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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巴金在精神上是巴蜀式生存的反叛者,是外面的更大的世界给了巴金精神的高度,他也愿意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看待分析故土的旧事,并且时时注意从价值立场上与故土的狭隘相切割。这都形成了他与区域文化的复杂关系,从而与其他的四川作家差异很大。不过,作为巴蜀文化“异乡人”姿态的巴金,其实通过自己“走出乡土”的不懈努力激发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创造性,从而奠定了改变文学秩序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巴金;巴蜀文化;文学的区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5-0173-05
正如四川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镇,中国文学的巴蜀经验历来是我们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样,巴金作为四川作家重要的代表,历来的区域文学研究也不忘记上他一笔,“巴金与巴蜀文化”毕竟是四川文化现代意义的重要证据。然而,这一课题的难度显然远远超过了其他四川作家——郭沫若、李劼人、沙汀甚至艾芜与区域文化的联系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从意象到形象的直接表述,而巴金却不那么容易,这样,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一方面是一些学人(特别是四川学人)竭力从巴金作品的字里行间挖掘“巴蜀信息”①,另一方面却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1995年,严家炎先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丛书》问世,这是学界出现的第一套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区域文学研究丛书,然而,就是在“丛书”的“总序”中,严家炎先生却提出:“要研究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选择巴金也不太合适(虽然他是有重大贡献的大作家)”。②应当说,这与笔者当年撰写《现代四川作家的巴蜀文化阐释》的心得颇为一致。然而,我们究竟不能抹杀和否认区域生存之于一个作家的重要影响(哪怕这种影响是潜在的),这便启发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区域文化与作家个性的关系,也应当重新认识个体之于区域文化的参与、推动作用。因为,无论怎么说,任何关于文化个性的归纳(时代的、民族的与家族的)都是“类”的概括,都必然以牺牲和省略某些个体的选择为代价,而个体总是为任何形式的群体性的归纳所难以“消化”的,也就是说,个体与“类”始终处于既相互说明又矛盾分歧的关系当中,在这个层面上看作家个性与区域文化特色之联系,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应该没有“一以贯之”的模式可寻,在什么情况下作家的“个性”生动地呈现了区域文化共同的追求,并且以自己的“个性”使得这些追求更加明显和突出了;相反,又在什么情况下“个性”恰恰从另外一个方向上修正甚至改变了区域文化固有的特殊,并且因为这样的修正而赋予了本区域新的内容,为未来的区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都需要具体分析。这就像新批评大家T.艾略特所述“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一样——始终处于既包含说明又补充生长之中。
文学的区域个性如何成为了可能?这不是一个从单一方向上能够回答的问题,对于早已习惯了区域文学研究之固有模式的我们而言,更需要有自我突破、自我改变的要求。
而在这方面,巴金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正好可以成为一个典型的个案。
(一)
单单从性格上找出巴金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并不算难,譬如他的热情,他的求变。作为区域文化的最表层的体现,我们的确容易在现代四川作家身上发现一种普遍存在的“青春激情”,如“永远是那么天真,热烈”的郭沫若〔1〕,“生龙活虎一般的热情”的李劼人〔2〕,“说话带感情,好激动”的沙汀〔3〕,“热情炙人”的艾芜〔4〕,同样,巴金也以他的“热情”的待人与写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谈天的时候,对一件事,一种社会现象,他常常会激动地发表意见,说得很多,往往说不下去了,就皱起眉用断续的‘真是……’结束。”〔5〕
