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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分析2007-2015年中国行政成本诸多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SPSS19.0数据分析软件对15个驱动因子进行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拟提出中国行政成本合理化若干对策建议。
关键词：行政成本 影响因素 对策建议
一、引言
国内关于行政成本的解读存在多种视角，尚无统一定论。本文认同朱会涛等人的观点，行政成本可理解为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和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行政资源的总和，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学者们普遍从政府和社会两大方面对中国行政成本偏高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已有研究尚不够深入且不成体系。
二、指标与数据选取
1.指标选取。本文将行政成本的影响因素归纳为政府内部（6个）和社会外部（9个）共计15个影响因素。政府因素主要从政府视角出发，对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各项行政支出进行计量，具体包括：财政支出、行政人员（数量和工资）和公用支出（固定资产和公务活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则会通过行政生态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而影响行政成本。社会因素主要从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生活质量三方面进行考量，具体细分为：经济增长水平（三大产业）、人口发展情况（城市化水平、老龄化人口和总人口数）和生活水平（物价指数、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
2.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07-2015年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所有预算内行政成本数据均采用年鉴中的“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对外援助除外）”和“公共安全支出”三项数据之和代替，预算外行政成本则采用预算外资金中的“一般公共服务”项目数据。此外，本文不考虑机会成本、风险成本等隐形成本，且忽略自2011年以后便不再统计的预算外资金支出。相关指标和数据见表1（a）和（b）。
三、实证分析
1.相关分析。双变量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外部因素和政府内部因素都与行政成本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社会外部因素中，第一产业、城市化水平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行政成本的关系相对密切，均在0.99以上，老龄化水平则相对较弱，但也达到了0.977，说明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行政成本也必然随之增加；在政府内部因素中，行政人员数量和财政支出是行政成本上升的两大主体因素，相关性系数分别达0.994和0.990，公务活动及其他成本的相关性最低，仅有0.648。
2.因子分析。本文采用SPSS19.0数据分析软件，对6个政府内部驱动因素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影响行政成本的政府内部关键因素。主成份系数矩阵可以说明各主成份在各变量上的载荷，从而得出主成份的因子表達式：y1=0.997x1+0.991x2+0.996x3+0.995x4+0.976x5。财政支出与提取出的主成份的相关系数达到0.997，对行政成本的影响相对较大，而行政固定资产支出为0.976，相对其他影响因素而言，对行政成本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比较分析数据后，我们认为财政支出、行政人员平均工资和行政人员工资总额是政府内部导致行政成本上升的最为主要的三大因素。
3.结果讨论。综上所述，在对社会因素和政府因素分别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以后，研究结果显示2007-2015年间中国行政成本一直呈现上升趋势，政府内部因素与社会外部因素对行政成本上涨的影响程度不分伯仲，均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在社会外部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三大产业的增长）、城市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和物价水平对行政成本的影响相对较强，人口数和老龄化水平则相对较弱。在政府内部因素中，财政支出和行政人员费用（人员数量、平均工资和工资总额）对行政成本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强，而公用指出（行政固定资产支出和公务活动及其他成本）对行政成本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弱。
四、结语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随着经济水平、城市化水平和老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行政成本增长存在其必然的合理性，但从政府自身扩张角度来看，政府机构的改革总是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政府职能在扩张的同时也伴随着部门林立、人员冗杂、寻租腐败等驱使行政成本增长的不合理因素。鉴于此，本文拟基于政府和社会双重视角探寻行政成本合理化若干对策建议。
1.政府层面。政府着眼于自身，应把制度设计和人员安排相结合，合理规划并全面统筹行政支出相关项目，完善行政人员绩效考评制度和工资发放标准。第一，改革政府预算制度并严格控制制度外的行政支出，将制度外的行政成本支出纳入制度体系内管理，进一步细化政府支出分类，实现行政支出的规范化与制度化；第二，严格核定各项公用费用支出，使公用费用公开化、透明化和制度化，从源头遏制行政浪费与权力寻租；第三，建立严格科学的行政人员绩效考核制度体系，转变行政人员的行政理念，倡导公共服务精神，以科学合理的行政人员考评制度规范行政人员数量，保持行政人员平均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同步增长。
2.社会层面。第一，政府应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加强宏观调控，缩减经济建设方面的行政支出，引导三大产业转变生产发展理念，实现自身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方向转变；第二，政府应顺应城市化和老龄化发展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把更多的公共资源投放于社会，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提高政府治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第三，由政府牵头组建社会外部监督机构，对政府行政成本开支与核算进行监督与制约，实现内外双重规制以确保行政成本使用合理化。
参考文献：
[1]陈志广. （2014）. 政治影响力、行政官僚与行政管理费支出——以我国地方政府为例的行政成本实证检验. 浙江社会科学， 11， 31–40.
[2]罗文剑， 吕华. （2013）. 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财会月刊， 14， 42–44.
[3]叶勇， 杨雪津. （2015）. 基于SPSS分析的中国行政成本演变趋势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3期.
