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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书写，从抗战开始至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中国国内社会背景和思想状况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形态。以吕振羽为例，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书写中国民族史，从抗战开始，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抗战初到其去延安前，此一时期，注重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第二时期是1942年至建国初期。此阶段吕振羽注重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结合，来分析民族之间的斗争和同化问题；第三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吕振羽倾向用民族融合观念，来分析中国历史。造成这样的不同，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内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现实和中共的民族政策。
关键词：吕振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念；书写；转变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74-03
抗战爆发，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序幕也悄悄拉开。在其诞生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史学就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和思想环境下，诸如抗战的国内环境、中共的民族政策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理论等。本文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家作为一个互动的系统，将其放置于抗战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不同语境下，来考察民族史书写的形态和转变。
之所以选择吕振羽的民族史研究为考察的线索，不仅因为其率先进行民族史研究，而且其研究还与时代思潮紧密结合。实际上，从抗战开始，吕振羽的民族史书写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战到1941年，即吕振羽去延安之前；第二阶段从1942年到建国时期；第三阶段主要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文革前。以下将此三个阶段分别进行探讨，来看吕振羽民族史书写的转变。
一、去延安前的民族史书写
抗战爆发，至1941年吕振羽到延安，吕振羽对民族史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认识。应该指出的是，在此一时期，吕振羽确立了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注重以政治为基础，文化工作要配合着政治工作，去担负起倡导和设计的责任。[1]这是因为，“表现在敌我战争中的矛盾诸契机、诸关系，在全面斗争的过程中，也同样延长到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文化的斗争——这首先表现在不同的宇宙观，特别是历史观”。[2]此后，吕振羽将这种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奉为圭臬。
由此，在探讨其民族史书写之前，应对他对抗战时期的民族思想的看法有所认识。对于这次战争的实质，吕振羽指出，是帝国主义之间，及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转嫁到帝国主义与弱小民族之间的矛盾中。[3]而对中国国内的抗战，吕振羽从社会构成、国际的影响及军事技术等三个因素，分析中国必胜。[4]
不过，在对于抗战的路线上，吕振羽与延安地区的毛泽东思想有所不同。毛泽东认为在抗战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5]而在吕振羽看来，随着抗战的爆发，引起中国政治形势变化，国内资产阶级由于被日寇的侵略，他们的革命性会压倒反动性。由此，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已经成为了次要的矛盾。[6]同时，吕振羽认为当时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性的社会，是各个阶级的联合。在抗战后，各个阶级也不会分裂，因为抗战的作用，就会解决许多内部的纠纷，而且也不会迅速实行共产主义。[7]
基于对抗战时期的民族矛盾和国内情况的认识，吕振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写中国民族史时，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是确立了将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研究中华民族史的原则，具体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表现是革命的动力问题。他分析了外力和内力的作用及不同，指出“革命史从社会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的暴力行动和创举。”而外力虽然有影响，但是不是社会变革的主力。[8]具体到中国的历史，他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分为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然而，正是基于抗战时期民族矛盾要高于阶级矛盾的认识，在吕振羽的民族史的研究中，只要民族矛盾存在的时候，阶级矛盾就屈居次要的地位。[9]
另外，在民族关系方面，他还批判了民族史书写中的大汉民族主义。在他看来，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汉族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成分”，但是“以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的中国史，便不应作为单纯的汉族史去把握”。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民族问题的原则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原则，应该整理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10]
二、从抗战至建国初期的民族史书写
1942年3月，吕振羽任刘少奇政治秘书，并与刘少奇一同由苏北经山东、山西，12月抵达延安。此后，相对于此前较多的政策方面的宣传工作，吕振羽更加侧重于学术方面的研究，并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撰写中国民族史。
