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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从文体来看，完全是一部标准的口述实录，但作者本人、出版社、评论界都将其看作一部独立的长篇小说。口述体被小说借用缘自于后现代思想背景。后，现代社会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网络、手机等大众传媒的兴起，带来了信息碎片的泛滥，消解了纯文学以陌生化的自然语言为媒介并且包含具有精神深度的隐喻性叙事；而消费社会的泛审美化也消解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妇女闲聊录》正是通过林白的记录和作品的发表，使得木珍的原生态生活产生了“移位”，让我们在“他者”的生活中感受了阅读的震惊和陌生化，从而获得了叙述的意义，也具有了文学性。
[关键词]口述与小说；后现代背景；移位；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6－0168－04
林白的长篇小说《万物花开》发表于《花城》2003年第6期，2003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万物花开》的单行本，单行本较之花城本多了一个8万字左右的附录《妇女闲聊录》。《妇女闲聊录》更像是一篇作者为创作收集的素材，是作家的长篇访谈实录。新星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妇女闲聊录》(以下简称《闲聊录》)的单行本，充实了更多的内容。从文体来看，完全是一部标准的口述实录，但作者本人、出版社、评论界都将其看作一部独立的长篇小说。
这样一部口述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惊讶，“《妇女闲聊录》因为特别的文体和语体，它将是一部引起争议的长篇小说。”“一方面，看了这个作品感觉‘震憾’……而另一方面，又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这个作品的‘文学性’，到底这个作品有没有‘文学性’，‘文学’性表现在什么地方。”新浪和新星出版社专门为《闲聊录》举办过一个座谈会，会上，评论家们一方面肯定作品对于底层生活原貌的直接呈现，肯定其文体对于文坛的冲击力，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于该文体的疑虑：“我并不主张大家都写《妇女闲聊录》这样的作品，而且过于碎片化、零散化，虽然是后现代意义，但是作为文学，艺术概括的艺术性和完整性，以及要创作的一个第二现实，创作一个自己的完整艺术世界，在这个问题上这部作品是模糊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的。”(雷达)“这样的小说也不能太多，因为文学毕竟是一个审美的东西，如果大量地把粗俗的、粗陋的、粗鄙的东西引进文学，文学的世界就会太单调了。”(陈骏涛)
《闲聊录》把口述作品引入小说，在引起读者震惊的同时，又陷入了文体的尴尬：究竟是口述还是小说?作为小说其文学性何在?如何理解文本的“碎片化”、“零散化”、“粗俗”化?这是一个个案还是有某种倾向性的意义?这些问题是本文需要讨论的。
一、口述历史兴起的后现代背景
口传历史(口口相传)从古至今一直就存在，但在传统史学里，只被看作史料的一种。它作为一种方法，乃至历史学的分支兴起于上世纪中叶。声像技术的广泛使用为口述的准确记录提供了技术保证；而后现代主义思潮是这一学科兴起的思想背景。
西欧思想界上世纪兴起了一股解构启蒙哲学、精英文化、宏大叙事的强劲潮流，涉及到各个学科。在历史学领域，学者们也纷纷把研究目光从传统的贵族、精英层面转向了平民、女性、少数族裔、被殖民群体等。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来说，不再是研究者的主观独自，而是更注重二者的交流互动；从历史研究的目的来看，寻求史实的真实与否已不再是唯一的目的，而是更关注历史叙述所呈现的方式及其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思潮背景之下，口述因其多视角透视(对同一事件多人的视点)、个人的亲历性和情感性而受到史学界的青睐。
