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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参与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29个“大脚印”的燃放，湖南浏阳东信烟花的老板钟自奇还是感受到了竞争的残酷。如何在地方政府热情高涨的烟花盛宴上分得一杯羹，是他要全力应对的问题。
这家烟花企业以120万元承接下了西南地区某城市国庆焰火的燃放项目。而在地方政府烟花消费释放出的数以亿元计的产值面前，这仅仅是一朵不起眼的“小浪花”。
各地政府纷纷上马烟花项目，使节庆中的政府烟花消费逐步升温。国庆节前夕，浏阳烟花企业共接到1000多场燃放订单，因安保等原因，最终放了168场。
其间，由重庆市政府办公厅牵头的“音乐焰火晚会”上演。重庆一家媒体对此津津乐道：“此次晚会耗资超过350万，是重庆史上最盛大的烟火晚会，规模和效果仅次于天安门广场。”
“烟花潮”
国庆期间，在广州，曾在北京奥运会上风光无限的熊猫烟花再次绽放。珠江上空共燃放了20万发烟花，广州市政府公开信息称为此埋单330万元。
2009年国庆，并非武汉市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燃放烟花。在武汉市民的印象中，烟花的规模一年比一年大，今年国庆分10月1日、3日、6日三个不同时段大规模燃放。
中央电视台从2007年春节开始，已连续三年在新址燃放烟花。其中，2007年烟花燃放价值30万，2008年达50万。今年的央视新址大火，就是因为违规燃放烟花造成的。
湖南浏阳作为中国烟花之都，生产了世界上70％以上的烟花爆竹。
这个1994年还戴着“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山区市，在短短10年间，仅仅依靠夜空中绚烂的烟花，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
浏阳烟花爆竹总会办公室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1月到9月，浏阳共燃放焰火559场，总金额达2.4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65场。
浏阳花炮局的一份内部通报称：2009年国庆期间，浏阳焰火在各地规模燃放约200场，规模燃放总金额约1.8亿元。
而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浏阳市的烟花企业在全国88个城市放了127场焰火，销售额为3560万元。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又将是众多花炮企业争夺的大蛋糕。浏阳市花炮局副局长葛光明透露，他们预估其焰火燃放市场份额可达12亿元，浏阳烟花将与其他两省烟花企业共享。
今年浏阳烟花产业利好空前。浏阳市花炮局的一份内部材料乐观地评述——去年经销商积压的货物基本销售完毕，企业的国内订单逐步增多，花炮行业遭受经济低迷带来的创伤逐步复苏。
政府下单不差钱
受金融危机影响，浏阳烟花出口严重受阻，北京奥运会后各级政府对烟花的“采购热”，成为浏阳烟花企业的关注目标。
浏阳市的大部分爆竹工厂都远离市区，分布在周围的山峦与谷地中。何继荣的庆典烟花公司承接的订单中，30％来自政府，70％来自出口，公司基本上不接民间订单。
多数企业亦不寄希望于正规的招标途径，他们更倾向于去各地“找关系”。何继荣告诉本刊记者，奥运会过后，政府订单越来越多，而且每一单都价值几十万、几百万。
“政府下单不差钱，企业可以尝到甜头。”飞鹰烟花公司董事长黄文辉说。
今年国庆期间，反恐和预防甲流形势严峻，中央紧急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控制烟花燃放。这一举措下，许多地方政府纷纷退掉了订单。
国际烟花总会秘书长刘东辉向本刊介绍，整个浏阳烟花产业因此损失上亿。
何继荣说，央视新楼大火后，浙江奉化退了一场价值六七十万的订单，桂林市政府也退了价值数十万元的单。飞鹰烟花公司同样被退了几个大订单。对于这种情况，多数企业并没有“讨要说法”，他们更看重长期的合作关系。
“有的地方点名就要奥运会烟花，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提前打款的方式抢购。”东信烟花董事长钟自奇说。
“政府都希望能够与曾经燃放过奥运会焰火的公司合作，这样会显得更加有品位。”钟自奇因此掌握了主动权，“小城市我都推了，首先要保证大城市。”
他们公司在北京设了5个点，其他队伍则分散在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大城市。
“一些地方政府燃放烟花，主要是看重光亮缤纷的场面，认为会拉动地方的GDP增长。”钟自奇说。曾经有一位领导对他说：“放了你们浏阳的烟花，我们的财政收入都增加了许多。”
但何继荣提到，2006年，他们接到河南鹤壁市的订单。经过公司技术人员考察，当地选择的燃放地点空间小，安全隐患太大，推掉了这单生意。
江苏某市的一场焰火表演，原定下午5点戒严，但当地政府为了搞宣传，工作人员晚上7点多才封锁现场。
何继荣说，他当时就想终止燃放，“20多万人挤在一起，只剩40分钟应对现场，肯定会出乱子。”
何继荣告诉本刊记者，他与当地领导商议，但对方坚持要放。僵持之下，他把遥控器关掉了，领导急红了眼，对何继荣说：“我自己来放。”就要去抢遥控器。何继荣说：“当时那位领导比我更急!”
