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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模型有所不同，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有其自身的特征。根据1983—2000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经验分析，有关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模型应该引入政策变量因素和汇率因素。经修正后的模型显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变动主要受中国市场需求变化、政策开放性、前期资本存量和汇率水平这几个主要因素所决定。中美两国之间的工资差异对吸引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有重要影响，但不如一般理论模型所显现的那么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受中国国内需求变动和政策变动因素的影响更大。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市场准入逐渐扩大和现行汇率水平的前提条件下，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仍会继续保持扩大趋势。
关键词 美国 直接投资 决定性因素 经验分析
作者徐康宁，1956年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剑，1979年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在国际投资理论中，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理论占有重要地位。早期完全规范的资本运动理论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条件，认为利率差异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投资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该理论已不能完全符合实际显示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海默（Hymer）通过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分析研究，在产业组织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①，之后经过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凯夫斯(Caves)的发展，在理论上开创了以FDI（外国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崭新的研究领域②。该理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跨国公司凭借特有的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市场获取带有垄断性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起，FDI理论研究逐渐走向一般理论的领域，威廉姆森(Williamson)、卡森(Casson)、鲁格曼(Rugman)等人以科斯产权理论为基础，形成内部优势理论①。该理论认为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企业为了避免交易成本而将内部市场扩大到别国，对外直接投资由此产生。邓宁（Dunning）在总结前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企业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之内，使得FDI理论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②。
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关于FDI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国外许多学者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种模型对FDI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在具体的国家、地区或行业中FDI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雷（Ray）运用一般均衡系统的分析方法，在商品和要素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建立了关于FDI的理论模型③，潘（Pain）采用类似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公司决策的微观经济模型对英国境内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④，罗比奥和瑞弗罗（Rubio 与 Rivero）对此模型作了发展并用于对西班牙境内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计量分析⑤，詹姆斯和弗朗西斯科（James 与 Francisco）用相应模型对墨西哥境内的美国直接投资进行研究，发现墨西哥的国内需求及工资差异是美国对其投资的决定因素⑥。
自1994年至1997年中国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引进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引进国，中国吸引的外资占全球跨国投资的12%，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33%，因此有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和外贸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FDI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国内理论界的高度关注，研究FDI的成果也开始大量涌现，江小涓的研究结果表明90年代初期以来，利用外资不仅增加了中国的投资能力，更重要的是改善了中国的增长质量⑦，何洁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的总体正向外溢效应是现实存在的，并随FDI增加速度的加快有不断加强的趋势⑧。此外，还有不少文献对中国境内FDI的影响作了不同的分析。
然而，国内对FDI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种流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对于流入我国的FDI决定性因素的实证分析尚不多见。崔新健曾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有关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归纳，提出了相应的模型，但选取的变量过于有“中国特色”，如政治稳定性（POL）、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工业总产值（SAT）、第三产业产值/GDP(TER),在经济理论上缺乏足够的证明，且没有考虑到来自不同国家的FDI具有的不同特点。本文将借助于一个简明的数量模型，以客观统计数据作为分析变量的基础，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对FDI进入中国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模型应用
本文应用詹姆斯和弗朗西斯科（James与Francisco）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力图将主要决定性因素的分析建立在可作理论推断的统计变量基础之上，并纳入可严格数学证明的过程之中。该模型研究一个跨国公司同时在国内和国外（某一国）进行生产销售的情况下如何决定两国生产的产量比率以及投入的要素比率，使得在投入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满足国内外市场总需求，再由理想投资与实际投资之间的差距决定对外投资的多少。
假设A国跨国公司在A国和中国都进行生产销售，跨国公司产出的约束条件如下（模型中下标为1的变量为A国变量，下标为2的变量为中国变量，证明见附录1）：
(11)式中，GDP1和GDP2分别为A国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国内外总需求；(w1-w2)为A国与中国的单位工资差异，代表国内外的劳动力成本差异；(r1－r2)为A国与中国的借款利率差异，代表国内外的融资成本差异；(K2)t－1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前期资本存量，作为对外投资进行调整的一个外生依据；μ为随机误差项。
根据(11)式，我们可以进一步建立相应的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对实际统计数据的回归分析找出A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三、经验分析与模型修正
考虑到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一直位居前列，且是以跨国公司为投资主体，与本文所用模型的假设条件相符，因而适用以跨国公司厂商行为为基础的数学模型。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最初的几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很小，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年扩大。这种投资规模的变化与中国的市场容量增大和经济制度的变迁有很大的关系，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具有代表性。故本文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对其决定性因素作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83—2000年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样本容量为18，数据来源分别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务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及美国的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GDP2取支出法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w1为美国非农业部门年度工资，w2为中国职工平均年度工资，r1为美国货币市场借款利率，r2为中国的一年期借款利率，均具有可比性。在数据处理上，分别用中美两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消除各自的GDP、w及利率r中的价格因素影响，同时用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消除资本存货的价格因素影响，确保模型中的数值都是变量的实际值。
