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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八宝山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一个寒冷的清晨，我从北京一个设在四合院居民家中的红卫兵接待站的地鋪上爬起，匆匆吃完了免费的稀饭馒头，便急急地向外走去。我想去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头天我曾看见接待站附近的大街上停有敞篷卡车，招呼串联的红卫兵们上那里去。
胡同与马路上弥漫着略刺鼻的薄雾，街上的行人很少，衣着不多的我感到这座城市的深秋有些令人吃不消的寒冷与陌生。
到了大街上，我却找不到卡车的踪影。正在焦急的时候，发现前面的雾幔中隐约显露出一辆卡车的身影。上面已站立了大半卡车的串联学生，还有几个人正抓住后面的栏板往上翻越。
我也很快攀爬上去，车开后询问身旁的人，才知道这辆车不是去清华而是去八宝山。我有些失望和无奈，但转念一想，去去也行，八宝山早已听说，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汽车一直向西开了大约两个小时才停下。八宝山是一座不高的小山，八宝山园陵在一座仿佛是寺庙的院落中。沿着山路缓缓上行，右边是逶迤的黄色寺院院墙，墙面陈旧斑驳，更令我吃惊的是脚下路边的坡地里有好几处黄土凹陷，露出一个个洞穴，里面泻下的黄泥土半掩着灰黯破损的骨灰坛子。
进得八宝山陵园，里面古木蓊郁，当中一座宽敞大殿，大殿正中的几张桌上铺着白布，上面放置着林伯渠等已逝去的最高级别的党政军领导人的骨灰盒，盒上蒙罩着紫红色的金丝绒布。殿堂的后面与两侧的厢堂里陈放着一排排一柜柜的骨灰盒。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有一位已逝去的叔祖，是武汉长江大桥的副总工程师和南京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家里人常谈起他，但我因当时还年幼，虽与他见面亦无记忆，现在却在这里无意中见到了他的骨灰盒。
出得殿堂来，四周是划分为区的一片片水泥墓地。我脚下的一座水泥墓长约两米，宽一米多，而在另几个墓区，水泥墓又因逝者的级别长了，宽了若干，界线十分分明。在学校一直受到“人人都是平等的”正面教育的我感到惊讶与困惑：人为什么要这样细致地被分为这么多等级？
我偶然中发现了瞿秋白的水泥墓，那时候《多余的话》尚未抛出，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我从历史书上知道的，我在墓前伫立良久。几个月后，更强烈、更疯狂的风暴刮进了八宝山，掀翻了这座墓地。
搭错车竟增添了我中学时代一段特殊又难忘的经历。
到农村去
严冬来临，刺骨的寒风吹落了高树枯枝上的最后一片残叶，马路边的团团枯叶在北风的怒号下跌撞着、旋转着奔向远方。
一九六八年年底，武昌实验中学的前操场上，多辆卡车轰鸣，满载携带被窝行李，不知命运前途，即将远离父母的稚嫩学子下到农村去。车到潜江渔洋，学校的同学分散再分散，四男三女的我们组被分到前进六队，又被带到生产队高大的仓库屋前。
刷成白墙的仓库巨大，以至于挨着仓库侧边白墙的搭好的知青房屋看起来只有一点点。屋里的地上靠里竖直立着几根两尺高、拳头粗的树枝，再水平横竖绑着几根丈余长、稍细的枝干，铺上晒棉花用的旧芦席，堆上蓬松的、褐黄色的稻草，这就是我们的床铺了。
第二天下午，看着几个中青年社员在离我们住屋一丈远的空地上挖坑，立柱，上梁，檩条上铺草，屋角里起灶，架上大铁锅。半天时间，我们的厨房便大功告成。
下放不多天后，我和社员们一起去百里长渠进行我们生产队所属的一段整枝，整下的树枝运回队里分给各户当烧柴。拿着借来的柴刀，向树枝砍去第一刀我便伤了自己的手指。左手无名指背上被砍出一条近两厘米长的、浅浅的伤口，细小的血珠沁出，接下来我便小心翼翼地继续工作。如今，这条疤痕已淡得几乎看不出来了。
百里长渠清波荡漾，一看就令人联想到“问渠那得清如许”的诗句。那是五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小组的人再次经过这里。
看到这么清亮的渠水，我和小李欢喜地下水游泳。起来后，小李身上泛起了密密麻麻几十个红点，像被毒蚊叮咬过起的红疹，我身上也有两三处。半个月后，小李被查出得了血吸虫病，需要回武汉治疗。我随后也提心吊胆地检查了多次，包括几年后调回城里参加工作后的一段时期，所幸没有问题。
