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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省力原则，词汇的产生应当从单、双音节组合开始，这在各语言表示范畴基本层次的词汇中得到了验证，但与此同时，有许多可能出现的单、双音节组合并没有对应的单词，而一些单词之间却又存在同音异义的现象。文章从省力原则出发，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对此现象做出解释，同时提出构词过程中理据和任意构词的“双层筛”模式。
关键词：理据性；任意性；省力原则；同音词；构词
省力原则问世以来，其应用范围迅速向各领域拓展，但在它发源的语言学研究中却鲜有人问津。理据性和任意性的争论，从索绪尔提出“任意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起就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认知语言学兴起之后，语言的理据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个话题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我们就把省力原则和它结合起来，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探讨这个问题。
一、 省力原则和构词
认知语言学家们反复提及，人类语言中有11个基本颜色词，而它们的特征之一就是构词简单，都由单个字词构成，其它领域表示范畴的基础层次的词也大多具有这个特征。这是符合省力原则的。但我们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有许多可能出现的单、双音节组合今天并没有对应单词，同时一些单词之间却存在同音异义或同形异义的现象。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人们在命名事物时跳过了这些单、双音节词，选择了更多音节的组合；第二：在音节数相当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一些组合被弃用，有一些音（形）组成的符号却被重复使用，象征不同的事物。
（一）没有对应单词的组合
现代汉语总共有21个声母，39个韵母，自由组合能产生819种搭配，但只存在406种。除去j、q、x不能和u拼读，仍有大量理论上能出现的组合没有对应的汉字。而这406种组合加上声调后只有约1330种，（王寅，《什么是认知语言学》：139）也就是说有约300种可能的带声调的音节并未出现。综合以上两点，汉语的发音只使用了声母和韵母全部组合能力的约40%。而现代俄语共有33个字母，其中包括10个元音，21个辅音，以及软音符号和硬音符号。由于拼音文字长度上的扩展性和多音节词中各词素显而易见的理据性，我们不能和汉语一样通过简单的计算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翻开字典，以管窥豹，可见一斑。例如以”со”加上一个辅音构成的单音节词，如果随机组合，加上软辅音应该是36种，但事实上只有“сок， сом， сон， сор”四种今天被收录在词典中（见《现代俄汉双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版），而“да”则只有“дар， даль， дань”三种。如此说来，俄语单词占所有可能组合的比例甚至更小于汉语。
（二）同音词现象
同音词现象在汉语中自不必說，只有1330种发音，要表达上万个汉字，这些音就不可避免地被重复使用，如“yi”对应的字多达百余。英语的字母可以对应多种读音，因而同音词也极为常见 ，如“wait、 weight”，“write、right、wright、rite”更是四词同音，而俄语中由于字母拼读时的发音相对固定，这种现象要稍少一些，但也并不鲜见。同音异义的成因有很多，就俄语而言，主要有1、外来词与原有词，例如брак“婚姻”的义项派生自动词“брать”，而“废品”的义项则来自德语“brack”；2、不同语言的外来词，例如“мат”席子的义项来自德语，“将死”来自阿拉伯语，“消光”则来自法语；3、来自同一语言不同时期的词，比如“нота”的“音符”和“照会”两个义项都来自拉丁语，但是出现的时间不同；4、缩写词和普通名词，缩写词МИГ（米格飞机）和普通名词миг（瞬间）的发音相同；5、俄语原有的同音词（见《俄语同音词词典对同音词的界定》）。其中，前四种情况是语言发展的巧合，我们不做研究。第五种可能存在有三类情况①：1、多义词逐渐分解，多义词不同义项之间的意义失去联系，如“свет”的“光明”、“世界”两个义项；2、不同词个别形式的书写和发音重合的词，如“печь”的“加热”和“炉子”；3、同音词素构成的同音关系，如“нора”（巢）的指小表爱形式恰巧和“норка”（貂）相同。我们可以看到，后两种是由于俄语的变格变位或是指小表爱等词形变换带来的，也属于巧合。真正有研究价值的是第一种，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隐喻转喻思维带给词语转义的强大拓展性。我们可以把此类同音词视为同源词发展的一种极端现象。
