冠发。”（卷第六）1910年，作《六月二十一日夜起》：“草草随残劫，纷纷谁长雄？死棋聊插手，吾道若为东。” （卷第七）随着清王朝的日薄西山，夜起后来竟然成了郑孝胥的生活习惯，而他自己也乐意将之作为忧心国事的某种象征。
1911年，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走向土崩瓦解。郑孝胥夜起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这似乎意味着某种心境的变化{2}。他自称这是为了“练魄制魂”、“养心寡欲”：“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不能练魄则多欲，不能制魂则多思。多欲多思则流荡忘返，良知本性皆汩没于多欲多思之中，永无见道之日矣。昔陶侃朝夕运甓，此练魄之术也。达摩面壁十年，此制魂之术也。”（《日记》，第2468页）孟子曾有“夜气”之说，认为：“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朱熹注曰：“言人之良心虽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间，亦必有所生长。故平旦未与物接，其气清明之际，良心犹必有发见者。”{1}孟子认为人在清晨的时候是最善良的，因为良心受到夜气的熏陶，未受戕害。郑孝胥的夜起，直接秉承了孟子的“夜气”说，但表达的却是忠于一姓的愚忠与顽冥不化。其《十月二十八日夜起》云：“楼前夜色暗屯兵，雨猛风饕正四更。呵壁问天终不测，枕戈待旦独难平。寇仇土芥成酬报，猿鹤虫沙孰重轻？剩约毗陵子陆子，阳狂被发送余生（陆炜士恶国人之不义，欲被发阳狂以终老）。” （卷第七）正是这种思想的明证。 1918年，郑孝胥作《杂诗》云：“夙根殊未忘，闻鸡如有求。终年起残夜，哀思变明幽。”（卷第九）次年又作《石遗示早睡早起二诗》，其一云：“寐叟深言夜坐非，石遗极道晓行奇。海藏夜夜楼头坐，却是晨钟欲动时。”其二云：“闻鸡待旦已为常，早睡翻成减睡方。记与壶公论夜色，四时霜月抱冰堂。” （卷第九）有意思的是，郑孝胥晚年投靠日寇，多年的老友陈衍毅然与他绝交。并在《石语》中说：“清季国事日非，苏堪中宵即起，托词锻炼筋骨，备万一起用上阵，实就其妾宿也。为妻所破，诟谇之声，闻于户外。苏堪大言欺世，家之不齐，安能救国乎！”{2}而当1937年陈衍去世时，郑孝胥也反唇相讥，作《石遗卒于福州》，其一云：“奄然媚世靡不为，使我不忍与言诗。石遗已矣何所遗，平生好我私以悲。”其二云：“平生喜说诗，扬抑穷一世。所言或甚隽，所作苦不逮。乃知诗有骨，惟俗为难避。牧斋才非弱，无解骨之秽。” （《海藏楼诗集》附录一《佚诗》）郑孝胥还把悼石遗诗拿给诗友陈曾寿看，连陈都觉得“太虐”（1937年8月12日《日记》，第2682页）。
1924年，郑孝胥在京任内务府总理大臣，期间写有不少夜起诗。1925年，溥仪出居天津张园，郑奉命侍讲。《夜起庵赋》当即作于此时，此赋《海藏楼诗集》中未收，现据郑孝胥书法作品，录之如下（序言已见前引文）：
纳举世于斯夜，繄独窹乎一室。天沉沉而忽敛，日黯黯而焉入。山峨峨而霾云，水汤汤而暗激。兽何往而潜藏，鸟何归而戢翼。小人就阴而止，君子向晦而息。夜之象也则静，其德则旷。冶万物为本体，示造化之恒状。时惟大人，观乎物始。玩一气之消长，羌中夕而蹶起。清明兮在躬，屋漏兮相尔。制乎未发之原，操乎无形之里。非兹庵之可托，几何而不为南溟之徒？
落款为“癸酉（1933）冬至后二日录于柳下居”。通观全赋，其主体思想是在不利的大局下，注重个人品性修养，以自保全，蓄势待发。郑孝胥其实是热衷功名之人，却偏偏作一篇这样的赋来自我标榜。其年郑又作《十月初十日贵州丸舟中夜起》：“海上有孤月，流光遍人寰。世人不知敬，谓月光以寒。独有爱月者，中宵起盘桓。愿从月入海，万顷轻波澜。”（卷第十一）外示闲暇，而内实尚欲有为也。