一年之后，还是和小李一起，被队里派去修汉沙公路。
放工后的一天夜里，我俩闲坐在汉水边的高坡地，四周黝黑静寂，看不清的江水中有一盏微弱的桅灯在向下游移动，有节奏的机器轰鸣声轻轻传来，那是一艘拖轮，正缓缓向汉口方向驶去。
“……要是能回武汉就好了，哪怕扫大街我也愿意。”一直盯着那盏桅灯远去的小李诚心诚意地对我说道。
每年冬天，他们都要挑着铺盖行李和工具，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修水利。在工地附近的农民家的地上靠板壁铺上稻草，展开行李，晚上十几人睡在一起。天不亮就起身穿衣，从河下担起沉重的河泥，艰难地上行。
沉重的劳动连农民都感到害怕。一个红烂眼眶，长着麻子，外号叫做“麻瞎子”的农民，在生产队的地里劳动休息时，睁大眼睛一脸认真地对我们说过：“……林彪是个奸臣！”
那时离“九·一三”叛逃事件还有两年，林彪还是“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麻瞎子的依据是林彪那一对粗黑竖起的眉毛，戏曲里奸臣的扮相都是这样的。说这话在城里会被捉起来，但贫下中农在这里说了无事，我们也就又一次认识了农村和城市的差异。
在农村要被捉起来的是目无干部、抗拒水利劳动的人。
四小队的陈以汉和组里的另一位同学实在忍受不了沉重痛苦的水利劳动，他们从工地跑回队里，收拾东西准备回武汉过年去。大队派人将他们抓了回来，挂牌游工地。神经脆弱的陈以汉受不了刺激，得了精神病，回武汉后被送进了汉口六角亭精神病医院。他的家在武昌，父母都上了年纪，我家在汉口，曾煮过几次稀饭装在罐里给他送到医院去。
苍凉的归途
一九七〇年年初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我挑着近七十斤重的担子，行走了七十里的路程，终于在黄昏时赶到了汉水边的小镇泽口，准备坐第二天早上的小火轮回汉口过春节。 担子里挑的是几十斤糯米，二十多斤花生和七八斤油，这是生产队河滩地的“黑田”里的收成“瞒产私分”的，加上分得的五十多元现金和口粮，这些便是我辛苦一年的全部收入。说起来，如今这一担东西已算不得什么了，可在那一个月只有二两计划油，过年才有半斤花生的日子里，有这一担东西挑回武汉，无疑是会令人羡慕的。
傍晚的泽口镇冷冷清清，看不到什么行人，经过紧闭着店门的街道，我径直赶到河边的候船室里，准备稍事休息，再去买点烧饼什么吃的。就在这时候，一胖一瘦俩中年人来到我的面前。
“喂，你有没有省粮票？麻烦帮我换一下，我们吃饭还差半斤粮票。”瘦个子中年人请求地对我说，一边将一张半斤的武汉市粮票递给我。
我很快地从口袋里找出一张一斤的省粮票，不吱声响地递给了他。
“哎呀，这怎么办，我没有粮票找给你。”
“没有找的就算了，不要紧。”我静静地对他说。
我的话一落音，他们互看了一下，后面的事情就出乎我的意外了。或许他们觉得我的回答够朋友，胖个子中年人走上前来，一只手在我肩上一拍，大声地对我说：“你还没有吃饭吧？何不我们一起去吃？”他见我犹豫，又紧接着说，“我们请客。”
“不，谢谢，不用了，再说我要看行李。”小时候每次跟父亲外出，父亲总是叮嘱我要看好行李的。
“这有什么要紧？”瘦个子中年人瞥了一眼我的行李，不以为然地说，“喂，麻烦你帮忙看下行李，我们吃了饭就来。”他扭头对坐在离我不远的一位候船旅客打了声招呼。
“这下总可以了吧？”说完，就不容分说地拉起了我。
盛情难却，我被他们半拖着走了。一边走却一边担心：放在候船室里的行李安不安全，要是那个人马虎，把行李看丢了怎么办？边想边走，很快拐过一个街口，来到了一个餐馆，推门进去。
餐馆里人不多，却灯火通明，热气腾腾，香气四溢。那两个中年人拣了张里厅的桌子坐下来。我等着吃碗热面赶快回去，不料服务员来后，他们竟一口气点了五六个荤菜，还要我也点两个。我不好意思地推辞了，他们又点了两个菜。菜和酒端了上来，在我们面前摆开。对于三个人来说，这是多么丰盛的一桌。不用说我在农村一年难见几片肉，就是家里过年做的菜，也没有这样精美可口。
那一胖一瘦的两个中年人不断地劝我吃菜，我一边吃，一边却不住地挂念我的行李。“糟了！”我突然感到大事不好——要是他们认识那个帮我看行李的人，合伙骗了我的行李，岂不是有苦说不出？想到这里，满桌菜肴虽然诱人可口，我却巴不得早点结束。碍于礼貌，好不容易都吃完，我想应该可以走了，他们却又倒了几杯热茶，还递给我一杯。我的疑虑越发重了，匆匆喝了茶水，告辞了就走。
