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郑克鲁，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同年成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后转外文所）研究生。1965年至1984年，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其中1981年至1983年在法国当访问学者。1984年至1987年，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87年至今，历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中文系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兼任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协会副会长等。2008年被评为中国资深翻译家。
1987年因翻译《蒂博一家》和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荣膺法国文化部文化教育一级勋章。其编著的《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论巴尔扎克》等荣获上海市和教育部各类奖项。
2012年12月14日，北京。
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典礼在这里举行。上海翻译家郑克鲁先生凭借其译作《第二性》（上下卷）从入围的十部大作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这个由法国大使馆资助、以著名翻译家傅雷命名、专门奖励中国年度翻译和出版的优秀法语图书的大奖。
《第二性》是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最重要作品，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第二性》先后被译成英语等17种文字，波伏瓦由此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女性作家。在《第二性》畅销60余年之后，为广大读者、研究学者还原一个原汁原味的波伏瓦，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购得版权后，特邀法国文学专家郑克鲁担纲翻译。整整花了两年，郑克鲁才攻下这本“充满艰深术语”的“唯一法译中全译本”。
今年73岁高龄的郑克鲁已经有一千万字的译作，曾翻译了《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等世界名著，编写了《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等教材，可称法国文学专家，然而对此番获奖，欣喜之余的郑克鲁对自己的译作却只打了一个“良”级。在其赴京领奖之际，记者日前访问了他。郑先生告诉记者，按照翻译作品的“信达雅”标准，其中“信”与“达”，他是做到了，至于“雅不雅”，这得交由读者来评价。翻译大家的谦虚和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由此可见一斑。
郑观应后代中唯一从事文科者
郑克鲁是中国近代早期爱国民族工商业家、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的曾孙。说起曾祖，郑克鲁感慨不已。咸丰八年（1858年），郑观应在科举考试中遭到失败后，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上海他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1860年，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郑观应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外，还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
1880年，郑观应编定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翻译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使人得而学之。而最体现他思想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完成于1894年。这部巨著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郑克鲁说，曾祖为他的许多见解未更早为人所接受，许多主张未更早在实践中被实施而感到痛苦。但启蒙者的可贵也正在于此，因为他们比较早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光绪1895年读了《盛世危言》，还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该书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而后来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更是在《盛世危言》中直接受到了启迪。
为此，郑克鲁很有感触地说，因为曾祖学了外语，才能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文化和观念，并由于他具有思辨的天赋，加以有文字功底和写作的才能，更勤于动笔，这样才有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盛世危言》。
“我的思考与写作能力也许与他有关，只不过我喜欢的学科不如他那么广泛。我专攻的是法国文学，涉及到外国文学。”郑克鲁笑着说，“说庆幸也好，或说是种遗憾，在他的后代中，唯有我学的和从事的是文科，但不管怎样，多少也算是传承他的衣钵吧。”
念念不忘，向大师致敬
应该说，郑克鲁是幸运的。因为无论在他求学，还是工作期间，他得到中国前辈专家，其中不乏大师的亲授。如李健吾、卞之琳等。李健吾先生是他的导师，卞之琳先生则是他“顶头上司”、外文组组长。
