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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目前正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将达到每年120亿吨，到本世纪末将超过200亿吨。按这个速度来发展，到2100年，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聚集量将达到百万分之1100，整个地球的气候条件将逐步接近史前年代。
如何才能阻止这一进程继续发展下去？
低碳经济，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新机遇。]
未来的经济必定是“低碳经济”，未来的竞争必定是低碳经济之间的竞争。5月21日，在“低碳经济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研修班上，全国环保各界众多权威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多场次多层面的探讨，最终仍有一个近乎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低碳经济，在绝大部分时刻还只是一个概念，低碳生活也远未达到离开纸面、深入人心的阶段。
何为“低碳经济”？
2003年2月，英国贸工部发布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时任首相布莱尔在序言中首次提出英国将转向“低碳经济”发展。在2005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布莱尔进一步呼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头转向低碳经济。2007年5月，英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通过提高能效、选择低碳燃料来实现低碳经济的能源总体战略，建立了相应的原则和行动框架。目前，低碳经济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已经成为新一轮的国际竞争。跨国企业已开始发掘低碳经济的商业机遇。
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气象灾难频繁等等，这一切都是温室效应产生的，与碳排放巨大关联极大。早在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中，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我国属发展中国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面临的挑战已经来临。2007年12月12日，巴厘岛会议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部门负责人及有关代表开始就2012年后如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展开磋商，并提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要承担碳减排任务。
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预测表明，2025～2030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这种态势已经向我们表明，碳排放不能也不可放任自流。
控制碳排放，我国已经在有效推进。2007年，制订的《能源法》把减排温室气体作为重中之重。在140条法律条文中，有关节约能源、开发利用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条文不下20条。 这些政策取向，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低碳经济已经悄然来到我们中间。
向发展中国家发难
《京都议定书》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规定减排任务。但近两年来，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众矢之的。这两个国家是未来几年国际碳交易市场最大的卖家，将会有大批商人拿着钱排队买碳。
美国总统布什说：“世界第二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是中国，但是中国却被排除在《京都议定书》的限制之外。这是一个需要全世界付出100%努力的问题。美国还要在对付气候变化的问题中担任领导地位，但不愿意被这一有缺陷条约所束缚。”此外，美国、日本、韩国开始抱怨，说它们国家的大气污染都是从中国飘来的。
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有申诉的理由：发达国家发展了几百年，环境该破坏的，你们都破坏了，我们刚一发展，你就喊治理，要求减排。虽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较大，但人均排放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奢侈型人均排放水平，还属于基本需求型排放。2006年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600多个城市中，还有200多个没有污水处理厂，还有1/3的城市是直排。
对外，我们当然可以辩解。但回头看国内，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低碳经济或是今后我们发展的重要挑战和机遇。 我们不妨看一组数据：2005年SO2排放2549万吨，COD排放1414万吨，在当时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在2001年的时候还是28亿吨，2005年就达到53亿吨。如果不加以控制，不搞节能减排，专家预测，煤炭产量到2010年将超过30亿吨，那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凯末尔•德尔维什评论说：“亚洲面临的气候变化的巨大挑战在于如何将普及现代化能源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结合起来。国际合作对于实现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的双赢至关重要，对于经济增长和反贫困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建议成立一个气候变化减排基金，以便发达国家通过清洁能源技术转让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向低碳经济转变。沃特金斯先生指出：“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是发达国家必须向发展中国家支付的入门价格。”创建“减缓气候变化基金”（CCMF）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在低碳能源技术上投资。一方面为减排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了激励机制。为此，到2015年，北方各国政府需每年至少提供860亿美元资助（约占预计国内生产总值的0.2%）。
