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上常有中小学介绍五花八门的“特色”，看了总有些疑惑。
　　30年前，看过一篇苏联讽刺小说《总要搞出点名堂来》，讲述官僚体制下各种形式主义的胡闹，荒诞不经。官僚无事找事，自我折腾，常常鼓动下属“总要搞出点名堂来”，最后活活累死。当时看了感受并不强烈，以为那种闹剧不至于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随着教育界形式主义的泛滥，回想那个“作死”的官僚，真有重蹈覆辙之惧。不同的是，活活累死的不会是官僚，而是长年累月被折腾的校长和教师。
　　市长视察学校，问：“你这个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校长马上来了一段顺口溜，市长听了很高兴，就记住了这个校长的姓名——这不是故事，而是官场常态，市长就是这么个水平，校长也就需要这点点机灵劲。
　　与此“配套成龙”的，还要有媒体的呼喊，要弄出动静来，这也是铁律。学校热衷包报纸版面炒作“特色”，乃至于我们从报上看到任何“特色”已无动于衷。基础教育的“特色”过多，非但难成其为“基础”，也就算不上特色了。为特色而特色，势必要扭曲常识，形成“反教育”。一个大城市几百所学校，每所学校都有“特色”，可能吗？果真都有不同，经常喊的“统一思想”岂不是胡说？所到之处，几乎到处都在谈“特色”，教育官员和校长们的汇报，教育行政部门的“验收”，评估系统的指标中，到处听闻“特色”。
　　教育界被“特色”折腾，是官僚体制政绩观作祟。教育官员视导学校时，也会脱口而出地问：“你这个学校的特色是什么？”这样问，也是出于“政绩”的考虑：他不一定懂行，但他知道，如果“上面”来视察时，他作为陪同，得汇报出一些什么来。所以他先要把下面的“特色”摸清。“特色”多，上司的脸色可能会好看些，下属的日子也就会好过一些，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运气。因此校长们的任务就来了，他们得挖空心思去挖掘“特色”，如果挖不出，就得组织智囊团编造。就这样层层下压，最后压向课堂。
　　小学生把字写端正了，是特色吗？小学生会背珠算口诀，是特色吗？小学生有“两操两锻炼”，是特色吗？如果没有这些“特”，他们本来会是什么“色”呢？他们以前到学校做些什么“非特色”的事呢？
　　有中学不做教育部推广的广播体操，改做“武术操”，做就做了，值得开个“全市现场会”吗？化学实验课学生自己动手准备实验用品，能说是“课改特色”吗？作文课学生“小组讨论，互批互改”能说成“创新”，让大家来观摩吗？“特色”太多了，多到有点嬉皮笑脸的程度，很像一条小街小贩子举满了广告牌。“特色”多，有可能反教育，反规律，反科学。
　　有所小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很正常，校风文明，学生素养不错。后来成了典型，参观考察的人多了，在这里任校长成为升官阶梯，于是“特色”层出不穷，成了“小教界”的弄潮儿，始终举着花色旗帜，活动多到不可胜数。原因不复杂：市里区里不断有要求，不仅要保持“特色”，还要“创新”，于是每个学科，甚至每个教师都开始折腾，“总要搞出点名堂来”。试想，一名小学生，每天在学校上七八节课，每门课的老师都凭千奇百怪的“特色”上课，这孩子他吃得消吗？我接触过这样的小学生，虽然他说不出小学上课时的那些“特色”，但他会埋怨“活动多…‘作业多…‘花样多”。一个从小在“特色”泡大的孩子，很有可能渴望平庸的安静。
　　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有长期的传统，有可能形成“特色”，但作为行政任务，凭着各种各样的“苦干”或“摸索”，能出“特色”，或是痴人说梦，或是大言惑众。
　　我很感激一些同行的真诚，走进他们的课堂，我也想知道有什么真“特色”，他们会笑着说：“自己人，我们不来那一套。”
　　我也感激一些校长，他们不愿做假，他们尊重规律，鄙视子虚乌有的“特色”，他们宁可被上司骂作平庸，也不敢违背教育规律，“宁可反领导，不敢反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