唐纳德·里奇对“何为口述历史”有如下定义：“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interviewer)向受访者(intervJewee)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访谈的录音(影)带经过制作抄本(transcribed)、摘要、列出索引这些程序后，储存在图书馆或档案馆。”讲述和记录，也就是严格的纪实是口述史的基本特征。以现有的研究来看，事件的普通经历者、农民、失业工人、妇女、少数族裔、吸毒者、艾滋病患者等弱势群体成为口述历史的研究重点，比如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国家重点课题对陕北几个村落的调查(以口述为主)、《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等，为观照历史提供了多元视角。
口述作为一种叙事文体，也因叙述者的主观性而受到一些学者的置疑。口述即是叙述，当口述者叙述的时候，因种种主观的原因，会对记忆材料进行剪裁和组合，甚至有意无意漏掉某些东西或夸大某些东西，因此其口述的真实性受到怀疑。路丝·芬尼甘认为，“来自口述的资料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和有社会性的资料，而是不可避免地与述说的情景相关，不可避免地屈从于表演者、听众、收集者、誊录者和提供者的塑造和选择，屈从于那些把口述史与关于表演、创造、交往语境以及记忆的社会建构和政治建构的人类学作业联系起来的见解。”不过，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真实与否不再是历史研究追求的唯一目标，如何说才是学者研究的重心：怎样叙述?为什么这样叙述?其中反映出什么样的权利关系等等。况且，传统的历史也同样经过史家的叙述而成，其真实性同样是可疑的，各朝代都要重修历史就是明证。
因此，精英文化的解体，被忽视人群的浮出历史地表，使口述历史成为历史研究多元视角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学科。
二、《妇女闲聊录》的纪实性
《闲聊录》中有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名叫“木珍”，是湖北一个叫“王榨”的村子的妇女，书中全是木珍一人的讲述实录，她的方言和口语被基本保留，林白的提问和插话略去。木珍讲述了她小时候的记忆、王榨村的人和事及风俗、王榨村人和木珍本人进城打工的经历等等。如果木珍是虚构的，木珍的口述也是虚构的，这就是一部由林白创作的小说；如果木珍实有其人，内容也确实由木珍讲述，这应该是一部口述实录。
作为《万物花开》附录的《妇女闲聊录》在开头对木珍有一段介绍：“木珍是我家的亲戚，从湖北农村来，小学毕业，比她的丈夫有文化，喜欢读书，读金庸和岑凯伦，还有《家庭杂志》。说话爱用书面语，比如说老婆，一定用‘妻子’，她大概认为老婆这种字眼粗俗。她说话的方式并不是我一贯认为的农村妇女的方式，那种所谓土得掉渣的，那不过是文人的臆想。她说的事也如此，跟我经验中的农村相去甚远。总之我认为她是一个有趣的人，她的闲聊也同样有趣。我写作《万物花开》的部分素材，就来自她的闲聊。但她说的大多数故事我没有写进去，如果我日后有志于此类写作，它们就可以变成许多中短篇小说。但我觉得，一个云山雾罩的文本未必比这些闲聊更有价值。由于这种认识，我将放弃对它们的另一种使用，而把它们辑录于此。”如果我们把林白的这段话就看作是 说明而不是一种拟写实的手段，那么这段说明就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木珍实有其人；这篇闲聊也就是木珍本人的闲聊实录。其后在新浪和新星出版社举办的座谈会上，林白回答读者提问时也证实了木珍实有其人，这部作品就是木珍本人的闲聊实录：“写作过程就是个交流的过程，她就在我身边，平常在一起，创作是一个交谈的过程。确实是有这样一个人。”“这本书经历了几年的写作过程，不是一下子要作一个妇女闲聊录，就找一个人做这本书的，不是这样。从2001年我们就在一起，到2003、2004年，就是这几年中交谈的积累。”
林白说过，她只是将木珍的闲谈“辑录于此”，并不是林白虚构的一部作品，而且林白将其定位为“长篇记录体”小说，纪实而非虚构应该是这部作品的特征，所以笔者以为，《闲聊录》首先应该看作是一部口述实录。
那么作为一部口述体作品，作者是谁呢?是林白还是那个叫“木珍”的妇女?
