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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既有“看不见的手”引导的现实与必然，又有“看得见的手”行动的可能与必须。“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于引导市场供求平衡，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看得见的手”之所以行动，为的是弥补“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经济运行的不足与缺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是现代市场经济，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应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0）10－００30－０5
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是现代市场经济
自凯恩斯对亚当·斯密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提出质疑，主张用国家干预来调控市场经济以来，是采用“看得见的手”的政府调控市场，还是以“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在经济学理论的演进过程中纷争不断。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学理论在分析国家干预经济和自由市场调节的根据时，都是相对独立进行的，各有不同的立场和认识，进而在理论指导实践的经济发展中也呈现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演义。国家干预经济主义与自由市场主义这两大思潮兴衰交替的历史表明，政府调控或干预经济的“看得见的手”与引导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是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进而市场成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手段后难以割舍的一种关系。引起在经济学理论上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变迁，是由国家与市场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或一定经济形势下具有的不同作用决定的①。因此，无论是探讨国家以“看得见的手”调控经济的根据，还是寻求“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存在的理由，都不应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而应当看到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要从如何促进和怎样维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来理解“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与“看得见的手”的行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是现代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从市场经济发展与演进的历史经验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既需要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也离不开另一只政府“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为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以“看得见的手”之长弥补“看不见的手”之短，同时又以“看不见的手”之长克服“看得见的手”之短，彼此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形成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看不见的手”引导什么与“看得见的手”为什么行动
“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起源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该书中斯密写到：“骄傲而冷酷的地主眺望自己的大片土地，却不想到自己同胞们的需要，而只想独自消费从土地上得到的一切收获物，是徒劳的。眼睛大于肚子，这句朴实而又通俗的谚语，用到他身上最为合适。……在任何时候，土地产品供养的人数都接近于它所能供养的居民人数。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②在《道德情操论》出版17年后，即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又一次论述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斯密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力图尽可能地使用他的资本去支持本国的劳动，以争取最大化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到达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③
尽管上述的两段话中受“看不见的手”引导的人物，分别是自私而又贪婪的地主和对利润充满占有欲望的商人（或资本家），但斯密试图揭示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经济行为所具有的利己倾向，致使每个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和目的，尽管个人通常不打算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他受着 一个“强制性力量”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了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并导向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良好效果。如果说自利倾向代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人的普通的行为动机，那么“看不见的手”则代表着约束和引导人们追求自身利益行为的一种制衡力量。由于斯密并没有对他所提出的并贯穿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看不见的手”进行过明确界定，因此，后来者对“看不见的手”理解也各不相同。比如说，有的学者把它视为“神秘力量”，有的学者把它看作是一种客观规律，也有的学者把它视为自由市场机制，或价格机制等等。但在笔者看来，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看不见的手”应当是指在市场交易互惠规则前提下，引导价格、竞争和供求等市场机制运行的导向力量④。其通常通过价格的波动变化的表现形式，自发地调节社会资源在市场上配置，实现供求的大体平衡，或者说，保持经济的均衡状态。斯密并不否认市场经济的运行有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的，但斯密认为，市场能够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实现市场机制功能的恢复和自我完善。他作了一个比喻来说明此问题，他说：“譬如，人间虽有疾病，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⑤市场能够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实现利益和效益的最大化，并最终达到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和国家富裕的目的。
关于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许多人对它存在着误解，认为市场经济只要有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了，政府似乎不需要做什么事，因而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完全的自由放任⑥。实际上，斯密并不是一个把自我利益作为经济活动惟一驱动力的利己主义者，他的“看不见的手”要在一种“社会秩序”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这些条件是：以公正为核心原则的法律制度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完全平等的自由竞争；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诚实合作和道德自律⑦。斯密指出，不诚实契约、不公平的银行操作、操控价格的阴谋等不道德行为都会破坏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因此，对于斯密来说，市场的力量并不是万能的，国家的力量对于市场经济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政府（国家）是一个商业社会赖以运转的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斯密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和特定领域，政府应发挥其应有的职能，这些职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和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⑧可见，斯密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他也没有简单地反对国家干预，其有关国家职能的阐述蕴涵着政府宏观调控的思想，只不过他所主张的或期望的市场经济是将国家干预减少到最低程度罢了。
“看得见的手”在经济学中一般被认为是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弥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缺陷而出现的主张政府对经济实行干预的凯恩斯宏观调控政策。面对20世纪30年代那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带来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认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假设的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由于人们总是受到“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影响，纯粹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解不可能导致社会供求的均衡，从而引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危机也就由此产生⑨。为此，他主张只有通过政府明智、积极的政策，把由“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的自由放任的自动均衡，改造成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的移动均衡，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行动的调节，使市场能够良好地运行，这样才可以避免经济危机。为此，政府要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鼓励消费，引导需求，弥补“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经济运行所造成的缺陷，进而克服市场运行的偏差，并使由“市场的缺陷与偏差”导致的失业现象得以消除。凯恩斯的这一经济思想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进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而且追随者甚多，并从中涌现出不少显赫的经济学家，演绎出诸多著名经济学流派。
