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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活与天灾
第三连约百十来人，种早稻100亩，二季稻50亩，晚稻50亩，三季加起来共种200亩地。这比北方的劳动要紧张和劳累得多。
来到学校后首先是分班。一个是牛班。刚开始时，认为牛班的人不需要大力气，出力的是牛，所以分去的是较弱的小个子。但一干起活来，就发现耕地、犁田，虽然靠的是牛在前面拉，但后面使犁使耙的人还是得有劲才行，所以以后分班的时候，就把有力气的人分去。大田班是负责插秧到收割等全部大田作业的，我就分在大田班。还有菜班，负责种菜，一个连队伙食好坏取决于这个班的工作。此外还有伙食班、医务室。起初医务室由局里下放的医生陈熙敏负责，等陈大夫期满回局，就找翻译毛著的陈行慧接任。她的俄文很好，曾经担任宋庆龄的翻译，60年代初调进编译局，“文革”期间闲着没事，自学针灸，给周围邻居治病，所以到了五七学校就当上了赤脚医生，一般的小病小伤就全靠她处理了。她还给周围的老表针灸治病，求治者不少，颇有口碑。她倒不管病人是敌我矛盾、“非革命群众”，还是五七战士，一视同仁。我曾送她两句：“欲问大夫何所有，一根银针穿心莲！”重一点的病，到校医室去，那里的大夫也就是中办医务室的医生。再不行就得去县医院或南昌市的医院了。
学校的主要工作是劳动。这里是南方，要种三季水稻。3月份开始育秧，这是技术工作、关键工作，是不让“非革命群众”参与的。4月初开始插秧。第一天插秧，我被分配去供秧。把从秧田里培育好的秧苗，用约30厘米长15厘米宽的铲子连土带苗铲下来，一片一片地装在竹筐里，然后由人左右两手各提一筐运到插秧手的后面。筐是拖泥带水的，相当重，又不能用肩挑。一天下来，到晚上总结的时候，军代表就点名批一批非五七战士，其中同那些敌我矛盾的人并列挨批的也有我，说我不把筐提起来，有时拖着。我很莫名其妙，这个活只能这么干，还能怎么样？当然此事没有什么好争议的，我也无权争论。后来看到电影《少林寺》，才知道要练就他们那种两臂向左右伸直，一臂举一桶水的本领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不过他们反正要拿我们这些“非革命群众”来做文章的，就像《水浒传》中那些“贼配军”，到了发配地不由分说，先打五十“杀威棒”再说。这是没事找事的年代，你是“非革”，就要找你的茬，不然怎么显示专政的权威。
其实，劳动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中学的时候，1950年国家困难，响应号召，干了一年的工读，留苏期间四个暑假有两个是在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垦荒地干活度过的。回国后，赶上三年大饥荒，各中央机关为了解决副食问题纷纷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编译局的生产基地在城北小汤山附近的阿苏卫村，我们三天两头去副食品基地干活。所以一般劳动都难不倒我，没有干过的就是插秧了。
不久，连部分派我去插秧。插秧这个活主要靠腰功，知识分子长期坐办公室，弯腰插秧确实是苦差事，腰酸腿痛，直不起腰来。我倒还好，头两三天也同样腰痛难耐，但过了几天就慢慢适应了，对我来说就有点如鱼得水。把一板带泥的秧苗托在左手，然后用右手三个指头每次抓六七株秧苗插下去。一旦掌握要领，有节奏地一小把一小把地往下插，其实非常舒服。当你把一行秧苗插完站到田埂上，看着横竖对得整整齐齐的绿油油的秧苗，真有点完成一个艺术品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学校里最轻松而有意思的农活。熟练之后，我一天最多可以插一亩地，在连里算是拔尖的了。表扬当然是轮不上我，我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需要的只是良好的自我感觉，能“自得其乐”。