注①А.П.Окунева的《现代俄语同音词词典》中没有收录因发音规则而发音相同的词，如лук-луг（《俄语同音词词典对同音词的界定》）
那么两者之间有没有边界，即会不会出现一个义项通过理据构词所得的单词因为过长而
被人们舍弃，转而使用随机产生的较短词呢？我们认为不会，首先隐喻和转喻的思维方式会在相当程度上限制单词的长度；其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人们会更倾向于使用该词的缩略形式而非另起炉灶。一个常见的例子是英语中长达45个字母的“尘肺病”一词，今天人们表达这个所指的时候通常用“pneumoconiosis”，也即原词首尾两个词素的组合。缩略词也是一种理据性的存在，不光是长单词和词组。一些并不长的单词在常用领域内也会以缩写的形式出现，如图纸中“включитель”通常写做“вклю.”，字典上“разговорный”则标注为“разг.”，这体现了人们的省力倾向，同时也说明，构词的省力是建立在理据的基础上的。
二、 新词形成的“双层筛”模式
我们认为两者形成一种“双层筛”的模式，且第一层“筛选”是根据理据性完成的。语言符号的选择并非完全任意，而是在一个由人们思维决定的范围内任意。打个比方，假设人类一共可以创造1000种符号，那么符合我们思维对一种事物的认知的有100种，该事物的命名的确是任意的，但只是在这100种之中任意，而非全部的1000种。下面是一个“双层筛”工作的实例。
（一）新词Phubbing的产生 为了创造一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在多人集会上拿着手机，不和人交流而是盯着手机的行为”，2012年5月22日，各界专家们展开了讨论，最终得出了“phubbing”一词，而在讨论过程中也出现了“nubbing， phaphing， exing， floling， igging， bitting， telesnute”等提议，这些提议各有理据，可以视作是对同一事物认知不同侧面的突显，而phubbing所代表的侧面被更多人所关注。此过程是存在任意性的，这次讨论是各行业专家共同进行，以期得出为全英语世界所广泛接受的方案。可以想见，在各群体相对隔离的状态下，他们会使用自己所关注的侧面所代表的那个词。在语言产生的初始阶段，由于人类各群体交流不便，这种任意性就会比较明显，不同语言中的同一事物也就会有不同的语音外壳。但更重要的是，在无数种组合中，必须通过理据性的第一层筛选才能得出这些待选方案。总之，一个新词“约定俗成”的过程我们认为可以概括如下：人们对一个事物存在表达需求——通过理据性进行第一层筛选，得出备选方案——通过任意性在备选方案中指定其中之一——社会群体自觉或被动接受此方案。只是这一过程的外在形式会有一些不同，在群体数量小而相对隔离的情况下，第一步筛选不会像“phubbing”的诞生这样被罗列出来，而是直接出现了被突显侧面的对应符号。这时看起来就像只进行了一次筛选。但相对于人脑的全部认知能力而言，第一步筛选仍然是存在的。
（二）最初的单词是否绝对任意
Phubbing作为现代产生的词，其理据性是毫无疑问的，那些落选的方案也是一样，但索绪尔任意性的支持者们相信，后产生的词存在一定理据，即相对任意性，而人类最初的词是绝对任意的。我们并不同意这个观点。这就需要讨论一些问题，例如，1、为什么现在留下来的单词是“сок， сом， сон， сор”而不是“сов， соб……”；2、貓可不可以是dog，狗可不可以是cat等。
当然，我们的看法是一种假说，索氏的观点同样是一种假说，我们欢迎质疑和争议，但是我们认为，因为理据暂不可考就认为它是绝对任意的，这就像当时人们不理解各种自然现象而臆想出各种神来，并不是科学的做法。现有关于语言起源的假说固然不够有解释力，但如果因此而否认探索理据的努力，那就陷入了“任意论”的消极做法，无益于学科的发展。
三、 结语
理据性和任意性在构词过程中是共同存在、相互作用的，但在此过程中，理据性先于任意性作用，并占据优先地位。而“双层筛”模式在词汇产生的各个历时阶段都存在，且理据性的影响作用随着语言的发展而越发突显。
参考文献：
[1] 姜望琪. Zipf与省力原则[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87-95
[2] 颜韵宇. 对语言符号任意性和理据性的思考[J]. 宜宾学院学报，2009（7）：84-86
[3] 刘俏、吴哲. 俄语同音词词典对同音词的界定[J]. 黑河学院学报，2014（6）：29-31.