1926年《廿九夜四鼓作》云：“冰簟银床暑未收，时看萤火坠高楼。明河尽向西南泻，一夜金风万斛秋。”（卷第十一）其年又作《夜起庵杂诗十二月十六日》其二云：“昧爽趋行在，二年如一日。我心非有求，吾道贯于一。持是将安穷，前途黑如漆。暗飞能自照，宵行亦奚失。”（卷第十一）恓恓惶惶之心情，可见一斑。1928年，郑孝胥的夫人去世，郑夜不能寐，其中不乏情深真挚之作。如《廿五晓》：“人亡月半规，今夕已下弦。碧天玉指甲，余恨何凄妍。阑干谁复倚，杳杳遂长眠。我为夜起翁，残宵独周旋。聊堪伴孤魂，莫言死相捐。”（卷第十一）《初五晓》：“回首相从五十年，真成一梦送华颠。他乡久客姑埋骨，苦调孤弹更断弦。此世人无胜天幸，未亡我乃让君先。谁知夜起庵中客，夜夜惊魂落月前。” （卷第十一）
1929年，郑孝胥作《夜起庵》诗：“一别高楼寄此庵，五年况味更谁谙？枕堪待旦天难晓，薪已将然卧岂酣。沧海径归真上策，旧京入梦奈空谈。丹青自写灵台状，莫信人夸蔗味甘（相者谓余当有晚遇）。”（卷第十二）真可谓邪火攻心。赴东北后，他仍然夜起不断。1932年“伪满州国”建立，其《十二月廿六日天未明》其二云：“愚公欲移山，恃有子孙在。老夫当及身，移楼著人海（于收京后必更造海藏楼）。”（卷第十二）真是可笑而又可怜。其后还有不少夜起诗，包括其日记中多有作夜起庵图、修夜起庵匾、抄夜起庵赋等，但均已无关宏旨。
郑孝胥在晚清民国属于第一流的旧体诗人，《石遗室诗话》中，将其归为重要一类，所谓“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略别两派：一派为清苍幽峭。自《古诗十九首》、苏、李、陶、谢、王、孟、韦、柳以下，逮贾岛、姚合，宋之陈师道、陈与义、陈傅良、赵师秀、徐照、徐玑、翁卷、严羽，元之范梈、揭傒斯，明之钟惺、谭元春之伦，洗练而熔铸之，体会渊微，出以精思健笔。蕲水陈太初《简学斋诗存》四卷、《白石山馆手稿》一卷，字皆人人能识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积字成句，积句成韵，积韵成章，遂无前人已言之意、已写之景，又皆后人欲言之意、欲写之景，当时嗣响，颇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斋稿》稍足羽翼，而才气所溢，时出入于他派。此一派近日以郑海藏为魁垒，其源合也；而五言佐以东野，七言佐以宛陵、荆公、遗山，斯其异矣。后来之秀，效海藏者，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1}甚至有认为，他的诗学成就，要高于陈三立的：“近人如陈伯严诗，必不如郑苏戡，一太粗，一入微也。然郑诗境界太狭，无复雄博气象，则亦时代为之乎？”{2}而对于郑孝胥的批评也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比如《石语》中，陈衍即谓：“郑苏戡诗专作高腔，然有顿挫故佳。而亦少变化，更喜作宗社党语，极可厌。”③即以郑最擅长的重九与夜起诗而言，这两个有着深厚传统意韵的诗歌主题，在郑笔下确实不乏情景交融、感事言志的佳作。但由于郑的热衷功利、不甘寂寞与投靠倭寇，终于让他成为了同光体诗人中结局最可悲的一位，这当然直接影响到了对他文学成就的评价，以致于很多诗歌读来让人感觉虚伪，言不由衷。君子之于出处，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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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郑孝胥；重九；夜起
