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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现代中国，传统乡村的退缩与城市发展的变迁出现了许多已脱离土地但又未成功进入城市空间的乡土农民，这两者之间产生了许多尴尬和空隙，在此基础上，《遍地枭雄》力图于展现这种困境并让人物建立起自己的想象空间来寻找一个精神家园，尽管这个精神家园建立在虚妄的语言环境之中，其结果必然走向幻灭，但作者也依然为这些人物建构了一个想象和行动的基础，来展现时代变化中土地意识的沉重与淡漠，城市空间的漂浮与虚妄。
关键词：边缘空间 《遍地枭雄》 精神家园
在现实社会，边缘成为一个被人们时常挂在口边的词语，而与其相对的中心更是成为这个词语的旁证，无论是社会学中的“边地”，抑或是生态学中的“边缘”，这个词语总是呈现出与主流话语相疏远的隔绝姿态，所面对的命运无非是主动融入或被动吸纳，或在一段时间内被忽视。而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边缘所代表的农村与城市的相交互的状态就成为这样一个具备以上条件的边缘空间地带，它一般是农村与城市的混合体，即失去了乡土人民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又未完全的进入城市中心，甚至有时被排斥在外，而形成一个被双方都不认可的新的边缘空间。当然，边缘的建立并不仅仅局限于地理上的特殊地带——处于城市规划边缘区的同时又处于乡村进入城市的过渡地带；更明显的是生活在此种空间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及观念的转变和混杂，既保留了乡土社会中固执保守的心理特征，又在现代都市的影响下养成一部分城市人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形成一种难以归类的模糊的生存境况，因为“边缘空间毕竟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空间交会相融的模糊混沌之处，呈现出多元化和模糊性的双重特征。”[1]（3）《遍地枭雄》中的毛豆便是生长于这样一个空间之中，其他三人也大致在同类型的生活环境中生长起来，同时陷入一种找不到自己生存方向的尴尬境遇，城市和乡村的双双不接纳让他们只有去建立一个自己的精神家园来面对现实环境的浅薄和精神世界的荒芜，而这种对立于现实规则的建立又让他们走向了另外一种偏差。
一.边缘空间的显现
对于王安忆一类知青作家来说，当年的知青生活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面对土地和农民不同于新文学时期李广田、沈从文等人深沉的爱与膜拜，王安忆她似乎从未真切的进入农民纯粹的生活状态之中，她所熟悉的地方永远是城市生活场景，对于乡土农村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局外的审视，只不过这种“局外感正足以造成一种叙事态度，为局内（更经常的，是自居于‘局内’）所不能替代”，[2]（195）并使“知青的这段经历所造成的观念、信念及情感态度和话语形式成为其人及文学规定性的东西”。[2]（195）由此可知王安忆站在这种旁观者的立场之上，对于农村和土地的书写就不是立足在对于乡村生活的懷念或是对美好伦理道德的向往，而是力图于探索农村生活形式中的审美价值，这种混沌而又自由的乡村形态在她的眼中上升为形式，呈现融化于她的作品之中，使她建立了自己看待农村的另类视角，从在《小鲍庄》中书写仁义之子的死亡，以及新世纪以来《遍地枭雄》中城乡结合部的空间呈现，“她笔下的乡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城市处于交接并置的状态。”[1]（4）
在《遍地枭雄》里，毛豆从小长大的那片城乡结合部就是一个混杂了城市空间的乡村场景，在这片场景中，本应成为农民主体的“土地”，仅仅在小说开头以一片荒废了的“空地”作为代表，其后再未进行细致的描画，同时对于这片空地的书写也不是庄稼的生长之地，只不过是装满了建筑垃圾的无人认领的闲地，毕竟当城市扩张占据了他们祖祖辈辈相依为命的土地之后，“土地”就只变为了一个可以搭建临时房屋以骗取政府拆迁赔偿金的利益工具。老一辈农民记忆中对于土地的深厚感情及心理牵绊对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人们来说已经极快的淡化了，尽管还存在着一些留恋，一些闲不住的人总是想去翻弄翻弄那片空地，甚至还会像在传统乡村里一样为了土地的边界而斗殴，但终究不过是一时兴起的形式而不了了之，空地从此就真正的被闲置下来，成为这片区域与严密的城市规划之间的过渡地带。