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藏箧中有一帧现代藏书家、画家潘博山“乙亥（1935年）夏日”临元代画家黄公望《层峦晓色图》山水画册页（图1）。说起它的来历，还得从淘书说起。
　　三十年前，我在苏州古旧书店见到《钟鼎籀篆大观》六册（全十四册，民国初年碧梧山庄石印线装本）、《吴梅村诗话》一册（上海扫叶山房宣统三年石印）旧书两种。前书如第一册是石印“精拓放大《毛公鼎》铭”，并附有晚清金石学家、书画家吴大澂手书的《毛公鼎释文》，另一种是清初诗人、书画家吴伟业（号梅村）的《吴梅村诗话》一册（图2，书影）。在当时清末民初石印本之类的书尚不稀罕，但所见的二书对于书画爱好者来说，都是求之难得的读物，所以我即花了总共十元购下了。回家后在披览中，不意在《钟鼎籀篆大观》第一册的折叠衬页中发现有一折叠的宣纸，取出一看竟然是一帧署名“潘厚”的设色山水画册页（纵26.5，横33厘米，未经托裱）。这种不期之喜，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也。
　　潘博山（1904-1943年），名厚，一名承厚，字温甫，号博山，别署蘧盦，江苏苏州人（图3）。他是吴门望族潘氏（清乾隆状元潘世恩）之后，潘氏累代以科举连捷，故有“贵潘”之称。于藏书而言，最有成就的当推潘祖荫的“滂喜斋”藏书，在同光年间煊赫一时。其次是潘祖同的“竹山堂”藏书。潘博山与胞弟潘景郑（1907-2003年，名承弼。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生前为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受家学影响，精版本目录之学，又好收书、藏书。兄弟俩共同继承了祖父潘祖同“竹山堂”全部藏书四万卷外，还留意潘奕隽“三松堂”失散的版本书，曾收回十之二三，其他如曹元忠的“笺经室”、莫棠的“铜井山房”、孙毓修的“小绿天”等旧家藏书，尽为潘氏兄弟所得。1929年秋，兄弟俩慧眼独具，在苏州收得稀世之珍的宋蜀大字本《陈后山集》二十卷，遂以“宝山楼”名其藏书楼。所藏举凡明末史料、清人文集、时人稿本、乡贤文献、年谱家谱、历代尺牍、金石碑拓以及名人书画，无不兼收并蓄，而成为现代藏书界中的翘楚。
　　因我素知潘博山不仅以藏书著称，他还兼擅绘事。曾于1930年秋，在家乡苏州发起组织“鸣社”画会，将家藏书画名迹供同道观摩以商讨画学。1933年冬，与吴湖帆等又在苏州发起组织“正社”画会，汇集了当时艺坛上的一大批书画界名流。如在北京的于非闇、汪蔼士、章式之、陶心如、汤尔和、溥心畲等，上海的王同愈、冯超然、钱瘦铁、夏剑丞、谢玉岑、徐邦达等，在苏州的吴湖帆、潘博山、彭恭甫、陈子清、叶恭绰、何亚农、张善孖、张大千、王己千等，堪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正社”还先后在苏州、北京、南京举办书画展览，出版《正论》（苏州正社书画会展览特刊，图4，书影）。潘在该刊上撰有《正社概论》、《蘧盦随笔》。因他又擅古籍版本、书画鉴赏，曾应聘为故宫博物院顾问，参与全国美展、江浙文献展览会的鉴审甄选事。这件我得之偶然的藏品便是他见到了“清宫藏大痴道人（黄公望）《层峦晓色图》”之后所背临。他的山水画以“四王”入手，上宗元人；花卉取法恽南田。此图所写山石树木多以干笔皴擦，笔墨苍劲，气势雄秀，设色多用花青赭色，墨青墨绿合染，深得元人黄公望“浅绛”遗法，故为我很是见重。
　　后来我读了郑振铎先生的《西谛书话》，尤其是在其中的《求书日录》中郑振铎先生有多处提到潘博山其人其事，如写道：“保存文献，人同此心。博山为我辈中人，故尤具热忱。”才知他于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免藏书落入敌手，遂将部分藏书移至上海，并将所藏明清名人尺牍辑为《明季忠烈尺牍》、《明清画苑尺牍》（图5）等，并先后以珂罗版精印行世。郑振铎先生在题《明季忠烈尺牍》中略谓：“博山博见广闻，鉴别至精，尝以二百金得宋蜀大字本陈后山集于苏肆。所藏尺牍绝无赝品，藏书家外并将以画家及忠烈二集续行墨版……”其收藏之富且精，于此可见一斑。同时他当时已将访书、收书、藏书看作是为中华典籍留根的事业，为不使我国珍贵古籍落入敌手流失海外，在沪期间与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仁一起为抢救珍贵古籍而奔走。如郑振铎《求书日录》中记谓：“（1940年）一月十五日（星期一）……午餐后，至潘博山先生处。谈起暖红室刘氏藏书事，说，中有元刻元印本《玉海》（刘世珩得此书，名其居为玉海堂），又有剧曲不少。惟书贾居奇，恐不易成交。但他必力促其成。又谈起群碧楼邓氏书，亦欲出售，中多精钞名校本。他想，将为此事赴苏一行。他说，意在不任中国古籍流失国外耳。”可见他为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堪称不遗余力而功不可没。于是我曾以“藏书名家 艺苑俊彦”为题将他当年与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仁一起为抢救珍贵古籍的情形在文章中作了叙述。
