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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历史格外热衷，史学作为一门国粹级的“显学”，在“文革”前已盛极一时，那些“文革”中“红透”半边天的“风云悍将”，大都具有史学背景。改革开放强调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技术人才走上政治舞台，历史似乎退出了中国政治，但30年物质文明的进步与辉煌，所造就的科技与经济“起飞”，如互联网技术及在中国的迅速起步与普及，却又为古老史学提供了预热的技术条件与契机，只不过“热”的形式又有所变化：官方史学休矣，民间热情高涨。
改革开放前的史学热，有着极浓厚的“官学”性质，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为政治服务的鲜明特点，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最为人们所诟病。但同时，其严肃的半学术半政治的观点交锋与争论争鸣，与今天网媒热吵(准确地说先是网媒然后是其他媒体)的所谓历史上的“那些事儿”，还是有着本质区别。首先是参与者的资质与身份不同，基本上是学术圈内的人和有学术背景的官员，史学爱好者或自诩的民间史学家鲜有为之。其次是探讨的内容不同，所争论与关注的都是“大问题”，不涉及“鸡毛蒜皮”(这里要解释一下，所谓“鸡毛蒜皮”毫无贬义，有血有肉的史学恰恰离不开“鸡毛蒜皮”，这从另一个角度反而彰显出过去史学的僵化与不足)。而在现在的这股史学热中，又尤以其中的“明史热”最为抢眼。
实际上，明史热并非始于现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欺辱，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悲愤自省，都在尝试着从中国历史以及儒家所主导的东方文明发展脉络中探寻落后挨打的内在原因。其中主流的观点一般认为，明代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拐点”，姑且不论这种看法正确与否(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是建立在真正了解西方历史的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真正“读懂”中华历史及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但却由此引发国人的研究明史的热潮，甚至连爱国将军张学良在软禁中也发奋“研究”明史。
眼下中国的这股明史热所引发的社会现象早已超越了一般的史学学术研究本身，从网上的“博客”到电视剧里的“戏说”，从电视讲坛再到新闻出版界的乱花入眼、缤纷灿烂的图书，大家似乎都在以史学家的身份和立场给国人讲述明史。并由此引发了历史读物和历史文学之间的界限混乱。史学家拼命增加自己的文学色彩，文学工作者则要把自己打扮成严肃的历史学者。这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命题：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和以历史研究为目的历史著述哪一个才是提供给读者的真实的历史。这其实本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也许有人会说《史记》既是历史，也是文学，因为它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研究的对象，但请不要忘记，那不过是文献流传的局限，《三国演义》和《三国志》能很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三国演义》的文学特性使其拥有广泛的受众，并且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但同时《三国演义》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歪曲了历史的真实。同样，眼下热不可挡的讲述明史的《明朝那些事儿》等许多所谓“传播历史知识”的图书，在史学研究工作者和严肃的书评论家们看来，都觉得有必要提醒读者们，切不可以为那就是历史。正如《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面对某电视台的那个给人以“自视深沉”之感的女记者的过于肉麻的“赞誉”，承认那其实只是“他心中的历史”。几百万的印数，证明的只是作者的文学才华。笔者作为一个不敢自诩为称职的史学工作者，赞同大多数严肃的史学家们这样的观点，作为创作题材的历史，允许文学家的自由创作，但不能脱离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能虚构过去没有发生的历史，也不能篡改过去的客观的真实的历史，更不能把某种先入为主的现代人才有的情感价值观念嫁接到以历史著述自称的书中去。同时，作为出版人，笔者提醒我的同行们有义务帮助读者分清这样一个事实：对那些所谓“讲述历史”的图书，应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同行的做法那样，在图书分类中，表明虚构类和非虚构类的区别，以免误导读者。因为，历史著述包括普及性历史知识读物与文学创作中的历史，有本质的区别。文学家创作动机源自激情，历史学家的写作目的则是基于理性。
另一方面，面对“乱花入眼、缤纷灿烂”明史热的图书，还是作为出版人，不仅不应庆幸明史热“带动”图书出版的所谓繁荣，而应深刻认识到自身某种责任的缺失。笔者学生时代曾有幸读过著名明史学者吴晗先生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知识小丛书(中国历史知识小丛书的“现代版本”——“大家写小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推出，其中明清卷／人物辑8种，并约请吴晗先生唯一的研究生、现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撰写其第一本《祸国宰相严嵩》)，这是一套面向青少年和史学爱好者的通俗读物，笔者这一代人正是在这种客观冷静的讲述和告之真实的历史的普及读物中，开始学习和了解自己国家历史的。笔者因此希望作为出版人能够接续这套历史小丛书的出版宗旨和理念，为现在的青少年和广大的史学爱好者，提供讲述真实的历史的图书。也许，这样的图书不具有文学图书那样“轰动”的市场效应，但对出版人而言，除商业利益之外，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同样不可或缺。讲述和普及真实的历史知识，不仅是历史学家的职责，也是出版工作者肩上的重任。