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中出现的滞胀特异现象，使西方经济繁荣了半个世纪的“看得见的手”范式丧失了有效的解决能力，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学派应运而生，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弗赖堡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出现了“看不见的手”范式的回归， 这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70年代盛行、对现代社会影响极广的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古典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是正确的，由于存在政府失灵和政府失败，政府应对经济自由放任。然而，尽管在理论上自由主义又一次得势，但这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实践，也没有完全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退出历史舞台，一种作为发展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新的面貌，重新探索国家干预经济的新的根据。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尤其是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各国政府纷纷抛出“经济援救计划”，又把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到人们反思的焦点上，国家以“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再次占了上风，并受到理论界更多的关注与青睐。然而，无论人们怎样认识和评判“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 在作者看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既有“看不见的手”引导的现实与必然，又有“看得见的手”行动的可能与必须。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于引导市场供求平衡，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看得见的手”之所以行动，为的是弥补“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机制运行的不足与缺陷。无论是“看不见的手”引导还是“看得见的手”行动的作用与目的，都是为了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
三、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其所确定和建立起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中国特色模式；一是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二是坚持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就表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同于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它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崭新体制。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市场经济体制尚须不断地完善与创新。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当前深化改革的中心环节。在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之前，有必要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轨迹与演进进行一下简要回顾。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发生的“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发生，中国尽管有些制度上的创新，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下，不可能也不允许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设想，但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孙冶方、顾准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问题所做的积极探索，尤其是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再生产等方面的理论认识，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萌芽，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时期学术界在研究计划经济的弊端以及完善它的对策中，提出了利用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弥补计划经济不足的理论。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两种手段，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1990年底，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11}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2}基于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会议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该《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我国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样，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具体明确下来，并给出了其在实践上的发展方向。此后的几年期间，我国先后经历了从财税、金融、外汇的体制改革到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一系列市场化取向改革措施。1998年根据中共“十五大”精神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本世纪初，在我国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思路和措施，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此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经济总量一直持续快速增长，但期间遇到了诸如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恶化、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等问题，尤其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过大、内需不足、自主创新能力缺乏等问题也更加显现出来。因此，面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们应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不断克服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使我国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发展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与“看得见的手”的行动中得到合理配置和健康发展，进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动力。为此，在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应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一是加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建设，营造健康和谐的市场秩序。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其运行要基于法治规则，没有法治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发挥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独特优势。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法治缺位的市场经济都是不成功的，必然造成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经济欺诈盛行，政府官员贪污难治。这些年来我国法治建设的步伐加快，特别是在立法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等问题严重存在，各种有悖于法治精神的现象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要根据宪法建立公正透明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司法体系，实现司法独立，加强公正执法。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政府。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一方面，政府“越位”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还比较多，致使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运行扭曲；另一方面，政府职能还存在诸多“缺位”现象，单纯追求GDP增长，忽视社会发展，使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因此，要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公共职能。政府的公共职能主要在非市场领域和市场本身无力调节的领域发挥作用。（1）制定完善市场规则，打破行政垄断，强化产权保护，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2）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增加在义务教育、科技基础研发、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和建设，为社会提供市场机制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3）政府要促进社会公平。市场机制主要解决的是经济效率问题，但不能解决事实上的社会公平问题。缩小两极分化、解决贫富悬殊等问题，需要政府来调解。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时，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13}。
