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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学大师，毕身投入中国古代建筑学研究。其第一任妻子林徽因，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亦为文学家。这一对伉俪，于战火纷飞时，偶遇中国年轻的“飞鹰”——中央航空学校的学生。一次相逢，为他们一生印下了难以抹灭的回忆：几番再见，氲开的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大师与“中国空军”的情谊。
梁家于南迁之路邂逅中国空军的小伙子们，正是知识分子南迁路途的代表故事。他们的相逢，本身是中国全民抗战的一种间接写照；而梁家与那十数位年轻的空中勇士从相识到相熟的过程，正是中国对日空战的最艰难过程——其结局自然是悲怆的。“吊英魂，歌楚些，不胜悲怆”，时隔八十多年，今人依旧能感受到当年那群年轻的中国飞鹰，一腔热血为国的激昂与年少身死的无奈。
南渡记
战起1937。当国共双方成功化解“西安危机”之后，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战前全面建设的黄金时段，表面风生水起的生产建设与背地里加速启动的国防建设，使得日本人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侵略的野心，将铁蹄踏上了中国的故都：北平。
中国古代的汉家王朝，在北方遭遇夷族入侵之时，常会累室累家地向南方迁徙。这一次中日战事爆发，北平的爱国人士，特别是大批的学者，不甘心做亡国奴——不论是在名望上的威胁，日本人早就想征集这些文化名人为他们的文化侵略做“贡献”：还是几年前东北沦陷之后，东北学生声传的“育奴教育”，都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家们不能忍受，南迁之路自日本战起北平，祸乱华北之时，便悄然上演。
“1937年7月底，为了不愿见到日本侵略军的旗子插上北平城，他们领着外婆，姐姐和我，匆匆离开了这座古城，往西南大后方撤退。”（注）
现在，高铁与飞机的速度不计，普通列车到长沙也只需要20小时左右。然而当年梁思成一家的迁徙，却整整走了将近三个月时间。在长沙，他们遭遇了日本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
“炸弹落到离我们的临时住房只有十几米的地方，全家人死里逃生，行李却埋到了瓦砾堆下。”
至十二月，梁思成一家又离开长沙，辗转欲前往昆明。即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长途奔波都多少令人感到力不从心，更何况当年无序的自主撤退：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几座“都市”，休息时有个地方打地铺已经万幸；交通工具更是如同参战的中国空军所拥有的各式武器一般，从原始畜力车到现代的汽车都派上了用场。几经颠簸，林徽因还是不幸患病：
“妈妈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几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妈妈打起了寒战，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
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焦急的梁思成突然听到一阵幽幽的提琴声。直觉告诉他，会演奏小提琴的人，应该可以“助他们一家一臂之力”。他决定一试。寻着声音找过去，双方一照面，梁思成惊讶地发现：
“自己面对的，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
古语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话多少带点戏谑与无奈，但此刻的梁思成却镇定下来简单地说了自己的情况。果然，这群热情的小伙子们马上空出一个房间，让给了疲劳的梁家人。
梁家与飞行员的友谊，在此拉开大幕。
年轻人