“蛋糕”争夺白热化
尽管浏阳焰火燃放企业在全国各地频频露脸，可是真正由企业自己打入当地市场直接拿到的业务却很少。
2008年2月，广东三水发生烟花爆炸，佛山市政府随后叫停三水港烟花出口，浏阳花炮运输南线通道受阻。
三水港的“闭关”令浏阳花炮出口严重受阻。浏阳花炮局副局长葛光明提供的数据是，“出口锐减70％”。浏阳花炮企业只得深耕国内市场，对于政府订单更是趋之若鹜。浏阳烟花总会培训了1000多名营销人员，期望提高与各地政府的谈判能力。
浏阳焰火燃放无法直接对接终端消费市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浏阳加瑞华烟花公司董事长贺建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焰火燃放采购普遍由官方调控，各地烟花爆竹经营权也被当地政府下属的日杂公司或者供销社所控制。供销社作为中间商，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转手费用，因为它们掌控着当地的烟花准入渠道，兼具政府背景，成为众烟花企业争先攻克的“高地”。
也因此，今年5月浏阳市政府在全国已经建立了十个烟花营销网点，从政府相关部门抽调副科级干部20多人，负责内销网点的工作。
飞鹰烟花公司董事长黄文辉向本刊介绍，为竞争政府订单，很多企业都会公关相关领导。“很多时候质量一般的、但有门道的烟花公司最终会走到前面，大有‘劣币驱逐良币’的意味。”何继荣无奈地说。
解决掉2008年因金融危机积压的库存，亦成为花炮企业一再讨好地方政府的原因，“政府的单放得大些，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浏阳烟花爆竹总会办公室负责人说。
葛光明介绍说，国内市场的烟花销售达到了140亿，除了浏阳的烟花企业外，江西、陕西、安徽、广西的烟花企业也都参与其中。“这140亿分配在全国7000多家企业中，导致烟花价格偏低。”黄文 辉说。
“争夺政府订单也带来了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贺建武说，今年全运会期间有一场烟花晚会，浏阳的两家烟花企业竞争，经过一番较量，最终一家企业决定义演，燃放费分文不取。
黄文辉所经营的飞鹰烟花公司原本已经和某市政府签订好了合同，而另一家烟花公司为了得到这一政府订单，以半价把它夺了过来。
在其他企业已与政府签订了合同的情况下，跟政府商议更低的价钱，将前者挤出市场的事例不胜枚举。
政府采购潜规则
何继荣告诉本刊记者，地方政府采购烟花的途径分为两种：一是直接派人考察、采购；二是通过当地政府的烟花牌照公司来采购。
而对于政府采购招标会，华盛烟花公司副总雷雅茜委婉地表示，“表面上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并不透明。”
加瑞华烟花公司董事长贺建武表示，企业竞标政府采购项目，如果扣除生产成本及回扣，实际利润空间已经大幅缩减。烟花生产商必须有相关资质，而采购者得到采购认可，这中间也要经过几道程序。出于安全考虑，安监部门及公安部门都会介入，而这也是一个缺乏监管的灰色地带。
在政府采购烟花过程中，相关负责人捞取回扣已成行业潜规则。央视新址大火余烟未烬，新址建设办公室主任徐威即接受了审查。徐威负责今年的央视烟花采购，据说他从中获得了8万多元’回扣。
国庆期间，浏阳一家燃放企业在某市放了一场焰火，经当地供销部门、中间商的层层转包，结果，一场当地报价200万元的燃放，到达该企业手中只剩下了60万元，有的烟花企业甚至实际只能赚二三十万元。
有时企业也会投机取巧，比如一场晚会，主办单位要求燃放价值100万的烟花，企业因为公关成本高，赚不到钱，可能就只放了价值80万的。而地方政府的个别领导因为得到回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黄文辉介绍，烟花企业在与政府合作过程中，都必须给政府相关部门一定的返利，“不然就无法拿到订单”。
政府部门一般在岁末和烟花企业结账，所以烟花消费的拖欠款现象，也颇令烟花企业头痛。
贺建武对本刊记者说，一个真实的事例是——今年国庆期间，南方某省会城市市政府公布的烟花财政支出是600万元，而据他了解，燃放烟花的公司最终实际所得为150万元。“剩下的450万哪里去了?”