目前作品的署名只有林白一人，这是因为《闲聊录》在文学领域不被看作史学的口述实录，而是作为小说看待的。但作为“长篇记录体”小说，与既有的文人创作不同，其创意和最终成果都不应该是林白独享的。
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兴起于20世纪中叶，与传统的口传史不同，口述历史借助新的音像设备，由口述者叙述，访问者根据录音或摄像纪录，整理成文，经口述者同意后最终完成，并分署“口述者”和“访问、整理者”的名字。笔者认为，与口述史一样，这个文本应该是林白和木珍的合作。提问者是林白，这规定了木珍讲述的内容和方向；整理者是林白，她将木珍的叙述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归纳、剪裁，去掉她认为不重要的、无需保留的，而保留了她认为应该保留的；对过度口语化的语句进行书面整理，让全国各地的读者都能读懂。经过林白的处理，这就已经不是一篇纯粹的散淡的“闲聊”，而成为有目的、有方向、有意义的“闲聊”。林白不是文学意义上的“隐形作者”，但“闲聊”的背后处处可以看见林白的意图：她想给读者呈现什么。我们在文中可以读出她被木珍的叙述所打动的东西，她又把这些东西呈现给了我们：那“跟我经验中的农村相去甚远”的乡村以及木珍对这一切所持的“乡村视角”。因此，这篇小说应该是林白与木珍共同完成的。既然林白也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当然不排除林白进行整理加工的幅度大于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口述——史学口述的整理以保留述者原意为前提，有一套严格的操作规范，但木珍的名字仍然应该列在作者一栏。
三、高雅与粗陋、整一与零散的问题
前文所引评论家们对这部作品的诟病：“碎片化、零散化”，“粗俗的、粗陋的、粗鄙的”，缺少“艺术概括的艺术性和完整性”。这其实涉及到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的问题。宏大叙事是指整体性的、真理性的叙事，其特征是排他性，“自古华山一条路”，别无他途。后现代叙事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是小叙事，强调只有局部真理，而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闲聊录》只能称作“零散化”叙事，因为其中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和人物。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领域与史学界一样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浸润。自寻根文学之后，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女性写作、个人化写作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以前的精英写作、宏大叙事进行了解构。新写实主义即是探索降低叙述者的姿态，个人情感的“零度介入”，尽量以客观的姿态进行叙述，对过去那种从精英文化的角度诠释社会历史的现象进行了反拨；女性写作是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对女性生活进行呈现，也一反过去由男性代替女人言说的现象；个人化写作更是以女作家陈染和林白为代表，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表现和言说生活，个体的经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次林白走得更远，她将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普通农村妇女的零散叙述直接引入了文学的圣殿。
在以往的社会中，只有精英阶层有说话的权利和机会，文字的使用将生活底层的不识字者、女性、少数族裔等排斥在了说话的范围之外。以启蒙哲学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受到解构之后，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这些边缘弱势群体都在争取说话的权利，而口述就应运而成为他们借以说话的一个很好的介质。借助口述，他们能够把原生态的生活呈现出来，而无需他人代其说话。比如，农村题材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文人代农民说话。而且在今天看来，文人说的许多都不是农民自己想说的话。农民的形象也是由文人建构的，鲁迅笔下的农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农民；新中国的农民是柳青、浩然笔下的“高大全”似的农民。而当下的“底层叙事”仍然是文人在代底层说话。那么，女性、农民、农民工、城市贫民能自己描绘自己吗?