“原来，他们二十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
凭借梁从诫先生惊人的记忆力，我们轻松地得知这些年轻人是还在航校受训的空军学员。梁从诫先生提到的“杭州笕桥航校”，正是中央航空学校。这个航空学校的前身，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隶属于陆军军官学校的航空队。1931年7月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因其长年于杭州笕桥，故外人常称此学校为杭州笕桥航校。而据姜长英先生的记述，位于杭州的航校最为“高级”，一为其“嫡系”之因，一为其教导的多为中级与高级飞行员。
战前，国民政府出于加强国防建设的需要，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航空救国”运动，并在日本侵华的阴影中取得了其他救亡运动所没有的辉煌成绩：捐机献机上百架，募集捐款无数。这样一来，本来与普通民众十分陌生的航空知识，也因为“航空救国”运动宣传的需要，开始传播于中国民间。
这样，在笕桥航空的年轻的中国空军，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对象。的确，如同一位美国人士的“观察”：按（中国）传统，从军被人轻视，然则航空不同，它是西方的，是技术工作，是被人羡慕的。航空学校的学生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班有四分之一的人懂英语，他们几乎都有一本查尔斯·林白的自传《我们》。
抗战爆发，在训的正是第七期与第八期学生。战场形势变化，航空学校与在南京及其附近的一切中央机关、学校一般，开始撤退，先是柳州，再至昆明。1938年，中央航空学校改为空军军官学校。
梁从诫先生回忆
“一九三从年初，我们终于到达昆明。很快，我们就同晃县相遇的飞行员们又见了面。他们全都来自江浙闽粤沿海省市，家乡有的已经沦陷，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远离亲人，甚至无法通信，在这陌生的内地城市，生活十分寂寞。”
“那时，昆明的外省人还不很多，我们家就成了他们难得的朋友。”
“恰好我的三舅林恒也是抗战前夕投笔从戎的航校第十期学员，不久也来到昆明。这一层关系更密切了我们家同这批空军的友谊。”
1938年，远在昆明的学生们，刚刚经历的是南渡的艰辛，也许他们并不能完全感受到此时中国大地上持续刮起的“航空旋风”。这旋风，前接“航空救国”运动的热潮，后接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系列对日空战骄绩。
“8·14”大捷改写“日本空军不可战胜论”：“8·15”杭州附近的空战击毁日机18架；至武汉保卫战，中国空军与苏联援华志愿空军并肩作战，创造了“2·1 8”与“4·29”大捷。
后方的报纸，不分党派，热情地赞扬着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辉煌战果。1938年初来中国的卡帕，拍摄的一张西安街头的照片，一个幼童头戴飞行眼镜惹人注目：同年英商启东烟草公司的新月份牌，更抛出仕女身穿旗袍，却手戴飞行手套，持有航空标志的手袋于机场留影的广告画片：民国若有电视相亲节目，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们一定是热门对象…… “生不逢时”，中国空军的初期战绩虽然辉煌，但也耗尽了中国本就不多的战机。等到航校第七期以后的航校毕业生毕业，面临的不仅是无机可飞的尴尬局面，还是日苏“修好”、日美“暧昧”的不利局面。日军新装备了性能极佳的三菱“零”式战斗机，更让中国的天空雪上加霜。
这样的局面，怎能不让梁林二人“看见他们的年轻朋友就要驾着这样的古董出征时，心里怀着苦涩的感情。”
大约在1940年，第七期航校毕业生毕业，准备奔赴沙场。由于本期学员在昆明均无亲属，梁思成与林徽因便成为了全体毕业生的“名誉家长”。毕业以后，这些年轻人还会偶然来梁家作客。
“谈起空战中我方的劣势和某些我们不认识的老飞行员的牺牲，他们是那样的严肃和忧愤，使人觉得，好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
“果然，不久就传来了他们的噩耗。”
噩耗频传