对导师李健吾的“材料功夫”他至今难以忘怀：“我从李先生这里获得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他要求我从扎扎实实的材料中求取真知，并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所以我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注重搜集材料，从而才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观。我曾在法国进修，带回的东西还有许多值得翻译；我编写文学史，编纂教材，自己都要实打实地写上十几万字，几十万字。而正是这些导言、评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被认为同类作品中的高者。”
卞之琳先生当时对郑克鲁说，年轻人也要搞一点当代文学。这对郑克鲁是个鞭策，他由此开始关注当代文学的动态，后来又系统地加以研究。“这些为我后来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大师的先见之明，让我受益匪浅。”郑克鲁至今心存感激。
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期间，郑克鲁看完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百分之九十的作品，当然看的是法文。所以，文革后，当外国文学所主办的《世界文学》准备复刊向大家征稿时，郑克鲁很快递上了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短篇《长寿药水》。当这篇翻译处女作在《世界文学》亮相时，郑克鲁兴奋无比，这促使他马上翻译第二篇巴尔扎克的短篇《不为人知的杰作》，接着又连续翻译好几篇巴尔扎克的作品。1981年，结集出版了《家庭复仇》，这是他的第一本译作。
在郑克鲁的书架上整齐地摆着《蒂博一家》，这是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歇·马丹·杜·伽尔一生心血的结晶，长长七卷本，将近一百万字。看着封面上“郑克鲁译”四个字，再想想翻译《人间喜剧》和《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傅雷先生，翻译《大卫·考坡菲》的张谷若先生，我们无法不对前辈顶礼膜拜。在那没有电脑的时代，对于反复修改的翻译而言，做出那些浩瀚的大部头是多么的不易！ 郑克鲁说，我对大师一直怀着致敬的态度。相比现在我们的条件好多了，我早就用电脑写作，但他们的精神却一直鞭策着我。
郑克鲁于1981年前完成了《蒂博一家》第一册的翻译，五年内出齐了四卷。他介绍说，这部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实主义巨著作为左派“进步作品”，在法国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受到推崇，苏联当时也全文翻译出版，故而“文革”结束后，国内学界也认为是最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
为翻译这部曾给杜·伽尔带来殊荣的作品，郑克鲁称“很累”，并为此耗掉了五六年的工夫。不过，上天不负有心人，这部译作不仅得到了业界的肯定，而且，1987年法国文化部还为此向郑克鲁颁发了文化教育一级勋章。
“重译，总要比前人译得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郑克鲁发现原译作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被删节了五六万字之多时，曾向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建议重译这部名著。李景端采纳了他的意见，并请他担任重译。过后，李景端又主动提出要他重译小仲马的《茶花女》。
本世纪初，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想重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可郑克鲁却没同意。因为他觉得傅雷先生的译本不错，另外这部小说在法国被看成二流作品。而当编辑约他重译《悲惨世界》时，他却接受了。因他认为，《悲惨世界》较之《约翰·克利斯朵夫》更为重要，且它已有的译本文字太老，错译之处也不少。又后来，译文社请他翻译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他又拒绝了，因为他觉得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他小说就差了，他不愿意工夫花在二流作品上。
“对一些名著，为什么要重译？”对于我的疑惑，郑克鲁解释道，一是以前的译本未必做到尽善尽美，有的译者“拆烂污”，错译不少；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往的译文会显得老化，应该重新来过。所以，他认为，重译是有必要的。但他又说，如果是重译，总要比前人译得好些吧，否则干吗要你做重复劳动？
为此，重译对郑克鲁来说，并不轻松，因为有老译本，读者自会比较，有比较就有鉴别。因此，郑克鲁说，别看重译，我是“如履薄冰”，我对每个句子都要斟酌再三，既要准确，又要通畅，并力求文字优美，即所谓的“雅”。通过我的重译，要让人觉得确是一个新译本。
郑克鲁举例《茶花女》，开卷的两段话他是这样译的——我的见解是，唯有悉心研究过人才能塑造人物，正如只有认真地学习过一种语言，才会讲这种语言一样。/由于我没有达到笔下生花的年龄，我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
“这两段话原文很普通、又平直，如果用大白话翻译过来，不是不可以。但是，文学作品是需要文采的。原文不加修饰的语言译成目的语，也用大白话，效果不见得好。这里，我用了几个词：悉心、笔下生花、平铺直叙。读起来就会有点韵味。读者觉得开头不错，便增加了阅读的兴趣。再一点，成语要用得贴切。不可否认，中国的成语与原文会有些很大的出入，因此应用更须小心谨慎。”郑克鲁顶真地说。
接受挑战，翻译《第二性》
1949年，一部堪称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问世，她揭开了妇女文化运动向久远的性别歧视开战的序幕，这就是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她的最重要的作品《第二性》。波伏瓦由此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精神母亲”；法国文化部与伽里玛出版社共同出资，创立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妇女自由奖”，表彰为妇女解放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巴黎塞纳河上的第37座桥也以她的名字命名，成为这条河上第一座以女性命名的桥。