闽派诗人代表郑孝胥（1860-1938）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然与他晚年出任伪满州国总理直接相关。汪辟疆先生《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谈海藏楼》云：“孔子虽有不以人废言之训，而于其人出处大节，不可不以《春秋》之笔著之。不意甲子（1924）溥仪出走津沽。张园会议，海藏即主附倭以延残喘。辛未（1931），倭入沈阳，寝占东省，而海藏果奉溥仪托庇虏廷矣。殷顽犹可恕，托命外族不可恕，而身败名裂，至此益显。”{1}文学即人学，要抛开一个人的人品出处，而对他的诗歌作一纯粹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郑孝胥毕竟是当时享有盛名的一位诗人，而且自视甚高，本文拟从郑孝胥一向颇为自负的重九诗与夜起诗入手，对其人其诗之真面目再作一番探讨。
一、功名之士
汪辟疆先生还录有陈甘簃（灨一）《记郑孝胥》文，其中称郑除了是一诗人、书法家外，同时实一政客，所以日后才会不甘寂寞，低首扶桑{2}。这与陈宝琛所云“太夷功名之士，仪、衍之流，一生为英气所误”③，评价实同。这些，如果我们结合郑孝胥的诗歌、日记与生平，可以看得很清楚。1894年，郑孝胥使日期间，其咏樱花之作，即有“名花身世真堪羡，烈烈轰轰做一场”{4}之叹。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郑孝胥对于国事也非常关注，是坚决的主战派。如其1894年12月25日日记云：“太夷曰：朝廷能坚持力战，不过数月，倭必自困。纵多所丧失，即至突犯陵阙，乘舆播迁，而中国人心尚不至失，创深痛巨，时事或有可为也。”{1}1895年1月8日：“昨夜与爱苍等论及议和，余抵几而起曰：欧制亚，汉叛满，可立而待也。”同年4月日记又云：“入署，闻和议已成，割台湾及辽东，偿兵费三百兆，内地悉许贸易。……闻之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可复问，惨哉！”“中国岂皆狗彘耶？遂为机上之肉！”（第482页）“观南皮谈论，意在明和战之害以悟上意，和则不可为国，战虽不胜，犹未至于不国。其意识度越诸辈。”（第486页）
1897年，郑孝胥应张之洞之招入鄂，其《南皮尚书急召入鄂雪中过芜湖》诗云：“绝海浮江短景催，浪花雪片斗清哀。冲寒不觉衣裘薄，为带忧时热泪来。”（卷第三）急于用世之心，跃然纸上。戊戌变法，郑孝胥在入京前，又作有《渡海》诗，其二云：“视海为吾地，方能守此州。可怜志士泪，空作接天流。吾语舟中人曰：‘此水非海，乃豪杰之泪耳。’”语颇豪迈，却不免虚矫。郑虽然对新派人物颇有微辞，但在任总理衙门章京职期间，曾上折言练兵。{2}并在变法失败之后，“步至清慈寺哭暾谷、叔峤而返”，作《哀林暾谷》诗（《日记》第686、690页）。由于郑孝胥参与戊戌变法并不深，并对变法诸子急于求成的做法始终抱怀疑态度，所以事后受到的冲击并不大。1903年，郑孝胥以四品京堂充广西边防督办，开始了他自嘲的“穷塞主”的生涯。期间所作《世已乱身将老长歌当哭莫知我哀》“驻颜却老竟无方，被发缨冠亦太狂。归死未甘同泯泯，言愁始欲对茫茫。”与《又一首》：“一落南荒忽至今，满腔幽恨独沈吟。乱山围绕真何益，难阻龙江北去心。”（卷第五）将他那种眼看大清皇朝日落西山，但又于心不甘的偏执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1905年底郑孝胥从广西任上归来，积极参与了预备立宪公会的筹备，后并任会长三年。③其1909年《哀五十诗》中有“声销影灭夕可死，万一不死能重来”（卷第六）之语。对于辛亥革命，郑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诋毁不遗余力。如在1911年12月的日记中写道：“报言，革党在南京举临时大总统，备选者孙文、黎元洪、黄兴三人，孙文得十六票当选。皇室无人，被逼逊位，忠于清廷者不免愤痛。”（第1376页）其后数年，他隐居在上海海藏楼。他痛感清廷的覆灭，罪在慈禧：“节义岂无人，戊庚略可数。摧残及辛亥，士气久已沮。毒后憎诸贤，要领膏锧斧。女戎真自灭，烈士首袁许。”（卷第九，《陈叔通求题袁爽秋许竹筼遗札》）顽冥不化，以遗老自居：“排满实邪说，不义岂尊汉。斯民既趋利，倒戈复何惮。能发不能收，瓦解变愈幻。人人怀异志，所务在争篡。……夷狄犹有君，诸夏竟俱叛。行天揭日月，顺逆所必辨。……老夫虽遗民，未死火在炭。救民诚吾责，卫道待义战。”（同上，《江阴赵焕文茂才殉节纪书后》）