然而,与前述几位四川作家不同,巴金的“热情”似乎并不倾洒在四川的山山水水之中,要寻找巴金笔端的“巴蜀意象”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而我们知道,李劼人的小说被称作是“华阳国志”,其地理学意义不言而喻,沙汀的成功也在于他找到了四川乡镇的讽刺性图景,“南行”归来的艾芜也关注着川西平原的忧郁,就是诗人郭沫若,也在他的自传中大唱“巴蜀赞”。
与郭沫若不同,巴金对四川赞赏颇为吝啬,这又与他好几部小说的四川背景形成刺眼的对照。因为,往往是这类作品,无论从巴金创作的初衷,还是就他作品的实际面貌来看,我们都不大能找到像李劼人、沙汀那样对巴蜀社会的揭示。《家》写了成都高公馆,但巴金又说:“我们在各地都可以找到和这相似的家庭来。”〔6〕巴金显然更强调创作的普遍意义,他突出的是一种超越地域的价值。高公馆比起李劼人的赫公馆、黄公馆(李劼人《大波》)来,“川味”就要淡得多。从近现代之交的成都大家庭到战云密布下混乱而败落的大后方,巴金乡土回顾的终极意义不在乡土本身,而在整个的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是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传统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基本概括。
因为,是外面的更大的世界给了巴金精神的高度,他也愿意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看待分析故土的旧事,并且时时注意从价值立场上对故土的狭隘相切割。
在1940年代的成都正通顺街,巴金祖屋还在,但他却说:“用留恋的眼光看我出生的房屋,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我的心似乎想在那里寻觅什么。但是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在那里找到了。我不会像我的一个姑母或者嫂嫂,设法进到那所已经易了几个主人的公馆,对着园中的花树垂泪,慨叹着一个家族的盛衰。摘吃自己栽种的树上的苦果,这是一个人的本分。我没有跟着那些人走一条路,我当然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脚迹。”对于故乡,他也说过:“成都正是寄生虫和剥削鬼的安乐窝”〔7〕,“培养各式各样不劳而获者的温床”〔8〕。
巴金,与青年时代自巴蜀出走“南行”的艾芜一样,在精神上是巴蜀式生存的反叛者,他需要在更大的世界中去寻找自我,也需要在更大的视野中去理解这个世界。艾芜南行了,巴金则东出夔门,又负笈西去。
(二)
但是巴金和“南行”的艾芜仍然是不同的。
巴金和艾芜都是巴蜀社会的叛逃者,一位“西游”,一位“南行”,但“西游”法国的巴金在启程之时,挥手作别的不幸的“乡土”不是四川而是中国,这与艾芜“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的体验不无差别。
艾芜的叛逃也直接缘于巴蜀的沉闷和压抑,艾芜在他的自传里曾生动地描述过南行前的心境,他说自己“仿佛一只关久了的老鹰,要把牢笼的痛苦和耻辱全行忘掉,必须飞到更广阔、更遥远的天空去一样”,只有离开,“才能抒吐胸中的一口闷气”。〔9〕为此,艾芜还以诗明志:“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坚定的去意一览无余。“南行”就这样被艾芜当作了摆脱蜀中沉闷、痛苦和耻辱的选择。可以推想,在这种心境之中南行,他必定会努力去发现巴蜀生存方式的对立面,发现一个与蜀中“牢笼”式的生活根本不同的新的人生境界。也就是说,不管艾芜是否意识到,他的创作就已经与巴蜀文化连接了起来,当然这不是一种径直的对接,即不是巴蜀文化让艾芜继承了什么,而是巴蜀文化的匮乏让艾芜努力去寻找着心理的补偿,去作文化的“填空”。
同样作为西部文化的一部分,巴蜀与滇缅边地的相似之处是存在的,但是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南行记》,它仍然是艾芜寻找“更广阔更遥远”的人生世界的结果,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让艾芜激动不已,也是艾芜最希望传达的主要还是与巴蜀盆地迥乎不同的生存景观。同儒化色彩更为浓重的中国长江中下游文化地区(特别是江浙、北方)比较,巴蜀作为偏僻的西部文化的一部分保留了较多的野性和蛮性,但是同滇缅山区这样的真正的荒野边地比较,它终究还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传统中国文化对人们各种世俗欲望的扭曲在这里也同样存在。在抛弃了仁义道德的面具之后,这些扭曲的欲望甚至还与西部的野性古怪地扭合在一起,野性与狡诈相连接化作了人与人争夺社会利益的工具。相反,在那遥远的边地,倒可能真正存在一种反世俗反社会的刚健的人生,一种坦荡、洒脱的人生,只有这里还流淌着真正的“西部精神”。