能自己呈现自己的生活吗?口述史的兴起为社会底层提供了说话的平台，而且近些年来成就斐然，如李小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等。《闲聊录》则在文学领域开了先河。在这个意义上，《闲聊录》不仅具有文体革新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学观念革新的意义，使普通个体成功地进入了文学圣殿，并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未经文人改写的原生态生活直接在文学中得到了呈现。文坛不能因为其原生态的粗粝、粗陋加以拒绝。在这个意义上，《闲聊录》是庶民的写作，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底层叙事”。关于叙事的零散化问题，在宏大叙事遭遇解构的当下，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
四、生活与艺术的界限问题
《闲聊录》的结构平实而松散，由两百多个叙述片断组成，就像零落不断的生活之水。这种结构完全没有倒叙、插叙、人称变化一类的花样，不在结构上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而是与其口语相吻合，与实际生活的散淡平实相吻合。作品的小标题是方志似的，与《马桥词典》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切近生活的叙述我们也的确只有在后现代的意义上才能理解。
后现代社会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网络、手机等大众传媒的兴起，带来了信息碎片的泛滥，消解了纯文学以陌生化的自然语言为媒介并且包含具有精神深度的隐喻性叙事。其一，作为精英写作主体的消解。网络写作取消了“作者”的门槛，任何具有些许电脑知识和识字的人都可以成为网络写作者和读者，精英写作不再拥有话语垄断权，导致了“深度”的丧失。其二，各类传媒精心发掘的生活写真，成为拯救日常生活的“诗意”所在。“云山雾罩”的专业写作不再是生活的唯一理想范本，回忆、纪实、口述、报道等文本为人们提供了与生活更为切近的幻想性模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也模糊了。其三，消费性商品的符号化所引起的日常生活的泛审美化，使得生活与艺术的界限也趋于消失。总之，社会生活在当下已经泛文学化和泛审美化了。
这种泛文学化和泛审美化如何得以发生?具体到《妇女闲聊录》来说，这个“碎片化、零散化”，缺乏“艺术概括的艺术性和完整性，以及要创作的一个第二现实”的纪实性文本(叙述学意义上的“底本”)如何能被看作小说(叙述学意义上的“述本”)呢?也就是说，由生活的 第一现实到小说的第二现实之间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
按照传统叙述学理论，底本需要经过一个叙述语言、叙述时间和叙述空间的陌生化过程，形成自足性的隐喻世界，才算完成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在后现代语境中，这种以往由专业作家进行的陌生化工作发生了改变。蒋荣昌认为，“一切行为在被挪移了原位而又被当作表述某种情绪样态的读本的时候，就是艺术。”“大众传媒及其技术体制把故事或画面从当事人身边取走已构成某种体制性的隐喻。”这里的关键词是“挪移”与“取走”，即大众传媒对于日常生活的“移位”。任何原生性生活底本，经过媒体的发掘和商业化的包装，就已经脱离了底本，而具有了述本的叙事意义。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原生态的生活片断，移到展厅或是舞台上；生活中的突发事件经过媒体的报道等都可成为具有意义的文学文本。关键在于“移位”，移位是将事件从实用状态抽取，是阅读距离的获得，也是“陌生化”的过程。
这种泛文学性与传统的文学性有所不同。传统文学性是通过语言叙述的陌生化获得的，正像伊格尔顿所说，文学性即语言的种种特殊用法。形式主义强调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差异。与之不同的是，泛文学性并不着眼于语言的变形，而着眼于生活片断的挪移，在挪移之中获得文本的隐喻性。人们也正是在直接阅读“他者”的生活之中获取了文学的想象与满足。
在《妇女闲聊录》词条一样的排列中，生活的原生态徐徐呈现给了读者，而这种原生态的东西看似散漫，却又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出乎我们的意料和贫乏的想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阅读期待。正是通过林白的记录和作品的发表，使得木珍的原生态生活产生了“移位”，让我们在他者的生活中感受了阅读的震惊和陌生化，从而获得了叙述的意义，也具有了文学性。