笔者曾经采访一位中国远征军的老兵，问及当年在昆明“跑警报”的印象，有没有中国飞机升空作战，老人摇摇头，说没有：问如何“跑警报”？表示普通人只能往最近的郊区跑，然后眼睁睁看着日本飞机来肆意轰炸。
对于年轻的中国空军，情况就像上文所指，在日本主动出击，与欧美列强“修好”之际，中国的空军力量几乎要消耗殆尽。遇到日本飞机的主动出击，许多地方采取的是“飞起来，跑！”
就是这样，牺牲仍旧不断传来。因年代久远的关系，档案资料里记载的飞行员牺牲时间与梁从诫先生的回忆并非完全符合。
“部队寄给我父亲一封阵亡通知书公函和一个小小包裹——一些日记，信件和照片等遗物。死者名叫陈桂民，是我们的飞行员朋友中第一个牺牲的，因为他在后方没有亲属，部队就把这些寄给了‘名誉家长’。”
陈桂民，广东省东莞县人，1917年5月出生，新加坡华侨。广东航空学校肄业，中央航空学校第7期毕业，任空军部队飞行员，曾与僚机共同击落敌机1架，1941年9月11日在成都执勤失事殉职。
“据我的回忆，随后牺牲的一位，名叫叶鹏飞，也是广东人。”
叶鹏飞，广东博罗人。广东航空学校肄业，并入中央航校第9期毕业，任飞行员。1939年4月26日，飞行失事殉职。
叶鹏飞的牺牲，并非简单的“飞机失事”，根据梁从诫的回忆，在叶鹏飞牺牲以前，他已经连遇两次机械故障，无奈只好弃机跳伞。叶鹏飞也因此心情非常沉重。而正是因此，当他遇到第三次机械故障时，“不善言谈”的叶鹏飞再也不肯放弃自己的飞机，与心爱的座机一起消失在了蓝天里。
“不久，小提琴家黄栋权的遗物也寄到了李庄。”
梁从诫先生之所以称他为小提琴家，因为那晚梁思成正是听到了黄栋权的琴声，才寻声而去，与这些年轻人相遇。
黄栋权，广东省新会县人，生于1917年10月14日。广东省航空学校肄业，并入中央航空学校第7期毕业，任空军第5大队第27中队少尉飞行员，1940年9月13日中日壁山之战中牺牲。
“我曾听父亲说，黄栋权牺牲得特鄹壮烈，他击落了一架敌机，在追击另一架时自己的座机被敌人击中，遗体被摔得粉碎，以致都无法收殓。”
就在黄栋权牺牲不久，中国空军面对中日两国空战实力的巨大差距，采取了提前起飞躲避空袭的做法。而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此时肆虐中国的西南重镇，无差别轰炸在中国的大地上愈演愈烈。
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在此时牺牲了。
“刚刚从航校第十期毕业的三舅林恒……仓促起飞迎战，三舅的座机刚刚离开跑道，没有拉起来就被敌人居高临下地击落在离跑道尽头只有几百米的地方。”
“出师未捷身先死”。当初已经考取清华学校的林恒，因为中日战事爆发，毅然投笔从戎。本该是段“佳话”，却遭遇意外事故，如何使人不“泪满襟”。实际上，1935年“12·9”运动，林恒还因为参加反日示威游行，与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一起遭追捕，失踪一天。从军，本该是国家危亡之际他正确的选择，可惜，他还未来得及在蓝天一酬壮志……
在梁从诫的记忆中，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们，慢慢凋落，直到林耀的牺牲。一个沉重的句号缓缓画上。
“母亲告诉我，在衡阳一带空战中，林耀失踪了，他的飞机和遗骸始终没有找到……”
林耀，1911年出生于澳门，1935年春回广州，考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七期乙班肆业。次年，随广东空军北飞，统归中央航空学校第七期继续受训，于民国1938年3月完成学业，分配在空军驱逐机部队服役。
林耀与梁家结缘最久，“牺牲最晚”。在航校毕业以后，1939年的“5·3”重庆空战，林耀曾一举击毁敌机两架。1944年春，林耀因战功升任第17中队中队长。1944年6月26日，日机实施“一号作战”，林耀率队执行歼敌任务，遭遇敌机火力击中座机尾部，返回基地时，因暴雨撞山而亡，年仅33岁。
“长歌当哭”
梁思成一家，与这些年轻的中国飞鹰，相逢于战乱之时，在异地他乡，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的父母，性格开朗，待人诚恳热情，母亲尤其健谈好客。他们很快就成了年轻人的好朋友，被视为长兄长姐。”
当梁家收到陈桂民的阵亡通知书之时，“母亲捧着它们，泣不成声。他们当时还没有想到，这种作法后来竟会成为这支部队的惯例。”