《南行记》最动人的魅力正在于此,无论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山峡中》)、喝酒吃肉的游方和尚(《七指人》)、让人切齿的偷马贼(《偷马贼》),还是欺骗顾客的货郎(《松岭上》),以及偶然同行的旅伴(《荒山上》、《我的旅伴》),他们都活得那样地潇洒,那样地无拘无束,无挂无牵,杀人偷窃似乎是生存竞争的必要方式,而来自这些陌生的路人甚至阴冷的强盗的些许的关怀,倒格外地倍感亲切,因为,他们的关怀是那样真诚,那样恰如其分!这也是一个根本与等级、与地位、与各种世俗关系无干的崭新的生存世界,奔走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全凭自己的生命的活力在生存,在发展,活得那么自然,那么率真,全无更多的世俗的算计,因为这里本来就没有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盘根错节的世俗环境。这正如艾芜在《我的旅伴》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由装束表示出来的身份,显然在初次接触的当儿,跟猜疑、轻视、骄傲、谄媚这些态度,一点也没缘的。就像天空中的乌鸦飞在一道那么合适,那么自然。”这就是滇缅边地的简洁单纯的人际关系,与实力派控制下的巴蜀社会大为不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艾芜的滇缅奇境看似在巴蜀之外,实则又无一不是在巴蜀之内——他是从巴蜀文化的缺陷处入手,寻找精神上的填补,其实这还是一种精神上的“巴蜀关怀”,当然,是洋溢着高度的幻想色彩的“巴蜀关怀”。
而巴金呢?可以说,巴蜀故土带给他的首先并不是一种“特异”的文化地理的感受,成都高公馆的封闭与窒息似乎与巴蜀式的人文历史环境没有必然联系,它不过是整个中国的封建家族的缩影,巴金逃离了他的故土,但是他要真正反叛的并不是地理意义的四川,而是中国的旧时代,在彻底反叛和逃逸一个时代的方向上,巴金不需要回头,也不需要犹豫,而所谓“巴蜀关怀”也暂时不是他特别考虑的方向,因为,在他看来,在前方等待他的还有更大的“时代的关怀”与“民族的关怀”。巴金是巴蜀文化离析出来的一个自由人,“哈立希岛上的灯火”已不能唤回他远去的脚步,他高兴的是终于走向了“广大的世界中”。 〔10〕
正是这样一种脱离具体区域空间的自由者的心态,赋予了巴金回首乡土之时更多的超然和冷静,几乎有一种在乡的“异乡人”的立场,在所有的现代四川作家中,这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
我注意到,在关于故乡的一些作品中,巴金是有意识地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出现,他是冷漠地打量着这块土地上的颓丧的粗野的人们,打量着他们瑟瑟缩缩又吵吵闹闹的人生。有点感伤,但也有淡然:(注:“我偶然回到家乡,听到了一个家庭败落的故事,又匆匆离去。”
“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的样子。”
“我好像一个异乡人”。
“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爱尔克的灯光不会把我引到这里来的。”
“我很高兴,自己又一次离开了狭小的家,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
在《猪与鸡》、《兄与弟》等作品里,“我”根本是站在房间的窗口打量院内院外所发生的一切,“这是我的家,然而地方对我却是陌生的。”(《猪与鸡》)方言曾经是许多四川作家引以自豪的语言支援,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他们“身份”的表征,在巴金激情的自我抒写的时候,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对方言有多少特殊的青睐,只有到了抗战时期,在他重返家乡之时,方言才自觉地听从了调遣,但就在这个时候,他刻意挑选的鄙俗方言恰恰传达的是对故土粗鄙人生世态的厌恶与批判。《猪与鸡》中有一段冯太太与王家小孩的街头对垒:
(注:“你狗×的天天搞老子的鸡儿,总要整死几个才甘心!老子哪点儿得罪你嘛?你爱耍,那儿不好耍!做啥子跑到老子屋头来?你默倒老子怕你!等你老汉儿回来,老子再跟你算总账。你狗×的,短命的,你看老子整不整你!总有一天要你晓得老子厉害。”
“你整嘛,我怕你这个婆娘才不是人,哪个狗搞你的鸡儿?你诬赖人要烂舌头,不得好死!”王家小孩不客气地回答。
“你敢咒人!不是龟儿子还有哪个!你不来搞我的鸡儿,我会怪你!老子又没有碰到你,你咒老子短命,你才是个短命的东西!你挨刀的,我×你妈!”
“来嘛,你来嘛,我等你来×,脱了裤子,我还怕你……”)
作者显然是以一种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异样”的环境,他无法从情感深处发出那种“理所当然”的地域认同,难怪他说“这是我的家,然而地方对我却是陌生的”。
当郭沫若吟诵着“我的故乡/本在那峨眉的山上”,在巴蜀式的雄浑中塑造自己的个性,当李劼人以他人“小说的《华阳国志》”的期许为己任,努力描绘中国特定区域的历史演进,巴金却努力挣脱特定区域的限制,在“广大的世界”中获取思想与价值,他处处回避以特定区域的观念和符号来表征自己。这样的一个区域文学的杰出作家,便突破了我们现有的区域文化与文学的阐释模式,成为我们研究视野中的“另类”。
(三)
那么,巴金的创作究竟还有没有与巴蜀地域相联系的地方呢?他的“异乡”体验是否还能够赋予区域文学新的特色呢?