“烟花企业打政府牌风险大，可延续性有限，万一当地官员落马或者调动了，关系就难维持。”贺建武说，浏阳有一家规模曾经排在前三名的烟花企业，一直以政府订单为主。2007年，该公司发生重大爆炸事故，政府将订单大部分撤回。这家公司随即陷入困境。
怎样的烟花消费才能让百姓快乐
不久前，第四届国际烟花协会年会在浏阳召开，主题是烟花燃放的安全问题与烟花带给世界的快乐，而却有人质疑，地方政府这样大张旗鼓地燃放烟花，盲目跟风消费，怎么能让普通百姓感到快乐?
两年前，浏阳市曾燃放一条23公里长的鞭炮，响了68分钟，热闹非常。不过这个活动却引来媒体炮轰。据报道，烧一次长鞭炮耗掉了逾8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由浏阳市鞭炮厂和地方政府共同支付。当地原本想创下“世界最长的鞭炮”纪录，但湖南以外省份的媒体则批评，浏阳是白烧钱了。
雷雅茜告诉本刊，加拿大同样对烟花情有独钟，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国际烟花节，成为当地的一道盛宴。而在今年，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组委会宣告取消烟火表演。当地政府没有因这项活动是温哥华的城市名片而法外施恩，而民众却给予了理解与赞赏。“与绚烂烟花带来的华美景象相比，民众更关心政府是否合理谨慎地使用纳税人的钱。”
雷雅茜说，温哥华国际烟花节，对于前期的几百万投入，都有复杂的财务审计体系，每项支出都师出有名。
“这个烟花节，每年都会拉动当地3700万加元的消费额。可以说，主办这样一场烟花节，经济上、财政上的风险实际很小。”她说。
这家烟花企业以120万元承接下了西南地区某城市国庆焰火的燃放项目。而在地方政府烟花消费释放出的数以亿元计的产值面前，这仅仅是一朵不起眼的“小浪花”。
各地政府纷纷上马烟花项目，使节庆中的政府烟花消费逐步升温。国庆节前夕，浏阳烟花企业共接到1000多场燃放订单，因安保等原因，最终放了168场。
其间，由重庆市政府办公厅牵头的“音乐焰火晚会”上演。重庆一家媒体对此津津乐道：“此次晚会耗资超过350万，是重庆史上最盛大的烟火晚会，规模和效果仅次于天安门广场。”
“烟花潮”
国庆期间，在广州，曾在北京奥运会上风光无限的熊猫烟花再次绽放。珠江上空共燃放了20万发烟花，广州市政府公开信息称为此埋单330万元。
2009年国庆，并非武汉市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燃放烟花。在武汉市民的印象中，烟花的规模一年比一年大，今年国庆分10月1日、3日、6日三个不同时段大规模燃放。
中央电视台从2007年春节开始，已连续三年在新址燃放烟花。其中，2007年烟花燃放价值30万，2008年达50万。今年的央视新址大火，就是因为违规燃放烟花造成的。
湖南浏阳作为中国烟花之都，生产了世界上70％以上的烟花爆竹。
这个1994年还戴着“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山区市，在短短10年间，仅仅依靠夜空中绚烂的烟花，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
浏阳烟花爆竹总会办公室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1月到9月，浏阳共燃放焰火559场，总金额达2.4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65场。
浏阳花炮局的一份内部通报称：2009年国庆期间，浏阳焰火在各地规模燃放约200场，规模燃放总金额约1.8亿元。
而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浏阳市的烟花企业在全国88个城市放了127场焰火，销售额为3560万元。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又将是众多花炮企业争夺的大蛋糕。浏阳市花炮局副局长葛光明透露，他们预估其焰火燃放市场份额可达12亿元，浏阳烟花将与其他两省烟花企业共享。
今年浏阳烟花产业利好空前。浏阳市花炮局的一份内部材料乐观地评述——去年经销商积压的货物基本销售完毕，企业的国内订单逐步增多，花炮行业遭受经济低迷带来的创伤逐步复苏。