碳交易莫短视
碳排放交易在中国落地生根，风声水起。
美国国际集团（AIG）近日宣布，将注资400万美元于中国和美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用于补偿该公司2006年所排放的62万吨温室气体总量。其中200万美元，将投资在新疆的农村。这虽然不是第一起碳排放交易，但从美国两家环保NGO、美环保协会和生态发展基金以及新疆环保部门相关负责人悉数到场的来看，无疑具有昭示意义。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当立意高远，以指标换取节能和新能源高新技术。
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博士表示，目前国内CDM项目引进的是资金而非技术，即把我国二氧化碳的指标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国外公司。推进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不能短视，应从长远利益考虑，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
自签订《京都议定书》后，我国政府积极参与到全球气候变化工作当中，并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绿色领导小组办公室。目前已批准1000多个CDM项目，在联合国成功注册24个项目，占总数的16.66%，我国已经成为仅次印度的第二大碳交易国。
尽管数量与日俱增，但引进的却仅是资金。有观点认为，国家所有的CDM项目，没有一个项目是引进的技术，全是资金，即把我国的二氧化碳的指标卖给了国外的公司，而且是以低廉价格卖出。“欧洲发达国家的大量公司都在中国购买二氧化碳，然后将买到的二氧化碳拿到欧洲市场交易。我们卖给他们是15欧元，他们拿到欧洲市场的交易价格可以卖到30~40欧元。”
低碳经济正式启程
CDM项目对于中国而言，最核心的是技术引进而非资金，虽然我国也有一些研发技术，但是并不成熟。科技部相关人士认为，我国推进CDM项目，实际上是想利用这个平台，来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
当下全球碳排放交易大约有600亿美元左右市场规模，中国占其约1/4份额，因此中国成为最大的卖方市场以及欧美公司青睐的对象。虽然把废气排放当作商品进行交易，曾被人批评为可能导致道德问题。但从地球村的公共利益考量，这种交易亦是“两害相衡取其轻”，是遏制全球性天气污染的一种更趋理性的抉择。只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趋利避害，更多的发展自己，必须作一些立意高远，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方略。
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通过碳价格控制，在交易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比如，国际上的价格约15.90美元每吨。按美国国际集团的交易估算，400万美元买62万吨的碳排放指标，每吨约合6.5美元。不仅远远低于国际通行价格，甚至与国家发改委不得低于9.5美元/吨的相关规定，也有很大差距。当然，政府与企业需要寻求长远的碳交易模式，建设公开的平台，参与碳交易规则的制定，成为游戏的主角，以提高价格。另一方面，我国更当着眼于从CDM机制中获取国外先进的技术。
总之，未来中国能源发展的主流趋势是从高碳到低碳，并希望走向无碳，低碳能源是低碳经济的基本保证，清洁生产是关键环节，循环经济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根本方式。
如何才能阻止这一进程继续发展下去？
低碳经济，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新机遇。]
未来的经济必定是“低碳经济”，未来的竞争必定是低碳经济之间的竞争。5月21日，在“低碳经济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研修班上，全国环保各界众多权威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多场次多层面的探讨，最终仍有一个近乎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低碳经济，在绝大部分时刻还只是一个概念，低碳生活也远未达到离开纸面、深入人心的阶段。
何为“低碳经济”？
2003年2月，英国贸工部发布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时任首相布莱尔在序言中首次提出英国将转向“低碳经济”发展。在2005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布莱尔进一步呼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头转向低碳经济。2007年5月，英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通过提高能效、选择低碳燃料来实现低碳经济的能源总体战略，建立了相应的原则和行动框架。目前，低碳经济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已经成为新一轮的国际竞争。跨国企业已开始发掘低碳经济的商业机遇。
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气象灾难频繁等等，这一切都是温室效应产生的，与碳排放巨大关联极大。早在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中，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我国属发展中国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面临的挑战已经来临。2007年12月12日，巴厘岛会议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部门负责人及有关代表开始就2012年后如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展开磋商，并提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要承担碳减排任务。
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预测表明，2025～2030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这种态势已经向我们表明，碳排放不能也不可放任自流。
控制碳排放，我国已经在有效推进。2007年，制订的《能源法》把减排温室气体作为重中之重。在140条法律条文中，有关节约能源、开发利用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条文不下20条。 这些政策取向，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低碳经济已经悄然来到我们中间。