在分析吕振羽的民族史书写之前，应该指出，他的民族思想发生了变化，而且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要归因于毛泽东对其思想的影响及吕振羽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的选择性吸收。
（一）吕振羽民族思想的渊源和形成
1.毛泽东的民族思想的影响。
在1942年至其跟随刘少奇，吕振羽更加深入的阅读和研究毛泽东的著作，[11]而且与毛泽东有了学术的交往。如其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撰写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其文的副标题还是由毛泽东添加的，[12]而且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也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13]
在民族史研究上，毛泽东的民族思想也影响吕振羽。在抗战到建国前，毛泽东多次提到对于中国民族的看法。例如，在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提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接触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相互压迫。”[14]并且对于中国民族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及领导者和前途都有了规定。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路线，做了全面系统的评论。整体上，在当时，中国社会是新民主主义性质、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性质并存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在此文中，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分析。大体上，以“五四”为分期，之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并且将此后的文化分为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抗战以后，此一时期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5] 毛泽东的这种民族思想，影响了吕振羽的民族史的书写。首先是在民族史的发展阶段和框架上，从吕振羽的民族史的时间框架结构和毛泽东的是一样的，尤其是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的发展各个阶段，吕振羽与毛泽东完全相同。其次，对现代民族的关系上，吕振羽也是依据毛泽东的民族思想。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华民族革命性质和领导权的看法发生变化，吕振羽此一时期也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相结合的看法。
当然，毛泽东对于中华民族的看法主要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认识上，而对于中国内部各民族发展历史的研究，是吕振羽率先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
2.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应用。
大体上讲，吕振羽吸收的国外民族史理论主要来自于恩格斯和斯大林。然而，恩格斯和斯大林在对民族的叙述，是有所不同的，其中在“民族”内涵方面的差异最为突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有一个被中国学者广泛引用的论述——民族的产生是在部落产生联盟以后产生的，在此后不同的时期依然会产生新的民族，“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 [16]而对民族的形成，斯大林则认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资本主义上升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17]这是因为，“在封建主义时期，既然国家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这些公国不仅没有用民族的纽带彼此联系起来，而且根本否认这种纽带的必要性”，因此民族不能产生，而且在资本主义前期根本没有民族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上，不能产生民族。[18]就是说，在民族的起源问题上，恩格斯强调民族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而斯大林则指出，民族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时期。
对于恩格斯和斯大林的不同，吕振羽有鉴别的吸收。吕振羽吸收了对于恩格斯的民族形成说。他指出，在种族——部落——部落联盟或部族的发展体系中，可以看出，部落、部落联盟或部族，“基本上都是具备着人种学内容的”。因此上，从人种学的范畴上，“部族”和“种族”是同义的，[19]而民族的形成，则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的事情[20]。而对于斯大林的关于民族性质的论述，吕振羽在吸收的基础上，有所改变。他将列宁和斯大林所谓的民族，称之为“现代民族”。“现代民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随后将进入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而苏联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中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民族则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21]
在民族内涵方面，吕振羽在吸收斯大林民族定义同时，也有相异之处。斯大林总结民族的一切特征后，将民族定义为“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四个特征是必备的要素，各个要素又是相互结合的。[22]斯大林的理论强调的是四个要素的统一，而且只要有一个要素不一样，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民族了。但是吕振羽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虽然依照民族的四个要素，却与之不同。吕振羽在判断一个民族的时候，关注它是否具有四个因素，而不是关注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之所以会有这些不同，是因为在吕振羽看来，对于“中国境内有些过去曾属于一个民族或部落，由于长期的分离，至今仍保有共同语言及其他一些共同特点的各个部分的人们，究竟是把他们合起来，看作一个少数民族？还是分别地看待的问题”，是“首先应以怎样才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亦即有利于这些人们自身的发展为依据，第二应从其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及其领袖人物的自愿去决定”。[23]