在这片生活空间里，居住其中的人拿着几辈子翻弄土地都挣不来的拆迁赔偿款，用简易的房子代替原本土地上的粮食庄稼再租给外乡人，租金与赔偿款的获得使他们保障了基本物质生活的完善，他们不再需要像以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干了，只需安安稳稳的守着租金过日子。其中的部分村民也曾想出去闯荡，但在曾经闭塞的乡村生活影响下，他们又缺乏外出闯荡的勇气，心理上的怯懦与自我身份认同的模糊，让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农村人还是城市人，繁华大都市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虽说处于上海，但实际上“连跨过铁路去往市中心区，都让他们生怯的”。在这种生存条件之下，相对而说精神生活就显得贫乏而又荒芜了，麻将牌起落的哗啦声与卡拉OK的歌声交叉在村落的白天黑夜里，劳动的生存技能被遗弃，安逸休闲的生活方式很快的被他们所接受，比如燕来的哥哥燕飞在找不到工作与老婆的情况就把打麻将作为他的基本生活方式，时间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变得温吞如水，城市快节奏的步伐并未实在的打扰到他们，曾经地道的农民终于在这片空间养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乡村与城市两方面的不属于又让这片土地上的下一代对自己身份充满了疑惑与茫然。
毛豆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空间中，就如“毛豆”一样，充满乡村的朴实气息又随风生长。在曾经的传统乡村里，由于与土地的密切联系带来了繁重的劳务生活并奠定了乡村汉子基本的性别特征，男性成长的环境明显的区别于女性，并且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体能优势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地位都是高于女性的，男性的话语空间总是大于女性。而在这片混杂的边缘空间里，以毛豆为代表的青年缺乏了固定的田间生活，性别意识趋于模糊，成长上似乎一直处于混沌不清的状态，找不到一个可以依傍的男性对象，尤以燕来一家最为典型，燕来是家中的“奶末头”，姐姐的娇惯和母亲的强势，让他始终像一个孩子一样，即使个头已经长到盖上被子脚就得伸出来的高度，在母亲与姐姐的眼里仍旧是个孩子，在他的成长历程中，本应担当性别启蒙的哥哥和兄长几乎处于一个缺席的状态，兄长的一事无成和父亲的性别话语空白让燕来在二十几岁的年龄里似乎与十几岁的年龄并无差别，身体尽管在缓慢成长但心灵仍然处于孩童期，因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后续充满明显男性性别特征的大王的出现就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他心中兄长与父亲的位置，成为人生路上的指导。对于生活在这片空间中像毛豆一样的青年来说，不仅仅只是存在性别意识的缺乏，因为这种较为闭塞的边缘空间的生活也使其产生了与原来村民们一样的对于外界生活的不适应和畏惧之感。燕来的工作换了几个，首先是在一家日资企业的流水线上工作，这种工作较为轻松工资也还可以，但日复一日的重复动作终究也让他产生极大的厌烦，而情愿去一个小工厂里打杂，使自己生活不那么单调的同时也扩大一些眼界，但燕来的眼界也仅止于此，面对于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的极力怂恿，想要收了徒来做木匠，他仍旧是害怕进入那个与他本身生活截然不同的环境，以至于后来选择出租车作为他的职业时，就满足了他在间歇的融入这个城市血脉奔涌的一份子之外又让他随时能够抽离这个城市，回到自己的边缘空间里去，这种对于城市的不属于感一直都包围着他，一方面他已不属于纯粹的农民，一方面又不是真正的城市人，他就在边缘里游走，找不到立足之地。 二.精神家园的虚妄
