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指出，要辩证看待一季度经济数据，当前经济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稳固。要用好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凝神聚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堵点，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一个走在对外开放道路上的超大型经济体永远会遇到如何实现内部循环与外部循环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挑战。不应否认，目前中国在实现外部良性循环方面遭遇了严峻挑战：中国拓展国际空间的阻力在增多，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空间受到人为的限制，中国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的渠道被堵塞，妖魔化中国已成为西方世界遏制中国的常用伎俩。在如此环境下，如何避免因外部不确定性增多而对“双循环”战略的推进造成不利影响，就成了不容忽视的系统问题和重要方面。
　　不确定性用另一种概念解释就是风险。就中国面临的不确定性种类而论，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一直存在的甚至是固有的，有的则是因中国的或者是外部环境变化新引致、新产生的。这些外部不确定性根据成因及影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西方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格局改变、调整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另一类则是因价值观冲突或针对中国崛起而刻意发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后者无疑会对中国的外循环造成更多的不利影响。
　　从对影响中国“双循环”战略系统推进的主要方面看，下述的外部不确定性需要倍加注意并致力克服和防范。
　　（一）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一年多来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蔓延，已导致全球范围内人们交往方式的改变，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发生急剧调整，服务贸易亦因此大受冲击;何时能像疫情发生前那样重开国门，恢复人员、物资、服务、技术的自由流动，目前仍是未知数。而由疫情引起的国家间的摩擦加剧，加上一些政客的煽风点火，所谓的疫情外溢正成为划分敌我阵营的某种基础。

　　（二）全球恢复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5月 11日，联合国公布的《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表示，由于中国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全球经济增长正在缓慢恢复，但新冠肺炎疫情及新冠疫苗在很多国家储量不足，将威胁全球广泛的经济恢复。各国疫情防控能力的不平衡，一方面导致全球生产体系和供给体系的极度失衡，另一方面又加深了全球消费结构、消费体系的不平衡。对中国，无疑会带来外部需求变化的重大不确定性。要看到，从去年到今年年初的外贸增长，很大程度是贸易转移效应所带来的，是因为那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生产能力急剧萎缩给我们留下了特别的供给空间。当很多国家疫苗供给到位、疫情明显缓解、其产业链和供应链恢复了以后，之前的贸易订单是否依然转移到中国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自去年 11月以來，新出口订单整体呈回落态势，由于春节期间部分需求后置，3月份，海外需求一度出现跳涨，但 4月份再次进入下行区间，5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 2.1个百分点，为 48.3%，跌至荣枯线之下，反映出国外订单较上月减少。
　　（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毋庸讳言，全球货币政策当前正徘徊在十字路口。当下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全球资本市场进入通胀敏感期。美国4月PCE物价指数同比升 3.6%，超预期升 3.5%，较前值2.3%大幅提高，创2008 年以来最快增速;4月份 CPI 同比增长 4.2%，环比增长高达 0.8%;PPI 同比增长 6.2%，环比增长 0.6%，数据远超预期。美国3月份20个大城市的房价全部上涨，作为市场风向标的凯斯—希勒房价指数3月份增长率为13.2%，创造自2005年12月以来的最大涨幅。美国商务部数据同时显示，美国4月份新房销售中位价为 37.24 万美元，比去年同期高出 20.1%，这是 1988 年以来的最大涨幅。美联储对这些似乎并不以为然，公开表述仍认为这不是趋势性的，少数几个热点数据不会导致加息。
　　但不论通胀是暂时的，还是只刚开了头，都可能会对通胀预期及货币政策取向造成扰乱。从会对全球货币政策变化带来重大影响的美联储未来政策走向上看，其一直未对市场发出清晰的政策信号。如 6 月 3 日，美联储“三把手”、在职期间拥有 FOMC 永久投票权的美国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在接受采访时称，现在不是美联储调整 QE买债的时候，“尽管官员们讨论未来选项是有道理的”。他坚持一贯的观点，即美国经济仍然未取得实现美联储通胀与就业双重目标的“进一步实质性进展”，因此对调整买债政策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远不足以采取行动”。而同日，2023年才有 FOMC投票权，但参与每次FOMC政策讨论的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也发表讲话，重申对调整QE买债“宜早不宜迟”的态度，与同事威廉姆斯的鸽派言论形成鲜明对比。卡普兰称，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估值达到历史高位的背景下，“美联储应该尽快开始讨论购买抵押贷款支持债券 MBS的有效性”，“现在是时候了”。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果美联储判断错误，一旦其发现不对时迅速调整方向，并使得货币紧缩的幅度和持续的时间超过资本市场普遍预期，那么这个后果将是难以估量的。伯克希尔创建人查理·芒格就认为，美国巨额政府支出与极低利率的组合“这种极端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没有任何限制地继续这样做，那么，联邦支出将以灾难告终”。 　　其他一些经济体近期对货币政策的表态也耐人寻味。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强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但预计今年潜在通胀压力增加。但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仍维持不变。加拿大通胀率从3月份的2.2%攀升至4月份的3.7%，是2011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加拿大央行表示，尽管经济前景改善，复苏仍需要特别的货币政策支持，所以利率不变的承诺将维持至 2022年下半年。