战时萧条的经济，使得本就枯燥的生活更加紧张起来。梁家的友人回忆梁思成寄出的信，什么样的纸都有，甚至还有包过食品的包装纸，纸张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因为物资严重匮乏。就在这些信中，我们发现了飞行学员们更多的故事：
这八个孩子士气很高、心地单纯，对我们的国家和这场战争抱着直接和简单的信心，他们的身体都健康得叫人羡慕。他们所受的训练就是让他们在需要时，能够不假思索使用自己的技能，并献出自己的生命。
不知怎么，他们都以一种天真的孩子气依恋着我们，我们之间产生了很深的亲情，他们来看我们，或给我们写信，好像是他们的家里人。
他们其中很多人去了前线，有的则在昆明保卫着我们的生命。
其中有一位，小提琴拉得很好（黄栋权），最近决定要结婚了。不要问我如果他出事了怎么样，他女朋友怎么样，我无法回答这类问题。
“这时，母亲肺病复发，卧床不起，她常常一遍遍地翻看这些年轻人的照片，日记，悲不自胜。”
“母亲怀着难言的悲哀，在病床上写了长诗《哭三弟恒》，这时离开三舅的牺牲已经三年，母亲所悼念的，显然并不只是他一人。”
跋
当我接到这篇稿子的题目之时，我在想，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家，与中国空军有什么交集呢？少年时代曾经读过梁从诫先生的文章，也因为时光荏苒而记忆模糊了。
于是，我重新打开陈应明、廖新华二位先生合著的《浴血长空》，翻开梁从诫先生的文章重温。再在翻阅了其他资料之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家人，与中国空军的年轻人那段深深的情谊浮出历史的迷雾，展露于我眼前。
若不是因为这些年文化界狂炒林徽因的“旧闻”做时尚解读，我想，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家人与中国空军的情谊也不会浮出水面，他们只会静静地存在于某些念旧报刊中，像中国迎来改革开放，那些老人争相在80年代开始出版回忆文章一般，蕴藉而雅致，甘愿做一颗大历史书脊中的尘埃，只待后人拾起、感动。
事实确实如此。当我看到梁从诫先生在文章的结尾如自语般地写道：
“在那民族的生死关头，他们英勇捐躯，而青史上却没能留下名字，但我深信，烈士们的忠魂也一样熔入了中华民族绵延的生命，而得以永垂不朽，”
我当真感受到了梁思成一家与中国空军的深切缘份。这在梁从诫先生的回忆中愈发真实。
铭记历史！英雄不朽！
梁家于南迁之路邂逅中国空军的小伙子们，正是知识分子南迁路途的代表故事。他们的相逢，本身是中国全民抗战的一种间接写照；而梁家与那十数位年轻的空中勇士从相识到相熟的过程，正是中国对日空战的最艰难过程——其结局自然是悲怆的。“吊英魂，歌楚些，不胜悲怆”，时隔八十多年，今人依旧能感受到当年那群年轻的中国飞鹰，一腔热血为国的激昂与年少身死的无奈。
南渡记
战起1937。当国共双方成功化解“西安危机”之后，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战前全面建设的黄金时段，表面风生水起的生产建设与背地里加速启动的国防建设，使得日本人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侵略的野心，将铁蹄踏上了中国的故都：北平。
中国古代的汉家王朝，在北方遭遇夷族入侵之时，常会累室累家地向南方迁徙。这一次中日战事爆发，北平的爱国人士，特别是大批的学者，不甘心做亡国奴——不论是在名望上的威胁，日本人早就想征集这些文化名人为他们的文化侵略做“贡献”：还是几年前东北沦陷之后，东北学生声传的“育奴教育”，都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家们不能忍受，南迁之路自日本战起北平，祸乱华北之时，便悄然上演。
“1937年7月底，为了不愿见到日本侵略军的旗子插上北平城，他们领着外婆，姐姐和我，匆匆离开了这座古城，往西南大后方撤退。”（注）
现在，高铁与飞机的速度不计，普通列车到长沙也只需要20小时左右。然而当年梁思成一家的迁徙，却整整走了将近三个月时间。在长沙，他们遭遇了日本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
“炸弹落到离我们的临时住房只有十几米的地方，全家人死里逃生，行李却埋到了瓦砾堆下。”