或许可以说，面对近乎井喷式的明史热，严肃的学者、有责任感的评论家和出版人不仅需要冷静的观察和理性的思维，更需要理性的负责的行动。
改革开放前的史学热，有着极浓厚的“官学”性质，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为政治服务的鲜明特点，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最为人们所诟病。但同时，其严肃的半学术半政治的观点交锋与争论争鸣，与今天网媒热吵(准确地说先是网媒然后是其他媒体)的所谓历史上的“那些事儿”，还是有着本质区别。首先是参与者的资质与身份不同，基本上是学术圈内的人和有学术背景的官员，史学爱好者或自诩的民间史学家鲜有为之。其次是探讨的内容不同，所争论与关注的都是“大问题”，不涉及“鸡毛蒜皮”(这里要解释一下，所谓“鸡毛蒜皮”毫无贬义，有血有肉的史学恰恰离不开“鸡毛蒜皮”，这从另一个角度反而彰显出过去史学的僵化与不足)。而在现在的这股史学热中，又尤以其中的“明史热”最为抢眼。
实际上，明史热并非始于现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欺辱，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悲愤自省，都在尝试着从中国历史以及儒家所主导的东方文明发展脉络中探寻落后挨打的内在原因。其中主流的观点一般认为，明代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拐点”，姑且不论这种看法正确与否(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是建立在真正了解西方历史的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真正“读懂”中华历史及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但却由此引发国人的研究明史的热潮，甚至连爱国将军张学良在软禁中也发奋“研究”明史。
眼下中国的这股明史热所引发的社会现象早已超越了一般的史学学术研究本身，从网上的“博客”到电视剧里的“戏说”，从电视讲坛再到新闻出版界的乱花入眼、缤纷灿烂的图书，大家似乎都在以史学家的身份和立场给国人讲述明史。并由此引发了历史读物和历史文学之间的界限混乱。史学家拼命增加自己的文学色彩，文学工作者则要把自己打扮成严肃的历史学者。这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命题：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和以历史研究为目的历史著述哪一个才是提供给读者的真实的历史。这其实本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也许有人会说《史记》既是历史，也是文学，因为它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研究的对象，但请不要忘记，那不过是文献流传的局限，《三国演义》和《三国志》能很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三国演义》的文学特性使其拥有广泛的受众，并且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但同时《三国演义》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歪曲了历史的真实。同样，眼下热不可挡的讲述明史的《明朝那些事儿》等许多所谓“传播历史知识”的图书，在史学研究工作者和严肃的书评论家们看来，都觉得有必要提醒读者们，切不可以为那就是历史。正如《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面对某电视台的那个给人以“自视深沉”之感的女记者的过于肉麻的“赞誉”，承认那其实只是“他心中的历史”。几百万的印数，证明的只是作者的文学才华。笔者作为一个不敢自诩为称职的史学工作者，赞同大多数严肃的史学家们这样的观点，作为创作题材的历史，允许文学家的自由创作，但不能脱离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能虚构过去没有发生的历史，也不能篡改过去的客观的真实的历史，更不能把某种先入为主的现代人才有的情感价值观念嫁接到以历史著述自称的书中去。同时，作为出版人，笔者提醒我的同行们有义务帮助读者分清这样一个事实：对那些所谓“讲述历史”的图书，应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同行的做法那样，在图书分类中，表明虚构类和非虚构类的区别，以免误导读者。因为，历史著述包括普及性历史知识读物与文学创作中的历史，有本质的区别。文学家创作动机源自激情，历史学家的写作目的则是基于理性。
另一方面，面对“乱花入眼、缤纷灿烂”明史热的图书，还是作为出版人，不仅不应庆幸明史热“带动”图书出版的所谓繁荣，而应深刻认识到自身某种责任的缺失。笔者学生时代曾有幸读过著名明史学者吴晗先生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知识小丛书(中国历史知识小丛书的“现代版本”——“大家写小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推出，其中明清卷／人物辑8种，并约请吴晗先生唯一的研究生、现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撰写其第一本《祸国宰相严嵩》)，这是一套面向青少年和史学爱好者的通俗读物，笔者这一代人正是在这种客观冷静的讲述和告之真实的历史的普及读物中，开始学习和了解自己国家历史的。笔者因此希望作为出版人能够接续这套历史小丛书的出版宗旨和理念，为现在的青少年和广大的史学爱好者，提供讲述真实的历史的图书。也许，这样的图书不具有文学图书那样“轰动”的市场效应，但对出版人而言，除商业利益之外，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同样不可或缺。讲述和普及真实的历史知识，不仅是历史学家的职责，也是出版工作者肩上的重任。
或许可以说，面对近乎井喷式的明史热，严肃的学者、有责任感的评论家和出版人不仅需要冷静的观察和理性的思维，更需要理性的负责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