政府下单不差钱
受金融危机影响，浏阳烟花出口严重受阻，北京奥运会后各级政府对烟花的“采购热”，成为浏阳烟花企业的关注目标。
浏阳市的大部分爆竹工厂都远离市区，分布在周围的山峦与谷地中。何继荣的庆典烟花公司承接的订单中，30％来自政府，70％来自出口，公司基本上不接民间订单。
多数企业亦不寄希望于正规的招标途径，他们更倾向于去各地“找关系”。何继荣告诉本刊记者，奥运会过后，政府订单越来越多，而且每一单都价值几十万、几百万。
“政府下单不差钱，企业可以尝到甜头。”飞鹰烟花公司董事长黄文辉说。
今年国庆期间，反恐和预防甲流形势严峻，中央紧急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控制烟花燃放。这一举措下，许多地方政府纷纷退掉了订单。
国际烟花总会秘书长刘东辉向本刊介绍，整个浏阳烟花产业因此损失上亿。
何继荣说，央视新楼大火后，浙江奉化退了一场价值六七十万的订单，桂林市政府也退了价值数十万元的单。飞鹰烟花公司同样被退了几个大订单。对于这种情况，多数企业并没有“讨要说法”，他们更看重长期的合作关系。
“有的地方点名就要奥运会烟花，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提前打款的方式抢购。”东信烟花董事长钟自奇说。
“政府都希望能够与曾经燃放过奥运会焰火的公司合作，这样会显得更加有品位。”钟自奇因此掌握了主动权，“小城市我都推了，首先要保证大城市。”
他们公司在北京设了5个点，其他队伍则分散在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大城市。
“一些地方政府燃放烟花，主要是看重光亮缤纷的场面，认为会拉动地方的GDP增长。”钟自奇说。曾经有一位领导对他说：“放了你们浏阳的烟花，我们的财政收入都增加了许多。”
但何继荣提到，2006年，他们接到河南鹤壁市的订单。经过公司技术人员考察，当地选择的燃放地点空间小，安全隐患太大，推掉了这单生意。
江苏某市的一场焰火表演，原定下午5点戒严，但当地政府为了搞宣传，工作人员晚上7点多才封锁现场。
何继荣说，他当时就想终止燃放，“20多万人挤在一起，只剩40分钟应对现场，肯定会出乱子。”
何继荣告诉本刊记者，他与当地领导商议，但对方坚持要放。僵持之下，他把遥控器关掉了，领导急红了眼，对何继荣说：“我自己来放。”就要去抢遥控器。何继荣说：“当时那位领导比我更急!”
“蛋糕”争夺白热化
尽管浏阳焰火燃放企业在全国各地频频露脸，可是真正由企业自己打入当地市场直接拿到的业务却很少。
2008年2月，广东三水发生烟花爆炸，佛山市政府随后叫停三水港烟花出口，浏阳花炮运输南线通道受阻。
三水港的“闭关”令浏阳花炮出口严重受阻。浏阳花炮局副局长葛光明提供的数据是，“出口锐减70％”。浏阳花炮企业只得深耕国内市场，对于政府订单更是趋之若鹜。浏阳烟花总会培训了1000多名营销人员，期望提高与各地政府的谈判能力。
浏阳焰火燃放无法直接对接终端消费市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浏阳加瑞华烟花公司董事长贺建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焰火燃放采购普遍由官方调控，各地烟花爆竹经营权也被当地政府下属的日杂公司或者供销社所控制。供销社作为中间商，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转手费用，因为它们掌控着当地的烟花准入渠道，兼具政府背景，成为众烟花企业争先攻克的“高地”。
也因此，今年5月浏阳市政府在全国已经建立了十个烟花营销网点，从政府相关部门抽调副科级干部20多人，负责内销网点的工作。
飞鹰烟花公司董事长黄文辉向本刊介绍，为竞争政府订单，很多企业都会公关相关领导。“很多时候质量一般的、但有门道的烟花公司最终会走到前面，大有‘劣币驱逐良币’的意味。”何继荣无奈地说。
解决掉2008年因金融危机积压的库存，亦成为花炮企业一再讨好地方政府的原因，“政府的单放得大些，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浏阳烟花爆竹总会办公室负责人说。
