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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日中央情报部曾给吴克坚情报系统發来嘉奖电，电文说：“克坚并转全体工作同志：几年来你们在克坚同志领导下，不避艰险，任劳任怨，坚守工作岗位，获得敌人各种重要情报，建设和保证了同中央的联络，直接配合了党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胜利，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特电嘉奖。”这一电文高度评价了吴克坚和他的战友们为党所立的特殊功绩，当然这也包括吴克坚所领导的电台工作。1946年至1949年，吴克坚情报系统在上海、南京、长沙、福州先后建立了9部电台。其中在上海有4部秘密电台和2部收报台，密台的台号分别是岭台、崎台、昆台、岚台；2部收报台为冠台、家瑞台。“文义”作为电文中吴克坚的秘密代号。1947年1月到1949年6月，4部密台共发出电报977份，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以国民党高层亲属为掩护人的岭台
岭台于1946年底建立，报务员为肖瑞云，联系人莫止，掩护人为祁式潜、居瀛棣夫妇。机要员先为康伯钧，后为梁汉莲。
1945年秋，祁式潜由刘少文介绍，成为吴克坚的助手之一。l946年5月，吴克坚和祁式潜一起回到上海。祁到上海后，按照吴克坚的指示，在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底江湾路租了一幢三层楼房，正对着虹口公园。祁的岳父，也就是居瀛棣的父亲居正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吴克坚考虑到居家的社会地位，不易引起怀疑，决定在此建台。
居瀛棣家的三楼有两间小屋，报务员肖瑞云住其中一间，在那里做秘密工作。房间十分狭小，仅够放一张床，一个桌子。在吴克坚的安排下，他们在大门门槛下挖一个地洞，平时就把电台放在地洞里，用时取出。地洞一直延伸到大门外的弄堂里，万一敌人来了，一般也察觉不到。肖对外称居瀛棣为阿姊，别人问起就说是居的表弟。
据居瀛棣后来回忆，肖瑞云在三楼管理一架电台，公开职业是店员，家庭生活很困难，组织上补助也有限，食宿于居家，他们也不时接济一下他。至于其他情况，诸如电台的来源和架设经过，居瀛棣都不清楚。她相信祁式潜做的事情，祁不说就是她不该问的，这已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祁平时也是这样教育孩子们的。
当时，祁式潜在中央银行任二等专员，实际上挂个名，只拿钱不做事，这是居瀛棣的母亲设法为他谋到的差事。祁就经常利用在银行的办公室与吴克坚接头，还藏过电台。若碰见外人，祁就介绍说，吴是湖南的大地主，来这谈生意的。有时，祁式潜和吴克坚索性就到居瀛棣的父亲家的会客室里碰头。吴也去祁式潜家，好像朋友串门一样，与祁的老母亲寒暄几句，偶尔也留下吃顿饭。
最初担任岭台机要员的是康伯钧。康原是延安派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做机要工作的，1946年10月由组织上派到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工作。1948年底，组织上决定调康伯钧经香港转华北回解放区，由梁汉莲继续担任岭台的机要员。梁于l948年5月离开河北阜平东黄泥中社部所在地。因为路上不好走，要过封锁线，转了很多弯子，最后于1948年11月绕道香港才到达上海。吴克坚派居瀛棣到香港接梁汉莲。梁汉莲负责给肖瑞云的电台译电。有时，吴克坚的妻子王清也到居瀛棣工作的邮汇总局，用送烟卷和点心的方式交给居一些要拍发的电稿，由居瀛棣带回去交给肖瑞云发出去。岭台的电报量很大，在译电时，肖瑞云有时听不清楚个别字，就写张小字条，嘱咐梁汉莲在译电时注意一下。因为彼此间情况全然不知，梁就在字条上称肖为“老哥”，肖称梁为“小弟”。解放后，肖瑞云很想知道这个叫小弟的同志到底是谁，莫止就把梁汉莲介绍给他，肖才恍然大悟，原来“小弟”是位女同志。
岭台约在1946年底l947年初开始通报，一直工作到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在吴克坚系统的几部电台中，肖瑞云负责的这部电台工作时间最长，收发报量最大，工作也最辛苦，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他是一个极其认真负责的人，业务水平很高，所收发的电稿清晰准确，很少出错。
狡兔三窟的崎台
吴克坚有句名言：“一个经常发出大量讯号的无线电台绝不宜在一处久留。”电台不能在一处久留，过一段时间无论有无危险信号，都要转移。如崎台实际上就是使用的同一部电台，却先后换了三个地方，由三组工作人员使用。这样电台多，人员变化多，呼号多，波长乱，时间不定，台址多变，使敌特弄不清头绪，也就不容易侦察到。
