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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自身的经历和境遇使他主动选择了自由主义,并在与自由主义的交流和碰撞中作出了自己的调整和制衡.兄弟失和事件、附逆事件等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从根本上考量,基于自由的信仰实在是决定性因素.梁启超有关自由与自强、自由与服从等论述都或隐或显,程度不等地影响了周作人此后的价值选择.周作人因受自由鼓动而被激发起来的斗争心几乎可以与那一时期的最强音相颉颃,直到二十年代与章士钊、陈西滢的骂战仍是这一思想趋势的余波.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周作人那里更多转换为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而思想自由和宽容则成为他建构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