葛光明介绍说，国内市场的烟花销售达到了140亿，除了浏阳的烟花企业外，江西、陕西、安徽、广西的烟花企业也都参与其中。“这140亿分配在全国7000多家企业中，导致烟花价格偏低。”黄文 辉说。
“争夺政府订单也带来了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贺建武说，今年全运会期间有一场烟花晚会，浏阳的两家烟花企业竞争，经过一番较量，最终一家企业决定义演，燃放费分文不取。
黄文辉所经营的飞鹰烟花公司原本已经和某市政府签订好了合同，而另一家烟花公司为了得到这一政府订单，以半价把它夺了过来。
在其他企业已与政府签订了合同的情况下，跟政府商议更低的价钱，将前者挤出市场的事例不胜枚举。
政府采购潜规则
何继荣告诉本刊记者，地方政府采购烟花的途径分为两种：一是直接派人考察、采购；二是通过当地政府的烟花牌照公司来采购。
而对于政府采购招标会，华盛烟花公司副总雷雅茜委婉地表示，“表面上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并不透明。”
加瑞华烟花公司董事长贺建武表示，企业竞标政府采购项目，如果扣除生产成本及回扣，实际利润空间已经大幅缩减。烟花生产商必须有相关资质，而采购者得到采购认可，这中间也要经过几道程序。出于安全考虑，安监部门及公安部门都会介入，而这也是一个缺乏监管的灰色地带。
在政府采购烟花过程中，相关负责人捞取回扣已成行业潜规则。央视新址大火余烟未烬，新址建设办公室主任徐威即接受了审查。徐威负责今年的央视烟花采购，据说他从中获得了8万多元’回扣。
国庆期间，浏阳一家燃放企业在某市放了一场焰火，经当地供销部门、中间商的层层转包，结果，一场当地报价200万元的燃放，到达该企业手中只剩下了60万元，有的烟花企业甚至实际只能赚二三十万元。
有时企业也会投机取巧，比如一场晚会，主办单位要求燃放价值100万的烟花，企业因为公关成本高，赚不到钱，可能就只放了价值80万的。而地方政府的个别领导因为得到回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黄文辉介绍，烟花企业在与政府合作过程中，都必须给政府相关部门一定的返利，“不然就无法拿到订单”。
政府部门一般在岁末和烟花企业结账，所以烟花消费的拖欠款现象，也颇令烟花企业头痛。
贺建武对本刊记者说，一个真实的事例是——今年国庆期间，南方某省会城市市政府公布的烟花财政支出是600万元，而据他了解，燃放烟花的公司最终实际所得为150万元。“剩下的450万哪里去了?”
“烟花企业打政府牌风险大，可延续性有限，万一当地官员落马或者调动了，关系就难维持。”贺建武说，浏阳有一家规模曾经排在前三名的烟花企业，一直以政府订单为主。2007年，该公司发生重大爆炸事故，政府将订单大部分撤回。这家公司随即陷入困境。
怎样的烟花消费才能让百姓快乐
不久前，第四届国际烟花协会年会在浏阳召开，主题是烟花燃放的安全问题与烟花带给世界的快乐，而却有人质疑，地方政府这样大张旗鼓地燃放烟花，盲目跟风消费，怎么能让普通百姓感到快乐?
两年前，浏阳市曾燃放一条23公里长的鞭炮，响了68分钟，热闹非常。不过这个活动却引来媒体炮轰。据报道，烧一次长鞭炮耗掉了逾8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由浏阳市鞭炮厂和地方政府共同支付。当地原本想创下“世界最长的鞭炮”纪录，但湖南以外省份的媒体则批评，浏阳是白烧钱了。
雷雅茜告诉本刊，加拿大同样对烟花情有独钟，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国际烟花节，成为当地的一道盛宴。而在今年，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组委会宣告取消烟火表演。当地政府没有因这项活动是温哥华的城市名片而法外施恩，而民众却给予了理解与赞赏。“与绚烂烟花带来的华美景象相比，民众更关心政府是否合理谨慎地使用纳税人的钱。”
雷雅茜说，温哥华国际烟花节，对于前期的几百万投入，都有复杂的财务审计体系，每项支出都师出有名。
“这个烟花节，每年都会拉动当地3700万加元的消费额。可以说，主办这样一场烟花节，经济上、财政上的风险实际很小。”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