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很近。去离广州180公里的香港读书，与考取了隔壁市的学校相差无几，往来交通的便捷也让人难以如远渡重洋的留学生一般，产生回家不易的乡愁。从生活习性上说，同属粤语区，有着共同饮食习惯与温度气候，在身心上要融入这个新环境，似乎并非难事。
　　然而身临其境后，越在表面上感觉到彼此的相似，就越容易发现细节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文化、习惯上的差别，如靠右侧驾驶，如居民楼的房间多以字母排序而非数字排序等。但更予人启发的，是这座城市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在整体思维模式上与内地的不同。
　　第一次感受到这一点，是在开学前的新生见面会上。班里的内地生基本都是与我同龄的本科应届毕业生，而香港的本地生们在年龄上却体现出多元性——同龄人亦有，已工作多年的中年人也不乏，甚至有年过七旬的退休奶奶。
　　相熟之后问起他们读研的原因，“为了兴趣”而读是我听到最多的答复。我所在专业主要研究中国文化，但班里的那些中年同学们却多从事与金融或商业相关的工作。主要设置在晚上与周末的课程，以及三年内修满学分即可毕业的规定，让他们有条件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来学习自己有研究欲望的内容。虽然，专业所学内容与他们的工作并无直接关联，但“满足自己的喜爱”已是很强大的动力。晚上的课堂常能见到他们西装革履地拎着公文包与充当晚餐的三明治走进教室，为了写论文也会将并不多的休息时间全力投入。
　　最有意思的是班上最高龄的同学——入学时已72岁的June。已经升级为奶奶的她退休前是医生，早有医学硕士学位。退休后，除了照顾孙子，June想找点别的事情来做。她的一个好姐妹比她早一年修读了这个学位，感觉颇有意思便向她作了推荐。于是，通过与我们一样的递交材料、审核、面试等环节，June成为了我的同班同学。我们曾在一门课程中被分在一组。当要为演讲准备、讨论时，June完全不会有长辈的架子；顺利完成一门功课时，她也会与我们喝喝下午茶，一起碰杯庆祝。
　　除了同学以外，学校的授课老师也“各有来头”。诚然，大部分的老师均为名校毕业的专家学者、研究员，但部分课程也会有“特别”的老师来讲授。如我修读的一门“道教文化”课程的授课人便是黄大仙道观的道长，课堂里没有照本宣科，道长凭着丰富的经历与点评，以及各种入道观的体验课堂，让我对道教有了多维度的认知。
　　作为社会的缩影，校园里的不同折射出大环境的差异。然而，我认为这种思维上的差异并非文化上的鸿沟，而更多的是认知角度的不同。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交融的文化环境中生长的港人自然有着城市氛围下带来的语境与表达。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开始时觉得诧异的事其实也并非不可理解。就像最初见到June时我也困惑，为何她会放弃颐养天年的时间来过充满压力的求学生活，可当明白了她的出发点与想法后，72岁的老人无论是投入广场舞或投入课堂，都不过是一种自由选择罢了。
　　不同的思想如形状各异的积木，相遇时难免碰撞摩擦，但找到了彼此融合的角度后，便又能搭盖起高楼大厦。通过沟通与交流，内地生与本地生可以在差异中理解对方，放之大环境里，更多的对话想必才是求同存异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