向发展中国家发难
《京都议定书》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规定减排任务。但近两年来，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众矢之的。这两个国家是未来几年国际碳交易市场最大的卖家，将会有大批商人拿着钱排队买碳。
美国总统布什说：“世界第二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是中国，但是中国却被排除在《京都议定书》的限制之外。这是一个需要全世界付出100%努力的问题。美国还要在对付气候变化的问题中担任领导地位，但不愿意被这一有缺陷条约所束缚。”此外，美国、日本、韩国开始抱怨，说它们国家的大气污染都是从中国飘来的。
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有申诉的理由：发达国家发展了几百年，环境该破坏的，你们都破坏了，我们刚一发展，你就喊治理，要求减排。虽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较大，但人均排放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奢侈型人均排放水平，还属于基本需求型排放。2006年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600多个城市中，还有200多个没有污水处理厂，还有1/3的城市是直排。
对外，我们当然可以辩解。但回头看国内，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低碳经济或是今后我们发展的重要挑战和机遇。 我们不妨看一组数据：2005年SO2排放2549万吨，COD排放1414万吨，在当时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在2001年的时候还是28亿吨，2005年就达到53亿吨。如果不加以控制，不搞节能减排，专家预测，煤炭产量到2010年将超过30亿吨，那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凯末尔•德尔维什评论说：“亚洲面临的气候变化的巨大挑战在于如何将普及现代化能源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结合起来。国际合作对于实现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的双赢至关重要，对于经济增长和反贫困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建议成立一个气候变化减排基金，以便发达国家通过清洁能源技术转让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向低碳经济转变。沃特金斯先生指出：“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是发达国家必须向发展中国家支付的入门价格。”创建“减缓气候变化基金”（CCMF）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在低碳能源技术上投资。一方面为减排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了激励机制。为此，到2015年，北方各国政府需每年至少提供860亿美元资助（约占预计国内生产总值的0.2%）。
碳交易莫短视
碳排放交易在中国落地生根，风声水起。
美国国际集团（AIG）近日宣布，将注资400万美元于中国和美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用于补偿该公司2006年所排放的62万吨温室气体总量。其中200万美元，将投资在新疆的农村。这虽然不是第一起碳排放交易，但从美国两家环保NGO、美环保协会和生态发展基金以及新疆环保部门相关负责人悉数到场的来看，无疑具有昭示意义。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当立意高远，以指标换取节能和新能源高新技术。
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博士表示，目前国内CDM项目引进的是资金而非技术，即把我国二氧化碳的指标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国外公司。推进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不能短视，应从长远利益考虑，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
自签订《京都议定书》后，我国政府积极参与到全球气候变化工作当中，并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绿色领导小组办公室。目前已批准1000多个CDM项目，在联合国成功注册24个项目，占总数的16.66%，我国已经成为仅次印度的第二大碳交易国。
尽管数量与日俱增，但引进的却仅是资金。有观点认为，国家所有的CDM项目，没有一个项目是引进的技术，全是资金，即把我国的二氧化碳的指标卖给了国外的公司，而且是以低廉价格卖出。“欧洲发达国家的大量公司都在中国购买二氧化碳，然后将买到的二氧化碳拿到欧洲市场交易。我们卖给他们是15欧元，他们拿到欧洲市场的交易价格可以卖到30~40欧元。”
低碳经济正式启程
CDM项目对于中国而言，最核心的是技术引进而非资金，虽然我国也有一些研发技术，但是并不成熟。科技部相关人士认为，我国推进CDM项目，实际上是想利用这个平台，来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
当下全球碳排放交易大约有600亿美元左右市场规模，中国占其约1/4份额，因此中国成为最大的卖方市场以及欧美公司青睐的对象。虽然把废气排放当作商品进行交易，曾被人批评为可能导致道德问题。但从地球村的公共利益考量，这种交易亦是“两害相衡取其轻”，是遏制全球性天气污染的一种更趋理性的抉择。只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趋利避害，更多的发展自己，必须作一些立意高远，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方略。
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通过碳价格控制，在交易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比如，国际上的价格约15.90美元每吨。按美国国际集团的交易估算，400万美元买62万吨的碳排放指标，每吨约合6.5美元。不仅远远低于国际通行价格，甚至与国家发改委不得低于9.5美元/吨的相关规定，也有很大差距。当然，政府与企业需要寻求长远的碳交易模式，建设公开的平台，参与碳交易规则的制定，成为游戏的主角，以提高价格。另一方面，我国更当着眼于从CDM机制中获取国外先进的技术。
总之，未来中国能源发展的主流趋势是从高碳到低碳，并希望走向无碳，低碳能源是低碳经济的基本保证，清洁生产是关键环节，循环经济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根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