这种“粗鄙、粗俗、粗陋”的生活真相以及蕴含其中的冲击力是既往的任何写作形态都无法传达的，这也证实了木珍的讲述中所蕴藏的内在力量——她平实的讲述与生活粗粝的一面严实地扣合了，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有意味的形式”，她的讲述道出了生活的底蕴。我以为，这就是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所在。“一个云山雾罩的文本未必比这些闲聊更有价值”，林白的贡献正在于她看到了木珍讲述中潜藏的“意味”，并将其发掘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这篇作品达到了最大限度地呈现生活的原生态的目的。
因此，用传统的文学性来套《妇女闲聊录》是无效的。在《妇女闲聊录》中，我们看到的也正是传统作者的消解，具有风格统一的、有陌生化语言的、有连贯事件的、有突出性格人物的叙述模式的消解。
林自称之为“记录体长篇小说”是比较贴切的。其实这更是一个跨文史的后现代文体，借助这一文体，林白成功地让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及其生活进入了文学的殿堂。
五、结语
纯文学的边缘化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文学作品是虚构的文体，它代表了人类的想象性需求和形而上追求。但是在当下，人类的这些需求被一些新兴的技术和产业分担分解了。比如电子游戏，虚拟空间幻想的情节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小说，满足了人们的想象性追求。年青人阅读小说者已经不多了。网络的兴盛带来的是作者的多元化和文学形式的变化，也对纯文学的写作形成了挑战。
另一方面，人们在满足于虚拟空间的同时，想要切近社会历史真相和真实的愿望也在增强。人们发现，与小说相比，一些纪实作品更能让他们接近历史的原貌。比如一些现实人物，其经历的曲折并不输于虚构的作品，既可以满足人们对故事的想象性需求，又可以满足人们了解社会和历史的需求。近些年来口述作品所呈现的生活的多样态远远超过了作家们的虚构。因此，纪实作品的热销已取代了小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妇女闲聊录》在写作者、纪实性、叙述方式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扩展了文学的视阈。
[关键词]口述与小说；后现代背景；移位；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6－0168－04
林白的长篇小说《万物花开》发表于《花城》2003年第6期，2003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万物花开》的单行本，单行本较之花城本多了一个8万字左右的附录《妇女闲聊录》。《妇女闲聊录》更像是一篇作者为创作收集的素材，是作家的长篇访谈实录。新星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妇女闲聊录》(以下简称《闲聊录》)的单行本，充实了更多的内容。从文体来看，完全是一部标准的口述实录，但作者本人、出版社、评论界都将其看作一部独立的长篇小说。
这样一部口述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惊讶，“《妇女闲聊录》因为特别的文体和语体，它将是一部引起争议的长篇小说。”“一方面，看了这个作品感觉‘震憾’……而另一方面，又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这个作品的‘文学性’，到底这个作品有没有‘文学性’，‘文学’性表现在什么地方。”新浪和新星出版社专门为《闲聊录》举办过一个座谈会，会上，评论家们一方面肯定作品对于底层生活原貌的直接呈现，肯定其文体对于文坛的冲击力，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于该文体的疑虑：“我并不主张大家都写《妇女闲聊录》这样的作品，而且过于碎片化、零散化，虽然是后现代意义，但是作为文学，艺术概括的艺术性和完整性，以及要创作的一个第二现实，创作一个自己的完整艺术世界，在这个问题上这部作品是模糊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的。”(雷达)“这样的小说也不能太多，因为文学毕竟是一个审美的东西，如果大量地把粗俗的、粗陋的、粗鄙的东西引进文学，文学的世界就会太单调了。”(陈骏涛)
《闲聊录》把口述作品引入小说，在引起读者震惊的同时，又陷入了文体的尴尬：究竟是口述还是小说?作为小说其文学性何在?如何理解文本的“碎片化”、“零散化”、“粗俗”化?这是一个个案还是有某种倾向性的意义?这些问题是本文需要讨论的。
一、口述历史兴起的后现代背景
口传历史(口口相传)从古至今一直就存在，但在传统史学里，只被看作史料的一种。它作为一种方法，乃至历史学的分支兴起于上世纪中叶。声像技术的广泛使用为口述的准确记录提供了技术保证；而后现代主义思潮是这一学科兴起的思想背景。