　　2009年，因我根据刘哲民、陈正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中郑振铎致张寿镛（1876-1945年，号泳霓，著名藏书家，精于古籍版本鉴别，在“文献保存同志会”中主管搜购古籍的版本鉴别及价格审定）的270通书信中所涉及“郭晴湖”的一些内容，发现现代书法家郭晴湖先生（可参见《收藏界》2009年第4期所载拙撰《收藏,最大的乐趣在“发现”》）是最早参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民族文献的人员之一。而且他作为郑振铎的帮手，利用自己时任光华大学、光华附中教师的公开身份，秘密担当了郑振铎与时任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之间的联络员，还负责办理图书点查、登记、编目等事务。如郑1940年3月6日致张寿镛函中写道：“连续三日下午，会同晴湖先生，督视孙贾点交邓氏普通书，至昨日下午四时许，已全部点交完毕。约共二万册左右。”其中就涉及到通过潘博山接洽的苏州“群碧楼邓（邦述）氏书”。我在对有关郭晴湖与郑振铎、张寿镛关系的考察中，最终证实郭、郑二人不仅是福建籍同乡，而且尽管论年岁郑振铎比郭晴湖要长11岁，但郑振铎却称呼郭晴湖为“四舅”，由此也证实了郑振铎先生的笔名郭源新，确实与他母亲郭姓相关，以及郭晴湖的参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民族文献，与郑振铎有着直接的关系等史实。我为了追怀先师郭晴湖先生当年参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民族文献事业的业绩，就想以书画为载体，使上述郭先生的这段史实能得以“收藏”，由是便请当代著名人物画家王锡麒先生绘《肆园编目图》（图6）以记故实。
　　去年，我在苏州图书馆见到由当代郑振铎研究专家陈福康博士所著《郑振铎传》，不经意中看到了有关郑振铎与潘博山的一些资料。其中谈到1938年郑振铎为北平图书馆洽购《孤本元明杂剧》时，潘博山曾和孙伯渊、杨寿祺等人串联抬价，把200大洋买到的半部《孤本元明杂剧》以4500大洋售出，全书9000大洋，而郑振铎却对此毫不知情。然此类事因受利诱驱使往往有其一，必有其二。潘在对玉海堂、群碧楼藏书的收购中，竟然想故伎重演，再从中大捞一票，却终于被郑振铎识破，才会“会同晴湖先生，督视孙贾点交邓氏普通书”，并且在给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的信中颇为愤激地写有“有儒而实商”，“大可畏惧”，“诚难问其居心，实存敲诈，大为不该”这样的话。见此不禁让我大为惊讶！
　　其实，潘博山的“有儒而实商”，是有其根源的。我曾在撰文介绍潘博山时，在述及潘氏家世、生平事迹中，曾参考了由近现代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叶景葵撰写的《吴县潘君博山传》，知道他年未弱冠就接手重振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其家族产业潘万成酱园，后又在苏州参与创办吴县田业银行，在上海创设通惠银行，叶景葵谓：“智虑沈敏，洞悉时机，忆中之财，翕然无间。”可见他确是位精明能干既“儒”又“商”的人物。再说从郑振铎《求书日录》中的记载来看，郑振铎在洽购上文中已说到的这两大宗藏书时确实多有依赖潘博山，如从书目索取到现场观书到最终议价，潘都参与。才使得作为中介人的潘自然可以为买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通过跟卖家议价来保护买家的利益；但同时也可以和卖家串通来左右买家的决策，以获取“中介费”了。当然，潘博山“有儒而实商”的所为，与郑振铎先生一心為公的高尚人品相比，正好“形成惨酷的对照”。
　　然而，郑振铎与潘博山之间的关系尽管因上述几次古籍收购而激起了点波澜，但毕竟两人为保护民族文化不使中国古籍文献流出海外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当1943年5月6日年仅四十岁的潘博山在上海家中病逝，次日，郑振铎得知潘博山去世的消息后，大为惊骇。并感叹道：“博山体素健，正壮年有为，不意其竟去此浊世也。谈版本者又弱一个矣。”7月10日，郑振铎即亲赴护国寺为潘博山吊丧，送赙仪五十元。后来又有记：“此书（指《明清画苑尺牍》）在博山故世后方始装订成册。阅之不胜有人琴之恸！忆博山贻予《明季忠烈尺牍》时病犹未深，不意一月之别，遽成古人。人生诚若朝露也，哀哉！”由此可见在郑振铎的心目中，潘博山即使是个商人，也是个“儒商”，还算得“我辈中人”。（责编：李禹默）
　　主要参考书目：
　　1、郑振铎《西谛书话》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10月版
　　2、陈福康《郑振铎传》 上海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9年7月版
　　3、刘哲民、陈正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4、叶景葵著（顾廷龙编）《叶景葵杂著·吴县潘君博山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