另外，由于两国在工资统计方法上的差异，使得工资变量的处理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中国的统计数字是以年为单位，而美国是以小时为单位，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本文对美国的工资进行如下处理：w1=美国非农业部门小时工资×周工作小时数×（365/7），以取得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年度工资。
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开放程度日益加深，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随之迅猛增长，由1983年的0.83亿美元增至2000年的43.84亿美元。特别是90年代以来，除1991年和1997年，其余年份的直接投资都随中国经济增长不断上升。1990—2000年中国实际GDP（以美元表示）年均增幅为3%，同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年均增幅为25%。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资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具有廉价劳动力资源，中国也不例外。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度工资（美元），美国样本期内的平均工资约为中国的36.8倍，推论美国跨国公司为了降低工资成本会将部分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中国境内。作为实证研究，需要尽量缩小实际经验状况与理论模型的差异，因此，针对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经验分析，必须对原有模型作必要的修正。
根据建模过程中的假设条件，我们可推测（11）式中各解释变量系数k1、k2、k3、k4均大于0，k5符号不确定。为了验证假设条件是否正确并找出对直接投资具有决定意义的解释变量，本文在经验分析中主要采取逐步删除变量的方法，用最小二乘法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根据回归方程中变量显著性的大小，逐个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直到方程中所有解释变量都达到必要的显著程度，再结合其他检验模型的指标，确定能够对美商对华直接投资进行合理解释的最终模型。
变量说明：
USFDI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单位：亿美元)；
CG为中国的实际GDP值(单位：亿美元)，CG=中国名义GDP/（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名义汇率）①；AG为美国的实际GDP值(单位：亿美元)，AG=美国名义GDP/美国消费价格指数；DIFW为美国与中国年度实际工资差额(单位：美元)，DIFW=(w1/美国消费价格指数)－(w2/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名义汇率)；DIFR为美国与中国实际利率差额，DIFR=(r1-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基期美国消费价格指数)-（r2-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基期中国消费价格指数）；
K-1为美国在中国境内直接投资的前期存量实际值（单位：亿美元），K-1=K/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其中K为直接投资前期存量的累计统计数，起始年为1979年；
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取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两国基期均为1990年。
首先，我们用处理过的数据代入（11）式进行回归分析，得如下回归式及分析结果：
(括号内为t值，***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由回归结果可知(12)式的解释能力是比较高的，调整的R2值已超过80%，F值也高度显著，DW值偏低，说明模型设计基本正确，但误差项中存在较强的自相关，且解释变量系数符号不全符合理论预期的特征，这可能是由于有重要解释变量未加入模型中，从而导致此类现象出现。
首先，我们从数据中可看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1991—1993年间存在突变式增长的现象，投资额由1991年的3.23亿美元猛增至1992年的5.11亿美元，增幅为58.2%，又由1992年的5.11亿美元猛增至1993年的20.63亿美元，增幅达303%。我们推测这种突变式增长与1992年中国领导人南巡讲话和当年中共召开“十四大”确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大关系，中国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实施了多项有利于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从而引起这种突变式增长。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虚拟变量Dt(考虑到政策影响的时滞性，选取Dt=0，t≤1992 ；Dt=1，t＞1992)以反映这些政策的影响。其次，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有其特殊机制，不完全反映其购买力，更多地与资本流出入和商品进出口相联系，而汇率作为影响直接投资成本的重要因素尚没有完全在模型中体现。尽管在模型中汇率通过影响中国国内需求和劳动力成本起到间接作用，但汇率作为单独的解释变量仍然会对FDI有直接作用。凯夫斯(Caves)认为一国货币贬值，会引起他国货币在贬值国内购买能力上升，从而吸引直接投资进入，并且一国货币贬值会降低该国的进口需求，他国为了减少出口下降的影响，也会对贬值国加大直接投资②。因此，如果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上升，那么在中国境内购买等值资产（以人民币表示）所需的美元成本必然下降。为了利用汇率上升所引起的美元在购买力上的优势，美国的跨国公司就会加大对中国的投资，而1983年到1993年间正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上升阶段，所以汇率可能对直接投资存在正向的刺激效应。弗鲁特和斯泰因（Froot 与 Stein）对流入美国的FDI实证结果也表明，汇率通过提高或降低跨国公司的融资成本对FDI产生显著影响①。因此，有必要在(12)式中加入虚拟变量和实际汇率变量RER进行回归（RER=NER×{(PCt/PC0)/ (PAt/PA0)}，其中NER为美元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PAt为美国在报告期的一般价格水平，PA0为美国在基期的一般价格水平，PCt和PC0为对应的中国一般价格水平，基期均为1990年，一般价格水平均以消费价格指数代替，以此获得消除两国通胀率因素的实际汇率）。经过模型修正，得如下回归式及结果：
(括号内为t值，*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由(13)式可知在加入虚拟变量和汇率变量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有较大上升，调整的R2值进一步上升，F值也明显改善，标准误差大幅缩小，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都与理论预期相符，并且虚拟政策变量和实际汇率变量在模型中也高度显著，说明中国开放制度的变迁和汇率因素作为FDI解释变量确实存在显著作用，但模型中变量AG、DIFW、DIFR的系数不很显著，DW值也说明模型中还存在不合理的解释变量，模型仍需改进。经过逐个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后，我们得出最终的回归式及结果：
(JB值为残差正态性检验的JarqueBera值，LM(1)为序列相关的Lagrange乘数检验值，ARCH(1)为条件异方差检验值，HT为异方差的BrenschPagan检验值。括号内为t值，**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由计算结果可知模型(14)的解释能力相当高，调整的R2值超过0.99，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高度显著，系数符号都具有预期特征，且各自t值均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模型的其他检验指标也都表明回归结果可靠。另外，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修正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我们依据修正的模型画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拟合值曲线，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值的曲线进行拟合比较。从回归结果的拟合示意图中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以及残差形态都非常好。因此，在对理论模型修正后得出的(14)式便可作为本文实证分析的最终计算结果。
四、因素分析与结果
本文在理论模型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计量经济模型，并对理论模型作了必要的修正，加入了关于开放政策的虚拟变量，使东道国政府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弥补了原理论模型仅考虑跨国公司决策行为的不足，并且剔除了一些对中国经验意义不大的变量。从本文的计量分析结果来看，修正后的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情况的，由此可得如下分析结果：
（一）关于主要决定性因素