[4] 孙凤波.浅析俄语中的同音异义现象[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11）：129-130
关键词：理据性；任意性；省力原则；同音词；构词
省力原则问世以来，其应用范围迅速向各领域拓展，但在它发源的语言学研究中却鲜有人问津。理据性和任意性的争论，从索绪尔提出“任意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起就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认知语言学兴起之后，语言的理据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个话题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我们就把省力原则和它结合起来，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探讨这个问题。
一、 省力原则和构词
认知语言学家们反复提及，人类语言中有11个基本颜色词，而它们的特征之一就是构词简单，都由单个字词构成，其它领域表示范畴的基础层次的词也大多具有这个特征。这是符合省力原则的。但我们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有许多可能出现的单、双音节组合今天并没有对应单词，同时一些单词之间却存在同音异义或同形异义的现象。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人们在命名事物时跳过了这些单、双音节词，选择了更多音节的组合；第二：在音节数相当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一些组合被弃用，有一些音（形）组成的符号却被重复使用，象征不同的事物。
（一）没有对应单词的组合
现代汉语总共有21个声母，39个韵母，自由组合能产生819种搭配，但只存在406种。除去j、q、x不能和u拼读，仍有大量理论上能出现的组合没有对应的汉字。而这406种组合加上声调后只有约1330种，（王寅，《什么是认知语言学》：139）也就是说有约300种可能的带声调的音节并未出现。综合以上两点，汉语的发音只使用了声母和韵母全部组合能力的约40%。而现代俄语共有33个字母，其中包括10个元音，21个辅音，以及软音符号和硬音符号。由于拼音文字长度上的扩展性和多音节词中各词素显而易见的理据性，我们不能和汉语一样通过简单的计算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翻开字典，以管窥豹，可见一斑。例如以”со”加上一个辅音构成的单音节词，如果随机组合，加上软辅音应该是36种，但事实上只有“сок， сом， сон， сор”四种今天被收录在词典中（见《现代俄汉双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版），而“да”则只有“дар， даль， дань”三种。如此说来，俄语单词占所有可能组合的比例甚至更小于汉语。
（二）同音词现象
同音词现象在汉语中自不必說，只有1330种发音，要表达上万个汉字，这些音就不可避免地被重复使用，如“yi”对应的字多达百余。英语的字母可以对应多种读音，因而同音词也极为常见 ，如“wait、 weight”，“write、right、wright、rite”更是四词同音，而俄语中由于字母拼读时的发音相对固定，这种现象要稍少一些，但也并不鲜见。同音异义的成因有很多，就俄语而言，主要有1、外来词与原有词，例如брак“婚姻”的义项派生自动词“брать”，而“废品”的义项则来自德语“brack”；2、不同语言的外来词，例如“мат”席子的义项来自德语，“将死”来自阿拉伯语，“消光”则来自法语；3、来自同一语言不同时期的词，比如“нота”的“音符”和“照会”两个义项都来自拉丁语，但是出现的时间不同；4、缩写词和普通名词，缩写词МИГ（米格飞机）和普通名词миг（瞬间）的发音相同；5、俄语原有的同音词（见《俄语同音词词典对同音词的界定》）。其中，前四种情况是语言发展的巧合，我们不做研究。第五种可能存在有三类情况①：1、多义词逐渐分解，多义词不同义项之间的意义失去联系，如“свет”的“光明”、“世界”两个义项；2、不同词个别形式的书写和发音重合的词，如“печь”的“加热”和“炉子”；3、同音词素构成的同音关系，如“нора”（巢）的指小表爱形式恰巧和“норка”（貂）相同。我们可以看到，后两种是由于俄语的变格变位或是指小表爱等词形变换带来的，也属于巧合。真正有研究价值的是第一种，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隐喻转喻思维带给词语转义的强大拓展性。我们可以把此类同音词视为同源词发展的一种极端现象。
