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的功用,历来为学术研究者所深知。清代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将中国传统目录学功能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王鸣盛则认为目录乃是“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若言及最为有名的目录学著作,清乾隆时由纪昀主持修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可不提。该书对《四库全书》著录和列入存目的万余种书籍撰写了提要,可谓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之集大成者,因此向来被学界推为读书与学术门径。然而,具体到诗文著作这一方面,由于《四库全书》部类众多,诗文著作的收录本身就难以做到完善,且四库总目提要毕竟成于众手,其成书也因仓促而常存纰漏。虽自该书问世起,即不断有学者进行匡谬补缺的工作,但相关成果常因分散、未集中而被忽视。在中国古代诗文研究日益朝纵深发展的今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诗文著作的著录已渐渐难以跟上学术发展的步伐。如此一来,从当前学术发展的高度,在吸收前人和现当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理、遴选和以提要的形式客观评介古代有价值的诗文别集及诗文评著作遂成了一项十分迫切且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价值的学术工程。
　　然而,意义、价值越大,难度也越大。古代诗文著作浩如烟海,不仅搜罗著作需要花费大量功夫,而且在选择和评介的时候更需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若处理不好选择何人何集何版本,以何为纲,以何为目等问题,就不可能做到提纲掣领、纲举目张,处理不当,甚至会出现因贪多务得而检择、评介不当的毛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自序》中所言,目录之学,“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确实不假。如此艰巨的任务的确能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由傅璇琮等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的问世,令人欢欣鼓舞。
　　该提要著录古代诗文别集和诗文评论近两千种,其收录的数量远超《四库全书》相同门类所收。此套书由众多国内该学术领域著名专家学者经数年之功而成,充分集中和反映了当今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和文献研究领域的最新、最全面的研究成果。
　　概括而言,《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的编纂具有以下几个亮点:
　　一、全面、博洽的文献著录。该套书以作者与版本为甄选基准,兼顾著作的文献、文学价值及历史意义,收录近两千种诗文别集和诗文评,对比《四库全书》收诗文别集961种、诗文评64种,数量几乎翻倍。单就诗文评而言,此次所收的诗文评有670种,其数量达到《四库全书》所收的十倍之多。提要在文献种类的搜集上力求全面,相当部分收录的文献,在中国已经没有传本,乃从海外所藏辑录而得。以两汉魏晋南北朝著录部分为例,因为时代久远,该时段文献大多散佚,搜集难度相当大。所以,即使是官修的《四库全书》于两汉部分也仅收3种,魏晋南北朝部分收13种。而提要则收录两汉13种,魏晋南北朝50种,为达到这些收录数字,编纂者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是可以想见的。提要所收文献数量众多,然这绝非是为求数量而不加选择的成果。恰恰相反,该套提要坚持以“诗文名著”为选择的立足点,去粗取精,力求博洽。例如,汉唐五代卷收录江淹别集,采用的是明代胡之骥的《江文通集汇注》,此本以梅鼎祚刻本为底本,校以汪士贤本,对江淹的作品做了辑佚、校订、注释、编年等工作,乃是目前江淹文集中最好的校注本之一。除了这一版本,江淹别集尚有《四部丛刊》本、汪士贤本、元抄本、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张溥本等众多版本,提要编纂者并没有为求数量而不加选择地全部著录。由此可见,编纂者对于文献筛选的严格。提要全而精的文献著录,既在最大程度上有效而全面地展现古代诗文别集和诗文评的全貌,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线索和丰富的资料,又为研究者指引了精要的学术门径,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二、科学严谨、纵横结合的编纂思路。首先,该套书主要以时间为纵轴,收罗、甄别和选定自两汉至清末具有一定价值的诗文集,具体将这些数量巨大的别集分为四卷,分别是汉唐五代卷、宋代卷、金元卷以及明清卷。