依据我们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并结合相关的经验分析，得出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的市场规模（需求因素）、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制度因素）、跨国公司的前期资本存量和汇率。由这些因素所显现的变量都与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具有高度显著性。工资差异、利率差异以及美国的国内需求与直接投资也呈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说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中国内部。其中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渐进性地趋于更加开放的经济是决定性的因素。美国在华公司前期的资本存量和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差异也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但其重要性不如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基于利率差异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的传统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并且劳动要素禀赋优势理论也不完全适合于解释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二)市场需求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国内需求的扩张是由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引起的，在吸引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国际资本的最有利因素。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虽然也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市场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中国相似，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但受市场规模所限，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更多地是作为设立海外工厂的一种选择，这种情形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尤为普遍。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为跨国公司提供难得的销售场所，靠近市场的原则要求跨国公司将投资重点放在中国。中国的市场需求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一项决定性因素，其作用要明显大于该因素在总体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在华投资的公司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对市场规模有最低的要求，这些公司在市场规模大的国家投资，有利于提高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报酬，实现利润边界最大化。对于这些公司而言，市场规模要比优惠政策重要得多。对于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一个灵活自由的市场制度和优惠的投资政策更能吸引外来的直接投资，尤其是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资本。对于大型跨国公司而言，巨大的需求诱惑足以使他们克服对僵硬制度障碍的抱怨。中国的市场制度和货币制度是弹性较低的，如资本项目的严格控制等，但这些并未过多地影响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这一分析结果的政策启示在于，中国只要保持连续的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能具备竞争国际投资资本的优势，尤其是对大型跨国公司有较强的吸引力。
（三）政策变量的意义
由各解释变量系数显著性的大小可知，中国于1992年至1993年间推行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作为变量在模型中最为显著，说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变化在跨国公司投资决策过程中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影响力。自1992年年初中国领导人南巡讲话后，接下来的两年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变化最大的两年。政府通过减少对外商直接投资有限制性的政策条款，如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减少对合资企业中跨国公司的股权限制，简化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登记手续等，同时给予合资企业税收、贷款多方面的优惠政策，消除了外国跨国公司在某些行业中的投资禁令，提高了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盈利预期，这些政策因素在吸引包括美国在内的对华直接投资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其间中共召开了“十四大”，确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不仅对FDI流入具有制度保障作用，而且具有巨大的市场信号意义。由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体主要是一些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更容易接受市场准入、制度保障和长远趋势的信号，并根据这种信号做出决策。1992年以后，中国的开放性政策就再也没有回头，始终保持较高程度的开放和逐渐更为开放的政策。因此，引入政策变量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FDI，尤其是来自美国的FDI。这一分析结果也暗含着一个机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处于转型期的大的发展中国家，政策变量的作用也和市场需求的吸引力一样，是具有决定性的，而且和市场需求的因素相辅相成。
（四）前期资本存量
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前期资本存量与直接投资额呈正相关关系可以解释为 “推动效应”和“示范效应”的综合结果。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利润，因此，前期投资的表现如何就会直接影响当前或以后的投资决策，如果跨国公司在某一东道国的投资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利润，那么该公司就很可能加大对该东道国的投资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反之则会减少甚至另觅其他国家进行投资。这是跨国公司投资的“正向推动效应”或“逆向抑制效应”。此外，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还会产生“示范效应”，如果一跨国公司在某一东道国内的投资业绩表现优异，其他与该公司生产同类产品或性质相近的跨国公司受利益驱动也会在该东道国进行投资，从而产生连带投资效果。从经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FDI流量与FDI存量和盈利能力有一定的联系，因为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的盈利能力要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从评价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总资产贡献率来看，1999年中国国内全部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7.45%，三资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7.93%；2000年中国国内全部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9%，三资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9.76%①。这样，前期投资存量就通过“推动效应”和“示范效应”引起对华直接投资的逐渐上升。另外，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会引起上游或下游相关行业的再投资，因为相关行业的资本会随着客户的地理转移而跟随移转。因此，跨国公司的前期资本存量是决定新的FDI流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汇率与利率差异
汇率对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有很显著的影响，人民币币值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严重高估到逐渐接近合理水平，极大地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直接投资的货币成本，推动了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1994年与1983年相比，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上升了约9倍，使美元在中国境内购买土地、劳动和工业原料的能力大大增强，对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是个极大的刺激。1994年到200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基本保持稳定，使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虽然不如以前那样能够充分享受美元升值的好处，但却为其营造了一个难得的稳定的货币体系环境，尤其是在人民币以稳定的币值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和一般的理论模型不同，利率差异对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影响不大，这是因为利率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通过融资成本的差异表现出来，而美国跨国公司的融资主要来自于母国或母国银行，在东道国融资只占很小的部分，因此利率差异就难以对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另外，由于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对外资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也不可兑换，人民币与美元的利率差异不足以影响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决策行为。