1946年7月建立时，崎台属于刘少文情报系统，同年11月交给吴克坚。报务员邓国军，机要员林影，联系人吴克坚、莫止，掩护人单惠民、李微曦和赵宗玉夫妇。
其中报务员邓国军和机要员林影是夫妻。1945年8月，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谈判，需要增派电台干部，选调了一批优秀的电台人员赴渝，邓国军、林影夫妇便一起到了重庆。
1946年春，组织上决定邓林夫妇由重庆到上海担任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他们一到上海，先住在静安寺路587号《新华日报》办事处，接上了组织关系，由刘少文领导。刘少文认为他们住在公开机关不妥，后由朱汉民安排他俩住吕班路（现重庆南路）的巴黎公寓其姐处约一个多月。这期间，朱让他们熟悉环境，认识道路，并教他们一些简单的上海话。还告知他们有人敲门，先在门上“猫眼”处朝外看清楚，不是自己人不开门。
1947年7月，岭台屡试不通，吴克坚将邓国军的电台连同呼号、波长、时间等工作上的一系列暗号转交给肖瑞云，肖于当天就接通了。
1947年l0月，报务员改为任耐、王乃坚。机要员康伯钧、梁汉莲、李冠华，联系人莫止。该台继续与中央情报部直接联络，工作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任耐与王乃坚、方兮等人原在《时代日报》社负责抄收、整理新华社新闻。1947年10月，吴克坚让任耐出面租一所有工作条件，即可以隐藏电台的房子。任耐在迪化南路（现乌鲁木齐中路）找到一幢石库门房子，用一条黄金顶了下来，房东是本地人。吴又让王乃坚来，与任耐做假夫妻，组织一个家庭，担任掩护工作。为了更像个家庭的样子，吴还让任耐把他的姑母接去同住。一切安排停当，吴克坚派肖瑞云带去一部电台（三块砖式的），肖在房子的晒台上拉了一根天线，帮助他们装好了电台。房子里的家具太简单，电台没地方藏。后来，任耐想了一个办法，把电台藏在亭子间门前楼梯的空当里，比较保险。但这幢房子的隔音不好，声音稍大点，隔壁就能听得见。任耐白天在大信会计用品社上班，晚上配合王乃坚收报。收的报由王带去交给莫止。 不久，组织上通知任耐暂停工作，电台由肖瑞云带走。1948年l0月，莫止讓任耐搬到菜市路（现顺昌路）313弄方兮家。任耐的工作间和卧室在楼上，方兮住在楼下，方的父母住亭子间。电台取回来后，任仍采取原来的办法，把电台藏在亭子间门口的楼梯空当里。这段时间，仍由莫止与他联系。他们在河南中路接头，原先是把收来电报放在火柴盒里，后因这种传递方式已被敌人发现，就改用自来水笔的空笔筒交换。莫止将收来电报带回家，交给李冠华译报。该台基本上一直工作到上海解放。
伪装成汽车维修厂的昆台
昆台1947年7月开始通报，与中央情报部直接联络，工作到1949年6月。报务员邓国军，机要员林影，联系人莫止，掩护人李微曦、叶人龙。
1946年夏秋之交，吴克坚来到梧州路叶人龙家，告诉他要搞一个密台掩护点。1947年春，由组织上和叶人龙共同筹集了80余两黄金，经过多方奔波，最后落实在塘沽路62号一幢双开间店面二层楼房。在这里，先掩护了康伯钧，后又掩护了邓国军、林影夫妇。装修门面后，开设汽车修理行做掩护。
叶人龙以车行老板的身份担任掩护人，陈秀娟是善于交际、一心为革命的“老板娘”，他们全家住在车行。叶会开车，懂得汽车维修技术，修理行的日常业务都由他负责。按照国民党反动政府公用局的规定，获得营业执照，取得了合法身份。
1947年10月的一天，吴克坚告诉他们，在他们附近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电台，让他们去摸摸情况。经过一番仔细查看，发现不远处一座五层楼上（上海社会局的宿舍）有一根天线正对着他们。吴克坚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暂停发报，并将暂停工作的原因电告延安。
虽然暂时停止了发报，但这段时间情报特别多，邓、林做一些译电工作。当时使用的“造密码”书，是一本《红楼梦》。曾经有一份电报里说国民党已从南京派人到大别山四野那里去策反我们的人。但更多的是军事情报，如国民党哪个军队是什么装备，何时驻何地，华东战场情况等；社会情况也有，如某某党派有些什么活动等。
由于翻译电报，林影知道的东西很多，为了避免影响其他同志安全，她总是有意识地将电报内容忘掉。
后来，由李微曦介绍邓国军到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合作社当雇员，有了合法身份，便于掩护。
l949年春节前后，邓国军和林影按照吴克坚的指示，搬到这里建台。首先是要找一个藏匿电台的地方，在仔细查看了楼房的各个边边角角后，邓国军他们决定在阳台上掏一个洞，电台不用时放在里面，外面再放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做掩护。