这种看似平常的时段划分,内里却包含了编纂者的精心考虑。这四个时段的诗文著作的留存状况各具特点:汉唐五代时间跨度长达千年,也因为年代的久远以及天灾人祸,诗文集亡佚者甚多,資料搜集工作较宋以后朝代的诗文集收罗工作要艰巨得多;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成熟以及广泛运用,在官刻本之外更出现“坊刻本”和“家刻本”,诗文集的刊刻与流传相对以往的朝代要丰富和广泛很多;金元时期诗文别集数量本亦繁富可观,然由于明代人对金元文化的轻视,相当部分的金元诗文作家常常不为人所知,相关作品集也因此而散佚;明清文化高度繁荣,文学样式呈现多样化,作家层出不穷,除了传统的诗文作家,部分戏曲、小说著者乃至妇女皆有别集传世,别集数量可谓浩如烟海。针对不同时段的别集特点,各卷的编写者在围绕总的编写纲领的同时又各有偏重:汉唐五代诗文集散佚严重,即使是某些著名诗人和作家,如上官仪、王翰、綦毋潜等也并无单刻别集传世,其作品只留存在后人所编的总集当中。鉴于此类著名诗人作家在今日的名望,编写者从《全唐诗》、《全唐文》中辑出相应版本予以评介,这可以说是该卷区别于宋以后各卷的一个明显之处;宋代诗文集卷帙繁复,该卷主编祝尚书先生以诗文集的学术价值为主要著录标准,从现存的600种左右的宋集中精选305种,力求将宋集中的精华囊括其中;在金元卷中,编者本着让读者更多地把握金元诗文作家生平及其文集信息的出发点,以较他卷更为详细的篇幅来撰写提要;而在明清卷中,编写者在著录传统诗文作家别集外,更将戏曲、小说著者以及妇女作家的诗文集也纳入了著录的范围。由此可见,提要的编纂者乃是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科学思路。
　　在上述以时间先后为划分依据的四卷提要之外,《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尚有一较为独立的历代诗文评卷。与其他四卷相比,该卷以“诗文评”范畴为横轴,将古代各个时段较有价值的诗文评纳入提要范围,全卷自成体系却又与其余四卷相互对应,不可分割。提要的编者没有将该卷所录的诗文评归入其余四卷各自所属的朝代,这无疑有助于清晰地勾勒出中国诗文评论的演变发展的线索。可以说,诗文评卷的编排恰体现出了编写者纵横结合的开阔编纂思路。
　　三、客观严谨、考辨精微的提要内容。首先,提要内容的编写讲求客观严谨。尽管提要乃集众多专家之功而成,但得益于总主编的统筹得当,五卷本提要内容体例却较统一。大致来看,提要内容主要由作者简历、内容要旨、学术评价、版本情况四个部分组成。根据不同作家以及别集、诗文评的具体情况,提要内容的侧重点或稍有不同。总的来看,提要的撰写以客观严谨为第一准则。各卷的撰写作者事迹,皆注重应用确切的资料,力求向读者客观全面而又简明扼要地展现著者的经历。其中著者若无正史记载,则借助史料加以论述;甚至正史有传者,也常引录他书加以补充。即使是在评价作者文学成就及其作品的内容要旨、著作学术价值、版本得失等较容易流露主观意见的方面,编纂者也严格遵照提要的体裁特点,体现出较强的客观性而很少主观构建的痕迹。尽量既不直接给读者提供结论式的断语,也不详加阐发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只是在一种宏通、严谨的编纂观念指导下,从各个方面尽可能具体、准确地引用、展示有关文献的评价细节。以苏洵《嘉祐集》的评介为例,提要编写者祝尚书先生先后引用《文安先生墓表》、雷简夫《上韩忠献(琦)书》、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茅坤《苏老泉文抄引》、曾巩《苏明允哀辞》等时人或后人对苏洵文风及成就的评议来给读者树立一个关于苏洵的立体文学印象。言及苏洵文集版本时,并无直接的得失评价,而是通过不同版本别集的相互对照,来让读者自己体会其中得失,不同版本之间也可互为补充,由此扩大读者对著作的认知。例如,该书著录的《嘉祐集》在收录作品方面有讹脱、失收的遗憾,然编纂者并不直接指出,而是在《嘉祐集》之下再著录《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本四卷,罗列出自该残本的苏洵诗文题名21条,此皆为《嘉祐集》失收之作;同时又客观指出《嘉祐集•送任师中》,在《大全文集》中作“吴师中”。由此一例,提要编写内容的客观、严谨可见一斑。其次,考辨精微、纠正前人及当代人对部分著作的编集、版本刻传的错误,是该套提要的又一个重要的学术特色。关于这一点,傅璇琮先生在提要《总序》中已有较详细的论述,篇幅所限,本文兹不赘述。
　　总的来说,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远胜于四库总目的相关著录,它的出现开启了全新的学术门径。然而,提要虽为目录学的传统体裁,但此套《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的学术意义并不局限于目录学。该书工具性与学术性兼顾,不仅代表目录学领域的重大成果,更将对文史哲研究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相关学术研究,尤其是古代诗文研究的重要指南。
　　(责任编辑:尹 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