（六）工资差异
由计量模型得出的一个比较“意外”的结果就是工资差异在影响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诸因素中并不显著，难以构成决定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这和许多学者认为劳动力成本差异是中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重要原因的观点有很大差异。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工资差异不构成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并不否认劳动力成本在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一般情况。这种一般情况对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不完全适用，这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模式上的一个特点。从理论上讲，劳动力成本只是在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投资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如在服装、纺织、电子装配等行业，而在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影响力则并不大，也就是说工资差异可能是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的跨国公司的重点考虑因素，而从事资金技术密集型生产的跨国公司并不把工资差异作为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与其他的外商直接投资相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较多地集中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投资。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内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工资水平不断上涨，不仅远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不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跨国公司之所以仍在这些地区投资，就在于其更为看重的是人才的供给、宽松的经济环境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劳动力成本差异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作用主要是显示于一般的理论模型中，具有相当的抽象推论性质，理论上并不错误，但对于具体的分析对象，还是应该做具体的实际分析，包括对数据和资料的详尽分析，相比较而言，本文更愿意相信实证分析和演算的结果，尽管这一结果并不推翻一般理论模型的正确性。
五、最终结论
本文的回归分析表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既和一般的FDI模型相一致，又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由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其决策行为不同于一般中小企业的缘故。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最大动力来自于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的吸引。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和经营的产业，对中国原有产业有很大的替代性（如饮料产业和半导体产业），或直接创造一个新的产业（如移动电话产业），这些产业的市场边界非常大，需求的约束非常宽松，市场可以为美国的直接投资创造长期的利益。所以，即便美国跨国公司短期内在中国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但中国市场的巨大成长性和需求约束的宽松足以使这些公司做出在中国投资的决策。由于美国的跨国公司更多地是从长期市场标准来决定自己的投资行为，因而对政策的变化也颇为敏感，中国自1992年开始实行的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是一个重要的信心鼓舞。模型及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中美两国之间的工资差异对美国进入中国的FDI的决定性作用并不像一般认识中的那么大，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有确定的行业特征，并不如一般外资企业那么看重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更加看重的是专业性的技术人才和熟练劳工的技能。
对1983—2000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实证研究的最大启示在于，为进一步吸引像美国这样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开放的市场准入和稳定的汇率水平比提供廉价的劳动更为重要，也更具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崔新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
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徐康宁：《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开放条件下产业集群及其竞争力》，《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1期。
孙俊：《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卷第3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
Rugman,A.M.,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Canada:Strategies for Management. PrenticeHall Canada Inc., 1989.
Ivarssion,I., Competitive Industry Clusters and Inward TNC Investments:The Case of Sweden. Regional Studies, vol.33.1, 1999, pp.37—49.
附录1：证明：由文中（2）、（3）式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Ψ=c(Q1)Q1+c2(Q2)Q2+λ(TD-Q1-Q2) (1’)
根据受限约束变量的最优化条件可得如下表达式：
(Ψ/Q1=c‘1 Q 1+c1(Q1)-λ=0 (2’)
(Ψ/(Q2=c′2 Q 2+c2(Q2)-λ=0 (3’)
(Ψ/(λ=TD-Q1-Q2=0 (4’)
由(2’)、(3’)、(4’)可得最优的
Q2={1/(c‘1+c′2)}(c‘1TD)+{1/(c‘1+c′2)}(c1-c2) (5’)
由文中（5）、（6）式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Ψ=w2 L 2+r2 K 2-λ(Kα2 L β2- Q 2) (6’) 根据受限约束变量的最优化条件可得如下表达式：
(Ψ/(L 2=w 2-λ(βK α2Lβ-12)=0 (7’)
(Ψ/(K2=r2-λ(βKα-12Lβ2)=0 (8’)
(Ψ/(λ=Q2-Kα2Lβ2=0 (9’)
由(7’)、(8’)、(9’)可得最优的K2={(αw2)/(βr2)}β(α+β) Q1/(α+β)2 (10‘)
再将（5’）代入（10’）即可得文中的K*2值。
附录2：
注：
①Stephen H.Hymer，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MA:MIT Press， 1976.
②R.Caves，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Economics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①Alan M.Rugman，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a General Theo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 ReAppraisal of the Literature.Weltuirtschaftliches Archiv， V116, 1980, pp.365-379.
②John Dunning，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Unwin Hyman Published， 1992.
③E.J.Ra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 1977, pp.283-297.
④N.Pain,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0, 1993, pp.1-23.
⑤BajoRubio and SosvillaRivero, An Economitric Analysi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pain.1964-1989.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61, 1994, pp.104-20.
⑥H.L.James, L.Francisco, Determinants of US Direct Investment of Mexico. Applied Economics, 32, 2000, pp.1259-1267.