一出店门，我立刻三步并成两步，向候船室跑去，心悬得厉害：要是行李不在就完了！拐过路口，远远看见候船室的大门里，我的行李还在长椅上安然无恙，旁边的那位旅客还在那里打盹儿，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只是心里又添了几个问号：这两个人怎么这样阔绰大方，他们是干什么的？
天完全黑了下来，我把行李移到靠里面的长椅上，在长椅上躺下，头枕在行李上，这一夜就这样熬过了。
到四点多钟的时候，有人在售票处的窗口排队，我赶紧拧着行李赶过去。售票口仍紧闭着，在一起排队的十几个人，便在售票口上的灯光下，东南西北地闲扯起来。
一个穿铁路制服胖胖的中年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跟谁都谈得拢，讲得也十分有趣。我问了他铁路上的一些事情，他说他是跑上海——乌鲁木齐一线的列车员，到这里是来看他的一个朋友的。他也问了我到哪里去，还笑着问我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售票时间快到时，买票的队伍已经变得很长了。售票窗口打开，我从拥挤的人群中挤了出来，总算买到了船票。
外面，天已吐亮，泽口镇醒了，刺骨的寒风喧闹起来。小火轮的汽笛响了，我挑着担子，随着人流上了船。在二楼后舱找到一个地方安顿好，这才松了口气。
轮船在又一声长鸣中离开了码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河岸，忽然我看见前舱那边围了一群人，正在往里面看什么。我跟上前去看，只見一个比我小两三岁的下放小知青正蹲在地上啜泣，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回到行李边，过来一会儿，见昨晚请我吃饭的那一胖一瘦的中年人正向我这边走过来，他们也看见了我，远远地和我打招呼。
“知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走到我跟前时，我指着前面那堆人问他们。
“跟你一样，是个知青，被人骗了。”胖中年人慢慢地对我说，声音有些低沉。“买票的时候，有个人对小青年说他的钱包被人偷跑了，回不了武汉。小青年同情他，给了他五毛钱，让他买一张最近一站的船票，等上了船再说。这个人万分感激，一同上船时，见小青年东西多，就说帮他背一点。谁知上船后，小青年到处都找不到这个人的踪影。”停了一下，他又说，“听说这个骗子，是个穿铁路制服的胖中年人。”
“我的脑子突然炸了一下，那个穿铁路制服胖胖的中年人和我谈话的情景一下浮现在我的眼前。难怪他要问我带的是什么东西，难怪他和那么多人谈得那么亲热。如果他要骗我，我恐怕也是跑不脱的。然而我并不觉得庆幸，想着那在地上啜泣的小青年的身影，想想同是知青，同样不佳的处境，只是涌起一种物伤其类、兔死狐悲的感觉。
“这个小青年被骗去了几十斤油和肉，”中年人继续告诉我，“最造孽的是，小青年没父母了，跟着哥嫂过，嫂子待他不太好，他这次特意多带了点东西回去，却又被骗，落到这个地步。”他叹了口气，“我和他刚才一个人给了他五块钱。”他指了指旁边的瘦个子。
“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这样慷慨大方？”过了一会儿，我终于向他们问道，想解开心中的困惑。
“不瞒你说，我们有点手艺，会搭老虎灶，从武汉下乡来，一次做几个月回去，一天一个人挣个十块八块的不是什么难事。”
小火轮在苍凉的天空下缓缓地行驶了一整日，凛冽的寒风不时地把船栏杆边的防寒帆布篷掀起一角，远处是缓缓后移，没有尽头也没有生机的河滩地，间或见到几株在寒风中抖瑟着枯枝的树木。天黑了下来，从愈来愈密的两岸灯火中知道，汉口快要到了。这时，天空竟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 我担着行李，回到了家里。父母见我归来，高兴自不用说。黄黄的灯光流泻下的小屋充满着那么多的温馨，显得那样暖和。母亲替我拍打着身上的雪花，父亲笑着对她说：“真是风雪夜归人哪！”
时间已过去几十年了，我的父母都已先后作古，然而这一段旅途上的经历却让我时不时忆起，不知那一胖一瘦的中年人现在怎样；那小青年想已脱离了困境，我祝愿他生活幸福；至于那穿铁路制服的中年人，不知现在是否已改邪归正。
第一次送礼
一九七〇年初夏，回城扫大街都愿意的小李盼来了好消息——第一批招工开始。来渔洋招工的是武汉制氨厂，小李与大部分同学都被招走，每个队只留下一两个家庭有“问题”的人。