三是继续完善所有制结构。要以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垄断行业企业为重点，以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着眼点，继续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积极推进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在改变“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前提下，增加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要着眼于加快创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落实国家关于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民营资本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
四是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是有效的，但也有自身的弱点，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还带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会造成生产过剩、恶性竞争、短期行为以及周期性的经济“痉挛”等。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把握利用价值规律方面的优势，通过“看得见的手”有预见性、有针对性地对“市场缺陷”与“市场失灵”进行调控和干预，引导和规范市场机制的自发性，消除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作为“看得见的手”，政府不仅可以借助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价格政策直接影响微观经济活动，而且更主要地运用包括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引导和调节经济发展方向。在强调“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时，一定要深刻认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地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力度和节奏，不断地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努力增强“看得见的手”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从制度上保障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注释：
① 乔榛：《从生产方式发展的视角解读国家干预》，《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②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9-230页。
③⑧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253页。
④ 斯密在论分工的理由一章是这样论述交易通义的：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14页。
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5页。
⑥ 刘烂：《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载卫兴华、洪银兴、宋冬林、黄泰岩主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集萃——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页。
⑦ 参见［美］帕特里夏·沃哈恩《亚当·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⑨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09页。
⑩参见刘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基本脉络》，载卫兴华、洪银兴、宋冬林、黄泰岩主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集萃——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373页。
{13} 马凯：《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保障》，《财经界》2006年第6期。
作者简介：梁洪学，男，1964年生，吉林吉林人，经济学博士，吉林财经大学研究员、教授，吉林长春，130117。
（责任编辑 陈孝兵）
关键词：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0）10－００30－０5
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是现代市场经济
自凯恩斯对亚当·斯密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提出质疑，主张用国家干预来调控市场经济以来，是采用“看得见的手”的政府调控市场，还是以“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在经济学理论的演进过程中纷争不断。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学理论在分析国家干预经济和自由市场调节的根据时，都是相对独立进行的，各有不同的立场和认识，进而在理论指导实践的经济发展中也呈现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演义。国家干预经济主义与自由市场主义这两大思潮兴衰交替的历史表明，政府调控或干预经济的“看得见的手”与引导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是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进而市场成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手段后难以割舍的一种关系。引起在经济学理论上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变迁，是由国家与市场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或一定经济形势下具有的不同作用决定的①。因此，无论是探讨国家以“看得见的手”调控经济的根据，还是寻求“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存在的理由，都不应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而应当看到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要从如何促进和怎样维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来理解“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与“看得见的手”的行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是现代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从市场经济发展与演进的历史经验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既需要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也离不开另一只政府“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为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以“看得见的手”之长弥补“看不见的手”之短，同时又以“看不见的手”之长克服“看得见的手”之短，彼此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形成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看不见的手”引导什么与“看得见的手”为什么行动
“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起源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该书中斯密写到：“骄傲而冷酷的地主眺望自己的大片土地，却不想到自己同胞们的需要，而只想独自消费从土地上得到的一切收获物，是徒劳的。眼睛大于肚子，这句朴实而又通俗的谚语，用到他身上最为合适。……在任何时候，土地产品供养的人数都接近于它所能供养的居民人数。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②在《道德情操论》出版17年后，即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又一次论述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斯密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力图尽可能地使用他的资本去支持本国的劳动，以争取最大化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到达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③