⑦江小涓：《在资金和生产能力都过剩时为什么还要利用外资》，《国际贸易》2000年第3期。
⑧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世界经济》2000年第12期。
①考虑到跨国公司利润汇回的因素，东道国的国内需求应以跨国公司母国货币来衡量。
②R.Caves, Causes of Direct Investment：Foreign Firms‘Shares in Canadian and United Kingdom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6, 1974b, pp.279-293.
①K.A.Froot, J.C.Stein, Exchange Rat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 Approac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1991, pp.1191-1217.
①《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
关键词 美国 直接投资 决定性因素 经验分析
作者徐康宁，1956年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剑，1979年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在国际投资理论中，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理论占有重要地位。早期完全规范的资本运动理论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条件，认为利率差异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投资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该理论已不能完全符合实际显示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海默（Hymer）通过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分析研究，在产业组织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①，之后经过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凯夫斯(Caves)的发展，在理论上开创了以FDI（外国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崭新的研究领域②。该理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跨国公司凭借特有的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市场获取带有垄断性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起，FDI理论研究逐渐走向一般理论的领域，威廉姆森(Williamson)、卡森(Casson)、鲁格曼(Rugman)等人以科斯产权理论为基础，形成内部优势理论①。该理论认为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企业为了避免交易成本而将内部市场扩大到别国，对外直接投资由此产生。邓宁（Dunning）在总结前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企业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之内，使得FDI理论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②。
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关于FDI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国外许多学者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种模型对FDI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在具体的国家、地区或行业中FDI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雷（Ray）运用一般均衡系统的分析方法，在商品和要素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建立了关于FDI的理论模型③，潘（Pain）采用类似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公司决策的微观经济模型对英国境内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④，罗比奥和瑞弗罗（Rubio 与 Rivero）对此模型作了发展并用于对西班牙境内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计量分析⑤，詹姆斯和弗朗西斯科（James 与 Francisco）用相应模型对墨西哥境内的美国直接投资进行研究，发现墨西哥的国内需求及工资差异是美国对其投资的决定因素⑥。
自1994年至1997年中国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引进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引进国，中国吸引的外资占全球跨国投资的12%，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33%，因此有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和外贸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FDI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国内理论界的高度关注，研究FDI的成果也开始大量涌现，江小涓的研究结果表明90年代初期以来，利用外资不仅增加了中国的投资能力，更重要的是改善了中国的增长质量⑦，何洁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的总体正向外溢效应是现实存在的，并随FDI增加速度的加快有不断加强的趋势⑧。此外，还有不少文献对中国境内FDI的影响作了不同的分析。
然而，国内对FDI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种流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对于流入我国的FDI决定性因素的实证分析尚不多见。崔新健曾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有关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归纳，提出了相应的模型，但选取的变量过于有“中国特色”，如政治稳定性（POL）、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工业总产值（SAT）、第三产业产值/GDP(TER),在经济理论上缺乏足够的证明，且没有考虑到来自不同国家的FDI具有的不同特点。本文将借助于一个简明的数量模型，以客观统计数据作为分析变量的基础，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对FDI进入中国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模型应用
本文应用詹姆斯和弗朗西斯科（James与Francisco）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力图将主要决定性因素的分析建立在可作理论推断的统计变量基础之上，并纳入可严格数学证明的过程之中。该模型研究一个跨国公司同时在国内和国外（某一国）进行生产销售的情况下如何决定两国生产的产量比率以及投入的要素比率，使得在投入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满足国内外市场总需求，再由理想投资与实际投资之间的差距决定对外投资的多少。
假设A国跨国公司在A国和中国都进行生产销售，跨国公司产出的约束条件如下（模型中下标为1的变量为A国变量，下标为2的变量为中国变量，证明见附录1）：
(11)式中，GDP1和GDP2分别为A国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国内外总需求；(w1-w2)为A国与中国的单位工资差异，代表国内外的劳动力成本差异；(r1－r2)为A国与中国的借款利率差异，代表国内外的融资成本差异；(K2)t－1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前期资本存量，作为对外投资进行调整的一个外生依据；μ为随机误差项。
根据(11)式，我们可以进一步建立相应的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对实际统计数据的回归分析找出A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三、经验分析与模型修正
考虑到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一直位居前列，且是以跨国公司为投资主体，与本文所用模型的假设条件相符，因而适用以跨国公司厂商行为为基础的数学模型。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最初的几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很小，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年扩大。这种投资规模的变化与中国的市场容量增大和经济制度的变迁有很大的关系，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具有代表性。故本文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对其决定性因素作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83—2000年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样本容量为18，数据来源分别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务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及美国的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GDP2取支出法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w1为美国非农业部门年度工资，w2为中国职工平均年度工资，r1为美国货币市场借款利率，r2为中国的一年期借款利率，均具有可比性。在数据处理上，分别用中美两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消除各自的GDP、w及利率r中的价格因素影响，同时用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消除资本存货的价格因素影响，确保模型中的数值都是变量的实际值。