作为法国文学研究专家，郑克鲁对波伏瓦当然十分熟悉。他说，就波伏瓦一生著作而言，其最重要的作品就是《第二性》，此书影响深远，被引用率高得惊人，光是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有约2.7 万篇。但它却迟迟未进入中国，17年后，中国台湾才出了《第二性》第二卷的译本，而大陆的节译本则出现在31年以后。
然而长期以来，这本书犹如一个符号，虽在学术圈和文艺圈频频被提及，但很多人却反映“不好读”或者“翻译得很奇怪”。现在搞清楚了，是译本的“先天不足”出的问题。原出版的几种译本，除了少数介绍性质的节译本是根据法文翻译之外，其它都根据英译本转译。如1953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的《第二性》的英译本译者帕什利只在高中时学过法语，没有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更缺乏对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和当时法国思潮的认识，结果他把原著中的很多内容简化甚至删掉了。据统计，译者的删改达原著的15%之多，而荒唐的是，译者竟主观性自由发挥，并严重扭曲了波伏瓦的原意。为此，相关专家期待一个新译本的出现。而波伏瓦在1985年的一次访谈中也曾表示强烈希望能重出一个“更完整、更忠实”的英译本。
为广大读者、研究学者还原一个原汁原味的波伏瓦和《第二性》，为此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得到了“唯一法译中全译本”的授权后，第一个想到由郑克鲁担纲翻译。郑克鲁当然知道，要从法文原著重新翻译这部书很不容易，但他还是毅然决定接手，因为他知道，这是关于女性的第一部具有理论色彩、自成体系的著作，从理论上看，似乎这方面的著作还没有出其右者。所以翻译此书是对他的一次挑战。
郑克鲁说，《第二性》所引用的材料丰富翔实，论证相当严密。波伏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的生物学知识达到了专业水平，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相当熟悉，她深谙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的著述，而且涉及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心理学、文学、法律、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特别是第一卷有“很多理论词汇”，专门术语充满了艰深，法文原版长达1071页，译成汉字约有70万字。为此，郑克鲁经受了考验，靠着他的学识和素养，整整用了两年时间才译完全书。
郑克鲁最后说，波伏瓦在书中满怀信心地看到女人未来的解放，虽然她并没有提出多少切实可行的方案，但这并没降低《第二性》的理论价值。波伏瓦最后引用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段话作为全书的总结，也许她认为这是与存在主义相通的。这段话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哲学上的高度概括：人类是存在物，男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这个论断作为全书煞尾的警句是十分有力的。所以他表示，“在畅销60年之后，这本书不会过时。在今天，重读《第二性》依然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踏遍青山人未老，郑克鲁关于《第二性》的译本获得了学界的好评，2012年度傅雷翻译出版奖授予他是实至名归。如果说，翻译为不同的语言交流架起了桥梁，那我们祝愿郑克鲁先生这位语言造桥师再创辉煌。
1987年因翻译《蒂博一家》和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荣膺法国文化部文化教育一级勋章。其编著的《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论巴尔扎克》等荣获上海市和教育部各类奖项。
2012年12月14日，北京。
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典礼在这里举行。上海翻译家郑克鲁先生凭借其译作《第二性》（上下卷）从入围的十部大作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这个由法国大使馆资助、以著名翻译家傅雷命名、专门奖励中国年度翻译和出版的优秀法语图书的大奖。
《第二性》是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最重要作品，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第二性》先后被译成英语等17种文字，波伏瓦由此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女性作家。在《第二性》畅销60余年之后，为广大读者、研究学者还原一个原汁原味的波伏瓦，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购得版权后，特邀法国文学专家郑克鲁担纲翻译。整整花了两年，郑克鲁才攻下这本“充满艰深术语”的“唯一法译中全译本”。
今年73岁高龄的郑克鲁已经有一千万字的译作，曾翻译了《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等世界名著，编写了《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等教材，可称法国文学专家，然而对此番获奖，欣喜之余的郑克鲁对自己的译作却只打了一个“良”级。在其赴京领奖之际，记者日前访问了他。郑先生告诉记者，按照翻译作品的“信达雅”标准，其中“信”与“达”，他是做到了，至于“雅不雅”，这得交由读者来评价。翻译大家的谦虚和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由此可见一斑。
郑观应后代中唯一从事文科者
郑克鲁是中国近代早期爱国民族工商业家、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的曾孙。说起曾祖，郑克鲁感慨不已。咸丰八年（1858年），郑观应在科举考试中遭到失败后，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上海他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1860年，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郑观应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外，还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