安置好电台，就开始工作了。很快，就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央电台联系上了。但因电力感应强烈，一按电键，左右邻居已经关掉的电灯灯丝就会闪出微弱的红光，对工作很不利。可是，一时又难以改装功率较小的发报机，只好硬着头皮干。邓国军他们工作时，由叶人龙的妻子陈秀娟在周围放哨，随时做好应变措施。工作完结，立即将机器藏到洞里。
“为什么我们家的电灯关后灯丝还闪着微弱的红光？”陈秀娟告诉这些邻居：“我们家里电灯也一样，肯定有人在偷电。”她还说：“不过不要担心，他偷不到你家和我家的电，因为他是从外面供电局的进线接上去的。”就这样巧妙地搪塞过去了。在邻居眼里，这位有文化出手又大方的老板娘说的不会错。
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报纸常登“悬赏”：“报告一部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奖×两黄金”。同时，还每夜派出装有测向仪的汽车，到处侦察地下电台方位。
一天，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的几个特工突然来到修理行，他们一进门，东张西望，问这问那，叶人龙从容镇静，把谈话引向业务技术，敌特看到车行按价开票收费，营业正常，就未再纠缠，应付过去了。
电台机器发生故障，叶人龙即用给外国人修理好了而尚未取走的私人轿车，利用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媚外思想，带着爱人、小孩作掩护，把机器送到预定的场所，修理后运回。
在李微曦家时，都是吴克坚亲自去联系。邓国军、林影转移到叶人龙家后，吴派莫止来和他们联系。
莫止可以直接找邓、林，但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彼此都不了解底细。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情报串通，一旦出事互相牵连。直到上海快解放时他们才知道，莫止不仅是交通，还是吴克坚系统的内勤，他有时扮作商人，出入交易所，佯装买卖，趁机交换密电稿。
不久，莫止要调换现用的电台机器，为了安全，叶人龙借用外商鹊克利食品厂（现淮海路哈尔滨食品厂）标牌的车运送，莫止与他同车进出。当车回到熙华沽路（现长治路）时，忽然发现横路窜出伪警抄靶队，来往车辆和行人都被拦阻检查。叶人龙的车来不及调头，立即刹车，手拎电台机器，很快向路旁“江锦记轮胎行”（和叶有生意往来的熟人）内疾奔，前门进，后门出，待抄靶警特逐步靠近，开车门搜查，车内已空无所有，避免了一场危急事故。
邓国军和莫止交接电报经常是在外面，邓有时将电报藏在袜筒里，把袜口卷起来电报就藏在里面了，以防搜身。一般若没有事，就把手插在裤兜里，距离隔得远些，相对而过。如有事就距离靠得近些，在擦肩而过时握握手，就把东西交接了。
一次，林影去取电报，她把电报卷在手绢里，坐电车时把手绢包在手上，再去扶电车扶手。这样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女人为了保护手、怕疼，因而不至引起怀疑。
还有一次，电台的变压器烧坏了，邓国军交给华斌同志修理。很快，华就修好了。邓国军、林影一直在叶人龙家工作到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后，有人要用“金条”顶叶人龙、陈秀娟塘沽路62号房子，还有人要买他们的车子和配件，都被他们拒绝了。夫妻俩将房子、两辆卡车和汽车修理设备及配件，还有400元积蓄全部无偿上交给国家。后经华东联络局同意，将车行转交给上海汽车运输公司。
预备待用的岚台
岚台原为预备台，1947年华斌所建，l948年启用，主要和华东局社会部联络。报务员严养田，机要员李冠华（由康伯钧移交一部书造密码本），联系人莫止。该台工作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抗战胜利后，华斌离开重庆去上海时，中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将华的组织关系转交给吴克坚。
1946年l0月，吴克坚到上海后，即到永康路四达屯2号华斌家，要华设法利用职业方便，用电台与中央建立联络。华当时是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正负责管理着该公司的无线电发报台。
华斌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他打算先利用龙华机场的大功率电台和中央联系上，然后再装小电台放在家里阁楼上长期工作。吴克坚把联络的呼号和频率交给他以后，华就安排自己专值夜班。那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机房，没有人干扰。机场电台是3000瓦的发报机和12灯的收报机，如此大功率的密台是极少见的。华把备用发报机调整到规定的频率上，连续呼叫了一个星期没有听到回音。因长期在公开场所做秘密工作是不合适的，华就考虑把电台设到家里。此时，吴克坚却另有打算。他看到华斌家是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交通方便，左邻右舍关系都好，与隔壁还有门相通，进出隐蔽，且华抗战前就住在此，又有公开职业，不易引人怀疑。
