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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禄作为花儿歌唱家,他的歌唱风格不仅体现在他真实地、充满激情地反映了花儿艺术的整体风格,也体现在他独特的演唱技巧的创造性运用上,体现在他对民间艺术风格的理解上。他所谓的“颤音”、“跳花音”、“抖音”以及他对歌唱的呼吸、气息等技术富有个性化的控制和运用,都是形成他演唱风格的重要因素。他对技巧与个人风格之间的关系有着明确的认识,使得他能够在二者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和应用。朱仲禄对花儿演唱之地方风格的论述,是基于他对民间艺术本质的认识和他自己全面的艺术修养的。花儿的地方风格不仅体现在它的音调曲令、歌词内容、歌唱环境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演唱方式和方言土语上。他认为,花儿区别于其它民歌,最本质的从词上说是其语言、格律因素,从曲上说是其调式旋律、节奏、曲式结构、衬腔的使用等因素。在朱仲禄看来,语言因素是民间歌曲之地方风格的主要因素,是体现此歌曲与彼歌曲不同特色的重要方面。正是基于对花儿艺术的理性思考,使得他和其他民间歌手有了明显的区别,也使得他的“花儿王”的地位愈加巩固。
以演唱花儿著名的朱仲禄,他的兴趣范围和贡献早已超出了一般民间歌手的局限。他对花儿文化的研究也独树一帜,共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精辟的见解,堪称成就卓著、眼光独特的花儿研究家。除了对花儿演唱技巧及风格把握的探索与研究之外,他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了花儿的每一个重要领域,如对花儿的继承与创新、花儿之名称、花儿之源流、花儿之类型、花儿曲令系统的探索等等。尤其是对花儿曲令系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依然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与借鉴价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很少被研究者涉足的领域,由于它的难度较大,所以几近百年来,涉猎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几近于零。在他的《花儿曲令的沿革与变迁》③一文中,朱仲禄根据统计得出,目前河州型花儿曲令见于文字记载的约有一百二十种,除去名称重复和旋律大同小异的之外,河州花儿曲令实际约有八十种左右。
朱仲禄不仅演唱花儿、研究花儿,同时他也创作花儿。
花儿作为一个具有显著地域特点的民间歌种,它的创造者无疑是那些拥有它们的人民,朱仲禄就是这些“人民”中的一员。然而,朱仲禄的花儿创作虽然植根于民间传统文化,但是又有所区别。总体来看,他的创作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明显的多民族文化痕迹。朱仲禄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基因比较复杂,既有汉文化成分,也有少数民族文化成分,是多民族文化因子的交叉与融合,所以,这些影响不能不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
第二,具有明显的传统套路和模式。民间的艺术创造是具有规律性的,是在某种内在创作机制的支配下,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逐渐积淀、扬弃、演化、发展而来的某种模式控制之下进行的。花儿就具有这种规律和模式。由于朱仲禄长期生活于河州型花儿的文化传统之中,从小接受这种民间艺术的熏陶和滋养,因此,他的创作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
第三,具有明显的城市市民文化和专业表演文化的痕迹。朱仲禄曾长时间生活于现代城市环境之中,受到市民文化和创作方式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其舞台化的演唱经验、作品的处理方式、结构安排等都显示出不同于纯粹的民间创作风格。
第四,具有传统的文人文化特征。良好的初级教育使朱仲禄对中国古典传统文化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加之他本人长期不断的追求和努力,中国传统的雅文化,即文人文化根基较之其他文盲式或半文盲式的民间歌手要厚实很多。因此,他的知识结构也明显地区别于一般民间歌手,他的创作也难免留下这些文化影响的痕迹,形成了一种具有多种文化重构的特殊现象。
朱仲禄的创作包括大量的花儿体歌词、歌曲、曲艺以及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形式。他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和追求,深情地寄托于他的艺术创造之中,真切的生活体验和人生观察,加上他无与伦比的艺术想象,使他的作品五彩缤纷。天堂地狱、生老病死、油盐酱醋、生离死别、爱恨喜忧、婚丧嫁娶、男女老少、工农兵商各色人等的世态生活相,无不在他的作品中粉墨登场。
朱仲禄不仅是一个好唱家,也是一个好作者和研究者。在他的一生中,正式发表于各种报刊的论文、花儿、诗歌、歌曲、杂文、评论等有近200篇之多,这是任何一个普通的民间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层次和境界。
朱仲禄的一生丰富多彩、坎坷不平,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民间歌手,他继承、传演并发展了花儿这一影响广泛的民间歌种,是一个修养全面的“花儿人”和具有特殊贡献的民间艺术家。他的一生创造了许多个“第一”:
1950年,他演唱的花儿第一次被关鹤岩等音乐家记录成乐谱;他的歌声第一次被刚刚成立的甘肃省人民广播电台通过电波公开传播;作为西北文艺参观团成员之一,前往首都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典礼,并在北京先农坛举行的“各民族大团结联欢会”上,面向北京十万观众演唱了《毛主席胜过亲爹娘》、《反动派完蛋了》等新编花儿,将花儿第一次带到了北京。
1952年,他为故事片《太阳照亮红石沟》配唱三首花儿曲令,使花儿第一次走上了银幕。
1953年,作为西北地区代表,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并作为优秀节目,将花儿唱进了中南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同时,中国唱片社出版发行了他演唱的花儿《上去高山望平川》和酒曲《尕老汉》唱片,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张花儿唱片;这一年,他还接受邀请,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花儿,第一次将花儿带进了高等音乐学府。
1954年,他选编的建国后第一本花儿选集《花儿选》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6年,朱仲禄与他人合作,分别创作了大合唱《下四川》和誉满神州的歌舞《花儿与少年》。
1986年,甘肃音像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他的四部盒带专集。
2004年,他编著的《爱情花儿》一书出版,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专著。
2007年5月,他的最后一张唱片《西北花儿王朱仲禄》,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发行并获中国“金唱片”奖,这张绝响为他精彩而多难的人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2007年12月25日,我专程驱车赶往西宁为先生送行。12月的西宁寒凝大地,灰暗阴冷。或许这就是规律,当一个又一个老一辈艺术家撒手人寰的时候,也预示着他们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终结,预示着一种精神、一种风格的消失。当代的花儿已经少有山野风味和厚重色彩,划一的节奏、整齐的旋律、华丽的伴奏,流畅而没有质感,柔媚却缺乏苍劲。发达的数字技术使花儿的传播比之以前更加便捷快速,但是千篇一律,千人一味,就像是城市的流行快餐。我不知道哪个的价值更大,哪种的生命力会更强,民间文化的前景我无法预测,但是我知道,“花儿王”是一个时代的花儿王,是花儿历史上无法替代的花儿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记住这个饱尝人间疾苦,用生命咏歌生活的“花儿王”!
①《中国音乐》,1986年第3期
②朱仲禄《演唱花儿的一些体会》,《青海新歌》,1983年,第2期
③《群文天地》,1997年夏季号(第2期)
张君仁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