由于我在幸运得到的招工表上老老实实地填上了“海外关系”，因此也没有走成。招工组组长、氨厂人事科马科长找我谈话：“化肥厂是三级保密单位，所以这次不能招你了。你要在这里安心锻炼，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好好干一样是有前途的。”
对于后面的话，我听得很多，也还相信，但对前面两句话，就有些怀疑。化肥厂又不是生产军工产品的，要保什么密？何况中国那时化肥生产很落后，队里一些干部穿的短裤屁股上都印有“尿素”两个大字，是用日本进口的化肥袋做成的。
到冬天，又有好消息传来——第二批招工的来了。这次是钢铁厂来招，招得不多，四队的小齐被选中，大家都庆祝和羡慕他的好运气。临走前，小齐告诉我们：“……我是送了礼的。”高兴中闪出一点得意。
那时候不像现在，还不兴送礼，不但送礼的人难为情，受礼的人也犹犹豫豫，更何况初涉人世的学生了，自然感到新奇。
“你是怎么送的呢？”有个嘴快的同学马上问道。这也难怪，小齐和我们一样身在农村，有什么礼好送，又是如何送出的？
“这个容易，”小齐望了望大家，“我跟招工的师傅说，我可以在队里帮他们买到便宜的鸡。我在队里六角钱一斤买了几只鸡，告诉他们是四角一斤买的，帮他们每个人买了两只。”
啊！原来是这样，大家对小齐的灵活做法佩服不已。
到我被招上来之前，家里的境况已变得非常困难了。由多年哮喘而发展为肺心病的母亲病重住院，呼吸困难，她在病床上喘着气催促我：“你不用在这里照顾我了，这里有医生护士，快回去跑招工的事情吧。”
这次招工的负责人是武昌机床厂一位姓熊的师傅，长着络腮胡子，三十多岁的样子。他是作为文教局的工宣队下来招老师的。
我告诉了他我的“海外关系”和家中的困境，他点了点头，没有说其他的话语。
一个月后我被招回武汉，而母亲却来不及等到这一消息。
戴着黑纱的我将两斤白糖送到熊师傅的家里，这是我第一次送礼。那时候白糖不好买，我不记得这糖是用全家积攒的糖票买的，还是在北京工作的三哥带回来的。
熊师傅的家里很挤，爱人长得很漂亮，跟熊师傅在一个厂里做事。
临走时，熊师傅从爱人手里接过钱来塞到我手里。一块多钱，是买糖的。
周老师
周老师个不高，背有点驼，戴着深度眼镜，快五十岁了，见人总是笑眯眯，挺和气的。一九七二年，我在武汉一师招工培训后被分到五中教书，第一次见到周老师就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尽管周老师的身体不大好，对人也不凶，但他带班是很有名的。那时刚复课闹革命不久，各班都有一些调皮的学生，许多班的纪律都是乱糟糟的，不能安心上课。可是他所带的那个班级，上课纪律好得出奇，如同现在重点学校的班级，我很奇怪。有些老师告诉我，周老師当班主任是很有一套经验的，他做学生的思想工作细致，办法也多，许多老师都很佩服。
然而，周老师竟也有失灵的时候，也有管教不好的学生了。一次，他的班级新转来一个学生，纪律越来越差，上课讲话闹堂，下课打架，为所欲为，天不怕地不怕，不知道凭仗什么关系，连工宣队也不放在眼里，甚至有时敢跟周老师顶撞。
这可是出新闻了，周老师也没有办法的时候，同事们互相传告，有的还故意找他询问打趣。
然而打趣周老师并没能持续多久。不久后的一天，那个调皮学生突然规规矩矩，周老师的班级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这个差生是怎么突然变好的？大家都觉得奇怪，想一探究竟。一位知情的老师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原来，那天下早自习时，那名调皮的学生冲出教室，将一大块没吃完的油饼往楼梯拐角的窗外扔去，不料动作太猛，没有扔准，“啪”的一声，扔到了窗边新贴出的领袖的语录上。
“好哇！你怎么敢掷领袖的语录？”周老师刚好从那里经过，他那深度近视的眼睛居然看到了这件事情。周老师喊住了这个学生，严肃地质问他。
“我……我没有掷。”调皮的学生恐惧了，紧张得不敢辩解是无意扔的。
“你掷了！”旁边做清洁的几名同学一起做证。
铁证如山，下面的事情就是周老师的戏了。对于这起事件，周老师对他做了宽大处理：不向学校工宣队举报，也不向公安机关反映，替他保密。条件就是要他好好学习，严守课堂纪律。
一九七八年我参加高考，离开了五中，离开了周老师。
上星期，温主任从石家庄回武汉，十几位五中退休的老教师在中山公园与她聚会，有人说不久前还偶遇过周老师。