吴克坚确信这是一个很好的联络点，但设了电臺就不安全了。他问华能否另找一个报务员，电台设到别处，华就推荐了中航公司通信仓库主任严养田。
不久，吴克坚要华斌带严养田到淮海中路一家咖啡馆见面。经谈话后接上了关系，由严养田负责密台的报务工作，华斌负责联络和机务方面的工作。
严养田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立即用机场通信仓库里设的电台开始了工作，终于和中央联络上了。抄收的电报由华交给吴克坚，发出的电报由吴送到华家里，由华交给严。
吴克坚用华斌家这个联络点，除交接电报外，还经常在三楼与刘少文秘密约会，一谈就是好几小时，有时刘晓和刘长胜也来会谈。为了布置适当的场面，华斌特置备了一套比较漂亮的家具。华斌的妻子邹毓英以女主人的身份负责招待，在他们约会时，邹守在楼下望风。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后，为了配合解放军南下，电台改和三野总部联络。电报交接改由莫止和华斌在街头进行。华斌和严养田负责的电台一直和三野总部电台保持通讯联络，直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另外，吴克坚情报系统还在上海建有两部收报台：一部冠台。由莫止、李冠华夫妇负责。1946年5月，莫止、李冠华夫妇随中共代表团从重庆到南京工作。同年6月派往上海，加入吴克坚情报系统从事秘密工作。该收报台设在海格路（现华山路）莫止、李冠华家中。另一部是家瑞台。王家瑞1947年7月由何以端从南京调到上海，在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建立了收报台。
永不消失的电波
吴克坚系统秘密电台，在隐蔽战争中立下了奇功，而且电台无一被敌特发现，因为它们具备了许多优秀品质。
秘密电台情报系统的电台多而乱。多就是电台多掩护地点多，多而后则乱，使敌特摸不着头脑。这就要求多积累经费，多配备报务人员，多设密点，多建密台。空中（阁楼）、地面、地下（挖洞）到处有秘密电台。乱则多指呼号乱、波长乱、日期乱，时间乱，乱而后能迷惑敌特，使敌方难于发现与破坏。为了避免敌特空中侦察，在通讯方式上多采用空中游击战法，使用多种波长、暗号、暗语。使敌特扑空。敌特为了搜查我地下电台，经常突击检查户口，随意拦路搜身，敌特工还常用测向仪满街侦察。因而密台活动，要有高度的警惕性。
在工作过程中，吴克坚经常告诫电台工作人员要做好保密工作。发报的底稿、电报电文、电报码都是用后立即烧毁，绝不留一丝痕迹。吴说，电台领导人、报务员、机要员是核心，不能与外围人员接触，因此尽量不让他们出去，也不让他们知道工作以外的事情。还规定了多条纪律，不许看电影，不让逛公园，就是在大街上碰见熟人，也要装作不认识，不能打招呼。房间里也不准放进步书刊，连《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书也要偷着看。
通常，他们都在深夜零点到四五点钟进行工作，门窗紧闭，还挂上密实的窗帘，以免暴露灯光和电键声。在炎热的夏季，小房不通风，邓国军和林影都是在汗流浃背中紧张地工作。收发报时，一手用罩上黑纱的手电筒照明，一手收发报。有时跪在床上，把被子披在身前，或者俯卧床上，在被子内操作。
为了避免惊动邻居，邓国军经常在深夜架卸天线时，赤着脚走路，不使有声响；到了严寒的冬季，棉服不够，手指冻得僵直，生了冻疮，无钱医治，自己买点药包扎。虽然工作相当艰苦，但他们能克服一切困难，愉快地完成任务。
一天深夜，邓国军正在紧张地发报，林影站在窗口放哨，突然发现一辆吉普车由远及近，缓缓停在楼下门口，她急忙发出警号，邓已发现收报机有了感应，立即停机。由于当时的机器灵敏度比较低，还发出一种声响，与吉普车里的测向仪产生共鸣。他们立即将此事报告吴克坚，吴决定暂时停止工作。为防止敌人突然搜查，电台撤离，将机器拆散装入皮箱，转移别处。
李微曦家掩护条件比较好，李当时是中央银行会计处行员，与经济研究处的冀朝鼎在同一楼办公。但工作条件不好，由于天线要沿着墙壁从窗户缝里伸出，水泥墙中的钢筋吸收电波，对方听起来声音很小。为了让对方听得清楚些，邓国军、林影就得上阳台调整天线。有人时不敢去，只能等到夜深人静时，他们才能去阳台。每次工作完后就把电台藏在亭子间自己做的一个壁橱底下的楼板里。取时，先拉开壁橱门，再掀起一块楼板，从夹层洞里掏出电台。
吴克坚要求在秘密工作中要力争做到“做什么像什么”的原则，确保电台的安全，必须做好社会环境的掩护工作，例如组成临时家庭、做假夫妻、假弟兄、假亲戚等，在社会上找适当职业，或开店做生意等来掩护，并要学些当地土话、适应当地风俗习惯。吴克坚要求叶人龙发挥自己修理汽车的技术专长，开设汽车修理行作为掩护从事电台工作。叶人龙物色的塘沽路62号二层楼房作电台密点，底楼作为店铺，二楼是住家。而据塘沽路不远处的吴淞路口，就是国民党的巡捕房。但因为有汽车修理行作掩护，叶人龙、陈秀娟与邻居关系又处理得好，敌特人员做梦也想不到，中共的秘密电台就设置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而也正是在这里，一份份绝密电文向延安、向西柏坡发去。