1880年，郑观应编定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翻译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使人得而学之。而最体现他思想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完成于1894年。这部巨著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郑克鲁说，曾祖为他的许多见解未更早为人所接受，许多主张未更早在实践中被实施而感到痛苦。但启蒙者的可贵也正在于此，因为他们比较早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光绪1895年读了《盛世危言》，还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该书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而后来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更是在《盛世危言》中直接受到了启迪。
为此，郑克鲁很有感触地说，因为曾祖学了外语，才能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文化和观念，并由于他具有思辨的天赋，加以有文字功底和写作的才能，更勤于动笔，这样才有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盛世危言》。
“我的思考与写作能力也许与他有关，只不过我喜欢的学科不如他那么广泛。我专攻的是法国文学，涉及到外国文学。”郑克鲁笑着说，“说庆幸也好，或说是种遗憾，在他的后代中，唯有我学的和从事的是文科，但不管怎样，多少也算是传承他的衣钵吧。”
念念不忘，向大师致敬
应该说，郑克鲁是幸运的。因为无论在他求学，还是工作期间，他得到中国前辈专家，其中不乏大师的亲授。如李健吾、卞之琳等。李健吾先生是他的导师，卞之琳先生则是他“顶头上司”、外文组组长。
对导师李健吾的“材料功夫”他至今难以忘怀：“我从李先生这里获得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他要求我从扎扎实实的材料中求取真知，并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所以我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注重搜集材料，从而才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观。我曾在法国进修，带回的东西还有许多值得翻译；我编写文学史，编纂教材，自己都要实打实地写上十几万字，几十万字。而正是这些导言、评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被认为同类作品中的高者。”
卞之琳先生当时对郑克鲁说，年轻人也要搞一点当代文学。这对郑克鲁是个鞭策，他由此开始关注当代文学的动态，后来又系统地加以研究。“这些为我后来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大师的先见之明，让我受益匪浅。”郑克鲁至今心存感激。
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期间，郑克鲁看完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百分之九十的作品，当然看的是法文。所以，文革后，当外国文学所主办的《世界文学》准备复刊向大家征稿时，郑克鲁很快递上了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短篇《长寿药水》。当这篇翻译处女作在《世界文学》亮相时，郑克鲁兴奋无比，这促使他马上翻译第二篇巴尔扎克的短篇《不为人知的杰作》，接着又连续翻译好几篇巴尔扎克的作品。1981年，结集出版了《家庭复仇》，这是他的第一本译作。
在郑克鲁的书架上整齐地摆着《蒂博一家》，这是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歇·马丹·杜·伽尔一生心血的结晶，长长七卷本，将近一百万字。看着封面上“郑克鲁译”四个字，再想想翻译《人间喜剧》和《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傅雷先生，翻译《大卫·考坡菲》的张谷若先生，我们无法不对前辈顶礼膜拜。在那没有电脑的时代，对于反复修改的翻译而言，做出那些浩瀚的大部头是多么的不易！ 郑克鲁说，我对大师一直怀着致敬的态度。相比现在我们的条件好多了，我早就用电脑写作，但他们的精神却一直鞭策着我。
郑克鲁于1981年前完成了《蒂博一家》第一册的翻译，五年内出齐了四卷。他介绍说，这部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实主义巨著作为左派“进步作品”，在法国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受到推崇，苏联当时也全文翻译出版，故而“文革”结束后，国内学界也认为是最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
为翻译这部曾给杜·伽尔带来殊荣的作品，郑克鲁称“很累”，并为此耗掉了五六年的工夫。不过，上天不负有心人，这部译作不仅得到了业界的肯定，而且，1987年法国文化部还为此向郑克鲁颁发了文化教育一级勋章。
“重译，总要比前人译得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郑克鲁发现原译作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被删节了五六万字之多时，曾向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建议重译这部名著。李景端采纳了他的意见，并请他担任重译。过后，李景端又主动提出要他重译小仲马的《茶花女》。