周老师今年应有九十多岁了，一定还是笑眯眯、挺和气的样子。
（责任编辑 徐参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一个寒冷的清晨，我从北京一个设在四合院居民家中的红卫兵接待站的地鋪上爬起，匆匆吃完了免费的稀饭馒头，便急急地向外走去。我想去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头天我曾看见接待站附近的大街上停有敞篷卡车，招呼串联的红卫兵们上那里去。
胡同与马路上弥漫着略刺鼻的薄雾，街上的行人很少，衣着不多的我感到这座城市的深秋有些令人吃不消的寒冷与陌生。
到了大街上，我却找不到卡车的踪影。正在焦急的时候，发现前面的雾幔中隐约显露出一辆卡车的身影。上面已站立了大半卡车的串联学生，还有几个人正抓住后面的栏板往上翻越。
我也很快攀爬上去，车开后询问身旁的人，才知道这辆车不是去清华而是去八宝山。我有些失望和无奈，但转念一想，去去也行，八宝山早已听说，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汽车一直向西开了大约两个小时才停下。八宝山是一座不高的小山，八宝山园陵在一座仿佛是寺庙的院落中。沿着山路缓缓上行，右边是逶迤的黄色寺院院墙，墙面陈旧斑驳，更令我吃惊的是脚下路边的坡地里有好几处黄土凹陷，露出一个个洞穴，里面泻下的黄泥土半掩着灰黯破损的骨灰坛子。
进得八宝山陵园，里面古木蓊郁，当中一座宽敞大殿，大殿正中的几张桌上铺着白布，上面放置着林伯渠等已逝去的最高级别的党政军领导人的骨灰盒，盒上蒙罩着紫红色的金丝绒布。殿堂的后面与两侧的厢堂里陈放着一排排一柜柜的骨灰盒。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有一位已逝去的叔祖，是武汉长江大桥的副总工程师和南京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家里人常谈起他，但我因当时还年幼，虽与他见面亦无记忆，现在却在这里无意中见到了他的骨灰盒。
出得殿堂来，四周是划分为区的一片片水泥墓地。我脚下的一座水泥墓长约两米，宽一米多，而在另几个墓区，水泥墓又因逝者的级别长了，宽了若干，界线十分分明。在学校一直受到“人人都是平等的”正面教育的我感到惊讶与困惑：人为什么要这样细致地被分为这么多等级？
我偶然中发现了瞿秋白的水泥墓，那时候《多余的话》尚未抛出，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我从历史书上知道的，我在墓前伫立良久。几个月后，更强烈、更疯狂的风暴刮进了八宝山，掀翻了这座墓地。
搭错车竟增添了我中学时代一段特殊又难忘的经历。
到农村去
严冬来临，刺骨的寒风吹落了高树枯枝上的最后一片残叶，马路边的团团枯叶在北风的怒号下跌撞着、旋转着奔向远方。
一九六八年年底，武昌实验中学的前操场上，多辆卡车轰鸣，满载携带被窝行李，不知命运前途，即将远离父母的稚嫩学子下到农村去。车到潜江渔洋，学校的同学分散再分散，四男三女的我们组被分到前进六队，又被带到生产队高大的仓库屋前。
刷成白墙的仓库巨大，以至于挨着仓库侧边白墙的搭好的知青房屋看起来只有一点点。屋里的地上靠里竖直立着几根两尺高、拳头粗的树枝，再水平横竖绑着几根丈余长、稍细的枝干，铺上晒棉花用的旧芦席，堆上蓬松的、褐黄色的稻草，这就是我们的床铺了。
第二天下午，看着几个中青年社员在离我们住屋一丈远的空地上挖坑，立柱，上梁，檩条上铺草，屋角里起灶，架上大铁锅。半天时间，我们的厨房便大功告成。
下放不多天后，我和社员们一起去百里长渠进行我们生产队所属的一段整枝，整下的树枝运回队里分给各户当烧柴。拿着借来的柴刀，向树枝砍去第一刀我便伤了自己的手指。左手无名指背上被砍出一条近两厘米长的、浅浅的伤口，细小的血珠沁出，接下来我便小心翼翼地继续工作。如今，这条疤痕已淡得几乎看不出来了。
百里长渠清波荡漾，一看就令人联想到“问渠那得清如许”的诗句。那是五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小组的人再次经过这里。
看到这么清亮的渠水，我和小李欢喜地下水游泳。起来后，小李身上泛起了密密麻麻几十个红点，像被毒蚊叮咬过起的红疹，我身上也有两三处。半个月后，小李被查出得了血吸虫病，需要回武汉治疗。我随后也提心吊胆地检查了多次，包括几年后调回城里参加工作后的一段时期，所幸没有问题。
一年之后，还是和小李一起，被队里派去修汉沙公路。