不过也有乐不起来的时候。4月的江南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但在江西也真怪，西伯利亚的寒潮频频来袭。记得4月10日那天竟然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这时候我们正在插秧，天寒地冻，连队的领导，无论是连长、指导员还是军代表，没有一个下令暂停插秧的。上头没有命令，我们只好坚持插秧。插秧需要灵巧的手指，才能准确地一次抓下六七株秧苗，手一冻僵，只能一大把一大把地把一块块夹着秧苗的泥团砸进田里。保护劳动力对他们来说也许无所谓，反正有“死在青岚湖畔”的说法，但是这种劳动不仅无效，而且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所有“插下”的秧苗全都冻死了，几天后漂浮在水田上，只好重新耕田，重新插秧。
说起插秧，还得提一下一位姓张的军代表。他插得飞快，总是比战士们早好多到达“彼岸”，然后就在地头一边抽烟，一边考察他人的劳动表现。不过他本人的成绩是不能细看的，他身后留下的是稀稀拉拉、七歪八扭的秧田。不过谁也不敢说什么，要是“非革”的话可以批三天。他爱发表训话，一天安排除草，大家集合听训。他张嘴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一切新生事物消灭在萌芽之中……”听众只能暗笑。我们私下称之为“兵痞”！
插秧后接着是挠秧，这是用手去给秧苗根部松土，也是整天弯腰趴在水田里的作业。这对我来说已经不成问题。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连里的一位最老的“非革命群众”，已经年近七旬的张报，竟一样跟着我们弯腰挠秧，他的手臂长，干得非常利索。张报清华出身，在美国加入美国共产党，后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怀疑他是美帝特务，把他送去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劳改，在“文革”中又怀疑他是苏修特务，受到审查，成为五七学校的“非革命群众”。此公久经政治运动的“锻炼”，对批斗什么的早有准备，还没有被揪斗，就在家里练习“喷气式”，说估计自己跑不了。就是他奉命领着我局的“牛鬼蛇神”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丧歌”。1973年底在五七学校毕业回京，他做了一首诗，其中两句云：“人生七十是初秋，一不退来二不休”——还有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
还有两项田间管理工作。一项是施化肥和除草剂，把它们撒到大田去，这项工作比较容易，没有什么技术要求。另一项是杀虫，要背着几十斤重的农药罐一边打气一边喷洒农药。这是有相当危险的工作。灭虫用药叫1605，据老五七战士说，是当年希特勒在集中营杀人用的毒药，非常厉害。最近上网查了一下，这是广谱性有机磷杀虫剂，最初由德国人发明，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使用，现在已经禁用。我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只能在喷药的时候谨慎小心，尤其注意风向，自我保护。那时候，一点环保的概念也没有，只知道农药一喷，田里什么青蛙、泥鳅、小鱼都没了，更不用说小小的害虫了。用这种农药来杀虫，生产的粮食是否可以食用，我们不得而知，那时我们只会嘲笑英国空气污染严重，泰晤士河水又怎样发出臭味，日本公害严重，水俣病怎么流行，一点也没有担心我们这里会有公害。那时学校的大标语是多生产粮食，支援越南的抗美斗争！我们吃的是自己生产的大米，支援越南的自然也是这种大米了。 经过九十天左右，水稻成熟了，该收割了。割稻是一项危险活，经常有割破手指的，甚至有人断去半截手指。好在我比较灵活，两年下来从来没有损伤过手指。
最后一道工序是送公粮，把晒好的稻谷装进麻袋，用绳子拴好，用拖拉机拉到粮库。扛粮食倒进粮仓是一项费力的技术活。男劳力扛着一百二十斤左右的麻袋，沿着窄窄的梯板，往仓库最高处走去，旁边的女同志迅速解开麻袋的绳子，以便把稻谷倒出来。如果慢了，扛麻袋的人在梯子上很难站稳，后面的人也得扛着麻袋等着。这种工作每次都少不了我们这些“非革命群众”。
连队还有一项较为特殊的技术活。江西上饶出产一种红石，这种石头石质比较疏松，容易开采和加工。五七学校有一批人专门在上饶负责采石，然后用火车运到进贤，分送各连队作为修建房子、猪圈等等的建材。运来的是长方形的条石，很不规整，需要加工成平整规矩的石头才能用于建筑。把扭曲多余的部分去掉，在四周边沿打出一条平整的线条。工具是一副铁尺，一把锤子，一个用钢条打成的平铲。锤子是圆形的，一不小心就会打在自己的手上，因此手掌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不过这个活儿很有意思，可以雕刻出好玩的艺术品，当然，这是不允许的。除了种田外，我不时还兼做石匠。