作者简介：伟松（1987.08—）男，达斡尔，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在校硕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关键词：行政成本 影响因素 对策建议
一、引言
国内关于行政成本的解读存在多种视角，尚无统一定论。本文认同朱会涛等人的观点，行政成本可理解为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和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行政资源的总和，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学者们普遍从政府和社会两大方面对中国行政成本偏高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已有研究尚不够深入且不成体系。
二、指标与数据选取
1.指标选取。本文将行政成本的影响因素归纳为政府内部（6个）和社会外部（9个）共计15个影响因素。政府因素主要从政府视角出发，对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各项行政支出进行计量，具体包括：财政支出、行政人员（数量和工资）和公用支出（固定资产和公务活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则会通过行政生态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而影响行政成本。社会因素主要从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生活质量三方面进行考量，具体细分为：经济增长水平（三大产业）、人口发展情况（城市化水平、老龄化人口和总人口数）和生活水平（物价指数、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
2.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07-2015年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所有预算内行政成本数据均采用年鉴中的“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对外援助除外）”和“公共安全支出”三项数据之和代替，预算外行政成本则采用预算外资金中的“一般公共服务”项目数据。此外，本文不考虑机会成本、风险成本等隐形成本，且忽略自2011年以后便不再统计的预算外资金支出。相关指标和数据见表1（a）和（b）。
三、实证分析
1.相关分析。双变量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外部因素和政府内部因素都与行政成本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社会外部因素中，第一产业、城市化水平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行政成本的关系相对密切，均在0.99以上，老龄化水平则相对较弱，但也达到了0.977，说明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行政成本也必然随之增加；在政府内部因素中，行政人员数量和财政支出是行政成本上升的两大主体因素，相关性系数分别达0.994和0.990，公务活动及其他成本的相关性最低，仅有0.648。
2.因子分析。本文采用SPSS19.0数据分析软件，对6个政府内部驱动因素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影响行政成本的政府内部关键因素。主成份系数矩阵可以说明各主成份在各变量上的载荷，从而得出主成份的因子表達式：y1=0.997x1+0.991x2+0.996x3+0.995x4+0.976x5。财政支出与提取出的主成份的相关系数达到0.997，对行政成本的影响相对较大，而行政固定资产支出为0.976，相对其他影响因素而言，对行政成本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比较分析数据后，我们认为财政支出、行政人员平均工资和行政人员工资总额是政府内部导致行政成本上升的最为主要的三大因素。
3.结果讨论。综上所述，在对社会因素和政府因素分别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以后，研究结果显示2007-2015年间中国行政成本一直呈现上升趋势，政府内部因素与社会外部因素对行政成本上涨的影响程度不分伯仲，均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在社会外部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三大产业的增长）、城市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和物价水平对行政成本的影响相对较强，人口数和老龄化水平则相对较弱。在政府内部因素中，财政支出和行政人员费用（人员数量、平均工资和工资总额）对行政成本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强，而公用指出（行政固定资产支出和公务活动及其他成本）对行政成本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弱。
四、结语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随着经济水平、城市化水平和老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行政成本增长存在其必然的合理性，但从政府自身扩张角度来看，政府机构的改革总是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政府职能在扩张的同时也伴随着部门林立、人员冗杂、寻租腐败等驱使行政成本增长的不合理因素。鉴于此，本文拟基于政府和社会双重视角探寻行政成本合理化若干对策建议。
1.政府层面。政府着眼于自身，应把制度设计和人员安排相结合，合理规划并全面统筹行政支出相关项目，完善行政人员绩效考评制度和工资发放标准。第一，改革政府预算制度并严格控制制度外的行政支出，将制度外的行政成本支出纳入制度体系内管理，进一步细化政府支出分类，实现行政支出的规范化与制度化；第二，严格核定各项公用费用支出，使公用费用公开化、透明化和制度化，从源头遏制行政浪费与权力寻租；第三，建立严格科学的行政人员绩效考核制度体系，转变行政人员的行政理念，倡导公共服务精神，以科学合理的行政人员考评制度规范行政人员数量，保持行政人员平均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同步增长。
2.社会层面。第一，政府应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加强宏观调控，缩减经济建设方面的行政支出，引导三大产业转变生产发展理念，实现自身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方向转变；第二，政府应顺应城市化和老龄化发展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把更多的公共资源投放于社会，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提高政府治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第三，由政府牵头组建社会外部监督机构，对政府行政成本开支与核算进行监督与制约，实现内外双重规制以确保行政成本使用合理化。
参考文献：
[1]陈志广. （2014）. 政治影响力、行政官僚与行政管理费支出——以我国地方政府为例的行政成本实证检验. 浙江社会科学， 11， 31–40.
[2]罗文剑， 吕华. （2013）. 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财会月刊， 14， 42–44.
[3]叶勇， 杨雪津. （2015）. 基于SPSS分析的中国行政成本演变趋势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3期.
作者简介：伟松（1987.08—）男，达斡尔，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在校硕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