　　（四）资本市场波动的不确定性。今年以来，全球资本市场正经历通胀预期上升—抛售美债—美债收益率上升—股市下跌的波动过程。了解全球资本市场变化的人都清楚，与去年不同，今年全球的资本市场一直被通胀预期及美国国债利率变化所左右。如在当地时间3月18 日，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跃升11个基点，至1.75%，3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6 个基点，自2019年 8 月以来首次突破2.5%水平时，美股三大股指应声全线大跌，投资人开始抛售被追捧多时的高成长个股。而6月4日因美国5月仅新增就业人口55.9万，低于市场预期的65.0万，这一结果缓和了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担忧，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当周低点1.58%，美国三大股指亦随之上扬。今年以来美债收益率的变化不仅带来了资本市场的反复波动，更带来了全球投资结构的变化，投资者已开始从较多押注于成长股转向周期股和价值股;而中国内地股市及香港股市也随之发生着相应变化。
　　必须承认，因全球货币流动性的过度泛滥，全球各种资产市场均出现了泡沫。美联储在半年度金融稳定报告中表示，各种资产市场的风险偏好上升正拉升估值，并在美国金融体系中产生脆弱性。美联储理事、负责联储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布雷纳德在报告发布时称：“与风险偏好回升相关的脆弱性正在增加，估值拉升与企业债务处于很高水平相结合值得关注，因可能放大重新定价事件的效应。”在这种环境下，如果风险偏好回落，则价格可能容易出现“大幅下跌”。
　　毫无疑问，未来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得到修正之时，更大的资本市场波动将在所难免。因此，能否在应付未来外部资本市场更大的不确定性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将是中国争取实现外部良性循环必须面对的系统问题。
　　（五）国际供应链重组的不确定性。6月1日，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贝克·麦坚时”）最新发布的一份名为《最新进展：供应链与贸易调整》的报告显示，在亚太地区开展业务的企业正寻求降低供应源风险;同时，地缘政治和监管风险已成为比成本更为关键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全球供应链正经历巨大调整。
　　贝克·麦坚时2021年第一季度对亚太地区800名企业领袖进行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6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供应链和生产中心已经或正在经历转型。该地区绝大多数企业正在转向在岸外包（46%）、近岸外包（78%）、内包（67%）、寻找新的运营地点（73%），或综合运用数种策略。贝克·麦坚时的报告认为，贸易摩擦和不断加剧的保护主义不仅导致供应链发生了巨大变化，更成为目前领导亚太地区大型企业的高管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与此同时，各国不断增加对外商投资的限制，这也对企业选择生产地点产生了重大影响， 超过半数（62%）的企业已将投资转向门槛较低的司法辖区。有三分之一的企业领袖（34%） 正在考虑大幅调整投资策略，他们将重点放到了境内市场而非离岸市场。泰国和中国内地的企业领导人更是前述观点的拥趸，其中，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企业深耕本土市场会获得更大成功。
　　能够看到的是，正在发生调整变化的全球供应链重塑正在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侧重制度相似性及地理便利性的特点，越来越多地考虑抵御地缘政治冲突和公共危机冲击的综合社会能力。
　　這些因素也不可避免会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地位造成影响。
　　（六）供给端遭遇攻击的不确定性。应当承认，对于应对国际经贸领域的竞争和冲突，我们较多想到的或警惕的是来自需求端的攻击，比如提高关税、环境壁垒、进口配额等。
　　但源自供给端的攻击同样不可忽视。供给端的攻击通常指的是通过操纵重要商品的供给数量或价格，对一国供给端或生产端形成目标明确的冲击，进而打击该国的某些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其危害和隐蔽性丝毫不亚于需求端攻击。去年以来的大宗商品涨价既有全球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因素作用，又有主要经济体对供应链主导权争夺的影响，其明显表现出了对居供应链低价值端国家的利益掠夺目的及对这些国家供给端造成掣肘的企图。前一段时间的大宗商品涨价对中国的相关生产性企业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增加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难度。
　　（七）对外投资、贷款安全收回存在不确定性。据商务部有关公告，201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369.1亿美元，至 201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 2.2万亿美元，次于美国（7.7万亿美元）和荷兰（2.6万亿美元）。这些投资覆盖全球 18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超 2.7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 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4.4 万家，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万家，2019年当年实现直接投资186.9亿美元，同比增长4.5%，占同期流量的13.7%;年末存量 1794.7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 8.2%。因疫情的影响，中国投资的相当部分国家经济发展遇到了空前的压力，偿债履约能力普遍下降，这无疑会对有关投资、贷款的安全收回带来不确定性。而这些既关系到未来对外继续投资的可持续性，又关系到实现内部有效循环的连续性。
　　不言而喻，一国的国内社会经济活动必然会成为其外部经济活动的延伸体现出来，同时其国际社会经济活动的境况及效率如何又必然会对其国内经济活动带来这样那样的回溢影响。上述种种不确定性，都势必会对中国的外循环带来这样那样的掣肘或限制，因此，需多层次、多维度地形成对这些不确定性的研判、克服及化解的系统准备，包括政策和制度层面的，也包括市场和资源配置方面的。
　　避免不确定性就是避免风险，克服不确定性就是要战胜风险或降低风险。中国的外部循环策略能否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的，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中国自身在各方面的努力，中国完全有条件在对外开放、环境保护、公共危机防控、减贪纾困、跨境数字商业平台建设、提供供应链安全节点等领域与世界各国展开多方位、多层次合作。
　　要不遗余力地巩固和拓展外部发展空间，这是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根本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