学校从杭嘉湖稻米之乡请来水稻专家蔡老师，指导育秧、施肥、除虫等等农活。他的把式真不错，穿一身白褂子下田插秧，上来衣服干干净净的，不带泥点。还有一位是当地的老农魏老师，也指导我们的农活。他熟悉本地的气候农田条件，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清清楚楚。
1973年的冬春之交，进贤下冻雨。我在南方长大，从没有见过这种冻雨。雨滴在空中已经降到零摄氏度以下，落下来一碰到什么东西立刻冻住。落在电线上的冻雨越积越多，形成大冰坨，电线杆经不起重载，纷纷倒塌，这一来连队的电没有了，大喇叭的广播也没有了。没有电晚上早早地睡，没有广播，早晨的起床号也没有了，可以多睡一会儿，这真的不错。那时候信息不灵通，像这样的冻雨应当说是一个范围相当大的自然灾害，该有不少地方的电力中断，不过那时候，这算不了什么，是不当作一回事的，除遭灾地区其他地方也不会知道。要恢复通电，就需要重竖电线杆。此项工作交给有人大会堂服务员的那一连，我给他们当下手。这些小伙子真厉害，懂得操作，会干活。硬是把倒下的电线杆一根一根竖起来，拉上电线。终于使各连队通上电，大喇叭又大叫大嚷起来了，起床号还得把我们早早叫醒。
另一个大灾是发洪水。1973年6月底连日滂沱大雨，青岚湖水位上升到20.40米，大堤内的五七田全部被淹没，深处在2米以上，浅一点的也有1.5米。邻近好些村庄的大坝决堤，农民们自己修筑的大坝通常都比较单薄，经不起大水的冲刷。我们学校的大坝比他们坚固，不过也时有险情。
湖水离大堤只有5—10厘米，如果再下一周大雨就有决堤之虞了。位于低洼地带的六连全部转移，二、四连老弱病残转移。水位上升也危及我们三连，营房周围打上土堤。同时组织人员到大堤防洪抢险。连里成立防洪突击队，有队员25人，后减为15人。“非革”中有4人入选，此前“非革”连去邻村救火都不行，现在可以参加突击队了。我们冒雨挑土去加固大堤，那是整天泡在水里的作业，几天下来身上起了湿疹，其痒难忍。这湿疹完全是一种长期泡水的过敏反应，校医室、县医院都没有治疗的办法。后来允许我回家探亲，一离开进贤马上好了。
好在不久天空放晴，终于逃过一劫。不过危险还是存在。俗语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大堤如果有穴（管涌），不断渗水，就有决堤的危险，需要有人日夜巡查，防止管涌造成决堤。此时我虽为“非革”，但上面大概已经认为没有事了，所以派我上大堤去夜间巡查。每天吃过晚饭，我同另一位五七战士乘着床板拼成的木筏，划到对面的大堤去，迎着夕阳漂浮在水深一两米的水田之上，正是“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再遇到的情景。青岚湖起初还是一池浑水，经过几天的沉淀就变成清澈见底了。夜里巡查两回，检查管涌冒出来的水是清是浊，如果是清水，没有危险，如果是浊水，就意味着有扩大决堤的危险，需要采取措施，或者向连部报告。夜里可以用煤油炉做个挂面汤当宵夜，放几只从湖里捕捞的小虾，其味相当鲜美。躺在大堤上可以数星星，早晨可以跳下湖里游泳。这是我在五七学校里过的一段神仙日子！不过危险是存在的，一个当然是决堤的危险，遇到这种危险，我们只能发信号报警，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其次是发水后各种蛇类都往没有水的地方跑，大堤上很可能碰上蛇类。不过我们运气不错，还真没有碰上！
抗洪抢修大堤的壮举当时没有电影记录，也没有人想起拍照留念。时过境迁，校部觉得是个遗憾。我们回京后，听说校部找来专拍新闻纪录片的单位，在大堤上挖出一个缺口，组织一批五七战士“抢修”大堤，重现当年抗洪抢险的场面。不过我没有见过这个纪录片，具体情况就说不清楚了。
学习是最好的休息
学习不断，上面号召什么，就学什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不知道为什么都被选上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当时简称《唯批》，说实话，这种书应当是学者理论家在书斋中研读的书，但在中国却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我在大学读过此书的部分章节，现在乘此机会通读一遍倒也不错。对学习大家一点也不反感，一者可以读点书，二者不用干活，得到休息。
