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上海租界中的华人出现了一种流行病症。第一个病例被报告的时间是5月30日，当天先后有15人中招，该病蔓延迅速，不及一周租界工部局医院就有50人入院诊治，未入院的感染者估计尚有数百人。他们大多是华人，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工部局各机关工作人员及商店伙计等，其中沪宁铁路是重灾区，患者共35人，中国青年会则有50名学生和数名教员染病。工部局卫生处所获得的数据中，仅有一个外国人。
　　这可以看作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瘟疫登陆中国之初的情景。
　　大概四五个月前，大流感在美国爆发，随战争征兵而传播到欧洲，接下来又感染了整个世界。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一次流感可以导致5000万至1亿人的死亡。
　　一个叫史丹莱的西医在上海查验过流感患者后，给上百人休了病假。他对媒体说，这个传染病属骨痛热病，是流行性感冒的一种。这种病数年前在上海曾流传过，它是热带特有之病，大约是由蚊虫传来上海。不过，1918年上海的蚊虫非常少见，所以史丹莱对这一点也坦陈不能确定。他乐观估计，经医验诊后，一二日内当可确定该病真实属性，它并不危险，患者少至一日多至四日即可痊愈。
　　在上海《申报》上，6月4日～17日先后有十篇专题报道，描述上海新流感的进展。从这些报道可知，随着时间推移，患者越来越多，且不断有人死去，而医界对此束手无策。
　　其他省市的情形同样严重。譬如江苏镇江、扬州等地，病患者很快达到数百人，他们的身体症状先是脑痛、身酸，而后寒热，传染迅速，“朝发夕毙”。医界认为这和上海的流感同源。六月中旬，鉴于疫情的严重程度，首都北京已经开始筹设中央防疫事宜，由卫生司长刘道仁负责。
　　和在美国的情形一样，流感在中国进入一个小高潮之后，又很快归于沉寂。但没过多久，再度卷土重来，傳染力度则倍增。九月的美国，人心惶惶。中国则要再晚一个月，才进入死尸枕藉时间。从媒体的报道可知，这一波疫情，最先在浙江绍兴的上虞西乡引燃。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沈敦和第一时间致电绍兴柯桥红十字分会倪仲敬，表示见到各报载有绍兴上虞西乡发生剧烈时疫导致死亡无数的报道，目前疫情已蔓延至宁波，当地苦无医药。沈敦和要求倪仲敬立即查明病情，并派王培元医生带医队及药品来绍兴参与救治。
　　这一波疫情的死亡人数和蔓延区域，远远超过五六月那一次。譬如江西九江，《申报》报道称，九江近因天气干燥、久晴不雨，叠见疫症流行，沙河一带传染疫症尤甚，“死者无棺可购，生者接踵而亡，亦云惨矣！”安徽省亦是疫症流行，传染极广，“病初起时，骨痛咳嗽，忽寒忽热，往往视为热症，误投凉药，因此丧命者时有所闻。”
　　疫情已经严重到十死其一的程度。旅沪河南人金策澄10月26日给上海《申报》写信，讲述了老家河南的惨状。
　　在给《申报》的信函中，绍兴人屠子香、裴丽生表示，当地的棺材已经不够用了，需要慈善人士对此进行施舍。除此之外，医院施药和隔离消毒亦亟待解决。
　　上海、江苏、天津、北京、河南、安徽、江西、山西、四川以及东北等地，均为疫疠所困。
　　红十字会展开了救助行动。10月27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沈仲礼接到赴绍兴医疗队鲍忠琅等人来函，内称他们前往绍兴上虞西乡崧厦镇自治所会晤了俞岳庭及绍兴同乡会代表屠子香等绅董，讨论疫情救治办法。该地自七月以来，天未降雨，河水干枯，交通断绝。崧厦镇区内共五万余户，染病者一开始有类似寒热、胸闷、喉干等症状，患者如咳嗽可保无虞，否则三日内毙命。一个月之内已有千余人病亡。现在虽然情况略好，但染病者仍十有其八。他们暂借崧镇义学开办了临时医院，在各公所村庄黏贴布告，并想方设法引进化验品。
　　仅崧厦镇一个月内就病死千余人，可见疫情来势之汹汹。当时并没有关于这次疫情全国死亡人数的权威统计，但可以想见是一个天文数字。一直到1919年一二月间，中国媒体上关于流感的报道才日渐消退。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流感导致了大规模的死亡，但在当时的中国，却缺乏相应的统计数据。媒体、政府部门以及主流医界对流感亦缺乏正确认知，各种不靠谱的传统疗法仍受到广泛的推荐。很显然，用温凉寒热来定性不断变异的病毒性流感，离题过于遥远。
　　（据《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