综上所述，吕振羽在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原理。在此民族思想的基础上，吕振羽撰写了首部马克思主义民族通史——《中国民族简史》。[24]
（二）吕振羽的民族史书写。
本书共九章，分别介绍了中国人种起源、汉族、满族、蒙、回、藏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其写作是因政治和学术两方面的需要：在政治上是因为当前中国民族问题需要解决，另外蒋介石集团大肆宣扬大汉民族主义，不利于现实的需要；在学术上，考古发掘的材料与实际不相符，而且作者对于民族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25]本书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论证模式上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结合，来观察中国民族史的发展状况。如上文所述，之前吕振羽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结合，但是两者中民族矛盾是高于阶级矛盾的，当民族矛盾发生时，阶级矛盾就成了次要的地位。而在此一时期，他将两者结合来观察中国民族史的发展及性质。具体可以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没有进入国家时代的部落之间的斗争。这时期的斗争，不像在阶级社会那样具有侵略性的，而是基于两者的平等和完全自愿，形成了联盟部落间的同化。第二种是一方进入到国家时代的民族，与另一方还没有进到国家时代的民族之间的斗争。与第一种民族斗争不同的是，这一时期，进入国家时代的民族战争有了统治阶级需要的因素，而以往的都是因为自然条件的原因。第三种是，彼此都进到阶级社会时代的民族间的斗争。这些斗争的形式和原因表现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侵略、人民对民族生存权利的保卫。[26]
其二，吕振羽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这表现在研究少数民族的起源及社会的发展。在他看来，少数民族的发展阶段依然按照从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的过程，然而这些社会形态的划分，主要是根据“社会生产基础”来的，即生产力来划分的。例如，金国奴隶主贵族在占领中原以后，猛安谋克式的社会组织便转化为军事性质的组织，这使得他们脱离了生产，由此金国原来的社会生产基础遭到了破坏。等到中原丧失，退回本土时候，因为丧失了祖先的实际生产知识，就退回到原始社会。同时，在社会发展的动力方面，民族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金国奴隶社会又回到原始社会，在吕振羽看来，这样的社会发展的形式，并“不是历史走回头路”，而是由于金国奴隶主贵族的对外侵略，使自己的社会基础根本被破坏，自己民族的发展的历史被中断。[27] 其三，在历史叙事的主题上，关注了民族之间的同化作用。在民族同化方面，吕振羽根据同化的性质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同化，一种是强迫的同化。自然同化的发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汉族吸收了他族的不少文化，同化了他族的不少人口，同样汉族的文化成分也被他族所吸收，人口被他族同化的也不少。而强制的同化，则往往是由于统治政策的结果。
由上可以看出，吕振羽在民族关系上承认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侵略和压迫，同时也承认了民族之间的同化。然而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吕振羽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且这种变化又对吕振羽民族史的书写有什么影响呢？这是以下要讨论的。
三、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融合视野下的民族史书写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由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形势变化，以及中国国内矛盾的情况，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分清不同性质的两种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两者是不同的，前者是对抗性的，后者是非对抗性质的。[28]此后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知识分子学习这一讲话的精神。
对于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吕振羽也有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没能接触，列宁也还没有来得及给予系统的全面的论断”，而毛泽东正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新的结论代替了旧结论和在某些方面必须从新做出结论”的。因此，他建议“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我国，目前就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历史科学，必须履行党在每个时期的政治任务，构成为革命和建设而斗争的文化思想战线的组成部分。”[29]由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吕振羽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确立了吕振羽历史科学的具体任务，为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此观点出发，使其对之前的立场所思考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在过去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为着对群众进行反侵略的宣传教育，连我在内，每每为佳深思地把这种战争渲染为侵略、反侵略战争，这是不确切的”。[30]其次是运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一些民族关系和发展的概念来评价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例如民族战争的性质问题“对抗”和“非对抗”，“进步的”和“落后的”的等概念来评价历史上的民族斗争。
毛泽东的文章给吕振羽看民族问题设定了立场和标准，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民族性质、形成过程及实现的条件等的论证策略，吕振羽是从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问题思想中找到，并以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说。具体可以简述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实现民族之间的融合，而这种融合，不是一蹴而就，是“几个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具有这一批民族的共同语言的区域经济中心”。[31]但是民族融合的彻底实现是在民族完全解放的基础上的，当然，在社会主义之前的各个时期也是存在民族融合的。[32]由此看出，吕振羽对于列宁，尤其是斯大林的民族思想的选择性吸收，主要是吸收了斯大林的民族的融合观念。