放工后的一天夜里，我俩闲坐在汉水边的高坡地，四周黝黑静寂，看不清的江水中有一盏微弱的桅灯在向下游移动，有节奏的机器轰鸣声轻轻传来，那是一艘拖轮，正缓缓向汉口方向驶去。
“……要是能回武汉就好了，哪怕扫大街我也愿意。”一直盯着那盏桅灯远去的小李诚心诚意地对我说道。
每年冬天，他们都要挑着铺盖行李和工具，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修水利。在工地附近的农民家的地上靠板壁铺上稻草，展开行李，晚上十几人睡在一起。天不亮就起身穿衣，从河下担起沉重的河泥，艰难地上行。
沉重的劳动连农民都感到害怕。一个红烂眼眶，长着麻子，外号叫做“麻瞎子”的农民，在生产队的地里劳动休息时，睁大眼睛一脸认真地对我们说过：“……林彪是个奸臣！”
那时离“九·一三”叛逃事件还有两年，林彪还是“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麻瞎子的依据是林彪那一对粗黑竖起的眉毛，戏曲里奸臣的扮相都是这样的。说这话在城里会被捉起来，但贫下中农在这里说了无事，我们也就又一次认识了农村和城市的差异。
在农村要被捉起来的是目无干部、抗拒水利劳动的人。
四小队的陈以汉和组里的另一位同学实在忍受不了沉重痛苦的水利劳动，他们从工地跑回队里，收拾东西准备回武汉过年去。大队派人将他们抓了回来，挂牌游工地。神经脆弱的陈以汉受不了刺激，得了精神病，回武汉后被送进了汉口六角亭精神病医院。他的家在武昌，父母都上了年纪，我家在汉口，曾煮过几次稀饭装在罐里给他送到医院去。
苍凉的归途
一九七〇年年初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我挑着近七十斤重的担子，行走了七十里的路程，终于在黄昏时赶到了汉水边的小镇泽口，准备坐第二天早上的小火轮回汉口过春节。 担子里挑的是几十斤糯米，二十多斤花生和七八斤油，这是生产队河滩地的“黑田”里的收成“瞒产私分”的，加上分得的五十多元现金和口粮，这些便是我辛苦一年的全部收入。说起来，如今这一担东西已算不得什么了，可在那一个月只有二两计划油，过年才有半斤花生的日子里，有这一担东西挑回武汉，无疑是会令人羡慕的。
傍晚的泽口镇冷冷清清，看不到什么行人，经过紧闭着店门的街道，我径直赶到河边的候船室里，准备稍事休息，再去买点烧饼什么吃的。就在这时候，一胖一瘦俩中年人来到我的面前。
“喂，你有没有省粮票？麻烦帮我换一下，我们吃饭还差半斤粮票。”瘦个子中年人请求地对我说，一边将一张半斤的武汉市粮票递给我。
我很快地从口袋里找出一张一斤的省粮票，不吱声响地递给了他。
“哎呀，这怎么办，我没有粮票找给你。”
“没有找的就算了，不要紧。”我静静地对他说。
我的话一落音，他们互看了一下，后面的事情就出乎我的意外了。或许他们觉得我的回答够朋友，胖个子中年人走上前来，一只手在我肩上一拍，大声地对我说：“你还没有吃饭吧？何不我们一起去吃？”他见我犹豫，又紧接着说，“我们请客。”
“不，谢谢，不用了，再说我要看行李。”小时候每次跟父亲外出，父亲总是叮嘱我要看好行李的。
“这有什么要紧？”瘦个子中年人瞥了一眼我的行李，不以为然地说，“喂，麻烦你帮忙看下行李，我们吃了饭就来。”他扭头对坐在离我不远的一位候船旅客打了声招呼。
“这下总可以了吧？”说完，就不容分说地拉起了我。
盛情难却，我被他们半拖着走了。一边走却一边担心：放在候船室里的行李安不安全，要是那个人马虎，把行李看丢了怎么办？边想边走，很快拐过一个街口，来到了一个餐馆，推门进去。
餐馆里人不多，却灯火通明，热气腾腾，香气四溢。那两个中年人拣了张里厅的桌子坐下来。我等着吃碗热面赶快回去，不料服务员来后，他们竟一口气点了五六个荤菜，还要我也点两个。我不好意思地推辞了，他们又点了两个菜。菜和酒端了上来，在我们面前摆开。对于三个人来说，这是多么丰盛的一桌。不用说我在农村一年难见几片肉，就是家里过年做的菜，也没有这样精美可口。
那一胖一瘦的两个中年人不断地劝我吃菜，我一边吃，一边却不住地挂念我的行李。“糟了！”我突然感到大事不好——要是他们认识那个帮我看行李的人，合伙骗了我的行李，岂不是有苦说不出？想到这里，满桌菜肴虽然诱人可口，我却巴不得早点结束。碍于礼貌，好不容易都吃完，我想应该可以走了，他们却又倒了几杯热茶，还递给我一杯。我的疑虑越发重了，匆匆喝了茶水，告辞了就走。
