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经过4年艰辛劳作，由李良明、田子渝、曾成贵主编的四卷本《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以湖北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史料最完备、内容最翔实、观点最新颖的学术著作。
　　
　　一、广泛发掘 史料翔实新颖
　　
　　掌握大量史料是历史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史料基础十分厚实，全书新史料随处可见。除引用一大批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各省市档案馆新近开放的资料外，还引用了俄罗斯从1992年起解密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我国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解密的史料，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报刊杂志，新近出版的有关湖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书籍中出现的新史料，等等。史料基础的厚实，史料的原生态和多样化，使该书和以往反映湖北近现代革命历史的著作形成明显的区别。
　　第一，内容充实生动。《湖北新民主革命史》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十月革命对湖北的影响起笔，引用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节译的日本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及译后记和参加上海《星期评论》，使该刊由创刊时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旗帜而逐渐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发表大量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等史料，以及陈独秀1920年2月4-7日在武昌文华大学的演讲并交给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调查武汉工人状况任务的史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舶来品’，是共产国际‘产儿’的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这般史事的来龙去脉，历史人物的纵横捭阖，都以一手史料为依据，娓娓道来，避免了抽象叙述。
　　第二，内容全面真实。史料的全面是展示历史原貌的前提。关于湖北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囿于多方面原因，以往的著作在史料征引方面存在片面性，基本上没有或很少运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更不用说日本方面的史料。本书作者不仅引用了《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全文，而且还引用了新发现的李先念当年所写的历史文献；大量运用了国民党方面的新史料，包括《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会诸多档案史料，以及我国台湾印行蒋纬国总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还运用了日本政府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昭和十七、十八年的中国派遣军》等。作者对各方面鲜为人知的史料进行对照分析，还原了国共两党在湖北抗战中团结合作的原貌。
　　
　　二、秉笔直书 史论客观公正
　　
　　《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作者秉持我国史学优良传统，以严格遵守三条原则相约：坚持科学的原则，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第二，坚持湖北特色的原则，依据湖北省情展现湖北新民主革命的历史过程，发掘和体现湖北新民主革命的特色；第三，坚持研究的原则，在以叙述历史过程为主的同时，对已有研究成果，重新审视，正确的给予肯定；值得商榷的则发表己见。纵观《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胆识：研究历史，超越历史，对研究所涉及的人与事，秉笔直书，客观评价，不虚美，不隐恶，新见解，新观点，随处可见。
　　对于历史事件的评论，第一卷作者在引用了充分的史料后，直言在五四运动中湖北武汉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无论其规模，还是其影响，都不如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更不能同上海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相提并论，说明湖北工人阶级还没有以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结论是湖北的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的观点与历史事实相悖。这就没有套用“工人阶级是主力军”的公式。第二卷以生动的文笔对秋收暴动在不同地方的发生，红军队伍成长道路的曲折和由弱到强，城市工人运动的衰落，以及苏维埃政权下的农村面貌，做了比较细致的描述，从苏维埃政权下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生活的叙述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局部地区执政的经验。
　　以往论著大都对国民党军队在湖北正面战场的抗战论述不多，对于国民党军队在湖北境内建立抗日游击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更是少有提及。第三卷比较全面地对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湖北正面战场的各重大战役的历史背景、敌我双方作战部署、作战经过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全面论述，对国民党军队在鄂东大别山南麓、鄂南山区及鄂中沔阳、监利水网地带建立游击区，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坚持湖北特色的另一例是第四卷在精辟论述后提出的三个新鲜结论：其一，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是从湖北揭开序幕的，其标志是中原突围。这是由湖北所处的重要区域位置与中共在湖北抗日武装所占据的地位决定的。其二，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是从包括湖北在内的中原地区开始的，其标志是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挺进中原。其三，武汉解放创造了有别于北平、天津、绥远解放方式的独具特色的城市解放方式。作者分析道：在地区（主要在城市）解放方式问题上，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依据毛泽东总结的北平、天津、绥远三个方式。这实在是对毛泽东总结的误解。这三种解放方式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加以总结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将1949年3月以前解放战争的解放方式总结为三个，不是也不可能包括全部城市（地区）的解放方式。众所周知，3月以后，解放战争向更加广阔的战线展开，解放方式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武汉解放方式就是有别以上三种方式的另外一种类型。
　　和以往史书相比，在湖北早期工、农、青、妇运动，红军的创建和根据地的发展，鄂豫边区的根据地建立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湖北的“和平运动”等方面，作者依据掌握的翔实资料都做了更为充分的论述，从而使这些发生在湖北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貌显得更具体、丰满，其历史轨迹也更为明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事件必然反映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来。如第一卷从中华大学和《光华学报》的创办中，很自然地突现出先贤陈时在湖北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主编《光华学报》，创建互动社、领导五四运动、创办利群书社直至创建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引出“恽代英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是突出的”、恽代英及互动社成员“成为五四运动在湖北地区展开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恽代英和林育南、李书渠创办的利群书社是“五四运动后在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化最著名的社团”。自然使读者知道了恽代英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建设中的作用。
　　
　　三、潜心探索 学术品位可贵
　　
　　读罢四卷《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抚卷舒气，深为几位作者的治学精神而感叹。《湖北新民主革命史》这部富有湖北地方特色和地方风格的、能全面地、客观地、多角度地展示湖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全貌的高品位的上乘之作，写作虽只有4年，但搜集资料和研究却是近30年，并且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学术积累。据笔者所知，本书各卷作者，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起，就开始潜心搜集史料，足迹踏遍全国各大城市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
　　在撰写过程中，三位主编和作者们又多次召集会议，确定总的体例和整体框架结构，共同遵循的原则，既鼓励各卷作者坚持“双百”方针，努力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又强调必须坚持以史为据，论从史出。撰写前，对各卷依据反映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在内容上的难点、突破点作了多次共同商讨。写作中更是字斟句酌，反复修改。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敬佩。
　　当然，这部著作也存在一些不足，史论结合还显欠缺，如第一卷和第四卷某些地方仅见生动的史料叙述，论述尚不够充分；第四卷某些章节追述过远，游离主题。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说过：“历史是已经打上句号的过去，但史学则是永无尽期的远航”。同理，《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编写己经打上句号，但这个主题的研究仍须继续远航。我衷心祝愿作者们，在今后的湖北地方史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收获。
　　作者简介：钟德涛，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