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暑假前夕，他研究生毕业后，忽然对还在读书的我说：“我们结婚吧!”“好啊，我们结婚吧!”我附和着。
　　当时，在校大学生可以结婚。我们一同去学生科开了介绍信，工作人员还拿我们逗乐：因为我俩名字的第三字谐音。到街道办事处领结婚证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给我们20尺布票、4斤糖票。我用几尺布票做了身衣裤，做新娘的嫁衣，余下的布票全部交给他。他用糖票买了4斤水果味的硬糖，除了抓了一些给我的外甥，余下的全部交给了他的父母。我甚至没有和他一同返乡，而是先办了一些自己的事情，快过了一个月，才和他回去，公婆杀了鸡鸭，做了些菜，请了几个亲朋吃了一餐午饭，所有的“结婚程序”便都完成了。
　　那时我们虽然早不是少男少女了，可谈到感情的事，还时常难于启齿，只好互留纸条夹在我们工作用的古籍里。“文革”中，对立面抄了我们的家，这些“纸条”也被抄走，但谁也没法拿它做“文章”，可见那时爱情的纯洁度。
　　年轻时的他和我在一起时便忍着不抽烟。我觉得难为他，便说：“你想抽就抽吧，不要太约束自己。”如今，我怎么劝他戒烟，他都不戒，还会搬出一些歪理来。我说：“哎!我怎么那么傻，当年要不让你抽烟，或许你就不抽了。”他笑道：“如果你真的那么不通情理，我早就不跟你好了。”
　　年轻时我们曾学朋友偷偷背诵毛泽东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如今，他向人转述时已记不全了，我在一旁为他补充。他赞叹说：“多好的记性呀!”闲暇时，我俩说到一首唐诗，我说这是谁的作品，他偏说是另外一人，找书来看是他记潜了。他憨憨地一笑：“就这水平!”那模样让我记了一辈子。
　　年轻时我不会打扮自己，时常临出门了，皮鞋上还带着灰尘。他会一边为我擦拭，一边批评说：“你这样哪里像个女人?”如今，我还是粗心大意，每次出门都要经他检查审阅。他批评了我一辈子，也照顾了我一辈子。
　　年轻的我们直到有了孩子，才到照相馆第一次合影。他慨叹着说：“多朴素的爱情呀!”如今，我们结婚已经整45年了，也新鲜一下，去拍了老年婚纱照，翻到结婚证，不禁惊叫起来：哎呀，结婚登记日怎么会是7月7日。我们相视一笑：“我们那是要‘抗战’到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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