《遍地枭雄》中建构的边缘空间里放置了毛豆及大王、二王和三王，四人组成了一个在城市和社会规则之外游荡的小团体，毛豆在进入以大王为中心的团体生活时，他还是能够有明确的意识知道自己叫韩燕来，表明他是处在一个常态的社会秩序之中的，但在他被挟持之后决定加入他们的小团体时，他也随着其他三人自我介绍为“毛豆”，毛豆和韩燕来就成为了两种身份或是两种生活秩序，意味着他已经偏离了生活的常态，进入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之中，犹如其他三人用一种名字的代号来表征另类精神生活空间的建立。在遇到大王之前，毛豆的生活是茫然不知所措的，村子里的热闹和城市的繁华都没有将他纳入其中，他处于一种停滞的生长状态，甚至和小孩子们一起玩耍，他是需要成长的，只是缺乏一个他自己所认同的契机，而“三王”对他的劫持正好促成了这种机会的形成，他最初的挣扎不过是形式罢了，他心甘情愿的掉入大王的语言陷阱之中，与二王三王一起建立了对于大王的人格崇拜。于是在进入这个团体之后，毛豆开始显著的表现出成长的特征，之前他一直是个长不大的孩童，可现在“捂了一冬的肌肉，在棉毛衫下鼓胀起来，他是足长了有一圈，原先细条的身体，如今变得健壮。”“他的父母，还有哥哥姐姐，要是见到他，只怕认不出来了。认不出来的不只是他的身体，更是他的神情，他们什么时候见过他有这样一种飞扬的大胆的眼神？”在大王的有意教导之下，毛豆不仅在颠沛流离的劫车旅程中促进了身体的成长，更主要的是话语组织和思维能力也越来越向大王靠拢，他们所要建立的自在的精神空间也伴随着毛豆的成长日趋完善。二王和三王也是大王的忠实粉丝，他们迷失在大王的语言迷宫中，跟随着大王的逻辑来看待和解释他们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他们四人似乎就是一个完整的集合体，不需要外界的进入，二王就曾充满感情的称呼这个团体为“我们的家庭”，并且“是比父母还要宝贵，因为更年轻，更有力气，而且志同道合”，他们就生活在这种自我想象的江湖语境中，但实际上他们所享受的自由江湖只不过是建立在剥夺他人自由的基础上的，他们对于团体的认同度如此之高，也是因为处于边缘空间中的他们找不到一个实在的归属，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融入的现实群体来缓解自己身份的尴尬和迷离，而在此基础上，也就正好提供了一个大王可以进行建构精神家园的平台。
这个四人小团体中的核心人物是大王，此大王不是传统江湖语境中打下一方天地的草莽英雄肖像的展现，不过是被社会所否定的劫车小团伙中的喽啰领袖罢了，可是这个领袖在有意识挑战社会秩序的同时，心中又自有一番雄图伟业，在他身上突出了现实的逼仄和想象的宏大，而这必然需要一个中间物来进行协调沟通，于是大王在面对自己所处的被漠视的边缘空间时，便从语言中另辟蹊径打造出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家园，這样一个精神世界就是通过语言游戏完成的。大王与其他三人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他自有一套对待世界的逻辑规则，五年的军旅生活累积的知识已让他明白世界的荒芜与广大，其后的他已不再甘心屈居在乡村之中，现实的规则既不能随他的意，他势必用自己蛮横的方法和诡辩的语言重新创造出一个逻辑世界来，他需要在这个由他所主导的想象空间里寻找一个支撑点，他要用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权力，在现成的语言基础上完成对他人的塑造。在与团体中其他三人相处沟通时，大王一直都有意识的将他们的思维往自己的想象空间中靠拢，使他们相信自有一套新的规则方法适用于生活在边缘空间的人们，这四人尽可能的用语言来表现自己塑造自己，从最开始的词语接龙到成语接龙以及后面的故事接龙，他们一步步的去探寻属于他们自己的逻辑以便用作建构精神世界的手段，这种方法自然是成功的，就如毛豆一样即使是被劫持的，最开始也有过一定程度的反抗，可是都一次次在潜意识里放弃逃跑的机会而回到大王的身边，进入大王所创造的江湖世界。从跟在大王身边的三人来看，他们都沉浸在大王建构的这个精神家园之中，大王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极为享受这种塑造的过程，他努力的在历史中寻找特定的事件作为他的注脚，无论是其“所讲述的李世民玄武之变，朱元璋起事之史，还是成吉思汗铁蹄扫中原，抑或诸葛亮独唱空城计，这些乱世‘枭雄’以自己的渲畅淋漓的‘思想暴力’演绎一幕幕‘创世’神话”，[3]（74）于是大王误以为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他甚至到每一个城市都最先去浏览当地的历史古迹，去感受曾经王气的喷薄，但其实“这些历史‘枭雄’人性中的暴力欲望与精神结构中的权利意志直接隐喻了大王内心重建历史秩序的欲望”，[3]（74）他与历史进行对话，用曾经时代里非常规的方法来抵抗这个世界，他奉行“枭雄”的内涵隐喻，用一种非理性的、常规社会所不能认同的方法来实现秩序的重构和对现实秩序的破坏。但是他注定会失败，历史的秩序、时代的变迁不容任何人轻易的去改变，他们所追寻的精神世界的自由从未实现，所有他们存在的基础都来自于对别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掠夺，就算是从毛豆被劫持之后的那段看起来相对轻松的公路旅程，也仍然充满恐惧和担忧，他们的逃亡的线路也一直都在城市周边，那些藏身过的小村镇也无一不是被现代工业文明所浸泡过的，他们其实一直都在边缘之间游荡，从未走出。