1923年，郑孝胥由陈宝琛、庄士敦荐，入溥仪宫讲读。他踌躇满志，作有《孝胥以戊戌九月出京至庚戌七月入京凡十三年有诗纪之辛亥九月出京至癸亥七月入京亦十三年且出京皆以九月入京皆以七月悟而嗟叹自念生逢乱世穷老无所就复为此诗》：“世弃天留等可哀，黍离荆棘更能来。还从铜辇寻残梦，早向昆明辨劫灰。吞炭漆身殊未避，触山逐日漫相猜。两朝国士虚名在，骏骨聊堪比郭隗。”（卷第十）郑孝胥还有一件自鸣得意的事，那就是1924年冯玉祥赶溥仪出宫，是由郑护驾的。其《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舆幸日本使馆》其一云：“乘回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殊不知他日后投靠日寇，正是在此迈出的第一步。此后，郑孝胥的诗歌可以说越来越走火入魔。1928年，他在给近卫文麿的诗中写道：“举世同污偶获全，与君握手叹余年。公卿重义应增气，衰朽投闲欲胜天。红叶正酣欲别酒，秋风适起放归船。申胥见比吾何敢，聊为披肝皎日前。”（卷第十一《近卫文麿公爵招宴星冈茶寮小田切万寿之助即席赠诗次其原韵》其二）真是奴颜婢膝，而又糊涂不堪。1931年，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离开天津静园赴旅顺，为此陈宝琛此前与郑孝胥发生了激烈的争执{1}。郑力主接受日本人的“帮助”，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二、绝代崎嵚郑重九
作为一名诗人，郑孝胥在当时以善写重阳诗而著名。如《海藏楼诗》附《名流诗话》云：“公年年重九诗，练萧憀懭悢之气，以平淡语纡折出之，而自然深隽，宜一世人推‘郑重九’也。”（《海藏楼诗集》附录三“各家评论摘要”，第564页）叶参等《郑孝胥传》附《诗话》亦云：“（郑）戏语陈苍虬先生曰：‘予每年九月九日，必有诗，他时当呼作郑重九。’苍虬先生遂赠以诗云：‘诸天龙象表嶙峋，洞口苏龛寂寞身。绝代崎嵚郑重九，不应来作扫花人。’先生评曰：‘那得便真相唤，愧愧！’一时传为西湖佳话。”{2}现存《海藏楼诗》中最早的重阳诗作于1889年，是整个诗集的第三首。此年春夏间，郑孝胥考取内阁中书，座主为翁同龢。秋间，以中书改官同知，分发江南。其诗云：“科头直上翠微亭，吴甸诸峰向我青。新霁云归江浦暗，晓风浪入石头腥。忍饥方朔非真隐，避地梁鸿自客星。意气频年收拾尽，登高何事叩苍冥。”（卷第一《九日独登清凉山》）重阳登高赋诗，是传统的文学题材。郑这年正好30岁，此诗以意气自负，充满了不甘沉沦下僚的用世之心。
1891年，郑孝胥东渡，出任驻日使馆书记官。驻日期间，郑孝胥作有两首颇富异国情调的重阳。其《九日爱宕山登高同秋樵袖海》云：“秋怀闭户兀嵯峨，都付登临眼底过。蛮菊那知佳节重（日本旧用中历，明治以来改用西历矣），霜林也傍醉颜酡。”（ 《日记》第239页：“秋樵来坐，诵《重九》诗，谓颇生新，指‘蛮菊’句以为蕴藉。”）《九日大阪登高》：“未花蛮菊那足道，眼底正喜落日黄。登高聊欲去浊世，负手天际终旁皇。”（卷第二）则当时对于日本尚未一味倾倒，且有一些蔑视。③1894年，郑孝胥从日本归来，恰值中日甲午之战爆发，郑对时局充满了忧虑，但意见又无法上达天听。其《九日与胡康安同登北极阁》云：“雨霁秋高最萧洒，北城登临俯原野。海外归来多感伤，脉脉江山待来者。……吾侪未知所归处，复际中原动兵马。丈夫忘世乃大雅，谋国区区策殊下。”
所幸的是，郑孝胥以其通晓洋务，此后越来越受到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赏识，于1895年底被张延入幕府。其1896年在南京所作《杂诗》五云：“竖子终何成，时哉无好手。狂夫复登高，临江作重九。”（卷第三）虽投闲置散，仍不失狂奴故态。次年在上海又作有《九日五层楼登高》：“市楼便是登高地，我辈方随行路人。一醉不辞中酒病，九秋还斗百年身。书来兄弟颜俱瘦，愁里江山事更新。红紫打围须未老，可能摩眼向风尘？”以登楼代登山，但又仍是传统的重阳怀人兼言志主题，颇富意味。