我觉得,要深入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就需要调整我们固有的研究模式,即那种结合区域文化总体特点“发现”作家“个性”,又将一系列作家“个性”的交集作为区域文化“共性”的阐释模式。这里的关键在于:个体的特点是在自我的人生体验中形成的还是通过对区域文化整体的“学习”、“模仿”才获得的?或者就是双向的互动过程?所谓的区域文化是固定不变的呢还是应该存在一定程度和按照一定速度的变动?这些变动又是如何产生的?是抽象的自天而降,然后才显现为个体的新特点呢,还是首先因为个体的新变才最终带动整体的改变?只有打破固有的相对单一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模式,我们才能对一些“特异”的文学现象作出有效的解释。
对现代巴蜀文化与文学的新质而言,我认为巴金的创作恰恰有他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一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所谓的区域文化,并不是恒定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区域和区域之间的频繁交流,区域文化特点也都可能消亡,可能强化,可能新生,这些变化都来自于区域中人生存方式和思想情况的某些“异变”,当个别人的“异变”开始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时,区域文化的整体面貌也才有所改变。作家是区域中最活跃最不安分守己的因素,区域精神的发展变化与他们的独立探索不无关系。当巴金将故土的人生纳入到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范畴内来加以认识,这在现阶段的接受者来看,似乎会感到乡土特色不足,但从巴蜀文化的长远发展来分析,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其实这未尝不是推动巴蜀精神自我演进的一种方式,因为,交流总是双向的,当巴蜀被置放到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普遍性的价值标准上来进行读解,实际上也就是其他区域的生存模式和价值取向进入巴蜀的开始。从中国封建家族文化角度读解成都的高公馆,我们才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传统纲常礼教与人伦关系的侵害,对读以小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是巴蜀的特色),这种感受更强烈、更鲜明。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婆媳矛盾及两性隔膜的角度读解汪文宣一家的“寒夜”生活,我们也就突破了巴蜀对于人际耗斗的狭窄观念,从而获得了对生存和生命的更深一层的认识。这难道不是在推动巴蜀文化走出夔门、放眼世界吗?
其次,在《猪与鸡》、《兄与弟》这类作品里,可能正是“我”的“异乡人”式的冷静和旁观,造成了一种特别的艺术效果:它让读者居于与“我”同等的立场上,以冷峻的目光来注视巴蜀社会的种种风波,于是,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超越了巴蜀,开始用另一种尺度认识世界,而巴蜀本身的乡土景象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保留。巴金说这就是“让那种生活来暗示或者说明我的思想感情,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憩园》)。这却又让我们想起了沙汀,看来,一当我们的四川作家注视故土的人生世态,都会不约而同地冷峻起来。如果说巴金的这类作品与沙汀还有什么细微的差别,那就是在这些巴蜀世态中,沙汀本人基本上是退去了,巴金却还闪现着自己的身影(只不过这个“我”并不介入生活),我认为,沙汀将自我隐去更能体现巴蜀人生的“本色”,而巴金我/世态两种对立因素的并呈又更突出了作家自己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与《家》、《寒夜》等作品所引入的文化取向又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表明了巴金改造、推动巴蜀社会与巴蜀文化的努力。
巴金之于区域文化的关系,令我想起T•艾略特关于“传统与个人才能”的精辟之论。T•艾略特指出,“传统”一方面具有“历史的过去性”,即固定的较少变化的文化成分;但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就在于它还必须能有效地进入到后人的理解范围与精神世界,与生存条件发生了变化的人们对话,并随着后人的认知的流动而不断“激活”自己,“展开”自己,否则完全尘封于历史岁月与后人无干的部分也就无所谓是什么“传统”了。这两个要点代表了“传统”内部两个方向的力量。属于历史的“过去”,后者洋溢着无限的活力,属于文化最有生趣和创造力的成分,它经由“现在”的激发,直指未来;前者似乎形成了历史文化中可见的容易把握的显性结构;后者则属于不可见的隐性结构,它需要不断的撞击方能火花四溅;前者总是显示历史的辉煌,令人景仰也给人心理的压力,后者则流转变形融入现实,并构成未来的“新传统”,“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实性”,“就是这个意识使得一个作家成为传统的”,“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 〔11〕对于“传统与个人才能”是如此,对于“区域文化与个人创作”也是如此,巴金之于巴蜀文化的这种“异乡人”的姿态,其实是激发区域文化、区域文学创造性,重建文学新秩序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老舍.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A〕.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册〔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456.
〔2〕巴金.书信•致沙汀19630105〔A〕.巴金全集:第24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70.
〔3〕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J〕.新文学史料,1981,(1).
〔4〕马识途.青峰点点到天涯〔J〕.新文学史料,1993,(2).
〔5〕黄裳.记巴金〔A〕.巴金专集:1〔C〕.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40.
〔6〕巴金.《家》初版后记〔A〕.巴金研究资料:上册〔C〕.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365.
〔7〕〔10〕巴金.爱尔克的灯光〔A〕.巴金全集:第13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48,349.
〔8〕巴金.谈《憩园》〔A〕.巴金论创作〔M〕.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266.
〔9〕艾芜.我的青年时代〔A〕.艾芜文集:第2卷〔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419.
〔11〕 T•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A〕.西方现代诗论〔C〕.花城出版社,1988.73.)