读书就要讲用。“非革”们只不过在小组里谈谈而已。不过革命的五七战士倒是需要好好讲用的。有一位本来平衡能力就差的五七战士，走路常常摔跤，他的讲用是，每摔一跤，走五七道路的自觉性就提高一步，每摔一个跟斗，阶级觉悟就提高一步，博得一片赞扬声。果然，一般下放进贤至少两年，有人甚至是四年才能返京。此公仅仅在五七学校呆了一年，就一个跟斗翻回北京了！
编译局是翻译机构，第一拨来五七学校的战士们却长期被禁止看外语书，大概打算让他们终老于此，“死在青岚湖畔”了。后来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允许学外语，读外语书了。但规定“非革命群众”不得学外语，只能读毛选和马列经典著作，以利于改造。过了一段时间才为我们“非革”解禁。
尾声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纷纷解散，中办五七学校却坚持办下去。据说中办主任汪东兴曾经发话：“我活一天，五七学校就要办一天。”几年下来，中央编译局该去五七学校接受改造的干部已经轮过一遍了，但学校继续向编译局要人，编译局只好启动第二轮下放。一些被改造的“五七战士”只好重返青岚湖，再走“五七”路。1978年汪东兴被撤销中办主任职务，这所学校才最终停办。
2000年6月编译局的部分同志重返进贤，回访当年赫赫有名的中办五七学校旧址。校部以及大片农田已移交当地的一个农场，三连所在地原先的三排营房有两排失火烧毁，只剩下北边的一排由农场的职工居住。围湖所造之田并未退耕，仍然种着庄稼。
近年网上有人要把此中办五七学校遗址改建成纪念馆，做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不知倡议者是否知道学校的真实历史。本人倒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中办五七学校遗址办成“文革”纪念馆的一部分，展出当年五七学校的实情，以教育后人。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
第三连约百十来人，种早稻100亩，二季稻50亩，晚稻50亩，三季加起来共种200亩地。这比北方的劳动要紧张和劳累得多。
来到学校后首先是分班。一个是牛班。刚开始时，认为牛班的人不需要大力气，出力的是牛，所以分去的是较弱的小个子。但一干起活来，就发现耕地、犁田，虽然靠的是牛在前面拉，但后面使犁使耙的人还是得有劲才行，所以以后分班的时候，就把有力气的人分去。大田班是负责插秧到收割等全部大田作业的，我就分在大田班。还有菜班，负责种菜，一个连队伙食好坏取决于这个班的工作。此外还有伙食班、医务室。起初医务室由局里下放的医生陈熙敏负责，等陈大夫期满回局，就找翻译毛著的陈行慧接任。她的俄文很好，曾经担任宋庆龄的翻译，60年代初调进编译局，“文革”期间闲着没事，自学针灸，给周围邻居治病，所以到了五七学校就当上了赤脚医生，一般的小病小伤就全靠她处理了。她还给周围的老表针灸治病，求治者不少，颇有口碑。她倒不管病人是敌我矛盾、“非革命群众”，还是五七战士，一视同仁。我曾送她两句：“欲问大夫何所有，一根银针穿心莲！”重一点的病，到校医室去，那里的大夫也就是中办医务室的医生。再不行就得去县医院或南昌市的医院了。
学校的主要工作是劳动。这里是南方，要种三季水稻。3月份开始育秧，这是技术工作、关键工作，是不让“非革命群众”参与的。4月初开始插秧。第一天插秧，我被分配去供秧。把从秧田里培育好的秧苗，用约30厘米长15厘米宽的铲子连土带苗铲下来，一片一片地装在竹筐里，然后由人左右两手各提一筐运到插秧手的后面。筐是拖泥带水的，相当重，又不能用肩挑。一天下来，到晚上总结的时候，军代表就点名批一批非五七战士，其中同那些敌我矛盾的人并列挨批的也有我，说我不把筐提起来，有时拖着。我很莫名其妙，这个活只能这么干，还能怎么样？当然此事没有什么好争议的，我也无权争论。后来看到电影《少林寺》，才知道要练就他们那种两臂向左右伸直，一臂举一桶水的本领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不过他们反正要拿我们这些“非革命群众”来做文章的，就像《水浒传》中那些“贼配军”，到了发配地不由分说，先打五十“杀威棒”再说。这是没事找事的年代，你是“非革”，就要找你的茬，不然怎么显示专政的权威。