西欧思想界上世纪兴起了一股解构启蒙哲学、精英文化、宏大叙事的强劲潮流，涉及到各个学科。在历史学领域，学者们也纷纷把研究目光从传统的贵族、精英层面转向了平民、女性、少数族裔、被殖民群体等。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来说，不再是研究者的主观独自，而是更注重二者的交流互动；从历史研究的目的来看，寻求史实的真实与否已不再是唯一的目的，而是更关注历史叙述所呈现的方式及其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思潮背景之下，口述因其多视角透视(对同一事件多人的视点)、个人的亲历性和情感性而受到史学界的青睐。
唐纳德·里奇对“何为口述历史”有如下定义：“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interviewer)向受访者(intervJewee)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访谈的录音(影)带经过制作抄本(transcribed)、摘要、列出索引这些程序后，储存在图书馆或档案馆。”讲述和记录，也就是严格的纪实是口述史的基本特征。以现有的研究来看，事件的普通经历者、农民、失业工人、妇女、少数族裔、吸毒者、艾滋病患者等弱势群体成为口述历史的研究重点，比如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国家重点课题对陕北几个村落的调查(以口述为主)、《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等，为观照历史提供了多元视角。
口述作为一种叙事文体，也因叙述者的主观性而受到一些学者的置疑。口述即是叙述，当口述者叙述的时候，因种种主观的原因，会对记忆材料进行剪裁和组合，甚至有意无意漏掉某些东西或夸大某些东西，因此其口述的真实性受到怀疑。路丝·芬尼甘认为，“来自口述的资料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和有社会性的资料，而是不可避免地与述说的情景相关，不可避免地屈从于表演者、听众、收集者、誊录者和提供者的塑造和选择，屈从于那些把口述史与关于表演、创造、交往语境以及记忆的社会建构和政治建构的人类学作业联系起来的见解。”不过，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真实与否不再是历史研究追求的唯一目标，如何说才是学者研究的重心：怎样叙述?为什么这样叙述?其中反映出什么样的权利关系等等。况且，传统的历史也同样经过史家的叙述而成，其真实性同样是可疑的，各朝代都要重修历史就是明证。
因此，精英文化的解体，被忽视人群的浮出历史地表，使口述历史成为历史研究多元视角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学科。
二、《妇女闲聊录》的纪实性
《闲聊录》中有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名叫“木珍”，是湖北一个叫“王榨”的村子的妇女，书中全是木珍一人的讲述实录，她的方言和口语被基本保留，林白的提问和插话略去。木珍讲述了她小时候的记忆、王榨村的人和事及风俗、王榨村人和木珍本人进城打工的经历等等。如果木珍是虚构的，木珍的口述也是虚构的，这就是一部由林白创作的小说；如果木珍实有其人，内容也确实由木珍讲述，这应该是一部口述实录。
作为《万物花开》附录的《妇女闲聊录》在开头对木珍有一段介绍：“木珍是我家的亲戚，从湖北农村来，小学毕业，比她的丈夫有文化，喜欢读书，读金庸和岑凯伦，还有《家庭杂志》。说话爱用书面语，比如说老婆，一定用‘妻子’，她大概认为老婆这种字眼粗俗。她说话的方式并不是我一贯认为的农村妇女的方式，那种所谓土得掉渣的，那不过是文人的臆想。她说的事也如此，跟我经验中的农村相去甚远。总之我认为她是一个有趣的人，她的闲聊也同样有趣。我写作《万物花开》的部分素材，就来自她的闲聊。但她说的大多数故事我没有写进去，如果我日后有志于此类写作，它们就可以变成许多中短篇小说。但我觉得，一个云山雾罩的文本未必比这些闲聊更有价值。由于这种认识，我将放弃对它们的另一种使用，而把它们辑录于此。”如果我们把林白的这段话就看作是 说明而不是一种拟写实的手段，那么这段说明就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木珍实有其人；这篇闲聊也就是木珍本人的闲聊实录。其后在新浪和新星出版社举办的座谈会上，林白回答读者提问时也证实了木珍实有其人，这部作品就是木珍本人的闲聊实录：“写作过程就是个交流的过程，她就在我身边，平常在一起，创作是一个交谈的过程。确实是有这样一个人。”“这本书经历了几年的写作过程，不是一下子要作一个妇女闲聊录，就找一个人做这本书的，不是这样。从2001年我们就在一起，到2003、2004年，就是这几年中交谈的积累。”
林白说过，她只是将木珍的闲谈“辑录于此”，并不是林白虚构的一部作品，而且林白将其定位为“长篇记录体”小说，纪实而非虚构应该是这部作品的特征，所以笔者以为，《闲聊录》首先应该看作是一部口述实录。
那么作为一部口述体作品，作者是谁呢?是林白还是那个叫“木珍”的妇女?