由上研究可以看出，在所谓“社会主义民族范畴”的情况下，吕振羽关注的是民族之间的融合问题，而在解放前或新民主义时期，他更加关注民族之间的斗争和矛盾。在这种融合观念下，吕振羽对中国民族的书写有了不同以前的特征。
其一，中国民族的建构以及发展脉络书写的变化。在民族关系发展史上主要是以两种形式：一种是各族劳动人民在平等基础上相互联系的发展史，这种发展属于自然地融合，有利于落后的民族接受先进民族的影响。这是主流；另一方面是各王朝对各族人民实行阶级制度的统治的历史，他们大都是阻碍和违反了自然融合的历史前进趋势，但有的也促进了这种趋势。[33]
其二，对民族史的具体问题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在对民族的统治和压迫问题的方面，在此之前，吕振羽认为不同民族之间是有压迫的，但此时，他已经认为在历史上的任何民族的统治之中，各个民族统治阶级都是包括其境内各族的成分在内的，其基础并非部族而是阶级，其所施行的民族压迫也是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同时，在各族人民所进行的反民族压迫或阶级压迫的斗争，都是一起反对统治阶级的。[34]这样界限分明的民族之间的压迫就不是主流了。
对于民族之间的战争问题，在之前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吕振羽认为民族之间是存在侵略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各部族的统治集团间，即作为敌对政权间进行的战争，一般说来，都是国内性质的，而不带有侵略或反侵略的性质”。不过，在进行战争的敌对方面，“却有进步或带进步性的方面、正义或带正义性的方面、非正义或带非正义性的方面的区别”。这些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是按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评判的。如果双方都只是为了统治集团间的争权夺利，便是都违反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阻碍了历史的前进，因而就都是非正义的。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因而能对历史前进起促进作用，便属于正义或带正义性的一面。[35]
参考文献
①吕振羽：《吕振羽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②毛泽东：《毛泽东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美] 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④斯大林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
⑤列宁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
注释
[1]吕振羽：《二期抗战中文化工作应有的任务》，《文化批判》，1939年4月。
[2]吕振羽：《伟大的历史时代与史学创作》，《中苏文华》，1940年7月。
[3][4] 吕振羽：《弱小民族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国华半月刊》，1936年第1卷第1期。 [5]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9页。
[6][9][10] 吕振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吕振羽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1、324、327页。
[7]吕振羽：《抗战的前途》，《吕振羽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1-342页。
[8]吕振羽：《怎样研究历史》，《吕振羽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2—343页。
[11]吕振羽：《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吕振羽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35页。
[12]吕振羽：《致毛主席的信》，《吕振羽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26页。
[13][1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2、622—623页。
[1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5页。
[16]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8页。
[17][2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3—34、28页。
[18][31]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第395、29页。
[19][21][23]吕振羽：《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吕振羽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7、355、348页。
[20]在《中国民族简史》中，吕振羽对于民族的形成都是一句是否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而作为依据的。
[24]据朱政惠考证，最早的是1947年的有大众书店发行的，而之后人们常见的是1948年版本，两者在内容上没有差异，只是“大连版排版的印刷字体比光华版大一号，所以整书页数比光华版增十八页”。
[25]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序》，上海：光华书店，1948年。
[26][27]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上海：光华书店，1948年，第161—168、32页。
[2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5页。
[29]吕振羽：《历史科学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前进》——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吕振羽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0页。
[30]吕振羽：《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3年。
[32]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24页。