其实，劳动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中学的时候，1950年国家困难，响应号召，干了一年的工读，留苏期间四个暑假有两个是在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垦荒地干活度过的。回国后，赶上三年大饥荒，各中央机关为了解决副食问题纷纷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编译局的生产基地在城北小汤山附近的阿苏卫村，我们三天两头去副食品基地干活。所以一般劳动都难不倒我，没有干过的就是插秧了。
不久，连部分派我去插秧。插秧这个活主要靠腰功，知识分子长期坐办公室，弯腰插秧确实是苦差事，腰酸腿痛，直不起腰来。我倒还好，头两三天也同样腰痛难耐，但过了几天就慢慢适应了，对我来说就有点如鱼得水。把一板带泥的秧苗托在左手，然后用右手三个指头每次抓六七株秧苗插下去。一旦掌握要领，有节奏地一小把一小把地往下插，其实非常舒服。当你把一行秧苗插完站到田埂上，看着横竖对得整整齐齐的绿油油的秧苗，真有点完成一个艺术品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学校里最轻松而有意思的农活。熟练之后，我一天最多可以插一亩地，在连里算是拔尖的了。表扬当然是轮不上我，我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需要的只是良好的自我感觉，能“自得其乐”。
不过也有乐不起来的时候。4月的江南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但在江西也真怪，西伯利亚的寒潮频频来袭。记得4月10日那天竟然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这时候我们正在插秧，天寒地冻，连队的领导，无论是连长、指导员还是军代表，没有一个下令暂停插秧的。上头没有命令，我们只好坚持插秧。插秧需要灵巧的手指，才能准确地一次抓下六七株秧苗，手一冻僵，只能一大把一大把地把一块块夹着秧苗的泥团砸进田里。保护劳动力对他们来说也许无所谓，反正有“死在青岚湖畔”的说法，但是这种劳动不仅无效，而且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所有“插下”的秧苗全都冻死了，几天后漂浮在水田上，只好重新耕田，重新插秧。
说起插秧，还得提一下一位姓张的军代表。他插得飞快，总是比战士们早好多到达“彼岸”，然后就在地头一边抽烟，一边考察他人的劳动表现。不过他本人的成绩是不能细看的，他身后留下的是稀稀拉拉、七歪八扭的秧田。不过谁也不敢说什么，要是“非革”的话可以批三天。他爱发表训话，一天安排除草，大家集合听训。他张嘴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一切新生事物消灭在萌芽之中……”听众只能暗笑。我们私下称之为“兵痞”！
插秧后接着是挠秧，这是用手去给秧苗根部松土，也是整天弯腰趴在水田里的作业。这对我来说已经不成问题。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连里的一位最老的“非革命群众”，已经年近七旬的张报，竟一样跟着我们弯腰挠秧，他的手臂长，干得非常利索。张报清华出身，在美国加入美国共产党，后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怀疑他是美帝特务，把他送去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劳改，在“文革”中又怀疑他是苏修特务，受到审查，成为五七学校的“非革命群众”。此公久经政治运动的“锻炼”，对批斗什么的早有准备，还没有被揪斗，就在家里练习“喷气式”，说估计自己跑不了。就是他奉命领着我局的“牛鬼蛇神”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丧歌”。1973年底在五七学校毕业回京，他做了一首诗，其中两句云：“人生七十是初秋，一不退来二不休”——还有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