三.结语
生活在边缘空间的人们丧失了与土地朝夕相处的机会，尽管意识中残留着些许乡土情结，也会被日渐闲适的生活方式吞没，人性的变化与发展也就随着生活的改变而衍生出诸多枝节。农人的乡土情结是不同于知识分子的，他们没有什么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情思，更多的是深深扎根于心底的沉积了几千年的归属之感，一种落叶归根的心灵认同，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们是被时代推动着前进的，中间的过渡地带被忽视，仅仅演化成现实中的那一大片空地，而真正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与冷漠的人情让他们望而却步，尽管已经有人进入到城市之中，比如燕来就开着出租车化成难以计数点亮城市夜晚车灯的一份子，他仍然是找不到一个归宿，仍然追求着一种认同感，甚至演化为同行不经意之间的照顾都让他心生暖意，他已染上现代城市人的孤独，他迫切的需要一种认同，需要一种归属，所以他加入了大王的团体，成为其中一员进入想象的空间，释放自己的身体自由与思想自由。他们总是以想象干涉现实，对现实又无从把握，就如他们在那片废弃的钨矿地上进行的最后一个语言游戏一样，解说“我们的生活”而畅想未来，历史总是能够想象，未来能够重新建立，而最重要“现在”却总是模糊不清，“思想之宏大与行动之猥琐的巨大反差，“知”与“行”的难以调适，到头来归结为“现在”的困境——“现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4]他们所向往的那个自由自在的江湖世界与精神家园，终归是“海市蜃楼”，他们所力图突破的边缘也从未远离他们，突围的失败和方法的偏离让他们始终处在边缘的梦魇之中。
参考文献
[1]陈婷.想象的突围——论《遍地枭雄》兼论王安忆的创作转向[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4.
[2]赵园.地之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杨丹丹.民间男性枭雄的上海叙事——解读王安忆的《遍地枭雄》[J].名作欣赏，2008（22）.
[4]李庆西.“契约时代”的江湖语境——读王安忆《遍地枭雄》[J].当代作家评论，2006（4）：106.
（作者介绍：王棱，西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边缘空间 《遍地枭雄》 精神家园
在现实社会，边缘成为一个被人们时常挂在口边的词语，而与其相对的中心更是成为这个词语的旁证，无论是社会学中的“边地”，抑或是生态学中的“边缘”，这个词语总是呈现出与主流话语相疏远的隔绝姿态，所面对的命运无非是主动融入或被动吸纳，或在一段时间内被忽视。而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边缘所代表的农村与城市的相交互的状态就成为这样一个具备以上条件的边缘空间地带，它一般是农村与城市的混合体，即失去了乡土人民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又未完全的进入城市中心，甚至有时被排斥在外，而形成一个被双方都不认可的新的边缘空间。当然，边缘的建立并不仅仅局限于地理上的特殊地带——处于城市规划边缘区的同时又处于乡村进入城市的过渡地带；更明显的是生活在此种空间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及观念的转变和混杂，既保留了乡土社会中固执保守的心理特征，又在现代都市的影响下养成一部分城市人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形成一种难以归类的模糊的生存境况，因为“边缘空间毕竟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空间交会相融的模糊混沌之处，呈现出多元化和模糊性的双重特征。”[1]（3）《遍地枭雄》中的毛豆便是生长于这样一个空间之中，其他三人也大致在同类型的生活环境中生长起来，同时陷入一种找不到自己生存方向的尴尬境遇，城市和乡村的双双不接纳让他们只有去建立一个自己的精神家园来面对现实环境的浅薄和精神世界的荒芜，而这种对立于现实规则的建立又让他们走向了另外一种偏差。
一.边缘空间的显现