1898年的重阳，郑孝胥是在北京度过的，当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后党严酷镇压之际。其《九日虎坊桥新馆独坐偶成前一日乞假得允》云：“九日宣南昼闭门，幽花相对更无言。残秋去国人如醉，晚照横窗雀自喧。坐觉宫廷成怨府，仍愁江海有羁魂。孤臣泪眼摩还暗，争忍登高望帝阍。”诗意沉痛。1899年，郑孝胥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办汉口铁路学堂，作有《九日风雨中子培自扬州来见示新作》（卷第四）。次年所作《九月初四日萱妹四十生日栗兄置酒作诗胥及柽弟作一律寄之》：“长兄置酒菊花黄，阿妹归来共一觞。物外年华才四十，眼前风景是重阳。”借重阳叙写兄妹之情，亦自感人。
1904年，郑孝胥在广西龙州任边防督办期间，又作有《九日小连城登高》：“峰罗四野翠成堆，溪绕边州去又回。云树苍苍收百里，洞天郁郁起孤台。”（卷第五）次年《九日不出》云：“此州乃井底，无处见天日。纵■万山巅，犹在千丈窟。”《又》其一：“九秋佳节去堂堂，无酒无花意欲狂。但使弃官仍济胜，登高何日不重阳。”写僻居边城的寂寞无聊，沈曾植曾称郑诗为“清奇僻苦主”{4}，大概正是指的这一类诗歌。
回到上海后，可能因为沪上无山，现存诗集中连续几年都不见重阳诗。夏敬观《学山诗话》云：“苏堪自龙州还，终慈禧垂帘之日，遂不复出。于海上筑海藏楼，有终焉之志。”{1}直至1912年，在经历了民国的鼎革后，郑孝胥才作有《九日与鉴泉介庵同游徐园》：“空将目力送归鸿，意气颓然一秃翁。辟世犹能作重九，污人终自厌西风。无山易败登高兴，得酒聊忘失路穷。霜菊名园堪徙倚，未妨同恋夕阳红。”（卷第八）次年又作有《九日病愈出游》：“郁郁药炉经卷边，偶闻重九意萧然。国亡安用频伤世，病起犹思一仰天。几换园林吾亦老，休谈人物梦何年？菊前桂后秋光断，却负登高半日颠。”俨然以遗老自居。次年又作有《重九雨中作》：“风雨重阳秋愈深，却因对雨废登临。楼居每觉诗为祟，腹疾翻愁酒见侵。东海可堪孤士蹈，神州遂付百年沉。等闲难遣黄昏后，起望残阳奈暮阴。”据说沈曾植在读到“楼居每觉诗为崇”时，大为赞赏，云：“但愁对句难佳。”及见下句云“腹疾翻愁酒见侵”，为之倾倒不已。{2}
1916年，郑孝胥又作《重九》诗，由于他没有参加逸社的重九诗会活动，诗友陈曾寿来书询及。郑诗云：“云敛吴天日愈凉，风生雁影气初霜。添衣犹觉楼难倚，入肆翻怜酒未尝。短发谁从蓝田客，放歌聊试接舆狂。栖迟自是违天者，莫为违人讶海藏（陈仁先自西湖寄书云：‘闻九日逸社有高会，先生踽踽于何处登高耶？’杜有《九日蓝田崔氏庄诗》）。”（卷第九）此年袁世凯称帝失败，郑心情郁闷，其后可以说一直抱着复辟的幻想。1919年，他在《六十感愤诗》中写道：“微闻世人讥，舍灶反媚奥。亲交颇相闵，欲谏奈自暴。苍苍岂无意，留此时未到。廉颇得赵卒，妖孽犹可扫。”同年《九日》诗云：“遂付虫沙期共灭，并疏文字但余哀。朋侪乱后凋零甚，怅望斜阳更不回。”
1922年，郑孝胥蜇居上海，又作有《九日》诗云：“十年几见海扬尘，犹是登高北望人。霜菊有情全性命，夜楼何地数星辰？晚途莫问功名意，往事惟余梦寐亲。枉被人称郑重九，更无豪情压悲辛。”（卷第十）情绪低沉。1924年，北上的郑孝胥作有《重九日曹■蘅向仲坚邀至灵光寺登高》：“白日销沉兵气昏，漫持热泪洒中原。燕辽一战民应尽，江海横流溺岂援。”次年，郑在天津侍讲溥仪，又作有《九日天津公园登高复过李公祠》：“疏林亦解纵秋声，堆阜填胸故未平。如此登高元失路，何须感事任孤行。”（卷第十一）可以看出仍是愤愤不平，期待有所作为。陈宝琛亦为作和诗。（《郑孝胥日记》，第2070页）1926年，作有《九日招客集李氏园登高》。次年《九日》诗云：“亢龙用九曾何悔，旅雁随阳岂自谋。见说战场丛菊在，归心一放忽难收。”1928年，郑孝胥偕长子垂东渡日本，广泛接触日本政界，《九日雨中日光山湖楼》诗云：“江户东超揭日光，泉飞枫醉及重阳。