目前作品的署名只有林白一人，这是因为《闲聊录》在文学领域不被看作史学的口述实录，而是作为小说看待的。但作为“长篇记录体”小说，与既有的文人创作不同，其创意和最终成果都不应该是林白独享的。
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兴起于20世纪中叶，与传统的口传史不同，口述历史借助新的音像设备，由口述者叙述，访问者根据录音或摄像纪录，整理成文，经口述者同意后最终完成，并分署“口述者”和“访问、整理者”的名字。笔者认为，与口述史一样，这个文本应该是林白和木珍的合作。提问者是林白，这规定了木珍讲述的内容和方向；整理者是林白，她将木珍的叙述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归纳、剪裁，去掉她认为不重要的、无需保留的，而保留了她认为应该保留的；对过度口语化的语句进行书面整理，让全国各地的读者都能读懂。经过林白的处理，这就已经不是一篇纯粹的散淡的“闲聊”，而成为有目的、有方向、有意义的“闲聊”。林白不是文学意义上的“隐形作者”，但“闲聊”的背后处处可以看见林白的意图：她想给读者呈现什么。我们在文中可以读出她被木珍的叙述所打动的东西，她又把这些东西呈现给了我们：那“跟我经验中的农村相去甚远”的乡村以及木珍对这一切所持的“乡村视角”。因此，这篇小说应该是林白与木珍共同完成的。既然林白也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当然不排除林白进行整理加工的幅度大于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口述——史学口述的整理以保留述者原意为前提，有一套严格的操作规范，但木珍的名字仍然应该列在作者一栏。
三、高雅与粗陋、整一与零散的问题
前文所引评论家们对这部作品的诟病：“碎片化、零散化”，“粗俗的、粗陋的、粗鄙的”，缺少“艺术概括的艺术性和完整性”。这其实涉及到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的问题。宏大叙事是指整体性的、真理性的叙事，其特征是排他性，“自古华山一条路”，别无他途。后现代叙事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是小叙事，强调只有局部真理，而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闲聊录》只能称作“零散化”叙事，因为其中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和人物。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领域与史学界一样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浸润。自寻根文学之后，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女性写作、个人化写作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以前的精英写作、宏大叙事进行了解构。新写实主义即是探索降低叙述者的姿态，个人情感的“零度介入”，尽量以客观的姿态进行叙述，对过去那种从精英文化的角度诠释社会历史的现象进行了反拨；女性写作是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对女性生活进行呈现，也一反过去由男性代替女人言说的现象；个人化写作更是以女作家陈染和林白为代表，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表现和言说生活，个体的经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次林白走得更远，她将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普通农村妇女的零散叙述直接引入了文学的圣殿。
在以往的社会中，只有精英阶层有说话的权利和机会，文字的使用将生活底层的不识字者、女性、少数族裔等排斥在了说话的范围之外。以启蒙哲学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受到解构之后，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这些边缘弱势群体都在争取说话的权利，而口述就应运而成为他们借以说话的一个很好的介质。借助口述，他们能够把原生态的生活呈现出来，而无需他人代其说话。比如，农村题材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文人代农民说话。而且在今天看来，文人说的许多都不是农民自己想说的话。农民的形象也是由文人建构的，鲁迅笔下的农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农民；新中国的农民是柳青、浩然笔下的“高大全”似的农民。而当下的“底层叙事”仍然是文人在代底层说话。那么，女性、农民、农民工、城市贫民能自己描绘自己吗?能自己呈现自己的生活吗?口述史的兴起为社会底层提供了说话的平台，而且近些年来成就斐然，如李小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等。《闲聊录》则在文学领域开了先河。在这个意义上，《闲聊录》不仅具有文体革新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学观念革新的意义，使普通个体成功地进入了文学圣殿，并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未经文人改写的原生态生活直接在文学中得到了呈现。文坛不能因为其原生态的粗粝、粗陋加以拒绝。在这个意义上，《闲聊录》是庶民的写作，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底层叙事”。关于叙事的零散化问题，在宏大叙事遭遇解构的当下，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
四、生活与艺术的界限问题