对于王安忆一类知青作家来说，当年的知青生活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面对土地和农民不同于新文学时期李广田、沈从文等人深沉的爱与膜拜，王安忆她似乎从未真切的进入农民纯粹的生活状态之中，她所熟悉的地方永远是城市生活场景，对于乡土农村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局外的审视，只不过这种“局外感正足以造成一种叙事态度，为局内（更经常的，是自居于‘局内’）所不能替代”，[2]（195）并使“知青的这段经历所造成的观念、信念及情感态度和话语形式成为其人及文学规定性的东西”。[2]（195）由此可知王安忆站在这种旁观者的立场之上，对于农村和土地的书写就不是立足在对于乡村生活的懷念或是对美好伦理道德的向往，而是力图于探索农村生活形式中的审美价值，这种混沌而又自由的乡村形态在她的眼中上升为形式，呈现融化于她的作品之中，使她建立了自己看待农村的另类视角，从在《小鲍庄》中书写仁义之子的死亡，以及新世纪以来《遍地枭雄》中城乡结合部的空间呈现，“她笔下的乡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城市处于交接并置的状态。”[1]（4）
在《遍地枭雄》里，毛豆从小长大的那片城乡结合部就是一个混杂了城市空间的乡村场景，在这片场景中，本应成为农民主体的“土地”，仅仅在小说开头以一片荒废了的“空地”作为代表，其后再未进行细致的描画，同时对于这片空地的书写也不是庄稼的生长之地，只不过是装满了建筑垃圾的无人认领的闲地，毕竟当城市扩张占据了他们祖祖辈辈相依为命的土地之后，“土地”就只变为了一个可以搭建临时房屋以骗取政府拆迁赔偿金的利益工具。老一辈农民记忆中对于土地的深厚感情及心理牵绊对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人们来说已经极快的淡化了，尽管还存在着一些留恋，一些闲不住的人总是想去翻弄翻弄那片空地，甚至还会像在传统乡村里一样为了土地的边界而斗殴，但终究不过是一时兴起的形式而不了了之，空地从此就真正的被闲置下来，成为这片区域与严密的城市规划之间的过渡地带。在这片生活空间里，居住其中的人拿着几辈子翻弄土地都挣不来的拆迁赔偿款，用简易的房子代替原本土地上的粮食庄稼再租给外乡人，租金与赔偿款的获得使他们保障了基本物质生活的完善，他们不再需要像以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干了，只需安安稳稳的守着租金过日子。其中的部分村民也曾想出去闯荡，但在曾经闭塞的乡村生活影响下，他们又缺乏外出闯荡的勇气，心理上的怯懦与自我身份认同的模糊，让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农村人还是城市人，繁华大都市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虽说处于上海，但实际上“连跨过铁路去往市中心区，都让他们生怯的”。在这种生存条件之下，相对而说精神生活就显得贫乏而又荒芜了，麻将牌起落的哗啦声与卡拉OK的歌声交叉在村落的白天黑夜里，劳动的生存技能被遗弃，安逸休闲的生活方式很快的被他们所接受，比如燕来的哥哥燕飞在找不到工作与老婆的情况就把打麻将作为他的基本生活方式，时间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变得温吞如水，城市快节奏的步伐并未实在的打扰到他们，曾经地道的农民终于在这片空间养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乡村与城市两方面的不属于又让这片土地上的下一代对自己身份充满了疑惑与茫然。
毛豆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空间中，就如“毛豆”一样，充满乡村的朴实气息又随风生长。在曾经的传统乡村里，由于与土地的密切联系带来了繁重的劳务生活并奠定了乡村汉子基本的性别特征，男性成长的环境明显的区别于女性，并且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体能优势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地位都是高于女性的，男性的话语空间总是大于女性。而在这片混杂的边缘空间里，以毛豆为代表的青年缺乏了固定的田间生活，性别意识趋于模糊，成长上似乎一直处于混沌不清的状态，找不到一个可以依傍的男性对象，尤以燕来一家最为典型，燕来是家中的“奶末头”，姐姐的娇惯和母亲的强势，让他始终像一个孩子一样，即使个头已经长到盖上被子脚就得伸出来的高度，在母亲与姐姐的眼里仍旧是个孩子，在他的成长历程中，本应担当性别启蒙的哥哥和兄长几乎处于一个缺席的状态，兄长的一事无成和父亲的性别话语空白让燕来在二十几岁的年龄里似乎与十几岁的年龄并无差别，身体尽管在缓慢成长但心灵仍然处于孩童期，因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后续充满明显男性性别特征的大王的出现就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他心中兄长与父亲的位置，成为人生路上的指导。