正从云里窥山态，却向峰头得水乡。”虽外示闲雅，其实正是从此一步步滑向错误的深渊。 1929年，《九日中原露台登高示同游诸子》：“枉负刘郎一世豪，登临犹自怯醇醪。河流贯市潮痕上，夕照当楼朔气高。”（卷第十二）后面四句照例又是“忧国忧民”等。1932年，伪“满州国”成立，是年郑孝胥《九日》诗云：“壮年犹记戍南荒，晚向空桐惜鬓霜。自窜岂甘作遗民，独醒谁与遣重阳？菊花未见秋无色，雁信常迟海已桑。定有遗黎思故主，登高试为叩苍苍。”林庚白《丽白楼诗话》上编批评“孝胥诗情感多虚伪，一以矜才使气震惊人”③，则此类诗歌多读确有令人生厌之处。除了词句重复无新意外，明明是自己热衷功利，却又伪托“遗黎思故主”，艺术水平的高低真可以不作评价了{4}。
1933年，郑孝胥作有《九日文教部登高》。1934年《九日》云：“天外飞翔莫计程，登高谁忆旧诗名。半生重九人空许，七十残年世共轻。晚倚无闾看禹域，端回绝漠作神京。探囊余智应将尽，却笑南归计未成。”（卷第十三）为虎作伥，却还搔首弄姿，洋洋自得，殊为可笑，令人不忍置评。1935年《重九》诗其一云：“登高还有壮心无？诗酒阑珊兴亦孤。付与闲人话《心史》，却收余论作《潜夫》。”其二云：“天倾西北漫仓皇，地缺东南孰主张。俯视中原三万里，不妨抱膝过重阳。”这应该也是郑孝胥一生传世的最后两首重阳诗。郑友人灵贶（叶玉麟）曾曰：“读《海藏楼诗》日久，如饮沆瀣，时有清景，置人胸膈间，触处便与神会。……乙丙岁居辽左，诵公‘俯视中原三万里，不妨抱膝过重阳’句，为之神王。”（《海藏楼诗》附《名流诗话》，《海藏楼诗集》附录三“各家评论摘要”，第563-564页）此年郑孝胥辞“国务总理大臣”，感觉如释重负。其《四月十九日辞国务总理得允》诗称：“今朝得解官，快若碎玉斗。”（卷第十三）诗固然写得不错，然人终究已不值一提。
三、夜起庵主人
除了重阳诗以外，郑孝胥还喜作夜起诗，同样值得研究。据叶参等《郑孝胥传》附《轶事》：“先生生平，自奉简朴，其暮年生活，尤有规则，盖自追随行在移居津沽时，即开始夜起习惯，《夜起庵赋》即作于此时，是为民国十四年秋间，先生年六十六岁。其序曰‘予戌而寝，丑而兴，岁一星矣。乙丑（1925）孟秋，赁宅依于行在，率其素而不懈，遂名之夜起庵’云云。以上略述其夜起之由来，所谓戌时（午后九时）就寝，丑时（午前三时）起床，盖纪实也。嗣后来满‘建国’以后，北地苦寒，且冬季天明甚迟，午前三时，犹在半夜中，而先生仍习之如常，老而弥坚，此亦习久成自然欤？”又据郑1933年6月日记：“吾自辛亥至今二十二年，半夜即起，坐以待旦，乃得练魄制魂之说。《孟子》所谓养心寡欲，《周易》所言无思无为，皆不外此。”（《郑孝胥日记》，第2468页，“练魄制魂说”。）其实郑的夜起诗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以下便围绕此主题作一考察。
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谈海藏楼》云：“吾尝见孝胥为其侄孙彦纶书箑一诗云：‘山如旗鼓开，舟自南塘下。海日生未生，有人起长夜。’此为其早年居福州南台山之作，凌厉无前，寄意深远。……此诗未收入《海藏楼集》，盖不轻示人也。”（第552页）现存《海藏楼诗》始自1889年，是由郑孝胥自己编定的。1890年，郑孝胥在北京充官学堂教习，九月出京，还抵福建，集中已经开始出现夜坐诗。如《官学雨中与陈笙陔夜坐》：“聊喜素心共今夕，忽惊浪迹近中年。清谈忍刺当时事，归梦贪寻自在眠。”（卷第一）《八月二十八日夜坐时将出都》：“生计坐怜秋一叶，归程冥想浪千层。寒心国事浑难料，堆眼官资信可憎。”及《听水楼偕伯潜夜坐》：“月黑忽惊林突兀，泉枯惟对石嶕峣。宣南气类今难问，楼上诗魂我欲招。”{1}1895年，又作有《同季直夜坐吴氏草堂》：“一听秋堂雨，知君病渐苏。欲论十年事，庭树已模糊。”（卷第二）多是描写与友朋夜谈论诗，以及担忧国事，自伤沉沦下僚等。