本世纪初，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想重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可郑克鲁却没同意。因为他觉得傅雷先生的译本不错，另外这部小说在法国被看成二流作品。而当编辑约他重译《悲惨世界》时，他却接受了。因他认为，《悲惨世界》较之《约翰·克利斯朵夫》更为重要，且它已有的译本文字太老，错译之处也不少。又后来，译文社请他翻译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他又拒绝了，因为他觉得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他小说就差了，他不愿意工夫花在二流作品上。
“对一些名著，为什么要重译？”对于我的疑惑，郑克鲁解释道，一是以前的译本未必做到尽善尽美，有的译者“拆烂污”，错译不少；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往的译文会显得老化，应该重新来过。所以，他认为，重译是有必要的。但他又说，如果是重译，总要比前人译得好些吧，否则干吗要你做重复劳动？
为此，重译对郑克鲁来说，并不轻松，因为有老译本，读者自会比较，有比较就有鉴别。因此，郑克鲁说，别看重译，我是“如履薄冰”，我对每个句子都要斟酌再三，既要准确，又要通畅，并力求文字优美，即所谓的“雅”。通过我的重译，要让人觉得确是一个新译本。
郑克鲁举例《茶花女》，开卷的两段话他是这样译的——我的见解是，唯有悉心研究过人才能塑造人物，正如只有认真地学习过一种语言，才会讲这种语言一样。/由于我没有达到笔下生花的年龄，我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
“这两段话原文很普通、又平直，如果用大白话翻译过来，不是不可以。但是，文学作品是需要文采的。原文不加修饰的语言译成目的语，也用大白话，效果不见得好。这里，我用了几个词：悉心、笔下生花、平铺直叙。读起来就会有点韵味。读者觉得开头不错，便增加了阅读的兴趣。再一点，成语要用得贴切。不可否认，中国的成语与原文会有些很大的出入，因此应用更须小心谨慎。”郑克鲁顶真地说。
接受挑战，翻译《第二性》
1949年，一部堪称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问世，她揭开了妇女文化运动向久远的性别歧视开战的序幕，这就是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她的最重要的作品《第二性》。波伏瓦由此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精神母亲”；法国文化部与伽里玛出版社共同出资，创立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妇女自由奖”，表彰为妇女解放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巴黎塞纳河上的第37座桥也以她的名字命名，成为这条河上第一座以女性命名的桥。
作为法国文学研究专家，郑克鲁对波伏瓦当然十分熟悉。他说，就波伏瓦一生著作而言，其最重要的作品就是《第二性》，此书影响深远，被引用率高得惊人，光是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有约2.7 万篇。但它却迟迟未进入中国，17年后，中国台湾才出了《第二性》第二卷的译本，而大陆的节译本则出现在31年以后。
然而长期以来，这本书犹如一个符号，虽在学术圈和文艺圈频频被提及，但很多人却反映“不好读”或者“翻译得很奇怪”。现在搞清楚了，是译本的“先天不足”出的问题。原出版的几种译本，除了少数介绍性质的节译本是根据法文翻译之外，其它都根据英译本转译。如1953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的《第二性》的英译本译者帕什利只在高中时学过法语，没有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更缺乏对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和当时法国思潮的认识，结果他把原著中的很多内容简化甚至删掉了。据统计，译者的删改达原著的15%之多，而荒唐的是，译者竟主观性自由发挥，并严重扭曲了波伏瓦的原意。为此，相关专家期待一个新译本的出现。而波伏瓦在1985年的一次访谈中也曾表示强烈希望能重出一个“更完整、更忠实”的英译本。
为广大读者、研究学者还原一个原汁原味的波伏瓦和《第二性》，为此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得到了“唯一法译中全译本”的授权后，第一个想到由郑克鲁担纲翻译。郑克鲁当然知道，要从法文原著重新翻译这部书很不容易，但他还是毅然决定接手，因为他知道，这是关于女性的第一部具有理论色彩、自成体系的著作，从理论上看，似乎这方面的著作还没有出其右者。所以翻译此书是对他的一次挑战。
郑克鲁说，《第二性》所引用的材料丰富翔实，论证相当严密。波伏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的生物学知识达到了专业水平，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相当熟悉，她深谙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的著述，而且涉及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心理学、文学、法律、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特别是第一卷有“很多理论词汇”，专门术语充满了艰深，法文原版长达1071页，译成汉字约有70万字。为此，郑克鲁经受了考验，靠着他的学识和素养，整整用了两年时间才译完全书。
郑克鲁最后说，波伏瓦在书中满怀信心地看到女人未来的解放，虽然她并没有提出多少切实可行的方案，但这并没降低《第二性》的理论价值。波伏瓦最后引用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段话作为全书的总结，也许她认为这是与存在主义相通的。这段话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哲学上的高度概括：人类是存在物，男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这个论断作为全书煞尾的警句是十分有力的。所以他表示，“在畅销60年之后，这本书不会过时。在今天，重读《第二性》依然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踏遍青山人未老，郑克鲁关于《第二性》的译本获得了学界的好评，2012年度傅雷翻译出版奖授予他是实至名归。如果说，翻译为不同的语言交流架起了桥梁，那我们祝愿郑克鲁先生这位语言造桥师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