另外，由于两国在工资统计方法上的差异，使得工资变量的处理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中国的统计数字是以年为单位，而美国是以小时为单位，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本文对美国的工资进行如下处理：w1=美国非农业部门小时工资×周工作小时数×（365/7），以取得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年度工资。
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开放程度日益加深，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随之迅猛增长，由1983年的0.83亿美元增至2000年的43.84亿美元。特别是90年代以来，除1991年和1997年，其余年份的直接投资都随中国经济增长不断上升。1990—2000年中国实际GDP（以美元表示）年均增幅为3%，同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年均增幅为25%。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资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具有廉价劳动力资源，中国也不例外。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度工资（美元），美国样本期内的平均工资约为中国的36.8倍，推论美国跨国公司为了降低工资成本会将部分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中国境内。作为实证研究，需要尽量缩小实际经验状况与理论模型的差异，因此，针对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经验分析，必须对原有模型作必要的修正。
根据建模过程中的假设条件，我们可推测（11）式中各解释变量系数k1、k2、k3、k4均大于0，k5符号不确定。为了验证假设条件是否正确并找出对直接投资具有决定意义的解释变量，本文在经验分析中主要采取逐步删除变量的方法，用最小二乘法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根据回归方程中变量显著性的大小，逐个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直到方程中所有解释变量都达到必要的显著程度，再结合其他检验模型的指标，确定能够对美商对华直接投资进行合理解释的最终模型。
变量说明：
USFDI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单位：亿美元)；
CG为中国的实际GDP值(单位：亿美元)，CG=中国名义GDP/（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名义汇率）①；AG为美国的实际GDP值(单位：亿美元)，AG=美国名义GDP/美国消费价格指数；DIFW为美国与中国年度实际工资差额(单位：美元)，DIFW=(w1/美国消费价格指数)－(w2/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名义汇率)；DIFR为美国与中国实际利率差额，DIFR=(r1-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基期美国消费价格指数)-（r2-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基期中国消费价格指数）；
K-1为美国在中国境内直接投资的前期存量实际值（单位：亿美元），K-1=K/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其中K为直接投资前期存量的累计统计数，起始年为1979年；
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取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两国基期均为1990年。
首先，我们用处理过的数据代入（11）式进行回归分析，得如下回归式及分析结果：
(括号内为t值，***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由回归结果可知(12)式的解释能力是比较高的，调整的R2值已超过80%，F值也高度显著，DW值偏低，说明模型设计基本正确，但误差项中存在较强的自相关，且解释变量系数符号不全符合理论预期的特征，这可能是由于有重要解释变量未加入模型中，从而导致此类现象出现。
首先，我们从数据中可看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1991—1993年间存在突变式增长的现象，投资额由1991年的3.23亿美元猛增至1992年的5.11亿美元，增幅为58.2%，又由1992年的5.11亿美元猛增至1993年的20.63亿美元，增幅达303%。我们推测这种突变式增长与1992年中国领导人南巡讲话和当年中共召开“十四大”确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大关系，中国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实施了多项有利于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从而引起这种突变式增长。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虚拟变量Dt(考虑到政策影响的时滞性，选取Dt=0，t≤1992 ；Dt=1，t＞1992)以反映这些政策的影响。其次，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有其特殊机制，不完全反映其购买力，更多地与资本流出入和商品进出口相联系，而汇率作为影响直接投资成本的重要因素尚没有完全在模型中体现。尽管在模型中汇率通过影响中国国内需求和劳动力成本起到间接作用，但汇率作为单独的解释变量仍然会对FDI有直接作用。凯夫斯(Caves)认为一国货币贬值，会引起他国货币在贬值国内购买能力上升，从而吸引直接投资进入，并且一国货币贬值会降低该国的进口需求，他国为了减少出口下降的影响，也会对贬值国加大直接投资②。因此，如果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上升，那么在中国境内购买等值资产（以人民币表示）所需的美元成本必然下降。为了利用汇率上升所引起的美元在购买力上的优势，美国的跨国公司就会加大对中国的投资，而1983年到1993年间正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上升阶段，所以汇率可能对直接投资存在正向的刺激效应。弗鲁特和斯泰因（Froot 与 Stein）对流入美国的FDI实证结果也表明，汇率通过提高或降低跨国公司的融资成本对FDI产生显著影响①。因此，有必要在(12)式中加入虚拟变量和实际汇率变量RER进行回归（RER=NER×{(PCt/PC0)/ (PAt/PA0)}，其中NER为美元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PAt为美国在报告期的一般价格水平，PA0为美国在基期的一般价格水平，PCt和PC0为对应的中国一般价格水平，基期均为1990年，一般价格水平均以消费价格指数代替，以此获得消除两国通胀率因素的实际汇率）。经过模型修正，得如下回归式及结果：
(括号内为t值，*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由(13)式可知在加入虚拟变量和汇率变量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有较大上升，调整的R2值进一步上升，F值也明显改善，标准误差大幅缩小，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都与理论预期相符，并且虚拟政策变量和实际汇率变量在模型中也高度显著，说明中国开放制度的变迁和汇率因素作为FDI解释变量确实存在显著作用，但模型中变量AG、DIFW、DIFR的系数不很显著，DW值也说明模型中还存在不合理的解释变量，模型仍需改进。经过逐个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后，我们得出最终的回归式及结果：
(JB值为残差正态性检验的JarqueBera值，LM(1)为序列相关的Lagrange乘数检验值，ARCH(1)为条件异方差检验值，HT为异方差的BrenschPagan检验值。括号内为t值，**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由计算结果可知模型(14)的解释能力相当高，调整的R2值超过0.99，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高度显著，系数符号都具有预期特征，且各自t值均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模型的其他检验指标也都表明回归结果可靠。另外，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修正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我们依据修正的模型画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拟合值曲线，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值的曲线进行拟合比较。从回归结果的拟合示意图中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以及残差形态都非常好。因此，在对理论模型修正后得出的(14)式便可作为本文实证分析的最终计算结果。
四、因素分析与结果
本文在理论模型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计量经济模型，并对理论模型作了必要的修正，加入了关于开放政策的虚拟变量，使东道国政府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弥补了原理论模型仅考虑跨国公司决策行为的不足，并且剔除了一些对中国经验意义不大的变量。从本文的计量分析结果来看，修正后的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情况的，由此可得如下分析结果：
（一）关于主要决定性因素