电讯、电台工作是隐蔽战争的生命线，是及时准确地通报信息、情报的重要保证。因此建立秘密电台，保护密台、密码是情报工作的关键。在解放战争中，吴克坚情报系统地下电台无一遭到敌特破坏，电台工作人员无人被捕，是情报工作者的榜样。
以国民党高层亲属为掩护人的岭台
岭台于1946年底建立，报务员为肖瑞云，联系人莫止，掩护人为祁式潜、居瀛棣夫妇。机要员先为康伯钧，后为梁汉莲。
1945年秋，祁式潜由刘少文介绍，成为吴克坚的助手之一。l946年5月，吴克坚和祁式潜一起回到上海。祁到上海后，按照吴克坚的指示，在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底江湾路租了一幢三层楼房，正对着虹口公园。祁的岳父，也就是居瀛棣的父亲居正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吴克坚考虑到居家的社会地位，不易引起怀疑，决定在此建台。
居瀛棣家的三楼有两间小屋，报务员肖瑞云住其中一间，在那里做秘密工作。房间十分狭小，仅够放一张床，一个桌子。在吴克坚的安排下，他们在大门门槛下挖一个地洞，平时就把电台放在地洞里，用时取出。地洞一直延伸到大门外的弄堂里，万一敌人来了，一般也察觉不到。肖对外称居瀛棣为阿姊，别人问起就说是居的表弟。
据居瀛棣后来回忆，肖瑞云在三楼管理一架电台，公开职业是店员，家庭生活很困难，组织上补助也有限，食宿于居家，他们也不时接济一下他。至于其他情况，诸如电台的来源和架设经过，居瀛棣都不清楚。她相信祁式潜做的事情，祁不说就是她不该问的，这已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祁平时也是这样教育孩子们的。
当时，祁式潜在中央银行任二等专员，实际上挂个名，只拿钱不做事，这是居瀛棣的母亲设法为他谋到的差事。祁就经常利用在银行的办公室与吴克坚接头，还藏过电台。若碰见外人，祁就介绍说，吴是湖南的大地主，来这谈生意的。有时，祁式潜和吴克坚索性就到居瀛棣的父亲家的会客室里碰头。吴也去祁式潜家，好像朋友串门一样，与祁的老母亲寒暄几句，偶尔也留下吃顿饭。
最初担任岭台机要员的是康伯钧。康原是延安派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做机要工作的，1946年10月由组织上派到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工作。1948年底，组织上决定调康伯钧经香港转华北回解放区，由梁汉莲继续担任岭台的机要员。梁于l948年5月离开河北阜平东黄泥中社部所在地。因为路上不好走，要过封锁线，转了很多弯子，最后于1948年11月绕道香港才到达上海。吴克坚派居瀛棣到香港接梁汉莲。梁汉莲负责给肖瑞云的电台译电。有时，吴克坚的妻子王清也到居瀛棣工作的邮汇总局，用送烟卷和点心的方式交给居一些要拍发的电稿，由居瀛棣带回去交给肖瑞云发出去。岭台的电报量很大，在译电时，肖瑞云有时听不清楚个别字，就写张小字条，嘱咐梁汉莲在译电时注意一下。因为彼此间情况全然不知，梁就在字条上称肖为“老哥”，肖称梁为“小弟”。解放后，肖瑞云很想知道这个叫小弟的同志到底是谁，莫止就把梁汉莲介绍给他，肖才恍然大悟，原来“小弟”是位女同志。
岭台约在1946年底l947年初开始通报，一直工作到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在吴克坚系统的几部电台中，肖瑞云负责的这部电台工作时间最长，收发报量最大，工作也最辛苦，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他是一个极其认真负责的人，业务水平很高，所收发的电稿清晰准确，很少出错。
狡兔三窟的崎台
吴克坚有句名言：“一个经常发出大量讯号的无线电台绝不宜在一处久留。”电台不能在一处久留，过一段时间无论有无危险信号，都要转移。如崎台实际上就是使用的同一部电台，却先后换了三个地方，由三组工作人员使用。这样电台多，人员变化多，呼号多，波长乱，时间不定，台址多变，使敌特弄不清头绪，也就不容易侦察到。
1946年7月建立时，崎台属于刘少文情报系统，同年11月交给吴克坚。报务员邓国军，机要员林影，联系人吴克坚、莫止，掩护人单惠民、李微曦和赵宗玉夫妇。
其中报务员邓国军和机要员林影是夫妻。1945年8月，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谈判，需要增派电台干部，选调了一批优秀的电台人员赴渝，邓国军、林影夫妇便一起到了重庆。