注①А.П.Окунева的《现代俄语同音词词典》中没有收录因发音规则而发音相同的词，如лук-луг（《俄语同音词词典对同音词的界定》）
那么两者之间有没有边界，即会不会出现一个义项通过理据构词所得的单词因为过长而
被人们舍弃，转而使用随机产生的较短词呢？我们认为不会，首先隐喻和转喻的思维方式会在相当程度上限制单词的长度；其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人们会更倾向于使用该词的缩略形式而非另起炉灶。一个常见的例子是英语中长达45个字母的“尘肺病”一词，今天人们表达这个所指的时候通常用“pneumoconiosis”，也即原词首尾两个词素的组合。缩略词也是一种理据性的存在，不光是长单词和词组。一些并不长的单词在常用领域内也会以缩写的形式出现，如图纸中“включитель”通常写做“вклю.”，字典上“разговорный”则标注为“разг.”，这体现了人们的省力倾向，同时也说明，构词的省力是建立在理据的基础上的。
二、 新词形成的“双层筛”模式
我们认为两者形成一种“双层筛”的模式，且第一层“筛选”是根据理据性完成的。语言符号的选择并非完全任意，而是在一个由人们思维决定的范围内任意。打个比方，假设人类一共可以创造1000种符号，那么符合我们思维对一种事物的认知的有100种，该事物的命名的确是任意的，但只是在这100种之中任意，而非全部的1000种。下面是一个“双层筛”工作的实例。
（一）新词Phubbing的产生 为了创造一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在多人集会上拿着手机，不和人交流而是盯着手机的行为”，2012年5月22日，各界专家们展开了讨论，最终得出了“phubbing”一词，而在讨论过程中也出现了“nubbing， phaphing， exing， floling， igging， bitting， telesnute”等提议，这些提议各有理据，可以视作是对同一事物认知不同侧面的突显，而phubbing所代表的侧面被更多人所关注。此过程是存在任意性的，这次讨论是各行业专家共同进行，以期得出为全英语世界所广泛接受的方案。可以想见，在各群体相对隔离的状态下，他们会使用自己所关注的侧面所代表的那个词。在语言产生的初始阶段，由于人类各群体交流不便，这种任意性就会比较明显，不同语言中的同一事物也就会有不同的语音外壳。但更重要的是，在无数种组合中，必须通过理据性的第一层筛选才能得出这些待选方案。总之，一个新词“约定俗成”的过程我们认为可以概括如下：人们对一个事物存在表达需求——通过理据性进行第一层筛选，得出备选方案——通过任意性在备选方案中指定其中之一——社会群体自觉或被动接受此方案。只是这一过程的外在形式会有一些不同，在群体数量小而相对隔离的情况下，第一步筛选不会像“phubbing”的诞生这样被罗列出来，而是直接出现了被突显侧面的对应符号。这时看起来就像只进行了一次筛选。但相对于人脑的全部认知能力而言，第一步筛选仍然是存在的。
（二）最初的单词是否绝对任意
Phubbing作为现代产生的词，其理据性是毫无疑问的，那些落选的方案也是一样，但索绪尔任意性的支持者们相信，后产生的词存在一定理据，即相对任意性，而人类最初的词是绝对任意的。我们并不同意这个观点。这就需要讨论一些问题，例如，1、为什么现在留下来的单词是“сок， сом， сон， сор”而不是“сов， соб……”；2、貓可不可以是dog，狗可不可以是cat等。
当然，我们的看法是一种假说，索氏的观点同样是一种假说，我们欢迎质疑和争议，但是我们认为，因为理据暂不可考就认为它是绝对任意的，这就像当时人们不理解各种自然现象而臆想出各种神来，并不是科学的做法。现有关于语言起源的假说固然不够有解释力，但如果因此而否认探索理据的努力，那就陷入了“任意论”的消极做法，无益于学科的发展。
三、 结语
理据性和任意性在构词过程中是共同存在、相互作用的，但在此过程中，理据性先于任意性作用，并占据优先地位。而“双层筛”模式在词汇产生的各个历时阶段都存在，且理据性的影响作用随着语言的发展而越发突显。
参考文献：
[1] 姜望琪. Zipf与省力原则[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87-95
[2] 颜韵宇. 对语言符号任意性和理据性的思考[J]. 宜宾学院学报，2009（7）：84-86
[3] 刘俏、吴哲. 俄语同音词词典对同音词的界定[J]. 黑河学院学报，2014（6）：29-31.
[4] 孙凤波.浅析俄语中的同音异义现象[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11）：129-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