依据我们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并结合相关的经验分析，得出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的市场规模（需求因素）、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制度因素）、跨国公司的前期资本存量和汇率。由这些因素所显现的变量都与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具有高度显著性。工资差异、利率差异以及美国的国内需求与直接投资也呈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说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中国内部。其中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渐进性地趋于更加开放的经济是决定性的因素。美国在华公司前期的资本存量和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差异也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但其重要性不如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基于利率差异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的传统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并且劳动要素禀赋优势理论也不完全适合于解释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二)市场需求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国内需求的扩张是由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引起的，在吸引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国际资本的最有利因素。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虽然也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市场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中国相似，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但受市场规模所限，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更多地是作为设立海外工厂的一种选择，这种情形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尤为普遍。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为跨国公司提供难得的销售场所，靠近市场的原则要求跨国公司将投资重点放在中国。中国的市场需求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一项决定性因素，其作用要明显大于该因素在总体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在华投资的公司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对市场规模有最低的要求，这些公司在市场规模大的国家投资，有利于提高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报酬，实现利润边界最大化。对于这些公司而言，市场规模要比优惠政策重要得多。对于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一个灵活自由的市场制度和优惠的投资政策更能吸引外来的直接投资，尤其是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资本。对于大型跨国公司而言，巨大的需求诱惑足以使他们克服对僵硬制度障碍的抱怨。中国的市场制度和货币制度是弹性较低的，如资本项目的严格控制等，但这些并未过多地影响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这一分析结果的政策启示在于，中国只要保持连续的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能具备竞争国际投资资本的优势，尤其是对大型跨国公司有较强的吸引力。
（三）政策变量的意义
由各解释变量系数显著性的大小可知，中国于1992年至1993年间推行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作为变量在模型中最为显著，说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变化在跨国公司投资决策过程中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影响力。自1992年年初中国领导人南巡讲话后，接下来的两年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变化最大的两年。政府通过减少对外商直接投资有限制性的政策条款，如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减少对合资企业中跨国公司的股权限制，简化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登记手续等，同时给予合资企业税收、贷款多方面的优惠政策，消除了外国跨国公司在某些行业中的投资禁令，提高了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盈利预期，这些政策因素在吸引包括美国在内的对华直接投资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其间中共召开了“十四大”，确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不仅对FDI流入具有制度保障作用，而且具有巨大的市场信号意义。由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体主要是一些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更容易接受市场准入、制度保障和长远趋势的信号，并根据这种信号做出决策。1992年以后，中国的开放性政策就再也没有回头，始终保持较高程度的开放和逐渐更为开放的政策。因此，引入政策变量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FDI，尤其是来自美国的FDI。这一分析结果也暗含着一个机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处于转型期的大的发展中国家，政策变量的作用也和市场需求的吸引力一样，是具有决定性的，而且和市场需求的因素相辅相成。
（四）前期资本存量
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前期资本存量与直接投资额呈正相关关系可以解释为 “推动效应”和“示范效应”的综合结果。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利润，因此，前期投资的表现如何就会直接影响当前或以后的投资决策，如果跨国公司在某一东道国的投资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利润，那么该公司就很可能加大对该东道国的投资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反之则会减少甚至另觅其他国家进行投资。这是跨国公司投资的“正向推动效应”或“逆向抑制效应”。此外，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还会产生“示范效应”，如果一跨国公司在某一东道国内的投资业绩表现优异，其他与该公司生产同类产品或性质相近的跨国公司受利益驱动也会在该东道国进行投资，从而产生连带投资效果。从经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FDI流量与FDI存量和盈利能力有一定的联系，因为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的盈利能力要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从评价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总资产贡献率来看，1999年中国国内全部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7.45%，三资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7.93%；2000年中国国内全部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9%，三资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9.76%①。这样，前期投资存量就通过“推动效应”和“示范效应”引起对华直接投资的逐渐上升。另外，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会引起上游或下游相关行业的再投资，因为相关行业的资本会随着客户的地理转移而跟随移转。因此，跨国公司的前期资本存量是决定新的FDI流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汇率与利率差异
汇率对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有很显著的影响，人民币币值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严重高估到逐渐接近合理水平，极大地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直接投资的货币成本，推动了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1994年与1983年相比，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上升了约9倍，使美元在中国境内购买土地、劳动和工业原料的能力大大增强，对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是个极大的刺激。1994年到200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基本保持稳定，使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虽然不如以前那样能够充分享受美元升值的好处，但却为其营造了一个难得的稳定的货币体系环境，尤其是在人民币以稳定的币值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和一般的理论模型不同，利率差异对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影响不大，这是因为利率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通过融资成本的差异表现出来，而美国跨国公司的融资主要来自于母国或母国银行，在东道国融资只占很小的部分，因此利率差异就难以对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另外，由于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对外资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也不可兑换，人民币与美元的利率差异不足以影响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决策行为。