1900年，义和团运动起，郑孝胥为张之洞筹划保全东南之策。其《夜起》云：“林杪春江月上时，楼中清影久参差。四更欲尽五更转，犹有幽人恋夜迟。”（卷第四）《四月二十日夜起》又云：“坐觉楼前江水深，江风收雨动高林。半规凉月通宵色，一枕劳生向晓心。故里欲归真自罔，幽忧为疾独难禁。好怀不惜销沉尽，那向人间罪陆沉。”1904年在连城，《月下作》云：“照眼溪山夜色新，不辞风露湿衣巾。千秋冷落龙州月，暂遣高楼作主人。”（卷第五）《四月廿二日晨起》云：“拔木破山风到处，翻江倒海雨来时。平生未尽飞腾意，只有虚帘铁马知。”皆借夜起以抒发平生志慨也。1908年，作《十月十四夜月下》其一云：“风从北来寒，吹此一街月。道人默倚楼，手理冲冠发。”（卷第六）1910年，作《六月二十一日夜起》：“草草随残劫，纷纷谁长雄？死棋聊插手，吾道若为东。” （卷第七）随着清王朝的日薄西山，夜起后来竟然成了郑孝胥的生活习惯，而他自己也乐意将之作为忧心国事的某种象征。
1911年，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走向土崩瓦解。郑孝胥夜起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这似乎意味着某种心境的变化{2}。他自称这是为了“练魄制魂”、“养心寡欲”：“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不能练魄则多欲，不能制魂则多思。多欲多思则流荡忘返，良知本性皆汩没于多欲多思之中，永无见道之日矣。昔陶侃朝夕运甓，此练魄之术也。达摩面壁十年，此制魂之术也。”（《日记》，第2468页）孟子曾有“夜气”之说，认为：“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朱熹注曰：“言人之良心虽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间，亦必有所生长。故平旦未与物接，其气清明之际，良心犹必有发见者。”{1}孟子认为人在清晨的时候是最善良的，因为良心受到夜气的熏陶，未受戕害。郑孝胥的夜起，直接秉承了孟子的“夜气”说，但表达的却是忠于一姓的愚忠与顽冥不化。其《十月二十八日夜起》云：“楼前夜色暗屯兵，雨猛风饕正四更。呵壁问天终不测，枕戈待旦独难平。寇仇土芥成酬报，猿鹤虫沙孰重轻？剩约毗陵子陆子，阳狂被发送余生（陆炜士恶国人之不义，欲被发阳狂以终老）。” （卷第七）正是这种思想的明证。 1918年，郑孝胥作《杂诗》云：“夙根殊未忘，闻鸡如有求。终年起残夜，哀思变明幽。”（卷第九）次年又作《石遗示早睡早起二诗》，其一云：“寐叟深言夜坐非，石遗极道晓行奇。海藏夜夜楼头坐，却是晨钟欲动时。”其二云：“闻鸡待旦已为常，早睡翻成减睡方。记与壶公论夜色，四时霜月抱冰堂。” （卷第九）有意思的是，郑孝胥晚年投靠日寇，多年的老友陈衍毅然与他绝交。并在《石语》中说：“清季国事日非，苏堪中宵即起，托词锻炼筋骨，备万一起用上阵，实就其妾宿也。为妻所破，诟谇之声，闻于户外。苏堪大言欺世，家之不齐，安能救国乎！”{2}而当1937年陈衍去世时，郑孝胥也反唇相讥，作《石遗卒于福州》，其一云：“奄然媚世靡不为，使我不忍与言诗。石遗已矣何所遗，平生好我私以悲。”其二云：“平生喜说诗，扬抑穷一世。所言或甚隽，所作苦不逮。乃知诗有骨，惟俗为难避。牧斋才非弱，无解骨之秽。” （《海藏楼诗集》附录一《佚诗》）郑孝胥还把悼石遗诗拿给诗友陈曾寿看，连陈都觉得“太虐”（1937年8月12日《日记》，第2682页）。
1924年，郑孝胥在京任内务府总理大臣，期间写有不少夜起诗。1925年，溥仪出居天津张园，郑奉命侍讲。《夜起庵赋》当即作于此时，此赋《海藏楼诗集》中未收，现据郑孝胥书法作品，录之如下（序言已见前引文）：
纳举世于斯夜，繄独窹乎一室。天沉沉而忽敛，日黯黯而焉入。山峨峨而霾云，水汤汤而暗激。兽何往而潜藏，鸟何归而戢翼。小人就阴而止，君子向晦而息。夜之象也则静，其德则旷。冶万物为本体，示造化之恒状。时惟大人，观乎物始。玩一气之消长，羌中夕而蹶起。清明兮在躬，屋漏兮相尔。制乎未发之原，操乎无形之里。非兹庵之可托，几何而不为南溟之徒？