(责任编辑:尹 富)
注:
①(注:近年出现的论文就有邓经武《巴金与巴蜀文化》(《绵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谭兴国《悠悠故乡情——巴金与成都》(《四川省情》,2004年第1期)、赖武《巴金与成都正通顺街》(《青年作家》,2006年第7期)等。)
②(注: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丛书•总序》,参见拙著《现代四川作家的巴蜀文化阐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5页。近年来,也有其他的一些质疑之声,如童龙超《论巴金文学创作的“反地域文化”特征》(《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关键词〕 巴金;巴蜀文化;文学的区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5-0173-05
正如四川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镇,中国文学的巴蜀经验历来是我们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样,巴金作为四川作家重要的代表,历来的区域文学研究也不忘记上他一笔,“巴金与巴蜀文化”毕竟是四川文化现代意义的重要证据。然而,这一课题的难度显然远远超过了其他四川作家——郭沫若、李劼人、沙汀甚至艾芜与区域文化的联系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从意象到形象的直接表述,而巴金却不那么容易,这样,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一方面是一些学人(特别是四川学人)竭力从巴金作品的字里行间挖掘“巴蜀信息”①,另一方面却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1995年,严家炎先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丛书》问世,这是学界出现的第一套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区域文学研究丛书,然而,就是在“丛书”的“总序”中,严家炎先生却提出:“要研究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选择巴金也不太合适(虽然他是有重大贡献的大作家)”。②应当说,这与笔者当年撰写《现代四川作家的巴蜀文化阐释》的心得颇为一致。然而,我们究竟不能抹杀和否认区域生存之于一个作家的重要影响(哪怕这种影响是潜在的),这便启发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区域文化与作家个性的关系,也应当重新认识个体之于区域文化的参与、推动作用。因为,无论怎么说,任何关于文化个性的归纳(时代的、民族的与家族的)都是“类”的概括,都必然以牺牲和省略某些个体的选择为代价,而个体总是为任何形式的群体性的归纳所难以“消化”的,也就是说,个体与“类”始终处于既相互说明又矛盾分歧的关系当中,在这个层面上看作家个性与区域文化特色之联系,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应该没有“一以贯之”的模式可寻,在什么情况下作家的“个性”生动地呈现了区域文化共同的追求,并且以自己的“个性”使得这些追求更加明显和突出了;相反,又在什么情况下“个性”恰恰从另外一个方向上修正甚至改变了区域文化固有的特殊,并且因为这样的修正而赋予了本区域新的内容,为未来的区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都需要具体分析。这就像新批评大家T.艾略特所述“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一样——始终处于既包含说明又补充生长之中。
文学的区域个性如何成为了可能?这不是一个从单一方向上能够回答的问题,对于早已习惯了区域文学研究之固有模式的我们而言,更需要有自我突破、自我改变的要求。
而在这方面,巴金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正好可以成为一个典型的个案。
(一)
单单从性格上找出巴金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并不算难,譬如他的热情,他的求变。作为区域文化的最表层的体现,我们的确容易在现代四川作家身上发现一种普遍存在的“青春激情”,如“永远是那么天真,热烈”的郭沫若〔1〕,“生龙活虎一般的热情”的李劼人〔2〕,“说话带感情,好激动”的沙汀〔3〕,“热情炙人”的艾芜〔4〕,同样,巴金也以他的“热情”的待人与写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谈天的时候,对一件事,一种社会现象,他常常会激动地发表意见,说得很多,往往说不下去了,就皱起眉用断续的‘真是……’结束。”〔5〕
然而,与前述几位四川作家不同,巴金的“热情”似乎并不倾洒在四川的山山水水之中,要寻找巴金笔端的“巴蜀意象”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而我们知道,李劼人的小说被称作是“华阳国志”,其地理学意义不言而喻,沙汀的成功也在于他找到了四川乡镇的讽刺性图景,“南行”归来的艾芜也关注着川西平原的忧郁,就是诗人郭沫若,也在他的自传中大唱“巴蜀赞”。
与郭沫若不同,巴金对四川赞赏颇为吝啬,这又与他好几部小说的四川背景形成刺眼的对照。因为,往往是这类作品,无论从巴金创作的初衷,还是就他作品的实际面貌来看,我们都不大能找到像李劼人、沙汀那样对巴蜀社会的揭示。《家》写了成都高公馆,但巴金又说:“我们在各地都可以找到和这相似的家庭来。”〔6〕巴金显然更强调创作的普遍意义,他突出的是一种超越地域的价值。高公馆比起李劼人的赫公馆、黄公馆(李劼人《大波》)来,“川味”就要淡得多。从近现代之交的成都大家庭到战云密布下混乱而败落的大后方,巴金乡土回顾的终极意义不在乡土本身,而在整个的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是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传统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基本概括。