还有两项田间管理工作。一项是施化肥和除草剂，把它们撒到大田去，这项工作比较容易，没有什么技术要求。另一项是杀虫，要背着几十斤重的农药罐一边打气一边喷洒农药。这是有相当危险的工作。灭虫用药叫1605，据老五七战士说，是当年希特勒在集中营杀人用的毒药，非常厉害。最近上网查了一下，这是广谱性有机磷杀虫剂，最初由德国人发明，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使用，现在已经禁用。我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只能在喷药的时候谨慎小心，尤其注意风向，自我保护。那时候，一点环保的概念也没有，只知道农药一喷，田里什么青蛙、泥鳅、小鱼都没了，更不用说小小的害虫了。用这种农药来杀虫，生产的粮食是否可以食用，我们不得而知，那时我们只会嘲笑英国空气污染严重，泰晤士河水又怎样发出臭味，日本公害严重，水俣病怎么流行，一点也没有担心我们这里会有公害。那时学校的大标语是多生产粮食，支援越南的抗美斗争！我们吃的是自己生产的大米，支援越南的自然也是这种大米了。 经过九十天左右，水稻成熟了，该收割了。割稻是一项危险活，经常有割破手指的，甚至有人断去半截手指。好在我比较灵活，两年下来从来没有损伤过手指。
最后一道工序是送公粮，把晒好的稻谷装进麻袋，用绳子拴好，用拖拉机拉到粮库。扛粮食倒进粮仓是一项费力的技术活。男劳力扛着一百二十斤左右的麻袋，沿着窄窄的梯板，往仓库最高处走去，旁边的女同志迅速解开麻袋的绳子，以便把稻谷倒出来。如果慢了，扛麻袋的人在梯子上很难站稳，后面的人也得扛着麻袋等着。这种工作每次都少不了我们这些“非革命群众”。
连队还有一项较为特殊的技术活。江西上饶出产一种红石，这种石头石质比较疏松，容易开采和加工。五七学校有一批人专门在上饶负责采石，然后用火车运到进贤，分送各连队作为修建房子、猪圈等等的建材。运来的是长方形的条石，很不规整，需要加工成平整规矩的石头才能用于建筑。把扭曲多余的部分去掉，在四周边沿打出一条平整的线条。工具是一副铁尺，一把锤子，一个用钢条打成的平铲。锤子是圆形的，一不小心就会打在自己的手上，因此手掌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不过这个活儿很有意思，可以雕刻出好玩的艺术品，当然，这是不允许的。除了种田外，我不时还兼做石匠。
学校从杭嘉湖稻米之乡请来水稻专家蔡老师，指导育秧、施肥、除虫等等农活。他的把式真不错，穿一身白褂子下田插秧，上来衣服干干净净的，不带泥点。还有一位是当地的老农魏老师，也指导我们的农活。他熟悉本地的气候农田条件，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清清楚楚。
1973年的冬春之交，进贤下冻雨。我在南方长大，从没有见过这种冻雨。雨滴在空中已经降到零摄氏度以下，落下来一碰到什么东西立刻冻住。落在电线上的冻雨越积越多，形成大冰坨，电线杆经不起重载，纷纷倒塌，这一来连队的电没有了，大喇叭的广播也没有了。没有电晚上早早地睡，没有广播，早晨的起床号也没有了，可以多睡一会儿，这真的不错。那时候信息不灵通，像这样的冻雨应当说是一个范围相当大的自然灾害，该有不少地方的电力中断，不过那时候，这算不了什么，是不当作一回事的，除遭灾地区其他地方也不会知道。要恢复通电，就需要重竖电线杆。此项工作交给有人大会堂服务员的那一连，我给他们当下手。这些小伙子真厉害，懂得操作，会干活。硬是把倒下的电线杆一根一根竖起来，拉上电线。终于使各连队通上电，大喇叭又大叫大嚷起来了，起床号还得把我们早早叫醒。
另一个大灾是发洪水。1973年6月底连日滂沱大雨，青岚湖水位上升到20.40米，大堤内的五七田全部被淹没，深处在2米以上，浅一点的也有1.5米。邻近好些村庄的大坝决堤，农民们自己修筑的大坝通常都比较单薄，经不起大水的冲刷。我们学校的大坝比他们坚固，不过也时有险情。
湖水离大堤只有5—10厘米，如果再下一周大雨就有决堤之虞了。位于低洼地带的六连全部转移，二、四连老弱病残转移。水位上升也危及我们三连，营房周围打上土堤。同时组织人员到大堤防洪抢险。连里成立防洪突击队，有队员25人，后减为15人。“非革”中有4人入选，此前“非革”连去邻村救火都不行，现在可以参加突击队了。我们冒雨挑土去加固大堤，那是整天泡在水里的作业，几天下来身上起了湿疹，其痒难忍。这湿疹完全是一种长期泡水的过敏反应，校医室、县医院都没有治疗的办法。后来允许我回家探亲，一离开进贤马上好了。