[33]吕振羽：《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吕振羽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5-536 页。
[34][35]吕振羽：《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吕振羽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8、529页。
作者简介：杨天通，男，1985年10月，河南南阳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学史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关键词：吕振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念；书写；转变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74-03
抗战爆发，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序幕也悄悄拉开。在其诞生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史学就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和思想环境下，诸如抗战的国内环境、中共的民族政策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理论等。本文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家作为一个互动的系统，将其放置于抗战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不同语境下，来考察民族史书写的形态和转变。
之所以选择吕振羽的民族史研究为考察的线索，不仅因为其率先进行民族史研究，而且其研究还与时代思潮紧密结合。实际上，从抗战开始，吕振羽的民族史书写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战到1941年，即吕振羽去延安之前；第二阶段从1942年到建国时期；第三阶段主要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文革前。以下将此三个阶段分别进行探讨，来看吕振羽民族史书写的转变。
一、去延安前的民族史书写
抗战爆发，至1941年吕振羽到延安，吕振羽对民族史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认识。应该指出的是，在此一时期，吕振羽确立了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注重以政治为基础，文化工作要配合着政治工作，去担负起倡导和设计的责任。[1]这是因为，“表现在敌我战争中的矛盾诸契机、诸关系，在全面斗争的过程中，也同样延长到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文化的斗争——这首先表现在不同的宇宙观，特别是历史观”。[2]此后，吕振羽将这种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奉为圭臬。
由此，在探讨其民族史书写之前，应对他对抗战时期的民族思想的看法有所认识。对于这次战争的实质，吕振羽指出，是帝国主义之间，及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转嫁到帝国主义与弱小民族之间的矛盾中。[3]而对中国国内的抗战，吕振羽从社会构成、国际的影响及军事技术等三个因素，分析中国必胜。[4]
不过，在对于抗战的路线上，吕振羽与延安地区的毛泽东思想有所不同。毛泽东认为在抗战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5]而在吕振羽看来，随着抗战的爆发，引起中国政治形势变化，国内资产阶级由于被日寇的侵略，他们的革命性会压倒反动性。由此，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已经成为了次要的矛盾。[6]同时，吕振羽认为当时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性的社会，是各个阶级的联合。在抗战后，各个阶级也不会分裂，因为抗战的作用，就会解决许多内部的纠纷，而且也不会迅速实行共产主义。[7]
基于对抗战时期的民族矛盾和国内情况的认识，吕振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写中国民族史时，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是确立了将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研究中华民族史的原则，具体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表现是革命的动力问题。他分析了外力和内力的作用及不同，指出“革命史从社会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的暴力行动和创举。”而外力虽然有影响，但是不是社会变革的主力。[8]具体到中国的历史，他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分为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然而，正是基于抗战时期民族矛盾要高于阶级矛盾的认识，在吕振羽的民族史的研究中，只要民族矛盾存在的时候，阶级矛盾就屈居次要的地位。[9]
另外，在民族关系方面，他还批判了民族史书写中的大汉民族主义。在他看来，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汉族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成分”，但是“以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的中国史，便不应作为单纯的汉族史去把握”。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民族问题的原则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原则，应该整理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10]
二、从抗战至建国初期的民族史书写
1942年3月，吕振羽任刘少奇政治秘书，并与刘少奇一同由苏北经山东、山西，12月抵达延安。此后，相对于此前较多的政策方面的宣传工作，吕振羽更加侧重于学术方面的研究，并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撰写中国民族史。
在分析吕振羽的民族史书写之前，应该指出，他的民族思想发生了变化，而且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要归因于毛泽东对其思想的影响及吕振羽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的选择性吸收。
（一）吕振羽民族思想的渊源和形成
1.毛泽东的民族思想的影响。
在1942年至其跟随刘少奇，吕振羽更加深入的阅读和研究毛泽东的著作，[11]而且与毛泽东有了学术的交往。如其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撰写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其文的副标题还是由毛泽东添加的，[12]而且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也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13]