因为,是外面的更大的世界给了巴金精神的高度,他也愿意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看待分析故土的旧事,并且时时注意从价值立场上对故土的狭隘相切割。
在1940年代的成都正通顺街,巴金祖屋还在,但他却说:“用留恋的眼光看我出生的房屋,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我的心似乎想在那里寻觅什么。但是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在那里找到了。我不会像我的一个姑母或者嫂嫂,设法进到那所已经易了几个主人的公馆,对着园中的花树垂泪,慨叹着一个家族的盛衰。摘吃自己栽种的树上的苦果,这是一个人的本分。我没有跟着那些人走一条路,我当然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脚迹。”对于故乡,他也说过:“成都正是寄生虫和剥削鬼的安乐窝”〔7〕,“培养各式各样不劳而获者的温床”〔8〕。
巴金,与青年时代自巴蜀出走“南行”的艾芜一样,在精神上是巴蜀式生存的反叛者,他需要在更大的世界中去寻找自我,也需要在更大的视野中去理解这个世界。艾芜南行了,巴金则东出夔门,又负笈西去。
(二)
但是巴金和“南行”的艾芜仍然是不同的。
巴金和艾芜都是巴蜀社会的叛逃者,一位“西游”,一位“南行”,但“西游”法国的巴金在启程之时,挥手作别的不幸的“乡土”不是四川而是中国,这与艾芜“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的体验不无差别。
艾芜的叛逃也直接缘于巴蜀的沉闷和压抑,艾芜在他的自传里曾生动地描述过南行前的心境,他说自己“仿佛一只关久了的老鹰,要把牢笼的痛苦和耻辱全行忘掉,必须飞到更广阔、更遥远的天空去一样”,只有离开,“才能抒吐胸中的一口闷气”。〔9〕为此,艾芜还以诗明志:“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坚定的去意一览无余。“南行”就这样被艾芜当作了摆脱蜀中沉闷、痛苦和耻辱的选择。可以推想,在这种心境之中南行,他必定会努力去发现巴蜀生存方式的对立面,发现一个与蜀中“牢笼”式的生活根本不同的新的人生境界。也就是说,不管艾芜是否意识到,他的创作就已经与巴蜀文化连接了起来,当然这不是一种径直的对接,即不是巴蜀文化让艾芜继承了什么,而是巴蜀文化的匮乏让艾芜努力去寻找着心理的补偿,去作文化的“填空”。
同样作为西部文化的一部分,巴蜀与滇缅边地的相似之处是存在的,但是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南行记》,它仍然是艾芜寻找“更广阔更遥远”的人生世界的结果,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让艾芜激动不已,也是艾芜最希望传达的主要还是与巴蜀盆地迥乎不同的生存景观。同儒化色彩更为浓重的中国长江中下游文化地区(特别是江浙、北方)比较,巴蜀作为偏僻的西部文化的一部分保留了较多的野性和蛮性,但是同滇缅山区这样的真正的荒野边地比较,它终究还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传统中国文化对人们各种世俗欲望的扭曲在这里也同样存在。在抛弃了仁义道德的面具之后,这些扭曲的欲望甚至还与西部的野性古怪地扭合在一起,野性与狡诈相连接化作了人与人争夺社会利益的工具。相反,在那遥远的边地,倒可能真正存在一种反世俗反社会的刚健的人生,一种坦荡、洒脱的人生,只有这里还流淌着真正的“西部精神”。
《南行记》最动人的魅力正在于此,无论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山峡中》)、喝酒吃肉的游方和尚(《七指人》)、让人切齿的偷马贼(《偷马贼》),还是欺骗顾客的货郎(《松岭上》),以及偶然同行的旅伴(《荒山上》、《我的旅伴》),他们都活得那样地潇洒,那样地无拘无束,无挂无牵,杀人偷窃似乎是生存竞争的必要方式,而来自这些陌生的路人甚至阴冷的强盗的些许的关怀,倒格外地倍感亲切,因为,他们的关怀是那样真诚,那样恰如其分!这也是一个根本与等级、与地位、与各种世俗关系无干的崭新的生存世界,奔走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全凭自己的生命的活力在生存,在发展,活得那么自然,那么率真,全无更多的世俗的算计,因为这里本来就没有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盘根错节的世俗环境。这正如艾芜在《我的旅伴》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由装束表示出来的身份,显然在初次接触的当儿,跟猜疑、轻视、骄傲、谄媚这些态度,一点也没缘的。就像天空中的乌鸦飞在一道那么合适,那么自然。”这就是滇缅边地的简洁单纯的人际关系,与实力派控制下的巴蜀社会大为不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艾芜的滇缅奇境看似在巴蜀之外,实则又无一不是在巴蜀之内——他是从巴蜀文化的缺陷处入手,寻找精神上的填补,其实这还是一种精神上的“巴蜀关怀”,当然,是洋溢着高度的幻想色彩的“巴蜀关怀”。
而巴金呢?可以说,巴蜀故土带给他的首先并不是一种“特异”的文化地理的感受,成都高公馆的封闭与窒息似乎与巴蜀式的人文历史环境没有必然联系,它不过是整个中国的封建家族的缩影,巴金逃离了他的故土,但是他要真正反叛的并不是地理意义的四川,而是中国的旧时代,在彻底反叛和逃逸一个时代的方向上,巴金不需要回头,也不需要犹豫,而所谓“巴蜀关怀”也暂时不是他特别考虑的方向,因为,在他看来,在前方等待他的还有更大的“时代的关怀”与“民族的关怀”。巴金是巴蜀文化离析出来的一个自由人,“哈立希岛上的灯火”已不能唤回他远去的脚步,他高兴的是终于走向了“广大的世界中”。 〔10〕