对于生活在这片空间中像毛豆一样的青年来说，不仅仅只是存在性别意识的缺乏，因为这种较为闭塞的边缘空间的生活也使其产生了与原来村民们一样的对于外界生活的不适应和畏惧之感。燕来的工作换了几个，首先是在一家日资企业的流水线上工作，这种工作较为轻松工资也还可以，但日复一日的重复动作终究也让他产生极大的厌烦，而情愿去一个小工厂里打杂，使自己生活不那么单调的同时也扩大一些眼界，但燕来的眼界也仅止于此，面对于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的极力怂恿，想要收了徒来做木匠，他仍旧是害怕进入那个与他本身生活截然不同的环境，以至于后来选择出租车作为他的职业时，就满足了他在间歇的融入这个城市血脉奔涌的一份子之外又让他随时能够抽离这个城市，回到自己的边缘空间里去，这种对于城市的不属于感一直都包围着他，一方面他已不属于纯粹的农民，一方面又不是真正的城市人，他就在边缘里游走，找不到立足之地。 二.精神家园的虚妄
《遍地枭雄》中建构的边缘空间里放置了毛豆及大王、二王和三王，四人组成了一个在城市和社会规则之外游荡的小团体，毛豆在进入以大王为中心的团体生活时，他还是能够有明确的意识知道自己叫韩燕来，表明他是处在一个常态的社会秩序之中的，但在他被挟持之后决定加入他们的小团体时，他也随着其他三人自我介绍为“毛豆”，毛豆和韩燕来就成为了两种身份或是两种生活秩序，意味着他已经偏离了生活的常态，进入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之中，犹如其他三人用一种名字的代号来表征另类精神生活空间的建立。在遇到大王之前，毛豆的生活是茫然不知所措的，村子里的热闹和城市的繁华都没有将他纳入其中，他处于一种停滞的生长状态，甚至和小孩子们一起玩耍，他是需要成长的，只是缺乏一个他自己所认同的契机，而“三王”对他的劫持正好促成了这种机会的形成，他最初的挣扎不过是形式罢了，他心甘情愿的掉入大王的语言陷阱之中，与二王三王一起建立了对于大王的人格崇拜。于是在进入这个团体之后，毛豆开始显著的表现出成长的特征，之前他一直是个长不大的孩童，可现在“捂了一冬的肌肉，在棉毛衫下鼓胀起来，他是足长了有一圈，原先细条的身体，如今变得健壮。”“他的父母，还有哥哥姐姐，要是见到他，只怕认不出来了。认不出来的不只是他的身体，更是他的神情，他们什么时候见过他有这样一种飞扬的大胆的眼神？”在大王的有意教导之下，毛豆不仅在颠沛流离的劫车旅程中促进了身体的成长，更主要的是话语组织和思维能力也越来越向大王靠拢，他们所要建立的自在的精神空间也伴随着毛豆的成长日趋完善。二王和三王也是大王的忠实粉丝，他们迷失在大王的语言迷宫中，跟随着大王的逻辑来看待和解释他们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他们四人似乎就是一个完整的集合体，不需要外界的进入，二王就曾充满感情的称呼这个团体为“我们的家庭”，并且“是比父母还要宝贵，因为更年轻，更有力气，而且志同道合”，他们就生活在这种自我想象的江湖语境中，但实际上他们所享受的自由江湖只不过是建立在剥夺他人自由的基础上的，他们对于团体的认同度如此之高，也是因为处于边缘空间中的他们找不到一个实在的归属，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融入的现实群体来缓解自己身份的尴尬和迷离，而在此基础上，也就正好提供了一个大王可以进行建构精神家园的平台。
这个四人小团体中的核心人物是大王，此大王不是传统江湖语境中打下一方天地的草莽英雄肖像的展现，不过是被社会所否定的劫车小团伙中的喽啰领袖罢了，可是这个领袖在有意识挑战社会秩序的同时，心中又自有一番雄图伟业，在他身上突出了现实的逼仄和想象的宏大，而这必然需要一个中间物来进行协调沟通，于是大王在面对自己所处的被漠视的边缘空间时，便从语言中另辟蹊径打造出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家园，這样一个精神世界就是通过语言游戏完成的。大王与其他三人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他自有一套对待世界的逻辑规则，五年的军旅生活累积的知识已让他明白世界的荒芜与广大，其后的他已不再甘心屈居在乡村之中，现实的规则既不能随他的意，他势必用自己蛮横的方法和诡辩的语言重新创造出一个逻辑世界来，他需要在这个由他所主导的想象空间里寻找一个支撑点，他要用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权力，在现成的语言基础上完成对他人的塑造。