在民族史研究上，毛泽东的民族思想也影响吕振羽。在抗战到建国前，毛泽东多次提到对于中国民族的看法。例如，在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提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接触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相互压迫。”[14]并且对于中国民族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及领导者和前途都有了规定。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路线，做了全面系统的评论。整体上，在当时，中国社会是新民主主义性质、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性质并存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在此文中，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分析。大体上，以“五四”为分期，之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并且将此后的文化分为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抗战以后，此一时期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5] 毛泽东的这种民族思想，影响了吕振羽的民族史的书写。首先是在民族史的发展阶段和框架上，从吕振羽的民族史的时间框架结构和毛泽东的是一样的，尤其是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的发展各个阶段，吕振羽与毛泽东完全相同。其次，对现代民族的关系上，吕振羽也是依据毛泽东的民族思想。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华民族革命性质和领导权的看法发生变化，吕振羽此一时期也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相结合的看法。
当然，毛泽东对于中华民族的看法主要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认识上，而对于中国内部各民族发展历史的研究，是吕振羽率先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
2.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应用。
大体上讲，吕振羽吸收的国外民族史理论主要来自于恩格斯和斯大林。然而，恩格斯和斯大林在对民族的叙述，是有所不同的，其中在“民族”内涵方面的差异最为突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有一个被中国学者广泛引用的论述——民族的产生是在部落产生联盟以后产生的，在此后不同的时期依然会产生新的民族，“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 [16]而对民族的形成，斯大林则认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资本主义上升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17]这是因为，“在封建主义时期，既然国家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这些公国不仅没有用民族的纽带彼此联系起来，而且根本否认这种纽带的必要性”，因此民族不能产生，而且在资本主义前期根本没有民族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上，不能产生民族。[18]就是说，在民族的起源问题上，恩格斯强调民族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而斯大林则指出，民族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时期。
对于恩格斯和斯大林的不同，吕振羽有鉴别的吸收。吕振羽吸收了对于恩格斯的民族形成说。他指出，在种族——部落——部落联盟或部族的发展体系中，可以看出，部落、部落联盟或部族，“基本上都是具备着人种学内容的”。因此上，从人种学的范畴上，“部族”和“种族”是同义的，[19]而民族的形成，则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的事情[20]。而对于斯大林的关于民族性质的论述，吕振羽在吸收的基础上，有所改变。他将列宁和斯大林所谓的民族，称之为“现代民族”。“现代民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随后将进入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而苏联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中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民族则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21]
在民族内涵方面，吕振羽在吸收斯大林民族定义同时，也有相异之处。斯大林总结民族的一切特征后，将民族定义为“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四个特征是必备的要素，各个要素又是相互结合的。[22]斯大林的理论强调的是四个要素的统一，而且只要有一个要素不一样，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民族了。但是吕振羽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虽然依照民族的四个要素，却与之不同。吕振羽在判断一个民族的时候，关注它是否具有四个因素，而不是关注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之所以会有这些不同，是因为在吕振羽看来，对于“中国境内有些过去曾属于一个民族或部落，由于长期的分离，至今仍保有共同语言及其他一些共同特点的各个部分的人们，究竟是把他们合起来，看作一个少数民族？还是分别地看待的问题”，是“首先应以怎样才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亦即有利于这些人们自身的发展为依据，第二应从其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及其领袖人物的自愿去决定”。[23]
综上所述，吕振羽在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原理。在此民族思想的基础上，吕振羽撰写了首部马克思主义民族通史——《中国民族简史》。[24]
（二）吕振羽的民族史书写。
