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个标语口号大国，从古至今，从城市到乡村，从富庶之地到贫瘠之乡，凡是在中国的大地上，最不缺的就是标语口号。人们所处的时代似乎永远也不肯长大，标语口号如同每日三餐，想离都离不开。其内容无非是提倡、警示和攻击，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暴力，袭击着每个人的视觉和听觉。
　　每个时期的社会形态都会反映在标语口号之中，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标语口号”就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和结晶，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语文化”。建国以后，标语口号更是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从过去的为政治服务到现在为商业服务，标语文化成为了政治、文化、经济、生活的一种诉求，表达了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脉络。
　　“毛主席万万岁”、“为人民服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农业大跃进，社社放卫星”、“解放台湾”、“坚决打击无理上访”、“飞车抢劫，当场击毙”。“强奸不如去嫖娼”等等，它的内容简单、直白，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目标、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简单粗暴的表达
　　
　　目前，官方的标语是大量信息的简单化，没有解释，只有结论，在人们心中起到一种应景或是宣传、威慑的作用。标语口号大多代表官方的意识形态，不但要唤醒人群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达到某种目的，标语口号就是这种集体运动的纲领，但大多数的标语往往是应景之作，并无太大的实际效用。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知荣辱，讲文明，树新风，促和谐!”
　　很多标语口号并不能诠释以人为本的命题，而是将僵硬的意识形态、模糊的价值观强行灌输给人们。比如某学校黑板上写着“坚定信念不动摇，‘三个代表’要记牢，严守纪律最重要，自我牺牲不计较。经受磨练不怕苦，为人服务挂心上，多学理论和知识，充实头脑长才干。脚踏实地做工作，爱岗敬业重师德，与人为善修养高胸怀坦荡活到老。”这种以儿歌的形式来教育老师，并不能产生镜鉴作用，只是领导看了满意，并没有太大的指导性意义。长此以往，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一边开会讲着“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私下里却干些潜规则的事情。例如广西某市烟草局韩峰局长的日记，他总结一年来工作上取得的成绩、人生观和玩女人的体会，成为了一部新的“官场现形记”。标语口号喊得当当响，实际做事的时候并不会象标语口号这样直截了当，而是按照地下的一套规矩和模式来办事，如果按着标语口号去做事只会给自己找麻烦，并受到人们的排挤。
　　标语口号大部份是代表官方说的，也主要是给官方看的，但也未尝没有他们自己说的。比如在河南的国道上看到经典的标语“一人结扎，全家光荣!”，山东某农村计划生育口号“能引地引出来，能流地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某地估计计划生育阻力较大，有关部门便刷了条标语：“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还有一屠宰企业的标语“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我们的屠宰事业”，湖南省公然违反宪法和党章的标语“严禁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等等。这些标语归根结底就是人们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目标，达到工作目的而进行的威慑性宣传，也是官本位思想的浓缩。
　　
　　自由引导人民
　　
　　在近代，标语口号是“唤醒人民”或唤起民众”，更强调了人民的觉醒与反抗。它有着一种领导作用，向着某些目标而领导人们行动，这是由下而上的，代表了人民的呼声。比如“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等。建国以后，人民的意愿实现了。标语口号开始发生了转变，大多数标语成为了自上而下的号召，加之政府对言论的控制特别严厉，使得民间的呼声很少有机会得到释放。而在网络出现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普通人有了网络这样一个平台，言论相对自由了一些，于是标语口号多了起来，但一般都是对经典和红色宣传的恶搞与戏仿，或者是对权威的解构。很多官方宣传的内容，在网络上加以变形传播，也就不免泛滥成灾，引起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变形。逐渐网络发表言论的宽松平台被严格地限制起来网友想要在网络上发表言论首先要登记并注册，有违反规定的贴子会被版主屏蔽掉，更严重的话会被公安机安查到IP地址，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甚至拘留叛刑。