1946年春，组织上决定邓林夫妇由重庆到上海担任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他们一到上海，先住在静安寺路587号《新华日报》办事处，接上了组织关系，由刘少文领导。刘少文认为他们住在公开机关不妥，后由朱汉民安排他俩住吕班路（现重庆南路）的巴黎公寓其姐处约一个多月。这期间，朱让他们熟悉环境，认识道路，并教他们一些简单的上海话。还告知他们有人敲门，先在门上“猫眼”处朝外看清楚，不是自己人不开门。
1947年7月，岭台屡试不通，吴克坚将邓国军的电台连同呼号、波长、时间等工作上的一系列暗号转交给肖瑞云，肖于当天就接通了。
1947年l0月，报务员改为任耐、王乃坚。机要员康伯钧、梁汉莲、李冠华，联系人莫止。该台继续与中央情报部直接联络，工作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任耐与王乃坚、方兮等人原在《时代日报》社负责抄收、整理新华社新闻。1947年10月，吴克坚让任耐出面租一所有工作条件，即可以隐藏电台的房子。任耐在迪化南路（现乌鲁木齐中路）找到一幢石库门房子，用一条黄金顶了下来，房东是本地人。吴又让王乃坚来，与任耐做假夫妻，组织一个家庭，担任掩护工作。为了更像个家庭的样子，吴还让任耐把他的姑母接去同住。一切安排停当，吴克坚派肖瑞云带去一部电台（三块砖式的），肖在房子的晒台上拉了一根天线，帮助他们装好了电台。房子里的家具太简单，电台没地方藏。后来，任耐想了一个办法，把电台藏在亭子间门前楼梯的空当里，比较保险。但这幢房子的隔音不好，声音稍大点，隔壁就能听得见。任耐白天在大信会计用品社上班，晚上配合王乃坚收报。收的报由王带去交给莫止。 不久，组织上通知任耐暂停工作，电台由肖瑞云带走。1948年l0月，莫止讓任耐搬到菜市路（现顺昌路）313弄方兮家。任耐的工作间和卧室在楼上，方兮住在楼下，方的父母住亭子间。电台取回来后，任仍采取原来的办法，把电台藏在亭子间门口的楼梯空当里。这段时间，仍由莫止与他联系。他们在河南中路接头，原先是把收来电报放在火柴盒里，后因这种传递方式已被敌人发现，就改用自来水笔的空笔筒交换。莫止将收来电报带回家，交给李冠华译报。该台基本上一直工作到上海解放。
伪装成汽车维修厂的昆台
昆台1947年7月开始通报，与中央情报部直接联络，工作到1949年6月。报务员邓国军，机要员林影，联系人莫止，掩护人李微曦、叶人龙。
1946年夏秋之交，吴克坚来到梧州路叶人龙家，告诉他要搞一个密台掩护点。1947年春，由组织上和叶人龙共同筹集了80余两黄金，经过多方奔波，最后落实在塘沽路62号一幢双开间店面二层楼房。在这里，先掩护了康伯钧，后又掩护了邓国军、林影夫妇。装修门面后，开设汽车修理行做掩护。
叶人龙以车行老板的身份担任掩护人，陈秀娟是善于交际、一心为革命的“老板娘”，他们全家住在车行。叶会开车，懂得汽车维修技术，修理行的日常业务都由他负责。按照国民党反动政府公用局的规定，获得营业执照，取得了合法身份。
1947年10月的一天，吴克坚告诉他们，在他们附近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电台，让他们去摸摸情况。经过一番仔细查看，发现不远处一座五层楼上（上海社会局的宿舍）有一根天线正对着他们。吴克坚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暂停发报，并将暂停工作的原因电告延安。
虽然暂时停止了发报，但这段时间情报特别多，邓、林做一些译电工作。当时使用的“造密码”书，是一本《红楼梦》。曾经有一份电报里说国民党已从南京派人到大别山四野那里去策反我们的人。但更多的是军事情报，如国民党哪个军队是什么装备，何时驻何地，华东战场情况等；社会情况也有，如某某党派有些什么活动等。
由于翻译电报，林影知道的东西很多，为了避免影响其他同志安全，她总是有意识地将电报内容忘掉。
后来，由李微曦介绍邓国军到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合作社当雇员，有了合法身份，便于掩护。
l949年春节前后，邓国军和林影按照吴克坚的指示，搬到这里建台。首先是要找一个藏匿电台的地方，在仔细查看了楼房的各个边边角角后，邓国军他们决定在阳台上掏一个洞，电台不用时放在里面，外面再放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做掩护。
安置好电台，就开始工作了。很快，就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央电台联系上了。但因电力感应强烈，一按电键，左右邻居已经关掉的电灯灯丝就会闪出微弱的红光，对工作很不利。可是，一时又难以改装功率较小的发报机，只好硬着头皮干。邓国军他们工作时，由叶人龙的妻子陈秀娟在周围放哨，随时做好应变措施。工作完结，立即将机器藏到洞里。
“为什么我们家的电灯关后灯丝还闪着微弱的红光？”陈秀娟告诉这些邻居：“我们家里电灯也一样，肯定有人在偷电。”她还说：“不过不要担心，他偷不到你家和我家的电，因为他是从外面供电局的进线接上去的。”就这样巧妙地搪塞过去了。在邻居眼里，这位有文化出手又大方的老板娘说的不会错。