（六）工资差异
由计量模型得出的一个比较“意外”的结果就是工资差异在影响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诸因素中并不显著，难以构成决定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这和许多学者认为劳动力成本差异是中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重要原因的观点有很大差异。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工资差异不构成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并不否认劳动力成本在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一般情况。这种一般情况对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不完全适用，这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模式上的一个特点。从理论上讲，劳动力成本只是在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投资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如在服装、纺织、电子装配等行业，而在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影响力则并不大，也就是说工资差异可能是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的跨国公司的重点考虑因素，而从事资金技术密集型生产的跨国公司并不把工资差异作为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与其他的外商直接投资相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较多地集中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投资。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内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工资水平不断上涨，不仅远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不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跨国公司之所以仍在这些地区投资，就在于其更为看重的是人才的供给、宽松的经济环境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劳动力成本差异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作用主要是显示于一般的理论模型中，具有相当的抽象推论性质，理论上并不错误，但对于具体的分析对象，还是应该做具体的实际分析，包括对数据和资料的详尽分析，相比较而言，本文更愿意相信实证分析和演算的结果，尽管这一结果并不推翻一般理论模型的正确性。
五、最终结论
本文的回归分析表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既和一般的FDI模型相一致，又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由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其决策行为不同于一般中小企业的缘故。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最大动力来自于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的吸引。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和经营的产业，对中国原有产业有很大的替代性（如饮料产业和半导体产业），或直接创造一个新的产业（如移动电话产业），这些产业的市场边界非常大，需求的约束非常宽松，市场可以为美国的直接投资创造长期的利益。所以，即便美国跨国公司短期内在中国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但中国市场的巨大成长性和需求约束的宽松足以使这些公司做出在中国投资的决策。由于美国的跨国公司更多地是从长期市场标准来决定自己的投资行为，因而对政策的变化也颇为敏感，中国自1992年开始实行的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是一个重要的信心鼓舞。模型及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中美两国之间的工资差异对美国进入中国的FDI的决定性作用并不像一般认识中的那么大，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有确定的行业特征，并不如一般外资企业那么看重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更加看重的是专业性的技术人才和熟练劳工的技能。
对1983—2000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实证研究的最大启示在于，为进一步吸引像美国这样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开放的市场准入和稳定的汇率水平比提供廉价的劳动更为重要，也更具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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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rssion,I., Competitive Industry Clusters and Inward TNC Investments:The Case of Sweden. Regional Studies, vol.33.1, 1999, pp.37—49.
附录1：证明：由文中（2）、（3）式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Ψ=c(Q1)Q1+c2(Q2)Q2+λ(TD-Q1-Q2) (1’)
根据受限约束变量的最优化条件可得如下表达式：
(Ψ/Q1=c‘1 Q 1+c1(Q1)-λ=0 (2’)
(Ψ/(Q2=c′2 Q 2+c2(Q2)-λ=0 (3’)
(Ψ/(λ=TD-Q1-Q2=0 (4’)
由(2’)、(3’)、(4’)可得最优的
Q2={1/(c‘1+c′2)}(c‘1TD)+{1/(c‘1+c′2)}(c1-c2) (5’)
由文中（5）、（6）式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Ψ=w2 L 2+r2 K 2-λ(Kα2 L β2- Q 2) (6’) 根据受限约束变量的最优化条件可得如下表达式：
(Ψ/(L 2=w 2-λ(βK α2Lβ-12)=0 (7’)
(Ψ/(K2=r2-λ(βKα-12Lβ2)=0 (8’)
(Ψ/(λ=Q2-Kα2Lβ2=0 (9’)
由(7’)、(8’)、(9’)可得最优的K2={(αw2)/(βr2)}β(α+β) Q1/(α+β)2 (10‘)
再将（5’）代入（10’）即可得文中的K*2值。
附录2：
注：
①Stephen H.Hymer，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MA:MIT Press， 1976.
②R.Caves，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Economics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①Alan M.Rugman，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a General Theo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 ReAppraisal of the Literature.Weltuirtschaftliches Archiv， V116, 1980, pp.365-379.
②John Dunning，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Unwin Hyman Published， 1992.
③E.J.Ra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 1977, pp.283-297.
④N.Pain,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0, 1993, pp.1-23.
⑤BajoRubio and SosvillaRivero, An Economitric Analysi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pain.1964-1989.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61, 1994, pp.104-20.
⑥H.L.James, L.Francisco, Determinants of US Direct Investment of Mexico. Applied Economics, 32, 2000, pp.1259-1267.
⑦江小涓：《在资金和生产能力都过剩时为什么还要利用外资》，《国际贸易》2000年第3期。
⑧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世界经济》2000年第12期。
①考虑到跨国公司利润汇回的因素，东道国的国内需求应以跨国公司母国货币来衡量。
②R.Caves, Causes of Direct Investment：Foreign Firms‘Shares in Canadian and United Kingdom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6, 1974b, pp.279-293.
①K.A.Froot, J.C.Stein, Exchange Rat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 Approac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1991, pp.1191-1217.
①《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