好在不久天空放晴，终于逃过一劫。不过危险还是存在。俗语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大堤如果有穴（管涌），不断渗水，就有决堤的危险，需要有人日夜巡查，防止管涌造成决堤。此时我虽为“非革”，但上面大概已经认为没有事了，所以派我上大堤去夜间巡查。每天吃过晚饭，我同另一位五七战士乘着床板拼成的木筏，划到对面的大堤去，迎着夕阳漂浮在水深一两米的水田之上，正是“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再遇到的情景。青岚湖起初还是一池浑水，经过几天的沉淀就变成清澈见底了。夜里巡查两回，检查管涌冒出来的水是清是浊，如果是清水，没有危险，如果是浊水，就意味着有扩大决堤的危险，需要采取措施，或者向连部报告。夜里可以用煤油炉做个挂面汤当宵夜，放几只从湖里捕捞的小虾，其味相当鲜美。躺在大堤上可以数星星，早晨可以跳下湖里游泳。这是我在五七学校里过的一段神仙日子！不过危险是存在的，一个当然是决堤的危险，遇到这种危险，我们只能发信号报警，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其次是发水后各种蛇类都往没有水的地方跑，大堤上很可能碰上蛇类。不过我们运气不错，还真没有碰上！
抗洪抢修大堤的壮举当时没有电影记录，也没有人想起拍照留念。时过境迁，校部觉得是个遗憾。我们回京后，听说校部找来专拍新闻纪录片的单位，在大堤上挖出一个缺口，组织一批五七战士“抢修”大堤，重现当年抗洪抢险的场面。不过我没有见过这个纪录片，具体情况就说不清楚了。
学习是最好的休息
学习不断，上面号召什么，就学什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不知道为什么都被选上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当时简称《唯批》，说实话，这种书应当是学者理论家在书斋中研读的书，但在中国却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我在大学读过此书的部分章节，现在乘此机会通读一遍倒也不错。对学习大家一点也不反感，一者可以读点书，二者不用干活，得到休息。
读书就要讲用。“非革”们只不过在小组里谈谈而已。不过革命的五七战士倒是需要好好讲用的。有一位本来平衡能力就差的五七战士，走路常常摔跤，他的讲用是，每摔一跤，走五七道路的自觉性就提高一步，每摔一个跟斗，阶级觉悟就提高一步，博得一片赞扬声。果然，一般下放进贤至少两年，有人甚至是四年才能返京。此公仅仅在五七学校呆了一年，就一个跟斗翻回北京了！
编译局是翻译机构，第一拨来五七学校的战士们却长期被禁止看外语书，大概打算让他们终老于此，“死在青岚湖畔”了。后来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允许学外语，读外语书了。但规定“非革命群众”不得学外语，只能读毛选和马列经典著作，以利于改造。过了一段时间才为我们“非革”解禁。
尾声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纷纷解散，中办五七学校却坚持办下去。据说中办主任汪东兴曾经发话：“我活一天，五七学校就要办一天。”几年下来，中央编译局该去五七学校接受改造的干部已经轮过一遍了，但学校继续向编译局要人，编译局只好启动第二轮下放。一些被改造的“五七战士”只好重返青岚湖，再走“五七”路。1978年汪东兴被撤销中办主任职务，这所学校才最终停办。
2000年6月编译局的部分同志重返进贤，回访当年赫赫有名的中办五七学校旧址。校部以及大片农田已移交当地的一个农场，三连所在地原先的三排营房有两排失火烧毁，只剩下北边的一排由农场的职工居住。围湖所造之田并未退耕，仍然种着庄稼。
近年网上有人要把此中办五七学校遗址改建成纪念馆，做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不知倡议者是否知道学校的真实历史。本人倒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中办五七学校遗址办成“文革”纪念馆的一部分，展出当年五七学校的实情，以教育后人。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