在与团体中其他三人相处沟通时，大王一直都有意识的将他们的思维往自己的想象空间中靠拢，使他们相信自有一套新的规则方法适用于生活在边缘空间的人们，这四人尽可能的用语言来表现自己塑造自己，从最开始的词语接龙到成语接龙以及后面的故事接龙，他们一步步的去探寻属于他们自己的逻辑以便用作建构精神世界的手段，这种方法自然是成功的，就如毛豆一样即使是被劫持的，最开始也有过一定程度的反抗，可是都一次次在潜意识里放弃逃跑的机会而回到大王的身边，进入大王所创造的江湖世界。从跟在大王身边的三人来看，他们都沉浸在大王建构的这个精神家园之中，大王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极为享受这种塑造的过程，他努力的在历史中寻找特定的事件作为他的注脚，无论是其“所讲述的李世民玄武之变，朱元璋起事之史，还是成吉思汗铁蹄扫中原，抑或诸葛亮独唱空城计，这些乱世‘枭雄’以自己的渲畅淋漓的‘思想暴力’演绎一幕幕‘创世’神话”，[3]（74）于是大王误以为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他甚至到每一个城市都最先去浏览当地的历史古迹，去感受曾经王气的喷薄，但其实“这些历史‘枭雄’人性中的暴力欲望与精神结构中的权利意志直接隐喻了大王内心重建历史秩序的欲望”，[3]（74）他与历史进行对话，用曾经时代里非常规的方法来抵抗这个世界，他奉行“枭雄”的内涵隐喻，用一种非理性的、常规社会所不能认同的方法来实现秩序的重构和对现实秩序的破坏。但是他注定会失败，历史的秩序、时代的变迁不容任何人轻易的去改变，他们所追寻的精神世界的自由从未实现，所有他们存在的基础都来自于对别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掠夺，就算是从毛豆被劫持之后的那段看起来相对轻松的公路旅程，也仍然充满恐惧和担忧，他们的逃亡的线路也一直都在城市周边，那些藏身过的小村镇也无一不是被现代工业文明所浸泡过的，他们其实一直都在边缘之间游荡，从未走出。
三.结语
生活在边缘空间的人们丧失了与土地朝夕相处的机会，尽管意识中残留着些许乡土情结，也会被日渐闲适的生活方式吞没，人性的变化与发展也就随着生活的改变而衍生出诸多枝节。农人的乡土情结是不同于知识分子的，他们没有什么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情思，更多的是深深扎根于心底的沉积了几千年的归属之感，一种落叶归根的心灵认同，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们是被时代推动着前进的，中间的过渡地带被忽视，仅仅演化成现实中的那一大片空地，而真正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与冷漠的人情让他们望而却步，尽管已经有人进入到城市之中，比如燕来就开着出租车化成难以计数点亮城市夜晚车灯的一份子，他仍然是找不到一个归宿，仍然追求着一种认同感，甚至演化为同行不经意之间的照顾都让他心生暖意，他已染上现代城市人的孤独，他迫切的需要一种认同，需要一种归属，所以他加入了大王的团体，成为其中一员进入想象的空间，释放自己的身体自由与思想自由。他们总是以想象干涉现实，对现实又无从把握，就如他们在那片废弃的钨矿地上进行的最后一个语言游戏一样，解说“我们的生活”而畅想未来，历史总是能够想象，未来能够重新建立，而最重要“现在”却总是模糊不清，“思想之宏大与行动之猥琐的巨大反差，“知”与“行”的难以调适，到头来归结为“现在”的困境——“现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4]他们所向往的那个自由自在的江湖世界与精神家园，终归是“海市蜃楼”，他们所力图突破的边缘也从未远离他们，突围的失败和方法的偏离让他们始终处在边缘的梦魇之中。
参考文献
[1]陈婷.想象的突围——论《遍地枭雄》兼论王安忆的创作转向[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4.
[2]赵园.地之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杨丹丹.民间男性枭雄的上海叙事——解读王安忆的《遍地枭雄》[J].名作欣赏，2008（22）.
[4]李庆西.“契约时代”的江湖语境——读王安忆《遍地枭雄》[J].当代作家评论，2006（4）：106.
（作者介绍：王棱，西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