至十二月，梁思成一家又离开长沙，辗转欲前往昆明。即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长途奔波都多少令人感到力不从心，更何况当年无序的自主撤退：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几座“都市”，休息时有个地方打地铺已经万幸；交通工具更是如同参战的中国空军所拥有的各式武器一般，从原始畜力车到现代的汽车都派上了用场。几经颠簸，林徽因还是不幸患病：
“妈妈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几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妈妈打起了寒战，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
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焦急的梁思成突然听到一阵幽幽的提琴声。直觉告诉他，会演奏小提琴的人，应该可以“助他们一家一臂之力”。他决定一试。寻着声音找过去，双方一照面，梁思成惊讶地发现：
“自己面对的，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
古语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话多少带点戏谑与无奈，但此刻的梁思成却镇定下来简单地说了自己的情况。果然，这群热情的小伙子们马上空出一个房间，让给了疲劳的梁家人。
梁家与飞行员的友谊，在此拉开大幕。
年轻人
“原来，他们二十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
凭借梁从诫先生惊人的记忆力，我们轻松地得知这些年轻人是还在航校受训的空军学员。梁从诫先生提到的“杭州笕桥航校”，正是中央航空学校。这个航空学校的前身，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隶属于陆军军官学校的航空队。1931年7月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因其长年于杭州笕桥，故外人常称此学校为杭州笕桥航校。而据姜长英先生的记述，位于杭州的航校最为“高级”，一为其“嫡系”之因，一为其教导的多为中级与高级飞行员。
战前，国民政府出于加强国防建设的需要，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航空救国”运动，并在日本侵华的阴影中取得了其他救亡运动所没有的辉煌成绩：捐机献机上百架，募集捐款无数。这样一来，本来与普通民众十分陌生的航空知识，也因为“航空救国”运动宣传的需要，开始传播于中国民间。
这样，在笕桥航空的年轻的中国空军，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对象。的确，如同一位美国人士的“观察”：按（中国）传统，从军被人轻视，然则航空不同，它是西方的，是技术工作，是被人羡慕的。航空学校的学生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班有四分之一的人懂英语，他们几乎都有一本查尔斯·林白的自传《我们》。
抗战爆发，在训的正是第七期与第八期学生。战场形势变化，航空学校与在南京及其附近的一切中央机关、学校一般，开始撤退，先是柳州，再至昆明。1938年，中央航空学校改为空军军官学校。
梁从诫先生回忆
“一九三从年初，我们终于到达昆明。很快，我们就同晃县相遇的飞行员们又见了面。他们全都来自江浙闽粤沿海省市，家乡有的已经沦陷，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远离亲人，甚至无法通信，在这陌生的内地城市，生活十分寂寞。”
“那时，昆明的外省人还不很多，我们家就成了他们难得的朋友。”
“恰好我的三舅林恒也是抗战前夕投笔从戎的航校第十期学员，不久也来到昆明。这一层关系更密切了我们家同这批空军的友谊。”
1938年，远在昆明的学生们，刚刚经历的是南渡的艰辛，也许他们并不能完全感受到此时中国大地上持续刮起的“航空旋风”。这旋风，前接“航空救国”运动的热潮，后接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系列对日空战骄绩。