本书共九章，分别介绍了中国人种起源、汉族、满族、蒙、回、藏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其写作是因政治和学术两方面的需要：在政治上是因为当前中国民族问题需要解决，另外蒋介石集团大肆宣扬大汉民族主义，不利于现实的需要；在学术上，考古发掘的材料与实际不相符，而且作者对于民族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25]本书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论证模式上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结合，来观察中国民族史的发展状况。如上文所述，之前吕振羽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结合，但是两者中民族矛盾是高于阶级矛盾的，当民族矛盾发生时，阶级矛盾就成了次要的地位。而在此一时期，他将两者结合来观察中国民族史的发展及性质。具体可以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没有进入国家时代的部落之间的斗争。这时期的斗争，不像在阶级社会那样具有侵略性的，而是基于两者的平等和完全自愿，形成了联盟部落间的同化。第二种是一方进入到国家时代的民族，与另一方还没有进到国家时代的民族之间的斗争。与第一种民族斗争不同的是，这一时期，进入国家时代的民族战争有了统治阶级需要的因素，而以往的都是因为自然条件的原因。第三种是，彼此都进到阶级社会时代的民族间的斗争。这些斗争的形式和原因表现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侵略、人民对民族生存权利的保卫。[26]
其二，吕振羽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这表现在研究少数民族的起源及社会的发展。在他看来，少数民族的发展阶段依然按照从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的过程，然而这些社会形态的划分，主要是根据“社会生产基础”来的，即生产力来划分的。例如，金国奴隶主贵族在占领中原以后，猛安谋克式的社会组织便转化为军事性质的组织，这使得他们脱离了生产，由此金国原来的社会生产基础遭到了破坏。等到中原丧失，退回本土时候，因为丧失了祖先的实际生产知识，就退回到原始社会。同时，在社会发展的动力方面，民族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金国奴隶社会又回到原始社会，在吕振羽看来，这样的社会发展的形式，并“不是历史走回头路”，而是由于金国奴隶主贵族的对外侵略，使自己的社会基础根本被破坏，自己民族的发展的历史被中断。[27] 其三，在历史叙事的主题上，关注了民族之间的同化作用。在民族同化方面，吕振羽根据同化的性质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同化，一种是强迫的同化。自然同化的发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汉族吸收了他族的不少文化，同化了他族的不少人口，同样汉族的文化成分也被他族所吸收，人口被他族同化的也不少。而强制的同化，则往往是由于统治政策的结果。
由上可以看出，吕振羽在民族关系上承认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侵略和压迫，同时也承认了民族之间的同化。然而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吕振羽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且这种变化又对吕振羽民族史的书写有什么影响呢？这是以下要讨论的。
三、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融合视野下的民族史书写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由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形势变化，以及中国国内矛盾的情况，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分清不同性质的两种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两者是不同的，前者是对抗性的，后者是非对抗性质的。[28]此后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知识分子学习这一讲话的精神。
对于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吕振羽也有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没能接触，列宁也还没有来得及给予系统的全面的论断”，而毛泽东正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新的结论代替了旧结论和在某些方面必须从新做出结论”的。因此，他建议“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我国，目前就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历史科学，必须履行党在每个时期的政治任务，构成为革命和建设而斗争的文化思想战线的组成部分。”[29]由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吕振羽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确立了吕振羽历史科学的具体任务，为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此观点出发，使其对之前的立场所思考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在过去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为着对群众进行反侵略的宣传教育，连我在内，每每为佳深思地把这种战争渲染为侵略、反侵略战争，这是不确切的”。[30]其次是运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一些民族关系和发展的概念来评价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例如民族战争的性质问题“对抗”和“非对抗”，“进步的”和“落后的”的等概念来评价历史上的民族斗争。
毛泽东的文章给吕振羽看民族问题设定了立场和标准，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民族性质、形成过程及实现的条件等的论证策略，吕振羽是从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问题思想中找到，并以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说。具体可以简述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实现民族之间的融合，而这种融合，不是一蹴而就，是“几个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具有这一批民族的共同语言的区域经济中心”。[31]但是民族融合的彻底实现是在民族完全解放的基础上的，当然，在社会主义之前的各个时期也是存在民族融合的。[32]由此看出，吕振羽对于列宁，尤其是斯大林的民族思想的选择性吸收，主要是吸收了斯大林的民族的融合观念。
由上研究可以看出，在所谓“社会主义民族范畴”的情况下，吕振羽关注的是民族之间的融合问题，而在解放前或新民主义时期，他更加关注民族之间的斗争和矛盾。在这种融合观念下，吕振羽对中国民族的书写有了不同以前的特征。