落款为“癸酉（1933）冬至后二日录于柳下居”。通观全赋，其主体思想是在不利的大局下，注重个人品性修养，以自保全，蓄势待发。郑孝胥其实是热衷功名之人，却偏偏作一篇这样的赋来自我标榜。其年郑又作《十月初十日贵州丸舟中夜起》：“海上有孤月，流光遍人寰。世人不知敬，谓月光以寒。独有爱月者，中宵起盘桓。愿从月入海，万顷轻波澜。”（卷第十一）外示闲暇，而内实尚欲有为也。
1926年《廿九夜四鼓作》云：“冰簟银床暑未收，时看萤火坠高楼。明河尽向西南泻，一夜金风万斛秋。”（卷第十一）其年又作《夜起庵杂诗十二月十六日》其二云：“昧爽趋行在，二年如一日。我心非有求，吾道贯于一。持是将安穷，前途黑如漆。暗飞能自照，宵行亦奚失。”（卷第十一）恓恓惶惶之心情，可见一斑。1928年，郑孝胥的夫人去世，郑夜不能寐，其中不乏情深真挚之作。如《廿五晓》：“人亡月半规，今夕已下弦。碧天玉指甲，余恨何凄妍。阑干谁复倚，杳杳遂长眠。我为夜起翁，残宵独周旋。聊堪伴孤魂，莫言死相捐。”（卷第十一）《初五晓》：“回首相从五十年，真成一梦送华颠。他乡久客姑埋骨，苦调孤弹更断弦。此世人无胜天幸，未亡我乃让君先。谁知夜起庵中客，夜夜惊魂落月前。” （卷第十一）
1929年，郑孝胥作《夜起庵》诗：“一别高楼寄此庵，五年况味更谁谙？枕堪待旦天难晓，薪已将然卧岂酣。沧海径归真上策，旧京入梦奈空谈。丹青自写灵台状，莫信人夸蔗味甘（相者谓余当有晚遇）。”（卷第十二）真可谓邪火攻心。赴东北后，他仍然夜起不断。1932年“伪满州国”建立，其《十二月廿六日天未明》其二云：“愚公欲移山，恃有子孙在。老夫当及身，移楼著人海（于收京后必更造海藏楼）。”（卷第十二）真是可笑而又可怜。其后还有不少夜起诗，包括其日记中多有作夜起庵图、修夜起庵匾、抄夜起庵赋等，但均已无关宏旨。
郑孝胥在晚清民国属于第一流的旧体诗人，《石遗室诗话》中，将其归为重要一类，所谓“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略别两派：一派为清苍幽峭。自《古诗十九首》、苏、李、陶、谢、王、孟、韦、柳以下，逮贾岛、姚合，宋之陈师道、陈与义、陈傅良、赵师秀、徐照、徐玑、翁卷、严羽，元之范梈、揭傒斯，明之钟惺、谭元春之伦，洗练而熔铸之，体会渊微，出以精思健笔。蕲水陈太初《简学斋诗存》四卷、《白石山馆手稿》一卷，字皆人人能识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积字成句，积句成韵，积韵成章，遂无前人已言之意、已写之景，又皆后人欲言之意、欲写之景，当时嗣响，颇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斋稿》稍足羽翼，而才气所溢，时出入于他派。此一派近日以郑海藏为魁垒，其源合也；而五言佐以东野，七言佐以宛陵、荆公、遗山，斯其异矣。后来之秀，效海藏者，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1}甚至有认为，他的诗学成就，要高于陈三立的：“近人如陈伯严诗，必不如郑苏戡，一太粗，一入微也。然郑诗境界太狭，无复雄博气象，则亦时代为之乎？”{2}而对于郑孝胥的批评也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比如《石语》中，陈衍即谓：“郑苏戡诗专作高腔，然有顿挫故佳。而亦少变化，更喜作宗社党语，极可厌。”③即以郑最擅长的重九与夜起诗而言，这两个有着深厚传统意韵的诗歌主题，在郑笔下确实不乏情景交融、感事言志的佳作。但由于郑的热衷功利、不甘寂寞与投靠倭寇，终于让他成为了同光体诗人中结局最可悲的一位，这当然直接影响到了对他文学成就的评价，以致于很多诗歌读来让人感觉虚伪，言不由衷。君子之于出处，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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