一出店门，我立刻三步并成两步，向候船室跑去，心悬得厉害：要是行李不在就完了！拐过路口，远远看见候船室的大门里，我的行李还在长椅上安然无恙，旁边的那位旅客还在那里打盹儿，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只是心里又添了几个问号：这两个人怎么这样阔绰大方，他们是干什么的？
天完全黑了下来，我把行李移到靠里面的长椅上，在长椅上躺下，头枕在行李上，这一夜就这样熬过了。
到四点多钟的时候，有人在售票处的窗口排队，我赶紧拧着行李赶过去。售票口仍紧闭着，在一起排队的十几个人，便在售票口上的灯光下，东南西北地闲扯起来。
一个穿铁路制服胖胖的中年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跟谁都谈得拢，讲得也十分有趣。我问了他铁路上的一些事情，他说他是跑上海——乌鲁木齐一线的列车员，到这里是来看他的一个朋友的。他也问了我到哪里去，还笑着问我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售票时间快到时，买票的队伍已经变得很长了。售票窗口打开，我从拥挤的人群中挤了出来，总算买到了船票。
外面，天已吐亮，泽口镇醒了，刺骨的寒风喧闹起来。小火轮的汽笛响了，我挑着担子，随着人流上了船。在二楼后舱找到一个地方安顿好，这才松了口气。
轮船在又一声长鸣中离开了码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河岸，忽然我看见前舱那边围了一群人，正在往里面看什么。我跟上前去看，只見一个比我小两三岁的下放小知青正蹲在地上啜泣，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回到行李边，过来一会儿，见昨晚请我吃饭的那一胖一瘦的中年人正向我这边走过来，他们也看见了我，远远地和我打招呼。
“知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走到我跟前时，我指着前面那堆人问他们。
“跟你一样，是个知青，被人骗了。”胖中年人慢慢地对我说，声音有些低沉。“买票的时候，有个人对小青年说他的钱包被人偷跑了，回不了武汉。小青年同情他，给了他五毛钱，让他买一张最近一站的船票，等上了船再说。这个人万分感激，一同上船时，见小青年东西多，就说帮他背一点。谁知上船后，小青年到处都找不到这个人的踪影。”停了一下，他又说，“听说这个骗子，是个穿铁路制服的胖中年人。”
“我的脑子突然炸了一下，那个穿铁路制服胖胖的中年人和我谈话的情景一下浮现在我的眼前。难怪他要问我带的是什么东西，难怪他和那么多人谈得那么亲热。如果他要骗我，我恐怕也是跑不脱的。然而我并不觉得庆幸，想着那在地上啜泣的小青年的身影，想想同是知青，同样不佳的处境，只是涌起一种物伤其类、兔死狐悲的感觉。
“这个小青年被骗去了几十斤油和肉，”中年人继续告诉我，“最造孽的是，小青年没父母了，跟着哥嫂过，嫂子待他不太好，他这次特意多带了点东西回去，却又被骗，落到这个地步。”他叹了口气，“我和他刚才一个人给了他五块钱。”他指了指旁边的瘦个子。
“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这样慷慨大方？”过了一会儿，我终于向他们问道，想解开心中的困惑。
“不瞒你说，我们有点手艺，会搭老虎灶，从武汉下乡来，一次做几个月回去，一天一个人挣个十块八块的不是什么难事。”
小火轮在苍凉的天空下缓缓地行驶了一整日，凛冽的寒风不时地把船栏杆边的防寒帆布篷掀起一角，远处是缓缓后移，没有尽头也没有生机的河滩地，间或见到几株在寒风中抖瑟着枯枝的树木。天黑了下来，从愈来愈密的两岸灯火中知道，汉口快要到了。这时，天空竟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 我担着行李，回到了家里。父母见我归来，高兴自不用说。黄黄的灯光流泻下的小屋充满着那么多的温馨，显得那样暖和。母亲替我拍打着身上的雪花，父亲笑着对她说：“真是风雪夜归人哪！”
时间已过去几十年了，我的父母都已先后作古，然而这一段旅途上的经历却让我时不时忆起，不知那一胖一瘦的中年人现在怎样；那小青年想已脱离了困境，我祝愿他生活幸福；至于那穿铁路制服的中年人，不知现在是否已改邪归正。
第一次送礼
一九七〇年初夏，回城扫大街都愿意的小李盼来了好消息——第一批招工开始。来渔洋招工的是武汉制氨厂，小李与大部分同学都被招走，每个队只留下一两个家庭有“问题”的人。
