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居民楼东南角，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处。
　　她端着一盘鲜艳欲滴的杨梅，叽里咕噜地叫着，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朝我伸过来，差一点就碰到了我的下巴。我本能地朝后退去。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根本不认识她，她为什么要对我如此热情？
　　老妇人的身后，是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柴火间，老妇人竟在里面安下了一个拥挤的小窝。从前总是关着的铁门，如今在上方破开一个窗户，朝着大路开膛破肚地敞着。往门边稍一探头，里面的摆设一览无余。一张窄窄的双层床，上层堆满了红红绿绿的物什，下层服服帖帖铺着被褥，并排放着两个矮矮的小枕头。
　　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头坐在一张矮凳上，沉默得像一尊泥菩萨。他正在抽烟，吐出的一个一个烟圈笼罩了他暗色的脸庞。你看不见他的表情，也听不见他发出一丝声音。想必，这是一对新搬来的老夫妇。
　　我近视，进进出出一向目不斜睨，即便是在小区里，也鲜与人打招呼，在这里住了十来年，熟识的人不到十个。而这位老妇人，直接就将自己往老邻居、老熟人的位置上摆好了。
　　后来，我几次看见老头儿朝老妇人愤怒地比画着手势，老妇人则“啊啊啊”地一声声嚷，却怎么也嚷不出一个像样的字，我才意识到，他们是一对哑巴夫妻，连吵架都只能用手语。我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们来自哪里？他们育有子女吗？他们原来住的房子呢？他们何以在这逼仄的空间里蜗居下来？
　　其实我知道，不止我一个人怀有好奇。急于知道一户新邻居的底细，并就此确立与之相处的模式，这几乎是小县城居民本能的做法。然而谁也不能从他们口中撬出他们的来龙去脉、他们姓甚名谁。背地里说起他们，只好称之为“那个哑子”或“那个哑巴”。
　　哑巴夫妻炒菜的锅灶、吃饭的桌子，无不低小得像从小人国搬来的。老妇人炒菜切菜、收拾碗筷，都得弓着腰才行。有一次，不知从哪扑过来一只大公鸡，要抢哑巴夫妻的食物，他们赶紧将碗端得高高的。然而大公鸡誓不罢休，竟飞得老高，作势要啄老妇人的脸。老妇人被这凶猛的进攻弄得惊慌失措，“啊啊”叫着连连后退躲闪。我正好撞见了这一幕，心里有万分不忍。唉，他们真是连公鸡都敢欺负的人啊！
　　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弱者，他们一定有许多无法诉说的难处和哀伤。如果不是毫无办法，谁愿意蜷缩在这样一个小火柴盒里度过晚年呢？于是每次经过，我都以一种充满同情的目光看待他们。毕竟，对弱者的体恤和同情，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善意。
　　情况是怎样悄悄发生变化的？我差不多是个后知后觉者。
　　有一天下班回家，我看到一群人围着男哑巴。原来，他正拿着铁凿子帮人撬一把锁。不多时，锁开了，主人对哑巴千恩万谢，而他则挥了挥手中的铁凿子，一副小事一桩无所谓的样子，举手投足间竟颇有些英雄风范。我再细细回想，这哑巴，好像从来都穿戴齐整，衬衫用皮带扎进腰里，上面套一件毛衣背心，个头那么小，却总是挺着胸膛走路，像一个重要的人物似的。
　　哑巴在小区里发挥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大了。小孩子的自行车掉了链子，找他，链子分分钟重回链槽;女人卖煎饼的手推车推不动了，找他，轮子很快就滚得欢实;节俭的主妇的汤匙脱了木柄，找他，也给安得严严实实……天知道他们那个小小的房间里究竟藏了多少宝贝：老虎钳、螺丝刀、手锯、锤子、钉子、电笔等，几乎无所不包，应有尽有。他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义务修理工，被帮助过的人，给他敬上一支烟，对他竖起大拇指，他抿着嘴不笑，但头昂得更高了，像一个得胜的将军。
　　我们小区边有一块很大的空地，许多人争相在空地上开垦菜畦。但空地四周围了一堵墙，人们进去浇菜极不方便，要绕一个大圈子從一扇小门侧身勉强挤进去。一些人又想到了哑巴，他们朝墙上比画着，做着爬楼梯的动作。哑巴明白了，他们是要钉一架梯子。哑巴夫妻十分有耐心，从废墟里找来了很多木头。有好几天，哑巴蹲在地上，锤子咚咚响地敲击着那些零碎的木头。一级，两级，三级……这个业余的木匠把一架像模像样的梯子做成了。他将梯子搬到围墙外，自己首先踩上去试验牢靠程度。攀登到最顶端时，他回过头来，兴奋地向围在下边的人挥着手。菜民们仰起头来，不约而同地朝哑巴竖起了大拇指。只见夕阳包裹着他那瘦小的身子，他像极了一尊镀着金光的菩萨。
　　人们踩着那架梯子去种菜、浇菜、摘菜，也常常给哑巴夫妻带一把菜过来。他们好像也学会了手语，一有空，就到哑巴的蜗居门口择一张矮凳坐下来，比比画画地不知在议论些什么。
　　原来，哑巴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