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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一般侧重于丝路贸易兴盛的汉宫时期，而蒙元时期丝路贸易很少有人涉足。其实，蒙元时期是中外关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东西方陆路经济交往仁丝绸之路贸易史上也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因此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蒙元时期丝绸之路贸易初探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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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一般侧重于丝路贸易兴盛的汉宫时期，而蒙元时期丝路贸易很少有人涉足。其实，蒙元时期是中外关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东西方陆路经济交往仁丝绸之路贸易史上也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因此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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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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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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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释法琳《辩正论》卷六自注日：“考梁陈齐魏之前，唯以瓠卢成（盛）经，本无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论》及杜氏《幽求》，并云：‘道无形质，益阴阳之精也。’《陶隐居内传》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王淳《三教论》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凭衣食。梁陆修静之为此形也’”。释法琳考证说南北朝时道教尚未将“道”形像化，尚无元始天尊形像，这是有可能的。
春秋末年，各诸侯国统治阶级中涌现出一批食俸禄的军功官僚，有别于食封土的旧贵族。到战国时期，随着各国“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军功爵制的发展完善，军功官僚逐渐成为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中坚力量，一个新型的政治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在各国君主的统领下，在当时的社会变革大潮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们在考察了这个集团的具体情况之后，觉得传统史学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旧观点很不确当，有重新讨论的必要；而深入剖析把握这个集团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价值取向，应是准确评价战国社会变革问题的重要一环。
通常认为，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其实，夏代远未形成大一统的局面。所谓的夏朝，实际上是以夏后氏为盟主、由众多独立族邦组成的族邦联盟。这种联盟松散而不稳固，具有城邦即城市国家的特点。
在封建专制集权下，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自秦始皇起在法理上就规定：“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出令、决策权直接归属君主独掌。但即使是“衡石量书”、“日理万机”那样勤勉的始皇帝，对纷繁庞杂的行政庶务也不能事必躬亲，而必须把部份权力分给臣僚。顾炎武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天子之权乃益尊。”这表明皇帝只有把部分权力寄于天下之人，方能达到“执天下之大权”权归天子。
段商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自上个世纪末开始发现甲骨文以来，尤其是田野考古发掘莲勃开展以来，几乎完全改变了方向。一批批重要的考古资料陆续出土，有如一条条可靠的史料，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实物史料就更显其珍贵了。许多研究殷商历史与文化的学者，面对殷墟、妇好墓、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黄陂商城、广汉三星堆器物坑、新干大洋洲大墓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考古发现，先后进行过一些诠解。正确地解释田野考古获得的实物史料，用它们复原真实的历史，并不足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除陌”又称垫陌、抽贯，是唐代的重要财政措施，但旧史记载颇为疏略，值得探讨。《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发表《唐代“除陌”释论》一文（以下简称《释论》），首次就有关问题作了较全面的阐释，弥补了以前研究的不足。
始于北魏、历北齐、北周至隋唐长达三百年之久的均田制度，近四十年来，虽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但由于均田制度内涵的复杂、文献记载的漏落，仍有诸多问题尚处在扑朔迷离之中。令人欣慰的是，一九九一年八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际平先生的《均田制新探》（以下简称《新探》），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将均田制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隋唐五代宋初，私社盛行；这个日期，也是中国寺院的兴盛时期。研究二者的关系，不论对了解私社的历史，还是对佛教史，都有重要意义。隋唐五代宋初的私社，犬体有两种类型，一类主要从事佛教活动，一类主要从事经济和生活的互助活动，有些社则兼具上述两类社的职能。而这些兼具两类社职能的私社，又大多是从第二类演变而来，本文拟对这类社的演变过程及其与寺院的关系略作探讨。
一《金史·食货志》二《牛具税》载：“牛头税，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共制每来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这是一条有关女真牛头地分配制度的重要史料，但记载简略，既未说明阿时形成制度，也未提供如何具体实施的情形。因此有必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