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和头发,往往会跟政治扯上非常密切的关系。孔夫子感谢管仲,说是没有他,我们就披发左衽了。也就是说要跟蛮夷梳一样的发式,穿一样的衣服——从左边开襟。但是,后来五胡乱华了,逐鹿中原而且逮到鹿的胡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要求汉人跟他们一样,有的时候,反而他们要学汉人。看来,这些胡人并没有怎么把孔夫子的话当回事,在衣服和头发上,态度相当含糊。这种含糊,一直保持到满人入关。真的较真的蛮夷,热衷于以夷变夏的种族,就是满人。他们用武力强迫汉人改发式,变衣冠。把头发大部剃去,后面留一点编成小辫子,衣服自然也要随他们——左衽。
　　对于脑袋顶上的头发,汉人软磨硬泡百多年,最终把发式从大部剃掉变成只脑门前象征性剃去一小部分,实现了七折左右的复辟。而衣服,却没有半点恢复的迹象,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只是在死的时候,换上明朝的袍子——据说这是明亡之际汉人的最后抵抗,所谓生降死不降。但是人都死了,穿衣服给谁看呢?这种汉服,连象征意义都微乎其微。也许,经过满人两百多年的统治,绝大多数汉人,对于衣服和头发的政治变革,已经习惯了。如果不是洋人进来,非要嘲笑中国男人脑后的辫子像猪尾巴,没人觉得这辫子有什么不好。很多人还认为,一条油光铮亮的大辫子,挺好看的。男婚女嫁,如果论嫁时女孩偷看见未来男人有一条这样的辫子,多半是会感到高兴的。至于左衽的胡服,对于多数人来说,其实穿着挺方便的。扣袢取代带钩之后,人毕竟右手好使的多,用右手去左边扣或者解开扣袢,要比反过来用左手方便得多。人们不仅习惯了留辫子,更习惯而且享受了胡服。所以,即便民国了,人们无论男女,还是以满人的胡服为主。上等人的袍褂,下等人的对襟短衫(即今天被我们称之为唐装的衣服),甚至女人的旗袍,都是满人所赐。据说民国时,陈叔通穿着袍褂,穿着西装的留学生回来见他,说你为什么还穿这个?陈叔通说,你穿的是什么?留学生说,我穿的是外国服。陈说,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在革命党人,尤其是光复会出身的人眼里,汉人早在满清入关之际,已经亡国了。章太炎自称是“支那遗民”,即使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也视满人为外族,所以要驱逐鞑虏。自然,满人强迫汉人留的辫子,着的胡服,都是夷变夏,民族耻辱的象征。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服饰上,对于辫子往往比较更在意一点。尽管有朝廷的禁令在,能剪,也就都剪了,因为实在受不了老外的嘲笑。对于衣服,却要马虎得多。即使在国外穿西装,回国也都一身袍褂,再寒酸,也是长衫。孙中山仿照日本的学生服,设计了中山装,但真正流行,得在后来国民党主政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力主穿中山装的,是立志改革国民党的蓝衣社,是他们把中山装变成了“干部时装”,即便如此,天天穿中山装的,往往也是党部人员。在革命尚未成功之际,真正变了服装的,据信只有章太炎一人。在苏报案发的时候,据当时的报纸报道,章太炎就穿了一身道袍,其实不是道袍,而是他根据古礼设计出来的汉服——右衽的深衣大袍。出狱到了日本,还是这套汉服,不过跟日本的和服有些混淆,后来就干脆穿起了和服,就像我们在老照片上看到的那副样子。
　　革命了,革命党人第一个社会改良步骤,就是剪辫子。在变衣冠上,倒没有太多的用心。无论是孙中山的中山装,还是章太炎的汉服,都没有被封为正统。大家还是原来穿什么,还穿什么。只有浙江章太炎个别的同乡,才会穿出明朝的服装迎接革命,头上还戴着方巾。但是,参加革命的会党中的某些人,却感到有变变服装的需要。最受他们青睐的汉服,是戏服里的短靠武生的夜行衣。一身黑,扎上彩色的带子,帽子或者头巾上再结一个大红的绒球,精神。就跟戏台上的武松和石秀一般。革命刚成功,汉口和长沙街上,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英雄豪杰,四川、贵州的会党,也大抵如此,对戏装有着强烈的爱好。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汉官威仪。当然,在陕西的会党看来,武生的装束,显然威仪不够,于是,他们坐堂审案,找来了戏服里的蟒袍玉带,甚至穿上皂靴,打扮得跟京剧里的包公一样。四川独立,保路运动的首领蒲殿俊做了都督,人们传说他头戴紫金冠,插着野鸡翎,身穿大红袍,腰围玉带,脚上还蹬双皂靴。四川的某些袍哥,特别钟情于道袍,他们的思路跟章太炎相近,只是不懂周礼,所以,就穿道士的大袍出来,展示自家的汉官威仪。正巧,那时候也有一些人为了避免被革命党剪辫子,戴上了高帽子,远远望去,跟鲁迅笔下的无常似的。高帽子和宽道袍,其实正好配对儿。
　　幸好,革命党人并非像人们传说的那样,革命是为了恢复明朝,为崇祯皇帝戴孝。会党虽然人数不少,但毕竟不是革命党的主流。戏班子里的戏服也不够多,没法满足人们恢复汉官威仪的欲望。因此,我们看到,革命后的革命党大人物,穿得最多的,还是西装和袍褂。只消把辫子剪了,不让外国人笑话,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