由于我在幸运得到的招工表上老老实实地填上了“海外关系”，因此也没有走成。招工组组长、氨厂人事科马科长找我谈话：“化肥厂是三级保密单位，所以这次不能招你了。你要在这里安心锻炼，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好好干一样是有前途的。”
对于后面的话，我听得很多，也还相信，但对前面两句话，就有些怀疑。化肥厂又不是生产军工产品的，要保什么密？何况中国那时化肥生产很落后，队里一些干部穿的短裤屁股上都印有“尿素”两个大字，是用日本进口的化肥袋做成的。
到冬天，又有好消息传来——第二批招工的来了。这次是钢铁厂来招，招得不多，四队的小齐被选中，大家都庆祝和羡慕他的好运气。临走前，小齐告诉我们：“……我是送了礼的。”高兴中闪出一点得意。
那时候不像现在，还不兴送礼，不但送礼的人难为情，受礼的人也犹犹豫豫，更何况初涉人世的学生了，自然感到新奇。
“你是怎么送的呢？”有个嘴快的同学马上问道。这也难怪，小齐和我们一样身在农村，有什么礼好送，又是如何送出的？
“这个容易，”小齐望了望大家，“我跟招工的师傅说，我可以在队里帮他们买到便宜的鸡。我在队里六角钱一斤买了几只鸡，告诉他们是四角一斤买的，帮他们每个人买了两只。”
啊！原来是这样，大家对小齐的灵活做法佩服不已。
到我被招上来之前，家里的境况已变得非常困难了。由多年哮喘而发展为肺心病的母亲病重住院，呼吸困难，她在病床上喘着气催促我：“你不用在这里照顾我了，这里有医生护士，快回去跑招工的事情吧。”
这次招工的负责人是武昌机床厂一位姓熊的师傅，长着络腮胡子，三十多岁的样子。他是作为文教局的工宣队下来招老师的。
我告诉了他我的“海外关系”和家中的困境，他点了点头，没有说其他的话语。
一个月后我被招回武汉，而母亲却来不及等到这一消息。
戴着黑纱的我将两斤白糖送到熊师傅的家里，这是我第一次送礼。那时候白糖不好买，我不记得这糖是用全家积攒的糖票买的，还是在北京工作的三哥带回来的。
熊师傅的家里很挤，爱人长得很漂亮，跟熊师傅在一个厂里做事。
临走时，熊师傅从爱人手里接过钱来塞到我手里。一块多钱，是买糖的。
周老师
周老师个不高，背有点驼，戴着深度眼镜，快五十岁了，见人总是笑眯眯，挺和气的。一九七二年，我在武汉一师招工培训后被分到五中教书，第一次见到周老师就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尽管周老师的身体不大好，对人也不凶，但他带班是很有名的。那时刚复课闹革命不久，各班都有一些调皮的学生，许多班的纪律都是乱糟糟的，不能安心上课。可是他所带的那个班级，上课纪律好得出奇，如同现在重点学校的班级，我很奇怪。有些老师告诉我，周老師当班主任是很有一套经验的，他做学生的思想工作细致，办法也多，许多老师都很佩服。
然而，周老师竟也有失灵的时候，也有管教不好的学生了。一次，他的班级新转来一个学生，纪律越来越差，上课讲话闹堂，下课打架，为所欲为，天不怕地不怕，不知道凭仗什么关系，连工宣队也不放在眼里，甚至有时敢跟周老师顶撞。
这可是出新闻了，周老师也没有办法的时候，同事们互相传告，有的还故意找他询问打趣。
然而打趣周老师并没能持续多久。不久后的一天，那个调皮学生突然规规矩矩，周老师的班级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这个差生是怎么突然变好的？大家都觉得奇怪，想一探究竟。一位知情的老师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原来，那天下早自习时，那名调皮的学生冲出教室，将一大块没吃完的油饼往楼梯拐角的窗外扔去，不料动作太猛，没有扔准，“啪”的一声，扔到了窗边新贴出的领袖的语录上。
“好哇！你怎么敢掷领袖的语录？”周老师刚好从那里经过，他那深度近视的眼睛居然看到了这件事情。周老师喊住了这个学生，严肃地质问他。
“我……我没有掷。”调皮的学生恐惧了，紧张得不敢辩解是无意扔的。
“你掷了！”旁边做清洁的几名同学一起做证。
铁证如山，下面的事情就是周老师的戏了。对于这起事件，周老师对他做了宽大处理：不向学校工宣队举报，也不向公安机关反映，替他保密。条件就是要他好好学习，严守课堂纪律。
一九七八年我参加高考，离开了五中，离开了周老师。
上星期，温主任从石家庄回武汉，十几位五中退休的老教师在中山公园与她聚会，有人说不久前还偶遇过周老师。
周老师今年应有九十多岁了，一定还是笑眯眯、挺和气的样子。
（责任编辑 徐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