尽管上述的两段话中受“看不见的手”引导的人物，分别是自私而又贪婪的地主和对利润充满占有欲望的商人（或资本家），但斯密试图揭示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经济行为所具有的利己倾向，致使每个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和目的，尽管个人通常不打算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他受着 一个“强制性力量”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了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并导向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良好效果。如果说自利倾向代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人的普通的行为动机，那么“看不见的手”则代表着约束和引导人们追求自身利益行为的一种制衡力量。由于斯密并没有对他所提出的并贯穿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看不见的手”进行过明确界定，因此，后来者对“看不见的手”理解也各不相同。比如说，有的学者把它视为“神秘力量”，有的学者把它看作是一种客观规律，也有的学者把它视为自由市场机制，或价格机制等等。但在笔者看来，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看不见的手”应当是指在市场交易互惠规则前提下，引导价格、竞争和供求等市场机制运行的导向力量④。其通常通过价格的波动变化的表现形式，自发地调节社会资源在市场上配置，实现供求的大体平衡，或者说，保持经济的均衡状态。斯密并不否认市场经济的运行有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的，但斯密认为，市场能够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实现市场机制功能的恢复和自我完善。他作了一个比喻来说明此问题，他说：“譬如，人间虽有疾病，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⑤市场能够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实现利益和效益的最大化，并最终达到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和国家富裕的目的。
关于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许多人对它存在着误解，认为市场经济只要有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了，政府似乎不需要做什么事，因而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完全的自由放任⑥。实际上，斯密并不是一个把自我利益作为经济活动惟一驱动力的利己主义者，他的“看不见的手”要在一种“社会秩序”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这些条件是：以公正为核心原则的法律制度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完全平等的自由竞争；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诚实合作和道德自律⑦。斯密指出，不诚实契约、不公平的银行操作、操控价格的阴谋等不道德行为都会破坏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因此，对于斯密来说，市场的力量并不是万能的，国家的力量对于市场经济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政府（国家）是一个商业社会赖以运转的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斯密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和特定领域，政府应发挥其应有的职能，这些职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和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⑧可见，斯密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他也没有简单地反对国家干预，其有关国家职能的阐述蕴涵着政府宏观调控的思想，只不过他所主张的或期望的市场经济是将国家干预减少到最低程度罢了。
“看得见的手”在经济学中一般被认为是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弥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缺陷而出现的主张政府对经济实行干预的凯恩斯宏观调控政策。面对20世纪30年代那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带来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认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假设的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由于人们总是受到“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影响，纯粹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解不可能导致社会供求的均衡，从而引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危机也就由此产生⑨。为此，他主张只有通过政府明智、积极的政策，把由“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的自由放任的自动均衡，改造成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的移动均衡，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行动的调节，使市场能够良好地运行，这样才可以避免经济危机。为此，政府要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鼓励消费，引导需求，弥补“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经济运行所造成的缺陷，进而克服市场运行的偏差，并使由“市场的缺陷与偏差”导致的失业现象得以消除。凯恩斯的这一经济思想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进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而且追随者甚多，并从中涌现出不少显赫的经济学家，演绎出诸多著名经济学流派。
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中出现的滞胀特异现象，使西方经济繁荣了半个世纪的“看得见的手”范式丧失了有效的解决能力，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学派应运而生，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弗赖堡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出现了“看不见的手”范式的回归， 这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70年代盛行、对现代社会影响极广的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古典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是正确的，由于存在政府失灵和政府失败，政府应对经济自由放任。然而，尽管在理论上自由主义又一次得势，但这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实践，也没有完全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退出历史舞台，一种作为发展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新的面貌，重新探索国家干预经济的新的根据。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尤其是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各国政府纷纷抛出“经济援救计划”，又把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到人们反思的焦点上，国家以“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再次占了上风，并受到理论界更多的关注与青睐。然而，无论人们怎样认识和评判“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 在作者看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既有“看不见的手”引导的现实与必然，又有“看得见的手”行动的可能与必须。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于引导市场供求平衡，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看得见的手”之所以行动，为的是弥补“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机制运行的不足与缺陷。无论是“看不见的手”引导还是“看得见的手”行动的作用与目的，都是为了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
三、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其所确定和建立起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中国特色模式；一是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二是坚持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就表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同于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它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崭新体制。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市场经济体制尚须不断地完善与创新。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当前深化改革的中心环节。在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之前，有必要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轨迹与演进进行一下简要回顾。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发生的“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发生，中国尽管有些制度上的创新，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下，不可能也不允许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设想，但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孙冶方、顾准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问题所做的积极探索，尤其是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再生产等方面的理论认识，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萌芽，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时期学术界在研究计划经济的弊端以及完善它的对策中，提出了利用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弥补计划经济不足的理论。