“8·14”大捷改写“日本空军不可战胜论”：“8·15”杭州附近的空战击毁日机18架；至武汉保卫战，中国空军与苏联援华志愿空军并肩作战，创造了“2·1 8”与“4·29”大捷。
后方的报纸，不分党派，热情地赞扬着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辉煌战果。1938年初来中国的卡帕，拍摄的一张西安街头的照片，一个幼童头戴飞行眼镜惹人注目：同年英商启东烟草公司的新月份牌，更抛出仕女身穿旗袍，却手戴飞行手套，持有航空标志的手袋于机场留影的广告画片：民国若有电视相亲节目，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们一定是热门对象…… “生不逢时”，中国空军的初期战绩虽然辉煌，但也耗尽了中国本就不多的战机。等到航校第七期以后的航校毕业生毕业，面临的不仅是无机可飞的尴尬局面，还是日苏“修好”、日美“暧昧”的不利局面。日军新装备了性能极佳的三菱“零”式战斗机，更让中国的天空雪上加霜。
这样的局面，怎能不让梁林二人“看见他们的年轻朋友就要驾着这样的古董出征时，心里怀着苦涩的感情。”
大约在1940年，第七期航校毕业生毕业，准备奔赴沙场。由于本期学员在昆明均无亲属，梁思成与林徽因便成为了全体毕业生的“名誉家长”。毕业以后，这些年轻人还会偶然来梁家作客。
“谈起空战中我方的劣势和某些我们不认识的老飞行员的牺牲，他们是那样的严肃和忧愤，使人觉得，好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
“果然，不久就传来了他们的噩耗。”
噩耗频传
笔者曾经采访一位中国远征军的老兵，问及当年在昆明“跑警报”的印象，有没有中国飞机升空作战，老人摇摇头，说没有：问如何“跑警报”？表示普通人只能往最近的郊区跑，然后眼睁睁看着日本飞机来肆意轰炸。
对于年轻的中国空军，情况就像上文所指，在日本主动出击，与欧美列强“修好”之际，中国的空军力量几乎要消耗殆尽。遇到日本飞机的主动出击，许多地方采取的是“飞起来，跑！”
就是这样，牺牲仍旧不断传来。因年代久远的关系，档案资料里记载的飞行员牺牲时间与梁从诫先生的回忆并非完全符合。
“部队寄给我父亲一封阵亡通知书公函和一个小小包裹——一些日记，信件和照片等遗物。死者名叫陈桂民，是我们的飞行员朋友中第一个牺牲的，因为他在后方没有亲属，部队就把这些寄给了‘名誉家长’。”
陈桂民，广东省东莞县人，1917年5月出生，新加坡华侨。广东航空学校肄业，中央航空学校第7期毕业，任空军部队飞行员，曾与僚机共同击落敌机1架，1941年9月11日在成都执勤失事殉职。
“据我的回忆，随后牺牲的一位，名叫叶鹏飞，也是广东人。”
叶鹏飞，广东博罗人。广东航空学校肄业，并入中央航校第9期毕业，任飞行员。1939年4月26日，飞行失事殉职。
叶鹏飞的牺牲，并非简单的“飞机失事”，根据梁从诫的回忆，在叶鹏飞牺牲以前，他已经连遇两次机械故障，无奈只好弃机跳伞。叶鹏飞也因此心情非常沉重。而正是因此，当他遇到第三次机械故障时，“不善言谈”的叶鹏飞再也不肯放弃自己的飞机，与心爱的座机一起消失在了蓝天里。
“不久，小提琴家黄栋权的遗物也寄到了李庄。”
梁从诫先生之所以称他为小提琴家，因为那晚梁思成正是听到了黄栋权的琴声，才寻声而去，与这些年轻人相遇。
黄栋权，广东省新会县人，生于1917年10月14日。广东省航空学校肄业，并入中央航空学校第7期毕业，任空军第5大队第27中队少尉飞行员，1940年9月13日中日壁山之战中牺牲。
“我曾听父亲说，黄栋权牺牲得特鄹壮烈，他击落了一架敌机，在追击另一架时自己的座机被敌人击中，遗体被摔得粉碎，以致都无法收殓。”
就在黄栋权牺牲不久，中国空军面对中日两国空战实力的巨大差距，采取了提前起飞躲避空袭的做法。而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此时肆虐中国的西南重镇，无差别轰炸在中国的大地上愈演愈烈。
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在此时牺牲了。
“刚刚从航校第十期毕业的三舅林恒……仓促起飞迎战，三舅的座机刚刚离开跑道，没有拉起来就被敌人居高临下地击落在离跑道尽头只有几百米的地方。”