其一，中国民族的建构以及发展脉络书写的变化。在民族关系发展史上主要是以两种形式：一种是各族劳动人民在平等基础上相互联系的发展史，这种发展属于自然地融合，有利于落后的民族接受先进民族的影响。这是主流；另一方面是各王朝对各族人民实行阶级制度的统治的历史，他们大都是阻碍和违反了自然融合的历史前进趋势，但有的也促进了这种趋势。[33]
其二，对民族史的具体问题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在对民族的统治和压迫问题的方面，在此之前，吕振羽认为不同民族之间是有压迫的，但此时，他已经认为在历史上的任何民族的统治之中，各个民族统治阶级都是包括其境内各族的成分在内的，其基础并非部族而是阶级，其所施行的民族压迫也是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同时，在各族人民所进行的反民族压迫或阶级压迫的斗争，都是一起反对统治阶级的。[34]这样界限分明的民族之间的压迫就不是主流了。
对于民族之间的战争问题，在之前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吕振羽认为民族之间是存在侵略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各部族的统治集团间，即作为敌对政权间进行的战争，一般说来，都是国内性质的，而不带有侵略或反侵略的性质”。不过，在进行战争的敌对方面，“却有进步或带进步性的方面、正义或带正义性的方面、非正义或带非正义性的方面的区别”。这些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是按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评判的。如果双方都只是为了统治集团间的争权夺利，便是都违反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阻碍了历史的前进，因而就都是非正义的。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因而能对历史前进起促进作用，便属于正义或带正义性的一面。[35]
参考文献
①吕振羽：《吕振羽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②毛泽东：《毛泽东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美] 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④斯大林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
⑤列宁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
注释
[1]吕振羽：《二期抗战中文化工作应有的任务》，《文化批判》，1939年4月。
[2]吕振羽：《伟大的历史时代与史学创作》，《中苏文华》，1940年7月。
[3][4] 吕振羽：《弱小民族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国华半月刊》，1936年第1卷第1期。 [5]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9页。
[6][9][10] 吕振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吕振羽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1、324、327页。
[7]吕振羽：《抗战的前途》，《吕振羽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1-342页。
[8]吕振羽：《怎样研究历史》，《吕振羽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2—343页。
[11]吕振羽：《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吕振羽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35页。
[12]吕振羽：《致毛主席的信》，《吕振羽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26页。
[13][1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2、622—623页。
[1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5页。
[16]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8页。
[17][2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3—34、28页。
[18][31]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第395、29页。
[19][21][23]吕振羽：《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吕振羽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7、355、348页。
[20]在《中国民族简史》中，吕振羽对于民族的形成都是一句是否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而作为依据的。
[24]据朱政惠考证，最早的是1947年的有大众书店发行的，而之后人们常见的是1948年版本，两者在内容上没有差异，只是“大连版排版的印刷字体比光华版大一号，所以整书页数比光华版增十八页”。
[25]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序》，上海：光华书店，1948年。
[26][27]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上海：光华书店，1948年，第161—168、32页。
[2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5页。
[29]吕振羽：《历史科学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前进》——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吕振羽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0页。
[30]吕振羽：《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3年。
[32]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24页。
[33]吕振羽：《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吕振羽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5-536 页。
[34][35]吕振羽：《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吕振羽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8、529页。
作者简介：杨天通，男，1985年10月，河南南阳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学史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