正是这样一种脱离具体区域空间的自由者的心态,赋予了巴金回首乡土之时更多的超然和冷静,几乎有一种在乡的“异乡人”的立场,在所有的现代四川作家中,这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
我注意到,在关于故乡的一些作品中,巴金是有意识地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出现,他是冷漠地打量着这块土地上的颓丧的粗野的人们,打量着他们瑟瑟缩缩又吵吵闹闹的人生。有点感伤,但也有淡然:(注:“我偶然回到家乡,听到了一个家庭败落的故事,又匆匆离去。”
“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的样子。”
“我好像一个异乡人”。
“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爱尔克的灯光不会把我引到这里来的。”
“我很高兴,自己又一次离开了狭小的家,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
在《猪与鸡》、《兄与弟》等作品里,“我”根本是站在房间的窗口打量院内院外所发生的一切,“这是我的家,然而地方对我却是陌生的。”(《猪与鸡》)方言曾经是许多四川作家引以自豪的语言支援,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他们“身份”的表征,在巴金激情的自我抒写的时候,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对方言有多少特殊的青睐,只有到了抗战时期,在他重返家乡之时,方言才自觉地听从了调遣,但就在这个时候,他刻意挑选的鄙俗方言恰恰传达的是对故土粗鄙人生世态的厌恶与批判。《猪与鸡》中有一段冯太太与王家小孩的街头对垒:
(注:“你狗×的天天搞老子的鸡儿,总要整死几个才甘心!老子哪点儿得罪你嘛?你爱耍,那儿不好耍!做啥子跑到老子屋头来?你默倒老子怕你!等你老汉儿回来,老子再跟你算总账。你狗×的,短命的,你看老子整不整你!总有一天要你晓得老子厉害。”
“你整嘛,我怕你这个婆娘才不是人,哪个狗搞你的鸡儿?你诬赖人要烂舌头,不得好死!”王家小孩不客气地回答。
“你敢咒人!不是龟儿子还有哪个!你不来搞我的鸡儿,我会怪你!老子又没有碰到你,你咒老子短命,你才是个短命的东西!你挨刀的,我×你妈!”
“来嘛,你来嘛,我等你来×,脱了裤子,我还怕你……”)
作者显然是以一种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异样”的环境,他无法从情感深处发出那种“理所当然”的地域认同,难怪他说“这是我的家,然而地方对我却是陌生的”。
当郭沫若吟诵着“我的故乡/本在那峨眉的山上”,在巴蜀式的雄浑中塑造自己的个性,当李劼人以他人“小说的《华阳国志》”的期许为己任,努力描绘中国特定区域的历史演进,巴金却努力挣脱特定区域的限制,在“广大的世界”中获取思想与价值,他处处回避以特定区域的观念和符号来表征自己。这样的一个区域文学的杰出作家,便突破了我们现有的区域文化与文学的阐释模式,成为我们研究视野中的“另类”。
(三)
那么,巴金的创作究竟还有没有与巴蜀地域相联系的地方呢?他的“异乡”体验是否还能够赋予区域文学新的特色呢?
我觉得,要深入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就需要调整我们固有的研究模式,即那种结合区域文化总体特点“发现”作家“个性”,又将一系列作家“个性”的交集作为区域文化“共性”的阐释模式。这里的关键在于:个体的特点是在自我的人生体验中形成的还是通过对区域文化整体的“学习”、“模仿”才获得的?或者就是双向的互动过程?所谓的区域文化是固定不变的呢还是应该存在一定程度和按照一定速度的变动?这些变动又是如何产生的?是抽象的自天而降,然后才显现为个体的新特点呢,还是首先因为个体的新变才最终带动整体的改变?只有打破固有的相对单一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模式,我们才能对一些“特异”的文学现象作出有效的解释。
对现代巴蜀文化与文学的新质而言,我认为巴金的创作恰恰有他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一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所谓的区域文化,并不是恒定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区域和区域之间的频繁交流,区域文化特点也都可能消亡,可能强化,可能新生,这些变化都来自于区域中人生存方式和思想情况的某些“异变”,当个别人的“异变”开始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时,区域文化的整体面貌也才有所改变。作家是区域中最活跃最不安分守己的因素,区域精神的发展变化与他们的独立探索不无关系。当巴金将故土的人生纳入到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范畴内来加以认识,这在现阶段的接受者来看,似乎会感到乡土特色不足,但从巴蜀文化的长远发展来分析,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其实这未尝不是推动巴蜀精神自我演进的一种方式,因为,交流总是双向的,当巴蜀被置放到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普遍性的价值标准上来进行读解,实际上也就是其他区域的生存模式和价值取向进入巴蜀的开始。从中国封建家族文化角度读解成都的高公馆,我们才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传统纲常礼教与人伦关系的侵害,对读以小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是巴蜀的特色),这种感受更强烈、更鲜明。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婆媳矛盾及两性隔膜的角度读解汪文宣一家的“寒夜”生活,我们也就突破了巴蜀对于人际耗斗的狭窄观念,从而获得了对生存和生命的更深一层的认识。这难道不是在推动巴蜀文化走出夔门、放眼世界吗?