“出师未捷身先死”。当初已经考取清华学校的林恒，因为中日战事爆发，毅然投笔从戎。本该是段“佳话”，却遭遇意外事故，如何使人不“泪满襟”。实际上，1935年“12·9”运动，林恒还因为参加反日示威游行，与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一起遭追捕，失踪一天。从军，本该是国家危亡之际他正确的选择，可惜，他还未来得及在蓝天一酬壮志……
在梁从诫的记忆中，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们，慢慢凋落，直到林耀的牺牲。一个沉重的句号缓缓画上。
“母亲告诉我，在衡阳一带空战中，林耀失踪了，他的飞机和遗骸始终没有找到……”
林耀，1911年出生于澳门，1935年春回广州，考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七期乙班肆业。次年，随广东空军北飞，统归中央航空学校第七期继续受训，于民国1938年3月完成学业，分配在空军驱逐机部队服役。
林耀与梁家结缘最久，“牺牲最晚”。在航校毕业以后，1939年的“5·3”重庆空战，林耀曾一举击毁敌机两架。1944年春，林耀因战功升任第17中队中队长。1944年6月26日，日机实施“一号作战”，林耀率队执行歼敌任务，遭遇敌机火力击中座机尾部，返回基地时，因暴雨撞山而亡，年仅33岁。
“长歌当哭”
梁思成一家，与这些年轻的中国飞鹰，相逢于战乱之时，在异地他乡，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的父母，性格开朗，待人诚恳热情，母亲尤其健谈好客。他们很快就成了年轻人的好朋友，被视为长兄长姐。”
当梁家收到陈桂民的阵亡通知书之时，“母亲捧着它们，泣不成声。他们当时还没有想到，这种作法后来竟会成为这支部队的惯例。”
战时萧条的经济，使得本就枯燥的生活更加紧张起来。梁家的友人回忆梁思成寄出的信，什么样的纸都有，甚至还有包过食品的包装纸，纸张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因为物资严重匮乏。就在这些信中，我们发现了飞行学员们更多的故事：
这八个孩子士气很高、心地单纯，对我们的国家和这场战争抱着直接和简单的信心，他们的身体都健康得叫人羡慕。他们所受的训练就是让他们在需要时，能够不假思索使用自己的技能，并献出自己的生命。
不知怎么，他们都以一种天真的孩子气依恋着我们，我们之间产生了很深的亲情，他们来看我们，或给我们写信，好像是他们的家里人。
他们其中很多人去了前线，有的则在昆明保卫着我们的生命。
其中有一位，小提琴拉得很好（黄栋权），最近决定要结婚了。不要问我如果他出事了怎么样，他女朋友怎么样，我无法回答这类问题。
“这时，母亲肺病复发，卧床不起，她常常一遍遍地翻看这些年轻人的照片，日记，悲不自胜。”
“母亲怀着难言的悲哀，在病床上写了长诗《哭三弟恒》，这时离开三舅的牺牲已经三年，母亲所悼念的，显然并不只是他一人。”
跋
当我接到这篇稿子的题目之时，我在想，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家，与中国空军有什么交集呢？少年时代曾经读过梁从诫先生的文章，也因为时光荏苒而记忆模糊了。
于是，我重新打开陈应明、廖新华二位先生合著的《浴血长空》，翻开梁从诫先生的文章重温。再在翻阅了其他资料之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家人，与中国空军的年轻人那段深深的情谊浮出历史的迷雾，展露于我眼前。
若不是因为这些年文化界狂炒林徽因的“旧闻”做时尚解读，我想，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家人与中国空军的情谊也不会浮出水面，他们只会静静地存在于某些念旧报刊中，像中国迎来改革开放，那些老人争相在80年代开始出版回忆文章一般，蕴藉而雅致，甘愿做一颗大历史书脊中的尘埃，只待后人拾起、感动。
事实确实如此。当我看到梁从诫先生在文章的结尾如自语般地写道：
“在那民族的生死关头，他们英勇捐躯，而青史上却没能留下名字，但我深信，烈士们的忠魂也一样熔入了中华民族绵延的生命，而得以永垂不朽，”
我当真感受到了梁思成一家与中国空军的深切缘份。这在梁从诫先生的回忆中愈发真实。
铭记历史！英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