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报纸常登“悬赏”：“报告一部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奖×两黄金”。同时，还每夜派出装有测向仪的汽车，到处侦察地下电台方位。
一天，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的几个特工突然来到修理行，他们一进门，东张西望，问这问那，叶人龙从容镇静，把谈话引向业务技术，敌特看到车行按价开票收费，营业正常，就未再纠缠，应付过去了。
电台机器发生故障，叶人龙即用给外国人修理好了而尚未取走的私人轿车，利用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媚外思想，带着爱人、小孩作掩护，把机器送到预定的场所，修理后运回。
在李微曦家时，都是吴克坚亲自去联系。邓国军、林影转移到叶人龙家后，吴派莫止来和他们联系。
莫止可以直接找邓、林，但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彼此都不了解底细。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情报串通，一旦出事互相牵连。直到上海快解放时他们才知道，莫止不仅是交通，还是吴克坚系统的内勤，他有时扮作商人，出入交易所，佯装买卖，趁机交换密电稿。
不久，莫止要调换现用的电台机器，为了安全，叶人龙借用外商鹊克利食品厂（现淮海路哈尔滨食品厂）标牌的车运送，莫止与他同车进出。当车回到熙华沽路（现长治路）时，忽然发现横路窜出伪警抄靶队，来往车辆和行人都被拦阻检查。叶人龙的车来不及调头，立即刹车，手拎电台机器，很快向路旁“江锦记轮胎行”（和叶有生意往来的熟人）内疾奔，前门进，后门出，待抄靶警特逐步靠近，开车门搜查，车内已空无所有，避免了一场危急事故。
邓国军和莫止交接电报经常是在外面，邓有时将电报藏在袜筒里，把袜口卷起来电报就藏在里面了，以防搜身。一般若没有事，就把手插在裤兜里，距离隔得远些，相对而过。如有事就距离靠得近些，在擦肩而过时握握手，就把东西交接了。
一次，林影去取电报，她把电报卷在手绢里，坐电车时把手绢包在手上，再去扶电车扶手。这样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女人为了保护手、怕疼，因而不至引起怀疑。
还有一次，电台的变压器烧坏了，邓国军交给华斌同志修理。很快，华就修好了。邓国军、林影一直在叶人龙家工作到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后，有人要用“金条”顶叶人龙、陈秀娟塘沽路62号房子，还有人要买他们的车子和配件，都被他们拒绝了。夫妻俩将房子、两辆卡车和汽车修理设备及配件，还有400元积蓄全部无偿上交给国家。后经华东联络局同意，将车行转交给上海汽车运输公司。
预备待用的岚台
岚台原为预备台，1947年华斌所建，l948年启用，主要和华东局社会部联络。报务员严养田，机要员李冠华（由康伯钧移交一部书造密码本），联系人莫止。该台工作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抗战胜利后，华斌离开重庆去上海时，中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将华的组织关系转交给吴克坚。
1946年l0月，吴克坚到上海后，即到永康路四达屯2号华斌家，要华设法利用职业方便，用电台与中央建立联络。华当时是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正负责管理着该公司的无线电发报台。
华斌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他打算先利用龙华机场的大功率电台和中央联系上，然后再装小电台放在家里阁楼上长期工作。吴克坚把联络的呼号和频率交给他以后，华就安排自己专值夜班。那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机房，没有人干扰。机场电台是3000瓦的发报机和12灯的收报机，如此大功率的密台是极少见的。华把备用发报机调整到规定的频率上，连续呼叫了一个星期没有听到回音。因长期在公开场所做秘密工作是不合适的，华就考虑把电台设到家里。此时，吴克坚却另有打算。他看到华斌家是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交通方便，左邻右舍关系都好，与隔壁还有门相通，进出隐蔽，且华抗战前就住在此，又有公开职业，不易引人怀疑。
吴克坚确信这是一个很好的联络点，但设了电臺就不安全了。他问华能否另找一个报务员，电台设到别处，华就推荐了中航公司通信仓库主任严养田。
不久，吴克坚要华斌带严养田到淮海中路一家咖啡馆见面。经谈话后接上了关系，由严养田负责密台的报务工作，华斌负责联络和机务方面的工作。