其次,在《猪与鸡》、《兄与弟》这类作品里,可能正是“我”的“异乡人”式的冷静和旁观,造成了一种特别的艺术效果:它让读者居于与“我”同等的立场上,以冷峻的目光来注视巴蜀社会的种种风波,于是,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超越了巴蜀,开始用另一种尺度认识世界,而巴蜀本身的乡土景象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保留。巴金说这就是“让那种生活来暗示或者说明我的思想感情,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憩园》)。这却又让我们想起了沙汀,看来,一当我们的四川作家注视故土的人生世态,都会不约而同地冷峻起来。如果说巴金的这类作品与沙汀还有什么细微的差别,那就是在这些巴蜀世态中,沙汀本人基本上是退去了,巴金却还闪现着自己的身影(只不过这个“我”并不介入生活),我认为,沙汀将自我隐去更能体现巴蜀人生的“本色”,而巴金我/世态两种对立因素的并呈又更突出了作家自己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与《家》、《寒夜》等作品所引入的文化取向又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表明了巴金改造、推动巴蜀社会与巴蜀文化的努力。
巴金之于区域文化的关系,令我想起T•艾略特关于“传统与个人才能”的精辟之论。T•艾略特指出,“传统”一方面具有“历史的过去性”,即固定的较少变化的文化成分;但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就在于它还必须能有效地进入到后人的理解范围与精神世界,与生存条件发生了变化的人们对话,并随着后人的认知的流动而不断“激活”自己,“展开”自己,否则完全尘封于历史岁月与后人无干的部分也就无所谓是什么“传统”了。这两个要点代表了“传统”内部两个方向的力量。属于历史的“过去”,后者洋溢着无限的活力,属于文化最有生趣和创造力的成分,它经由“现在”的激发,直指未来;前者似乎形成了历史文化中可见的容易把握的显性结构;后者则属于不可见的隐性结构,它需要不断的撞击方能火花四溅;前者总是显示历史的辉煌,令人景仰也给人心理的压力,后者则流转变形融入现实,并构成未来的“新传统”,“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实性”,“就是这个意识使得一个作家成为传统的”,“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 〔11〕对于“传统与个人才能”是如此,对于“区域文化与个人创作”也是如此,巴金之于巴蜀文化的这种“异乡人”的姿态,其实是激发区域文化、区域文学创造性,重建文学新秩序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老舍.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A〕.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册〔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456.
〔2〕巴金.书信•致沙汀19630105〔A〕.巴金全集:第24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70.
〔3〕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J〕.新文学史料,1981,(1).
〔4〕马识途.青峰点点到天涯〔J〕.新文学史料,1993,(2).
〔5〕黄裳.记巴金〔A〕.巴金专集:1〔C〕.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40.
〔6〕巴金.《家》初版后记〔A〕.巴金研究资料:上册〔C〕.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365.
〔7〕〔10〕巴金.爱尔克的灯光〔A〕.巴金全集:第13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48,349.
〔8〕巴金.谈《憩园》〔A〕.巴金论创作〔M〕.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266.
〔9〕艾芜.我的青年时代〔A〕.艾芜文集:第2卷〔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419.
〔11〕 T•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A〕.西方现代诗论〔C〕.花城出版社,1988.73.)
(责任编辑:尹 富)
注:
①(注:近年出现的论文就有邓经武《巴金与巴蜀文化》(《绵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谭兴国《悠悠故乡情——巴金与成都》(《四川省情》,2004年第1期)、赖武《巴金与成都正通顺街》(《青年作家》,2006年第7期)等。)
②(注: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丛书•总序》,参见拙著《现代四川作家的巴蜀文化阐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5页。近年来,也有其他的一些质疑之声,如童龙超《论巴金文学创作的“反地域文化”特征》(《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