　　尤其是最近，网络上谣言四起，到处在传播“末日危机”等预言，官方不得不发出辟谣信息，警察还逮捕了几名造谣者。谣言四起代表了公众对未来的恐惧，也代表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和公众是两个利益群体，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性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是很正常的表现，政府需要在行动上让公众满意，让人民信服才能提高自身的信誉指数。西方国家的公众也是对政府极端不信任，据《环球时报》报道奥巴马发表上任以来的首个国情咨文，就在当天CNN民意研究公司进行的全国性民调显示，49％的人称他的政策会使国家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认为他使美国朝着错误方向走的也占49％。《华尔街日报》网站说，“美国人对奥巴马总统的政策是否帮助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国家经济看法不一，但大多数人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方向上”，民调显示，约55％的美国人称国家走入歧途，只有34％的人认为方向正确。《国家杂志》题为“不满的季节”的报道说，过去一年美国哪些人在政府反危机中获益，一项调查显示，40％的人认为是银行和投资公司，认为低收入者的只有8％。在“应对个人金融风险中你相信谁”的调查中，特别相信个人的占74％，特别相信华盛顿官员的只有6％。这种民意调查说明了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民众有权不相信政府。而在中国发表自己声音的人往往会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中国尚有少数服从多数的传统，如果官方把某些人归为“少数，一小撮”的时候会令人产生一种恐惧感，未来的事情难以预料。因此我们看到的只有投票选举的压倒性优势，很少看到势均力敌的情况，人们认为只有从众才是最安全的，人们脑中有种“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单独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会使自己陷于孤立，甚至会成为被打击的对象。这样势必会造成信息的极端不对称形成民意的虚假表现。
　　
　　用直觉去创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下自上的标语口号逐渐多了起来，最典型的地点往往是网络上的贴吧和博克、厕所、围墙外等等，其内容包罗万象，大多是有针对性的言论、八卦新闻或是广告。比如在医院厕所里经常会见到一些贩卖人体器官的广告，而在公共厕所里经常会见到一些黄色诗歌和小段子，在围墙上我们经常能看到“办证、发票”的痕迹。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所言，在楼里楼外的墙上会经常见到小孩子写的“王小五大王八”，“小杰是狗屎”之类的东西，这属于宣言类，还有诬陷类、诅咒类等等，例如“齐伟出门让车轧死”，“刘波变成大疯狗”。不管哪一类，都不是生活中的真事，所以后来他读到萨特的“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抗”，于是心领神会，一拍即合。等长大到不再经常受欺侮，并且可以欺侮别人的时候，创作风格才发生了转变，由标语口号改成了吟风弄月，正因如此厕所里面的诗歌和图案经常会成为人们创作的艺术作品，孔庆东不像鲁迅，胡适他们那样一概反对标语口号，他认为许多标语口号是自然的，必需的。比如他小时的那些口号虽然没有让那些人被轧死或者变成大王八，但使他们很怕他，有时还讨好他，大大改善了他的生存环境。
　　这些角落里的口号与电视、广播所宣传的标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开的阳光宣传与角落里本我的意识表达成为很多人两面性的写照，人们一边在厕所里写黄段子，一边在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念着口号，成为很有趣的现象。民问的标语口号只能停留在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角落里，反映了人们内心的躁动与狂欢。据鲁迅之子周海婴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当中讲到，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周谷成、罗稷南参加了座谈。罗稷南老先生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主席对此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时至今日，人们对于深刻的内容也无法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只有通过艺术来倾诉自己的感觉并进行批判意识的表达。
　　自古以来社会信息发布的不对称性说明了来自民间的呼声要寻找一个适合的渠道进行宣泄政府要做的是有效疏导，而不是一味的堵塞与打压。标语口号作为一种广告代表着政府的要求和民众的诉求，同时也渗入了商业时代的发展对主流价值观的颠覆与解构。财富阶层在获取财富的同时也要求政府的公平待遇和信息透明，因此，捆绑政治目标的标语口号逐渐向商业化的口号进行过渡，诸如“做女人挺好”、“一座叫春的城市”、“黑五类食品”等等，这种商业化的标语使中国的文化生态出现了多样性。一些雷人的标语口号通过商业化的包装使得人们在观念上发生转变，消解了一本正经的“新闻联播”式的说教方式使娱乐化的商业炒作、官方的政治口号、草根宣泄一同构成了当今社会的群像图。