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两种手段，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1990年底，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11}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2}基于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会议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该《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我国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样，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具体明确下来，并给出了其在实践上的发展方向。此后的几年期间，我国先后经历了从财税、金融、外汇的体制改革到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一系列市场化取向改革措施。1998年根据中共“十五大”精神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本世纪初，在我国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思路和措施，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此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经济总量一直持续快速增长，但期间遇到了诸如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恶化、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等问题，尤其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过大、内需不足、自主创新能力缺乏等问题也更加显现出来。因此，面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们应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不断克服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使我国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发展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与“看得见的手”的行动中得到合理配置和健康发展，进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动力。为此，在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应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一是加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建设，营造健康和谐的市场秩序。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其运行要基于法治规则，没有法治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发挥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独特优势。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法治缺位的市场经济都是不成功的，必然造成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经济欺诈盛行，政府官员贪污难治。这些年来我国法治建设的步伐加快，特别是在立法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等问题严重存在，各种有悖于法治精神的现象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要根据宪法建立公正透明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司法体系，实现司法独立，加强公正执法。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政府。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一方面，政府“越位”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还比较多，致使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运行扭曲；另一方面，政府职能还存在诸多“缺位”现象，单纯追求GDP增长，忽视社会发展，使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因此，要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公共职能。政府的公共职能主要在非市场领域和市场本身无力调节的领域发挥作用。（1）制定完善市场规则，打破行政垄断，强化产权保护，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2）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增加在义务教育、科技基础研发、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和建设，为社会提供市场机制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3）政府要促进社会公平。市场机制主要解决的是经济效率问题，但不能解决事实上的社会公平问题。缩小两极分化、解决贫富悬殊等问题，需要政府来调解。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时，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13}。
三是继续完善所有制结构。要以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垄断行业企业为重点，以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着眼点，继续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积极推进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在改变“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前提下，增加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要着眼于加快创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落实国家关于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民营资本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
四是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是有效的，但也有自身的弱点，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还带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会造成生产过剩、恶性竞争、短期行为以及周期性的经济“痉挛”等。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把握利用价值规律方面的优势，通过“看得见的手”有预见性、有针对性地对“市场缺陷”与“市场失灵”进行调控和干预，引导和规范市场机制的自发性，消除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作为“看得见的手”，政府不仅可以借助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价格政策直接影响微观经济活动，而且更主要地运用包括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引导和调节经济发展方向。在强调“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时，一定要深刻认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地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力度和节奏，不断地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努力增强“看得见的手”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从制度上保障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注释：
① 乔榛：《从生产方式发展的视角解读国家干预》，《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②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9-230页。
③⑧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253页。
④ 斯密在论分工的理由一章是这样论述交易通义的：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14页。
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5页。
⑥ 刘烂：《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载卫兴华、洪银兴、宋冬林、黄泰岩主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集萃——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页。
⑦ 参见［美］帕特里夏·沃哈恩《亚当·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⑨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09页。
⑩参见刘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基本脉络》，载卫兴华、洪银兴、宋冬林、黄泰岩主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集萃——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373页。
{13} 马凯：《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保障》，《财经界》2006年第6期。
作者简介：梁洪学，男，1964年生，吉林吉林人，经济学博士，吉林财经大学研究员、教授，吉林长春，130117。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