《闲聊录》的结构平实而松散，由两百多个叙述片断组成，就像零落不断的生活之水。这种结构完全没有倒叙、插叙、人称变化一类的花样，不在结构上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而是与其口语相吻合，与实际生活的散淡平实相吻合。作品的小标题是方志似的，与《马桥词典》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切近生活的叙述我们也的确只有在后现代的意义上才能理解。
后现代社会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网络、手机等大众传媒的兴起，带来了信息碎片的泛滥，消解了纯文学以陌生化的自然语言为媒介并且包含具有精神深度的隐喻性叙事。其一，作为精英写作主体的消解。网络写作取消了“作者”的门槛，任何具有些许电脑知识和识字的人都可以成为网络写作者和读者，精英写作不再拥有话语垄断权，导致了“深度”的丧失。其二，各类传媒精心发掘的生活写真，成为拯救日常生活的“诗意”所在。“云山雾罩”的专业写作不再是生活的唯一理想范本，回忆、纪实、口述、报道等文本为人们提供了与生活更为切近的幻想性模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也模糊了。其三，消费性商品的符号化所引起的日常生活的泛审美化，使得生活与艺术的界限也趋于消失。总之，社会生活在当下已经泛文学化和泛审美化了。
这种泛文学化和泛审美化如何得以发生?具体到《妇女闲聊录》来说，这个“碎片化、零散化”，缺乏“艺术概括的艺术性和完整性，以及要创作的一个第二现实”的纪实性文本(叙述学意义上的“底本”)如何能被看作小说(叙述学意义上的“述本”)呢?也就是说，由生活的 第一现实到小说的第二现实之间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
按照传统叙述学理论，底本需要经过一个叙述语言、叙述时间和叙述空间的陌生化过程，形成自足性的隐喻世界，才算完成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在后现代语境中，这种以往由专业作家进行的陌生化工作发生了改变。蒋荣昌认为，“一切行为在被挪移了原位而又被当作表述某种情绪样态的读本的时候，就是艺术。”“大众传媒及其技术体制把故事或画面从当事人身边取走已构成某种体制性的隐喻。”这里的关键词是“挪移”与“取走”，即大众传媒对于日常生活的“移位”。任何原生性生活底本，经过媒体的发掘和商业化的包装，就已经脱离了底本，而具有了述本的叙事意义。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原生态的生活片断，移到展厅或是舞台上；生活中的突发事件经过媒体的报道等都可成为具有意义的文学文本。关键在于“移位”，移位是将事件从实用状态抽取，是阅读距离的获得，也是“陌生化”的过程。
这种泛文学性与传统的文学性有所不同。传统文学性是通过语言叙述的陌生化获得的，正像伊格尔顿所说，文学性即语言的种种特殊用法。形式主义强调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差异。与之不同的是，泛文学性并不着眼于语言的变形，而着眼于生活片断的挪移，在挪移之中获得文本的隐喻性。人们也正是在直接阅读“他者”的生活之中获取了文学的想象与满足。
在《妇女闲聊录》词条一样的排列中，生活的原生态徐徐呈现给了读者，而这种原生态的东西看似散漫，却又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出乎我们的意料和贫乏的想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阅读期待。正是通过林白的记录和作品的发表，使得木珍的原生态生活产生了“移位”，让我们在他者的生活中感受了阅读的震惊和陌生化，从而获得了叙述的意义，也具有了文学性。
这种“粗鄙、粗俗、粗陋”的生活真相以及蕴含其中的冲击力是既往的任何写作形态都无法传达的，这也证实了木珍的讲述中所蕴藏的内在力量——她平实的讲述与生活粗粝的一面严实地扣合了，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有意味的形式”，她的讲述道出了生活的底蕴。我以为，这就是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所在。“一个云山雾罩的文本未必比这些闲聊更有价值”，林白的贡献正在于她看到了木珍讲述中潜藏的“意味”，并将其发掘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这篇作品达到了最大限度地呈现生活的原生态的目的。
因此，用传统的文学性来套《妇女闲聊录》是无效的。在《妇女闲聊录》中，我们看到的也正是传统作者的消解，具有风格统一的、有陌生化语言的、有连贯事件的、有突出性格人物的叙述模式的消解。
林自称之为“记录体长篇小说”是比较贴切的。其实这更是一个跨文史的后现代文体，借助这一文体，林白成功地让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及其生活进入了文学的殿堂。
五、结语
纯文学的边缘化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文学作品是虚构的文体，它代表了人类的想象性需求和形而上追求。但是在当下，人类的这些需求被一些新兴的技术和产业分担分解了。比如电子游戏，虚拟空间幻想的情节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小说，满足了人们的想象性追求。年青人阅读小说者已经不多了。网络的兴盛带来的是作者的多元化和文学形式的变化，也对纯文学的写作形成了挑战。
另一方面，人们在满足于虚拟空间的同时，想要切近社会历史真相和真实的愿望也在增强。人们发现，与小说相比，一些纪实作品更能让他们接近历史的原貌。比如一些现实人物，其经历的曲折并不输于虚构的作品，既可以满足人们对故事的想象性需求，又可以满足人们了解社会和历史的需求。近些年来口述作品所呈现的生活的多样态远远超过了作家们的虚构。因此，纪实作品的热销已取代了小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妇女闲聊录》在写作者、纪实性、叙述方式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扩展了文学的视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