严养田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立即用机场通信仓库里设的电台开始了工作，终于和中央联络上了。抄收的电报由华交给吴克坚，发出的电报由吴送到华家里，由华交给严。
吴克坚用华斌家这个联络点，除交接电报外，还经常在三楼与刘少文秘密约会，一谈就是好几小时，有时刘晓和刘长胜也来会谈。为了布置适当的场面，华斌特置备了一套比较漂亮的家具。华斌的妻子邹毓英以女主人的身份负责招待，在他们约会时，邹守在楼下望风。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后，为了配合解放军南下，电台改和三野总部联络。电报交接改由莫止和华斌在街头进行。华斌和严养田负责的电台一直和三野总部电台保持通讯联络，直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另外，吴克坚情报系统还在上海建有两部收报台：一部冠台。由莫止、李冠华夫妇负责。1946年5月，莫止、李冠华夫妇随中共代表团从重庆到南京工作。同年6月派往上海，加入吴克坚情报系统从事秘密工作。该收报台设在海格路（现华山路）莫止、李冠华家中。另一部是家瑞台。王家瑞1947年7月由何以端从南京调到上海，在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建立了收报台。
永不消失的电波
吴克坚系统秘密电台，在隐蔽战争中立下了奇功，而且电台无一被敌特发现，因为它们具备了许多优秀品质。
秘密电台情报系统的电台多而乱。多就是电台多掩护地点多，多而后则乱，使敌特摸不着头脑。这就要求多积累经费，多配备报务人员，多设密点，多建密台。空中（阁楼）、地面、地下（挖洞）到处有秘密电台。乱则多指呼号乱、波长乱、日期乱，时间乱，乱而后能迷惑敌特，使敌方难于发现与破坏。为了避免敌特空中侦察，在通讯方式上多采用空中游击战法，使用多种波长、暗号、暗语。使敌特扑空。敌特为了搜查我地下电台，经常突击检查户口，随意拦路搜身，敌特工还常用测向仪满街侦察。因而密台活动，要有高度的警惕性。
在工作过程中，吴克坚经常告诫电台工作人员要做好保密工作。发报的底稿、电报电文、电报码都是用后立即烧毁，绝不留一丝痕迹。吴说，电台领导人、报务员、机要员是核心，不能与外围人员接触，因此尽量不让他们出去，也不让他们知道工作以外的事情。还规定了多条纪律，不许看电影，不让逛公园，就是在大街上碰见熟人，也要装作不认识，不能打招呼。房间里也不准放进步书刊，连《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书也要偷着看。
通常，他们都在深夜零点到四五点钟进行工作，门窗紧闭，还挂上密实的窗帘，以免暴露灯光和电键声。在炎热的夏季，小房不通风，邓国军和林影都是在汗流浃背中紧张地工作。收发报时，一手用罩上黑纱的手电筒照明，一手收发报。有时跪在床上，把被子披在身前，或者俯卧床上，在被子内操作。
为了避免惊动邻居，邓国军经常在深夜架卸天线时，赤着脚走路，不使有声响；到了严寒的冬季，棉服不够，手指冻得僵直，生了冻疮，无钱医治，自己买点药包扎。虽然工作相当艰苦，但他们能克服一切困难，愉快地完成任务。
一天深夜，邓国军正在紧张地发报，林影站在窗口放哨，突然发现一辆吉普车由远及近，缓缓停在楼下门口，她急忙发出警号，邓已发现收报机有了感应，立即停机。由于当时的机器灵敏度比较低，还发出一种声响，与吉普车里的测向仪产生共鸣。他们立即将此事报告吴克坚，吴决定暂时停止工作。为防止敌人突然搜查，电台撤离，将机器拆散装入皮箱，转移别处。
李微曦家掩护条件比较好，李当时是中央银行会计处行员，与经济研究处的冀朝鼎在同一楼办公。但工作条件不好，由于天线要沿着墙壁从窗户缝里伸出，水泥墙中的钢筋吸收电波，对方听起来声音很小。为了让对方听得清楚些，邓国军、林影就得上阳台调整天线。有人时不敢去，只能等到夜深人静时，他们才能去阳台。每次工作完后就把电台藏在亭子间自己做的一个壁橱底下的楼板里。取时，先拉开壁橱门，再掀起一块楼板，从夹层洞里掏出电台。
吴克坚要求在秘密工作中要力争做到“做什么像什么”的原则，确保电台的安全，必须做好社会环境的掩护工作，例如组成临时家庭、做假夫妻、假弟兄、假亲戚等，在社会上找适当职业，或开店做生意等来掩护，并要学些当地土话、适应当地风俗习惯。吴克坚要求叶人龙发挥自己修理汽车的技术专长，开设汽车修理行作为掩护从事电台工作。叶人龙物色的塘沽路62号二层楼房作电台密点，底楼作为店铺，二楼是住家。而据塘沽路不远处的吴淞路口，就是国民党的巡捕房。但因为有汽车修理行作掩护，叶人龙、陈秀娟与邻居关系又处理得好，敌特人员做梦也想不到，中共的秘密电台就设置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而也正是在这里，一份份绝密电文向延安、向西柏坡发去。
电讯、电台工作是隐蔽战争的生命线，是及时准确地通报信息、情报的重要保证。因此建立秘密电台，保护密台、密码是情报工作的关键。在解放战争中，吴克坚情报系统地下电台无一遭到敌特破坏，电台工作人员无人被捕，是情报工作者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